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4年第4辑/总第1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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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特稿

学好哲学 用好哲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论述

杨春贵杨春贵,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名誉会长。

2013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习近平同志在学习中指出,“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现在,我们依然要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2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发出《关于认真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的通知》,要求全党把学习哲学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作为推进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创建的基本内容。我们应当按照中央的要求,把这项学习活动认真、扎实地开展起来,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的发展。

一 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我们党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重视并且善于从哲学高度总结经验、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重视对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这个传统是毛泽东为我们开创的。

早在1921年筹备建党的时候,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致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15页。1930年,他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一次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强调“必须作实际调查”“洗刷唯心精神”,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鉴于党内长期存在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而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思考和总结,他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并结合实际写下许多哲学笔记,指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辩证唯物论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基础”,“只学个别科学,不学基础科学(唯物辩证法)是不对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311~312、361、320页。他又说:“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参见《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343页。为了扫清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到抗大做《实践论》《矛盾论》演讲,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哲学基础。1938年9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成立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团体延安新哲学会,组织翻译哲学著作,编选哲学教材,举办哲学报告会、讨论会。1941年8月和9月,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毛泽东在给研究组各同志的一封信中提出,总结历史经验,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实际方面的材料看六大以来的文件,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要求大家读艾思奇等翻译的苏联米定等所著《新哲学大纲》和李达等翻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等所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参见毛泽东《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书信集》,第189页。1942年全党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确立起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而为党的七大确立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民主革命的命运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紧密相联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是紧密相联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成功开创了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也有遭受挫折的教训,犯了许多重大错误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左”的错误。这些错误的产生,固然有经验不足的客观原因,但也有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观原因,如误用革命战争时期抓阶级斗争的经验,在阶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犯了“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造成严重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使许多重大错误不仅没能避免,而且难以纠正,以致最终造成“文革”期间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文革”结束后又出现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历史转折关头,造成两年徘徊局面。为了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我们党把端正思想路线提到首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关于什么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进而推进了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的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新理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哲学变革推进了政治和社会变革。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第一次做了完整的表述:“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8页。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一个根本性的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正确,之所以富有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始终坚持和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集中体现在一系列的“破除”和“坚持”上,诸如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破除从概念出发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式,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倾向,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系列的“破除”和“坚持”,推动我们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地与时俱进而充满生机和活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

二 当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现在我们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当前,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的较量更趋激烈,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切实提高处理复杂问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切实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就要求我们更要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同志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不少人受过专业训练,不缺乏专门知识,但其中的很多人不懂哲学,不善于辩证思考,很需要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

(一)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坚定理想信念的需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是我们党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的伟大精神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可靠保证。习近平同志说:“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这种理想信念,不是简单的一句誓言,更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基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所做出的一种理性抉择。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基础的东西是哲学。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才有了剩余价值学说,进而才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才有了“两个必然”的历史结论。习近平同志说:“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打好哲学这个“根底”,掌握世界观这个“总开关”,才能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牢牢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在今天,我们要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推进科学发展的需要。发展是当代中国的头等大事,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一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第12页。。所谓集中体现,一是体现为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二是体现为统筹兼顾的辩证方法,即正确处理发展中一系列事关全局的各种重大关系。习近平同志说:“科学发展观是充分贯彻和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它所强调的发展,是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关系的又好又快发展,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是正确处理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的统筹发展,是正确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等各方面关系的全面发展,是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这里一连讲了“五个发展”“十二个关系”,体现了生动的发展的辩证法。不懂得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就不能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更谈不上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同志说,从事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今天,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许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加强宏观思考、战略思维,正确处理改革中各种事关全局的重大关系,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即加强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统筹设计,加强对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研判,努力做到全面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习近平同志又指出,要正确处理改革中的各种重大关系,“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以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理解和执行各项改革政策时,要讲辩证法,防止片面性。他说:“要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这些重要论述,生动地体现了辩证法的全面性。习近平同志还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十分重视抓落实。他说,“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要防止徒陈空文”,“必须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抓实、再抓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一定要把中央精神同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项目化、责任化,真正落实到实践、落实到基层、落实到群众、落实到增进人民福祉。以上这些关于加强顶层设计、处理好重大关系和认真抓落实的重要论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是这个社会的根本价值追求和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价值标准。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层面、24个字的价值观,系统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基本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凝结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习近平同志说:“我们要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作为一项根本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正确处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认知与价值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 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掌握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上下功夫

习近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有机统一的。学习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正确的方法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的重大任务。”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在掌握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上下功夫。

(一)学习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发挥主体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上,同旧唯物主义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即都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但是,旧唯物主义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了解实践在历史和认识中的作用,是直观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的任务不仅是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而且只有在改变世界中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研究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推动实践的科学发展,达到改造世界的实践目的,最终实现人类解放。

实践活动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实践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二者关系中,主体居于主导地位,客体居于基础地位;主体是能动方面,客体是受动方面。主体能动地改造、认识、评价客体,而这种能动的主体活动又是以客体的存在和状况为基础的。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主体的能动性做了经典表述。他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477页。这里实际上把主体能动性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从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确定事物“是什么”“不是什么”,即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我们称为“认识理性”。认识理性的形成是主体能动活动的结果——首先它是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其次它是主体对信息进行选择后形成的;最后它是对选择来的信息进行思维加工后形成的。第二,根据认识理性和主体的价值追求,决定主体对待客体的态度,确定主体“应当做什么”和“应当怎样做”,即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我们称为“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更加充分地表明了主体的能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第三,“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即做或行动。通过做或行动,把实践理性变为现实,达到改造世界的预期目的。以上三个方面:认识理性、实践理性、实践活动,是主体能动性三个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重要环节。

