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时代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列宁和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继承、丰富和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促进民族平等发展、协调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的不断发展创新的科学理论体系。170多年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理论，是富有生命力和时代感的理论。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基础
一 历史前提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同在19世纪40年代，但就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而言，除了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外，还有其自身更直接和具体的背景与客观条件。
（一）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即现代民族形成
资产阶级民族（Capitalist Nation）是民族的类型之一，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或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族”。列宁、斯大林在有关著作中称之为“现代民族”或“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
13、14世纪，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社会劳动分工细化，地中海沿岸特别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首先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以不可遏制之势蔓延至西欧其他国家。17、18世纪，西欧许多国家的民族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之也产生了两个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他们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因此力求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但是，他们的要求通常不限于市场，经济要求上升为政治要求，斗争由经济范围转入政治范围。他们提出了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就此开始。资本主义民族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3世纪至18世纪这几个世纪的漫长历程，是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民族与资本主义同时兴起并形成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由于意大利拥有最为发达的资产阶级工场手工业，它最早完成了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向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渡。虽处于分裂状态，但意大利较早地产生了市民阶级的民族意识，反映了他们要求反对封建统治、改变国家四分五裂的状态、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愿望，从而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最早萌芽。恩格斯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8]1566年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在尼德兰爆发，并以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而告终。由此，荷兰民族诞生了。1640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英国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专政。18世纪上半叶，北美英属13个殖民地的来自不同民族的人民，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力量壮大的过程中，将英语发展成为共同语言，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诸条件基本具备和逐渐成熟。1775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和1787年宪法，美国实现了国家独立，确立了比较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最终完成了民族的独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将法国的封建势力彻底摧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与此同时，法兰西民族也在反对欧洲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力量的团结战斗和革命战争中确立和巩固起来。由此可见，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萌芽到壮大，新兴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完成了民族的统一，现代民族得以形成。正如斯大林所说：“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9]总之，随着资本主义萌发、壮大、蔓延，资本主义民族实现了聚合、发展、生成。
现代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尽管形成有先有后，力量有强有弱，然而它们的形成、存在和发展却是客观事实。“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诞生的19世纪40年代，一些资本主义民族如荷、英、美、法等民族已建起了民族国家，完成了民族的独立，但还在继续努力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如法兰西民族）；另一些资本主义民族如意、德两民族，正在为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而酝酿资产阶级革命。而东欧的一些民族如罗马尼亚、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等则正在为反对异族压迫、要求实现民族独立而斗争。”[10]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打破了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状态的局限性，与前资产阶级民族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民族在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等民族特征的表现方面更加突出和明朗。资产阶级民族与前资本主义民族相比具有更典型的民族特征和特性。这些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特征、民族形成、民族发展和消亡的一般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为历史唯物主义民族观的创立提供了客观依据和现实可能性。
（二）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确立，民族独立运动兴起
16至17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是西欧各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起点。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是对本国农民土地的剥夺和对殖民地的血腥掠夺，特别是后者。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11]
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是西欧国家向美洲、非洲和亚洲地区进行的领土扩张和殖民掠夺。新兴的资产阶级远渡重洋，开始进行血腥的殖民掠夺。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走上海外殖民掠夺道路，荷兰、法国和英国紧随其后。西欧国家的海外殖民掠夺，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6世纪30～40年代，葡萄牙、西班牙已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以中南美洲作为扩张和掠夺的重点。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已经控制了除巴西和圭亚那之外的整个中南美洲。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主要采取的手段有四个。第一，直接抢劫金银和其他贵重物品。墨西哥、秘鲁、智利、玻利维亚等地的金银被大量运往葡萄牙和西班牙。到16世纪末叶，西班牙已拥有当时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3%。16～19世纪，西班牙从美洲总共获得了约250万公斤黄金和1亿公斤白银。1493～1600年间，西班牙仅从非洲就掠取了黄金276吨。第二，进行强制性贸易。在非洲用廉价的小商品骗取黑人的象牙、宝石和珍珠，从印度廉价收购珠宝、鸦片、米、糖和丝、棉织品，将东南亚的香料运往欧洲以高价出售。第三，贩运黑奴。早在1442年，葡萄牙殖民者就开始贩运黑人为奴隶，他们从奴隶贸易中获取到高额的利润。第四，奴役当地劳动者，掠夺他们生产的农矿产品。殖民者强迫印第安人从事苦役劳动，开采金银矿藏；强占大片土地，建立大型的种植园和畜牧场，驱使印第安人作为奴隶劳动。沉重的奴隶劳动使得大批印第安人不堪折磨而死去。海外掠夺使得葡萄牙和西班牙攫取到巨额财富，殖民势力盛极一时。
荷兰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又一个西欧殖民强国。荷兰拥有发达的造船工业和强大的海上力量，虽然仅有150万人口却有当时世界最大的商船队，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它对海外的殖民扩张和掠夺，虽然起步较晚，但很快就超过了西班牙和葡萄牙。18世纪，英国取代荷兰成为在较长的时期内称霸于世界的最强大的殖民帝国。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建立了许多殖民地专业公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它对茶叶、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及贸易拥有垄断权，成为英国财富取之不尽的源泉。到1800年，英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达113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本国领土的46倍。
“截至19世纪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列、法兰西、德意志、比利时，还有俄罗斯等资本主义民族（当然是民族的统治者）所侵占殖民地的面积已分别为各自本土的27.2、0.6、49.3、125、15.2、7.5、78.5、3.2倍。”[12]世界大多数“弱小”民族被少数“强大”民族剥削、压迫的格局初步形成。殖民掠夺为西欧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西欧各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造成殖民地经济的贫困落后和畸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原始积累“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3]，“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4]。
世界近现代史既是西欧殖民掠夺史，也是反殖民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反抗史。近代亚非拉人民经历了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反殖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程。其间，各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高潮迭起，数目繁多。
从17世纪中叶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反殖民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反抗斗争中规模较大、影响较为深远的有爱尔兰民族反英起义，1659年南非霍屯督人反荷斗争，1662年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斗争，1683 ～1719年印度尼西亚苏拉巴蒂反荷起义，1775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1790 ～1803年法属殖民地海地革命，1810～1826年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革命战争，1789～1824年葡属巴西争取独立解放的起义斗争， 1830～1831年波兰人民反抗俄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等等。[15]
万恶的殖民主义经过了三个世纪的历程，足迹踏遍全世界。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最早的足迹在美洲和非洲，殖民地人民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便最早在美洲和非洲孕育、成熟和开展。18世纪70～80年代之后，殖民主义者将亚洲作为掠夺重点。至19世纪中叶，中国、印度等亚洲各国不断开始反抗，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不可遏制地兴起和进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史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殖民斗争的反抗史，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客观条件。
（三）科学技术发展与工业革命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
在西方，从16世纪到18世纪初期，科学技术得到了巨大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开始从中世纪神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奠定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也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提供了知识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使提高劳动生产力成为它的内在需要。正是在这一内在需求的推动下，工业革命在人类已有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取得较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并完成。先是英国，然后法国、美国和德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机器大工业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新时期的起点。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变革，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深刻影响。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的危机，它反映了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的激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标志，据此，他们宣布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科学技术发展与工业革命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为马克思、恩格斯论证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揭示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提供了历史依据。
（四）无产阶级觉醒，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和开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了绝对统治地位，使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新的阶级关系得以确立，先前那种封建制度下的“多级阶梯”的“各个不同等级”已不复存在。“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6]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却一无所有。因此，工人阶级被迫起来反抗。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的工人阶级掀起了几次彪炳史册的革命高潮。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1年英国宪章运动和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是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是现代工人运动史开端的标志。有着共同利益的各国无产阶级，不分民族、地区、行业进行相互支持、团结和联合，带有明显的国际主义色彩。“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本来就具有国际性质。因为工业和交通运输系统超越了一切国界；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冲破了国界的限制。资本主义向各个不同国家的传播和世界市场的发展无可避免地在工人中间产生了国际主义的情感。当他们开始摆脱资产阶级的观念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前途的时候情况尤其是这样。”[17]“十九世纪的早期，年轻的无产阶级已经觉察到强烈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团结。工人们在反对贪得无厌的资本家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有必要相互了解和相互支援，这些资本家虽然在一个国家的利益方面有尖锐的矛盾，可是他们在反对工人阶级的要求上都表现出一种国际团结。更具体些说，工人们必须和国际破坏罢工活动进行斗争，并且他们还认识到反对战争的需要天天在增长。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愈深，他们就更是国际主义者了。”[18]英国宪章派在斗争中，明确支持和声援爱尔兰与英国分离，这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方面首次表现出的国际主义的政治立场。
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展开和深入，各国工人革命组织和国际联合相继出现，并在斗争中成长、壮大。例如在法国，19世纪三四十年代成立了许多革命团体，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它创建于1837年，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作“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在英国， 1840年成立了“宪章派全国协会”，即宪章党，是近代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1836年流亡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革命者成立了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由于遭受打击迫害，该组织活动地点被迫迁移到伦敦，后改建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运动的出现，是无产阶级打破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界限进行团结斗争的需要，同时也为这种需要提供了可能。
无产阶级觉醒，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和开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将民族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等重要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
二 理论渊源
同任何新的理论体系一样，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立也必须从已有的思想和理论出发，在对前人已有理论成果的批判和继承中产生和发展。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明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尤其是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一）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1.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继承
德国古典哲学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哲学。康德为创始人，黑格尔为集大成者，费尔巴哈为最后的代表人物。德国古典哲学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最主要的成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肯定和汲取了其哲学体系中的辩证法；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借鉴了其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并且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观中驱赶了出来，开辟了哲学史上的新纪元。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它廓清了笼罩在包括民族在内的社会历史现象上的唯心主义迷雾，第一次把民族等社会历史现象的形成、变化和发展的真实面目呈现给世人。
从唯物史观出发，在《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过程，揭示了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了民族问题的根源和实质，揭示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指明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民族产生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经济基础对民族关系的决定性影响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论证了“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这一民族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规律，阐明了古代民族的形成过程，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民族观。德国古典哲学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来源之一。