正因为主体具有能动性,所以主体状况如何,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客体和改造客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例如,政治立场是否正确、思维方式是否科学、实践经验是否丰富、知识结构是否合理等,都制约着人们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我们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道理就在于此。

主体能动性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界限在于它是否符合客体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规律。毛泽东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而一切违背客观实际的思想和行动,都是错误的能动性或者叫主观盲目性。这种能动性发挥得越充分、越彻底,在实践中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也就越严重。忽视主体能动性,在困难和问题面前无所作为,认为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是错误的;无视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主观蛮干,片面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也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尊重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正确发挥主体能动性。

(二)学习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提高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世界是物质的,这是唯物主义;世界又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这是辩证法。二者的统一,才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正确反映。正确发挥主体能动性,不仅要尊重唯物论,而且要尊重辩证法,不断提高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时说:“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又一次提到邓小平这句话。他说:“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这句话印象之深,在他的心里,这句话分量之重。

照辩证法办事,最根本的是照对立统一规律办事。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不懂得它就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展开;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论都体现着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应当学会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又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反对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总结经验、观察形势、制定政策、处理问题、看人看事,都要讲两句话,反对片面性。例如,既要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讲发展马克思主义,少了哪一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既要讲反对平均主义,又要讲反对两极分化,少了哪一句都不是社会主义;既要讲金山银山,又要讲绿水青山,少了哪一句都不是科学发展观。在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处处体现了“两点论”的辩证法: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他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观察形势问题上,他强调,既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的态势,也要看到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存在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在工作指导上,他强调,要善用“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在谈到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时候,他强调,既要讲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讲分好蛋糕,又要讲做大蛋糕;既要讲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又要讲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既要讲允许农村集体土地有序流转,又要讲长期稳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此等等。

照辩证法办事,要有发展的观点,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事物不但作为矛盾而存在,而且作为过程而存在。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人们总得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我们要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各方面创新。习近平同志说,要用发展的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时应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决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还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这一点也不容置疑。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对它的认识和把握是比较有限的,必须重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习近平同志又说,国际经济竞争乃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我们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完善创新机制,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

照辩证法办事,要有全局观点,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事物不但作为矛盾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存在,而且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系统,它包含诸多要素;作为过程,它包含诸多阶段。事物的全局,就是由诸多要素和诸多阶段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相对于全局来说,各个要素、各个阶段都是局部。战略思维就是关于实践活动的全局性思维,它的任务就是通过正确处理各种要素、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达到实践整体和长远谋划的最佳效果。所以,我们在实践活动中,必须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抓住重点又统筹兼顾,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熟悉国情又了解世界。心胸要非常开阔,眼界要非常开阔,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全面深化改革要有“统筹谋划”,“提出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各级干部要放眼全球、放眼全国,不断提高战略思维、战略把握、战略运作能力,谋发展、创业绩不仅争国内一流,而且敢于到国际上去比较、去竞争”;“每位同志都要从做好整体工作出发,找准本职工作在全局中的位置,增强工作合力,做到全党一盘棋、全国一盘棋”。

(三)学习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即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和认识的最终目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后的内容,都比较之前达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党的十四大报告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所谓精髓,就是贯穿一切的东西,它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又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是我们必须永远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路线。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要重视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说:“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复杂、艰巨事业,闭门造车不行,刻舟求剑不行,异想天开不行,必须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国情、党情、世情,了解人民的需要、经验和创造,了解实际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从中引出必要的结论,做出符合实际和人民需要的决策。“实际”十分复杂,要分清现象和本质,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分清支流和主流,抓住主流不忘支流;分清偶然和必然,透过偶然抓住必然。列宁说,要坚持“观察的客观性”,但“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脱离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实践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因而十分重要,但它没有给我们提供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符合本国实际的具体理论。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8页。列宁说,马克思的理论“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4~275页。。在中国,情况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俄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历史课题和历史命运,决定中国无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习近平同志说,“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尊重本本,但决不搞本本主义;我们尊重别人的经验,但决不照搬别人的经验;我们尊重自己的经验,但决不固执己见。对一切都要加以分析,都要根据实践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去加以检验,看其是否真有道理、有几分道理,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习近平同志说: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他特别强调,在当前全国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一些思想观念的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做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的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符合实际,必须做的就要大胆去做,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立是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它破天荒地指出,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研究社会历史必须研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并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法律、美学、宗教、哲学等观点。这样,唯心主义就从它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了。如同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历史观的这种深刻革命,为社会历史研究和社会历史活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牢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讲社会存在,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存在就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基本国情。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的国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说,我们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他强调,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既不偏离“一个中心”,也不偏废“两个基本点”,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牢牢把握“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和改革布局。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整个社会的矛盾运动。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由此出发,我们的建设和改革都必然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领域。我们的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建设;我们的改革也必然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它同“英雄史观”是根本对立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创造性地运用于领导工作,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历史观、价值观和领导工作认识论。习近平同志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执政的根本理念、发展的根本目的、改革的根本原则;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领导群众的根本方法,也是领导工作的认识论。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的一切奋斗都变得毫无意义;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就将“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我们就将一事无成。我们说,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是要求把人民当作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真正当作英雄,全心全意依靠人民;把人民真正当作老师,全心全意向人民学习。党的作风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核心和根本。十八大以来,在全党开展的以执政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反对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其实质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是历史观的问题。只有从这样的高度认识问题,我们才能真正解决作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