2.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扬弃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30年代初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19]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贡献。然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具有明显的缺陷，他们并未发现体现在商品中劳动的二重性，因此也不可能看到隐藏在商品关系背后人与人的关系，认为资本家和工人是商品价值的共同创造者，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透彻的分析，批判地继承了其中的科学因素，对其中庸俗的因素做了深刻和彻底的批判，揭示了隐藏在商品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还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的分析，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弄清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科学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他们指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是民族压迫和剥削，是对殖民地的血腥掠夺和剥削。“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0]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民族压迫的根源乃是阶级压迫。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两大基石之一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为揭示民族产生、发展的规律，阐明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和消灭民族压迫的途径等民族理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3.对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继承和科学改造
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尚未成熟时期产生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又被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深刻揭露和鞭挞了资本主义的劣迹和罪恶，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做出了许多天才的设想。这些思想对启发和提高工人觉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不了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把希望寄于统治者发“善心”上，认识不到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阶级基础，不懂得阶级斗争，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无产阶级最初的、还不明确的愿望，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和无法实现的空想。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许多民族问题均有涉及，如关于民族起源、民族平等、如何处理国际民族关系等。摩莱里认为任何民族不管人数多少和地域多大，都起源于家庭或家庭联合；民族起源是和经济有联系的，造成民族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巴贝夫力图建立一个“平等共和国”，要使“各民族的各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绝对的平等”，并认为在这里“不应再有主人和吃人的人，不应再有暴君和妄自尊大的人，不应再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巴贝夫的民族平等观不仅要求消灭阶级特权，而且要求消灭民族特权。圣西门表达了对如何处理国际民族关系问题的见解，提出英、法、德民族的联合是欧洲繁荣与和平的唯一保障。德萨米提出以公社为基础单位，首先由各公社联合成为公社体系，形成“民族共同体”的第一管理中心，然后再形成“全人类共同体”的第二管理中心的思想。[21]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民族理论创立以前，许多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就民族问题曾提出过许多积极的、进步的见解，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立提供了思想来源。
（二）对于以往旧的民族理论、种族理论的批判和超越
1.对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探索与局限的批判和超越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指资产阶级的民族观点以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与原则，是资产阶级最基本的民族政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民族优劣的观点，即将民族划分为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等。第二，民族至上的理论，即用民族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第三，民族投降的原则，即出卖本民族的利益。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民族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有一定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政权巩固后，资产阶级加紧压迫和奴役本民族人民和其他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和本民族的反抗时，资产阶级出卖民族利益，保存其阶级利益；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产阶级利用民族主义，对内实行压迫，对外实行侵略。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问世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民族观方面占统治地位。如黑格尔，他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在他看来，东方各民族是文化不能得到发展的民族，而德意志民族则是西方所有民族的领袖。他否认斯拉夫人有被认为是“历史民族”的权利，认为只有德意志民族才是现时代的“历史的”民族、“高等的民族”。他认为地球上各洲的划分是符合种族的区分和这些种族的不同的“心理性格”的。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哲学的”民族，分别是希腊人和德国人：在过去是希腊人，在现在是德国人。同时，黑格尔对民族侵略战争进行辩护：“战争可以防止各民族人民陷于腐败，腐败无疑是长期和平，尤其是永久和平的结果。”这无疑是在理论上为资产阶级的种族统治、民族压迫和民族侵略战争制造根据。[22]持经济民族主义观点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民族是人类的基本单位，不是阶级而是民族通过经历各种不同的阶段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试图为德国资产阶级找到一条超越阶级的通向现代化的民族道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表达自己利益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因为资产阶级试图利用民族主义将自己扮演成整个民族甚至整个民族国家的代言人，所以民族主义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也是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统治地位和赖以掩盖自己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和剥削的意识形态工具。”[23]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目的出发，对民族主义做了学理上的深入研究和批判，并系统梳理了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全面研究了民族主义的阶级属性，深入剖析了其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负面影响。1842年2月马克思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深刻批判了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在民族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立场和观点，第一次将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进行论述，把民族问题的解决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1844年8月，为了对旧哲学进行彻底批判，对鲍威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民族理论进行彻底清算和全面回击，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民族平等思想，提出了其他一系列唯物主义民族观。1845年3月，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对经济民族主义代表人物李斯特所代表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1845～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全面批判，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许多民族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论述。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正式诞生。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做尖锐斗争的过程，是对资产阶级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探索与局限的批判和超越。
2.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批判和揭露
“泛斯拉夫主义”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政论家的著作中，当时是奥地利帝国境内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思潮之一，之后为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用来抵御异族压迫。19世纪中叶，泛斯拉夫主义成为沙皇俄国宣传的一种斯拉夫人至上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理论。沙皇俄国统治者宣扬斯拉夫各族在血缘、信仰、历史、文化、语言和风俗等方面具有近似性和同一性，宣扬和鼓吹沙俄是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保护者”，由沙俄统一斯拉夫各族，建立一个以斯拉夫语为共同语言，以沙俄为主体的横跨欧亚非的斯拉夫帝国，以此对抗奥地利、土耳其等民族的侵略，用泛斯拉夫主义来抵制泛日耳曼主义。自近代以来，这一思潮对欧洲各国的斯拉夫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沙皇俄国服务的思想理论工具。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并批判了沙俄泛斯拉夫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认为它是沙俄占领东欧、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工具和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工具。对于沙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揭露：“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得堡内阁的发明，它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西面和南面推进。”[24]“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25]在1848年革命中，当革命运动取得一定胜利并蓬勃发展的时候，奥地利统治下的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自由资产阶级却公开打出了“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帜，背叛了革命，从而使民族运动的性质发生改变。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反动的民族运动，并对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民族运动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中，恩格斯愤怒地批判了泛斯拉夫主义者：当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却去亲吻那些把他们抽打得遍体鳞伤的鞭子，他们却热烈地向他们的兄弟在它下面被处死刑、他们的妻子在它下面遭到凌辱的那面旗帜宣誓。他们为了他们的可怜的‘民族独立’的前途，竟把民主和革命出卖给奥地利君主国”。[26]恩格斯认为：“那些几百年来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被历史拖着走的小民族，必然要成为反革命的民族，而且它们在1848年革命中所采取的全部立场的确都是反革命的立场。”[27]恩格斯阐明了民族问题的原则是革命高于民族特性，革命的民族必须反对反革命的民族，否则革命力量就会被粉碎。对泛斯拉夫主义反动性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对种族主义理论的批判
种族主义持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认为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它宣称人类的不同种族在本质上有优劣之分，主张“优等”种族应统治和奴役“劣等”种族。种族主义由来已久，伴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出现，种族主义成为侵略、掠夺、压迫弱小民族和殖民地人民的理论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对种族主义理论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法国社会学家戈宾诺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书中，将种族理解为历史和文明的关键因素，将人类种族分成不同等级，认为世界的主要人种有三个：白种、黄种和黑种。雅利安人是“高级”人种，在他看来，所有的文明均起源于白种人，而被压迫民族是“低级”人种，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是传播文明。马克思在《致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1870年3月5日）的信中，集中地批判和揭露了戈宾诺“种族优越”论的反动本质：“他写这本书首先是要证明，‘白种人’仿佛是其余人的上帝，而‘白种人’中的‘高贵’家庭则自然是这些上帝的选民中的精华之精华。”“对这样的人来说，认为自己有权鄙视别人始终是他们得到满足的源泉。”[28]马克思对这种以种族主义原则为基础，以侵略、掠夺、压迫弱小民族和殖民地人民为手段而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进行了揭露。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29]，而“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30]。
（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19世纪60年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等包括民族理论在内的机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战和批判。
在第一国际成立初期，法国蒲鲁东主义者鼓吹披着“国际主义”外衣的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是无政府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延伸。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和主张在于：对于民族的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进行否定和漠视，对于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无视和忽略，主张民族吞并，即鼓励大民族吞并小民族，否定民族解放运动，否认民族自决权。第一国际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及其信徒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主要代表。他们认为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是“陈腐的偏见”和“无稽之谈”。小民族分离是乌托邦，根本不能实现。在实际的工人运动中，他们反对把声援波兰人民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斗争列为工人阶级的战斗任务。对于民族虚无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从理论上进行过尖锐的揭露和坚决的反击，并表达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马克思指出，民族虚无主义与法国沙文主义有“血统”关系（即沙文主义的变种），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实质上提倡由“模范的”强大民族来吞并各个弱小民族，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沙文主义，客观上充当了沙俄的帮凶。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将民族虚无主义作为理论武器，大肆宣扬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落后性，掩盖大民族对小民族压迫的本质，是以为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其他民族辩护为目的的。
通过对这些机会主义者的民族理论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划清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反动的民族虚无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等的界限，揭露了机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反动立场和反动本质，捍卫、重申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对第一国际期间工人阶级对待波兰、爱尔兰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的相互支持和联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四）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最新成果的合理吸收和借鉴
19世纪上半叶，西方人类学方兴未艾。受当时古代原始社会研究成就，尤其是形成于19世纪中叶的人类学、社会学最新研究成就的深刻影响，同时出于论述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序列的需要，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对原始社会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读了许多有关原始社会形态的著作，并做了大量摘引、批注和阅读笔记。马克思晚年为研究古代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而做的一系列读书笔记被称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主要有《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1879～1880）、《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0～1881）、《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1881）、《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伦敦版）一书摘要》（1881）、《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1882）、《J.W.B.莫尼的〈爪哇〉一书的摘要》等，《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是其人类学笔记的代表作。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马克思对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所做的摘要和批语，在承续了马克思未竟的事业的基础上，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他根据摩尔根对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研究，补充他本人对古代罗马、希腊和日耳曼人社会的研究材料，分析研究了私有制、阶级的形成和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考察了原始民族氏族制度的特征及原始民族、古代民族形成的过程。此外，恩格斯晚年还曾对俄国著名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进行了关注和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研读了在他们生活的时期出现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著作，批判地继承了这些研究成果，检验、修正并且完善和丰富了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合理吸收和借鉴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得到了充实。
第二节 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将民族问题与探究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理论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和研究，将民族问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进行思考，为人类社会指明了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方向，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根据有关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360多篇200多万字是有关民族和民族问题方面的研究和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著述主要有《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波兰》、《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党宣言》、《论波兰问题》、《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自然辩证法》、《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一般规律的理论
（一）揭示了民族的特征、民族形成和民族消亡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资产阶级学者对民族的含义和基本要素做过不少探索，但是他们的定义不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著作中多次提到共同语言、地域、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共同感情、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工业条件等“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的特征和特点，他们对民族的主要特征有过许多论述，强调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是民族形成的两个必要条件。“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31]“共同的世系愈来愈不认为是实际的血统亲属关系；关于这一方面的记忆愈来愈淡薄了，余下来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方言。”[32]此外，恩格斯还注意到不同民族的性格特征，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或民族性格。这些对民族理论特征和特点的理论观点为民族形成、民族发展、民族消亡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的水平对民族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关于古代社会民族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是原始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33]，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人类历史上民族最初形成的基本规律。关于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民族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Nation alit äten〕。”[34]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民族也就形成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示了民族消亡的途径和过程。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但是，民族消亡将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发展到社会三大差别消失的时候，在民族融合因素不断发展和积累的前提下，在阶级消亡、国家消亡后，民族也会实现融合并最终走向消亡。
（二）阐明了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实质，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民族绝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它作为特定的社会存在形式具有社会属性，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一定的阶级、阶层构成。民族及民族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和阶级与国家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关。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是与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阐明“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35]这一精辟论述，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阐明了阶级剥削和压迫与民族剥削和压迫之间的关系，指出了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和阶级实质。
（三）论证了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的关系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对现存的所有制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能做到这一点”。[36]实现解决民族问题的必由之路，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民族和民族问题方面为人类社会指出的根本方向和出路。
二 关于民族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也将注意力扩大到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和策略。
（一）揭示了民族解放运动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指出近代以来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和阶级根源在于西方的殖民主义统治和与之相关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他们对英、法、俄等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侵略和剥削中国、印度、伊朗等亚洲落后民族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控诉。“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37]“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38]马克思、恩格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民族问题。在他们看来，近代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剥削是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直接相关的，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剥削是阶级压迫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由此得出结论，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阶级和社会根源是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及剥削，消灭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的途径在于反抗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二）强调一个民族的自由程度，要由它给予毗邻民族自由的多少而定
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在科学总结被压迫民族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他们阐明了如下观点。其一，一个民族如果压迫其他的民族，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自身就会失去自由。马克思在1847年的《论波兰》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39]“当德国人在抛弃自己身上的羁绊的时候，也应当改变一下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话，我们的年轻的、几乎是刚刚预感到的自由就会被束缚在我们用来束缚别国民族的锁链上。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40]“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41]其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要把自由给毗邻民族。对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告诫他们，对波兰人民的斗争进行援助不仅是各国无产阶级的义务，也是他们为自身解放所做出的努力。“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42]其三，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紧密相连、休戚相关。如果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去奴役其他民族，无形中就会使本国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对本国的统治得到强化，从而难以获得解放。
（三）提出要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民族运动
1848年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从欧洲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和各种民族运动的现实情况出发，按照各民族在欧洲革命总态势中的表现，提出了将民族分为“革命民族”和“反革命民族”的划分方法，并对不同性质的民族运动进行严格区分；还提出了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总的策略思想。他们把对待沙俄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民族”和“反革命民族”的标志，将波兰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削弱俄国沙皇制度的民族解放运动视为欧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在泛斯拉夫主义旗号下可能被沙皇政府等反动势力所利用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运动视为反革命的民族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坚决支持革命的民族运动，坚决反对和谴责反动的民族运动。
（四）提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最好的同盟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在1848年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探究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与1848年欧洲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明确提出了被压迫民族是欧洲革命最好的同盟军的思想，第一次将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即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斗争，消除一切产生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社会基础，迈向社会主义。
三 关于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的理论
（一）提出无产阶级民族平等的原则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恩格斯解决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43]他们认为，第一，不同民族只有社会发展阶段或水平的差异，而绝对没有先天优劣和贵贱的差别。各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都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和世界文化宝库的丰富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同时也都有向其他民族学习的必要，每个民族之间都是平等的。第二，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繁荣的前提和条件。第三，要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剥削、民族歧视以及民族特权予以坚决反对，才能真正保证和实现各民族平等。
（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民族政治思想重要内容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其主旨精神是加强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国际援助。“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两个论断是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19世纪下半叶，针对有些国家存在的民族沙文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立场出发，要求无产阶级将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结合起来，克服民族狭隘性，把本民族的利益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44]“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45]这些论断一方面表明无产阶级对待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也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刻揭示。
（三）阐明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单一的民族共和国、联邦制、地方自治进行了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方式，他们提出了三种政治形式，即民族自决、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并指出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现实条件和实际情况来选择和确定具体采取何种政治方式，同时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多民族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国家结构形式的安排上，原则上马克思主张建立单一制的民主共和国，但可以有特例，允许在特殊条件下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而采取联邦制；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形式上则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传承和发展
一 发展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
列宁和斯大林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和苏联建立及建设过程中，结合苏联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了继承、丰富和发展，创立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方面的新发展和新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民族的概念、形成、特征、实质、发展等问题的理论
列宁、斯大林在考察、分析和研究西欧及俄国民族情况的过程中，提出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列宁结合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过程指出，民族特征应当包括语言、地域、主要的经济特征、历史性质。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首次完整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概念下了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46]斯大林为民族所下的定义，从总体上说基本上适用于对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形态和现代民族形态的界定，至今仍然是科学的。
另外，关于民族的形成、特征、实质、发展等问题列宁也有重要论述。列宁认为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和消亡的历史条件和过程；提出民族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47]在民族融合与民族消亡方面，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要使各民族融合。”[48]斯大林也指出：“列宁不是把民族消亡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而是仅仅归入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的时期，就是说，归入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即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奠定的时期。”[49]关于民族特征，列宁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明确提出了语言、心理、生活条件、地域等民族特征。列宁用“弱小和经济十分不发达的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落后民族”等来称呼资本主义民族以外的众多民族。他指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平衡，而客观现实又告诉我们，除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族之外，还有许多弱小和经济不发达的民族。”[50]针对民族问题的根源，列宁认为有两个基本的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而社会因素是私有制社会里产生民族问题的主要根源。
（二）关于俄国革命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的理论
1.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民族纲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上，在科学分析世界民族问题新发展和处理俄国民族问题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了系统、充分的阐述。列宁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民族问题有两种趋向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51]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民族发展的规律，第一个趋向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转变。以此为基础，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民族纲领：“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溶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52]
2.提出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联合的原则
列宁认为，是否坚持民族平等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甚至真假民族主义者的标准。列宁的平等理论包括三方面。第一，各民族一律平等。列宁提出各民族不分大小、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一律平等。他认为：“任何民族都不应该有任何特权，各民族完全平等，一切民族的工人应该团结和打成一片。”[53]同时，他认为：“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于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54]不仅要实现各民族形式上的平等，而且要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第二，各民族的语言一律平等。列宁指出：“决不容许任何民族、任何语言享有任何特权。”[55]第三，要用法律来保证民族平等，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和小民族的分立主义倾向等民族主义理论等。
3.科学阐释了“民族自决权”理论
“民族自决权”是列宁为解决俄国民族问题而提出的革命口号和革命原则。列宁把民族自决权视为一种民主权利。“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56]然而，承认民族自决权不等于主张民族分裂、国家分离。“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57]同时，民族自决权的使用不能离开历史时代条件和各国的具体特点。“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58]民族自决“必须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时代联系起来”[59]。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处理俄国民族问题的原则与策略的理论
1.采取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呢？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建立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单一制国家。列宁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思想，经历了从十月革命前拥护民主集中制反对联邦制，到十月革命后赞成、接受和实践联邦制的转变过程。列宁在原则上反对联邦制，但并未否认特殊情况下实行联邦制的可能性。依据十月革命后的客观现实，列宁提出联邦制是一种向集中制共和国过渡的一种形式。他认为“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60]。联邦制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途径。列宁指出联邦制是解决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消除不同民族之间分离状态的方式。在联邦制国家内，各共和国是平等的，不应存在民族压迫现象。列宁接受联邦制是由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背景和苏联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及独特性所决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苏联对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也进行了探索，斯大林在探索中将民族区域自治提升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61]
2.强调达到民族间事实上平等的理论
在谈及无产阶级政权解决民族问题的任务时，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在夺得国家政权后，要帮助以前受压迫民族的劳动者达到事实上的平等。列宁在1919年起草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提出：“在民族问题上，夺取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决不是像资产阶级民主制那样，从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这是不能实现的），而是坚定不移地真正使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推翻资产阶级和革命斗争中接近和融合起来……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文学，以便消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62]随后，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决议进一步将“消灭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作为俄共的一项迫切任务向全党提出。在如何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上，列宁主张除了要在财政上、技术上和人力上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无私的援助，推进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事业外，还必须使大民族对少数民族做某些让步，以让步的方式来抵偿他们过去在历史上给少数民族带来的伤害。列宁关于达到民族间事实上平等的思想，真正贯彻、实施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斯大林进一步阐发了列宁的思想，在说明了民族事实上平等之含义的基础上，强调民族间事实上平等的实现需要外部的帮助。
3.加强各民族共和国的联合，建立自愿、紧密联盟的思想
在正确处理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方面，列宁提出了加强各民族共和国的联合，建立自愿、紧密联盟的思想。他指出了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紧密联盟的必要性；论述了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紧密联盟的原则，即平等、自愿，是尊重各共和国主权的联盟；要求各民族共和国在建立联盟的过程中，要消除各式各样的民族偏见，结成不同民族工农的真正巩固的联盟；强调必须尊重和保障每个民族共和国的主权，切忌过分集中，这是各民族实现平等、联合和团结的必要条件。该思想是列宁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4.强调帮助民族地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采取更加缓慢、小心和让步的策略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就开始运用对先前被压迫民族更加缓和、谨慎、小心和让步的策略指导俄国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列宁进一步提出指导各民族共和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策略：在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方面，必须采取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的方式帮助他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对于这些地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在政策上要采取更加缓和、更加谨慎、更加让步的方式。
（四）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
1.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普遍化
民族殖民地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并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而走向激化。列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范围大为扩大，已由局部问题变为整体性问题，由地区问题变为世界性问题，从欧洲许多小民族受奴役受压迫的问题发展为包括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问题。民族已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额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63]这是对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关系的本质概括。在帝国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已扩大为民族殖民地问题。
2.提出了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与任务
列宁指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从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作用看，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一般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一个强大力量，在世界革命中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壮大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军。在此基础上，列宁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对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3.阐明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
列宁将民族殖民地问题与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提出帝国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提出民族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同盟军思想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著名口号，号召面对共同的敌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社会革命只能在各先进国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已经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的时代中进行。”[64]同时，列宁指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民族和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二 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一）毛泽东民族理论
毛泽东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结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内容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民族和民族问题论
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有关论述，通过对世界和中国民族问题的考察研究，毛泽东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第一，在对中国国内民族的认识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阐明了中国自古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理论，科学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含义，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说：“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65]第二，在种族问题、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上，毛泽东较多地论述了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66]“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67]第三，在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方面，毛泽东根据经典民族理论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的理论，深刻阐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国内的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毛泽东提出，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不能孤立地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68]，“……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69]。
2.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论
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民族平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毛泽东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毛泽东指出：“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70]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平等被作为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性指导原则，“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71]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72]民族平等是全方位的，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平等。毛泽东十分重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赞成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还制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政策。这些是民族平等总政策的展开和延伸。可以说，毛泽东的民族平等思想是无产阶级彻底的民族平等思想。
毛泽东高度重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73]毛泽东的民族团结理论有两个层面：一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二是世界各民族的大团结。他提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并把这两种民族主义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另外，他还阐明了党是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74]。毛泽东的民族团结理论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高度的认同感，历史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民族团结论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民族区域自治论
在领导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和重要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以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制度选择上，毛泽东否定了中国历史上的那套做法，认为“怀柔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的”[75]，也否定了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模式，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并阐述了其历史必然性。民族区域自治，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到中国民族实际过程中的史无前例的创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无疑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4.少数民族发展论
毛泽东强调：“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76]“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包含稳步的和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内），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77]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始终把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为指导思想，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必须慎重、稳重地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意少数民族的特点和特殊性；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民族工作的原则和方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1.邓小平民族理论
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前后，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其早期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再次飞跃。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和毛泽东民族理论为理论基础，邓小平对当今时代主题做出科学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并以和平与发展的视角考察和解决民族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邓小平民族理论的诸多相关具体理论都围绕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展开，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方面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等思想均是与这个时代主题直接相关的。
第二，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否定了民族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论调。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立足点和着眼点。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78]，要“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79]。邓小平果断地抛弃了在“左倾”错误影响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否定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所坚持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的民族问题指导思想，指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革基本完成以后，由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所决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逐步消除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事实上的平等。邓小平民族理论在关于民族问题实质上的清醒认识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性质的准确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大突破。
第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好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政治基础；坚持以改革开放作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民族理论将发展问题作为解决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核心，将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围绕发展，他提出了一整套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回答了如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等重大理论问题。邓小平提出发展生产力的标准，首次把生产力标准引入民族工作，把民族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作为判断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得失的客观标准。民族地区一切方针、政策的制定，都要围绕民族地区发展这个中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邓小平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这一思想，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四项基本原则辩证地统一起来，提出坚持改革开放振兴民族地区，振兴中华民族的思想。
第四，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就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设十分重视，认为“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80]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81]。“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求在实质上、实际上，而不是在形式上、表面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即应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相关法制建设，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充分享有和行使法定的自治权，使民族区域自治更加制度化和法律化。“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法律层面的确立，是邓小平民族理论在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和突破。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下的民族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在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两极格局被打破，全球化趋势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并行不悖，西方国家以民族和宗教问题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的主要工具，民族问题日益凸显为后冷战时代的热点问题。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完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以此为背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系统地对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理论阐发，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下的民族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下的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又一成果，其理论体系内容丰富而深刻。其一，强调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等论断。这既丰富了民族问题的内涵，又契合民族问题日益复杂化的时代背景。其二，提出解决民族问题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三股势力”。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国际视野考量民族问题的又一新成果。其三，将“两个离不开”思想扩展为“三个离不开”思想。“三个离不开”思想强调各个民族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它强调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于维护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理论。其四，提出并贯彻实施了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发展战略：沿边开放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些具体发展战略都对发展民族地区，解决民族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这一时期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涵盖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民族工作、民族区域自治以及民族发展等诸多方面内容，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实践性、完整性的特点。
3.科学发展观下的民族理论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民族问题的特点，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理论成果进行了继承、发展和创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求真务实地向前继续推进，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民族理论。其一，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关键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其二，提出了民族定义“六要素”理论。对“民族”定义进行的新的概括和归纳，是继斯大林“民族”定义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新提法和新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创新。其三，提出了“双和”理念，即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双和”理念是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理论新成果。它是中国共产党思索和研究世界层次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新成就。其四，提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以精辟的八个字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定位，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党的民族理论的新发展。其五，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即“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两个共同”的主题，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工作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任务和目标的归纳，体现对新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
科学发展观下的民族理论集中反映在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等文件中。《决定》将新时期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原则概括为12个方面，这12个方面的理论与政策是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充分体现了21世纪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我国民族问题上与时俱进的品质。
一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时代特色的历史。我们的时代仍然处于动态发展中，在新世纪、新阶段，许多国家正面临着民族问题的重大挑战，民族理论依然存在滞后性，仍有发展的空间。因此，要想真正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精神，作为解释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现实中依然有着时代化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