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和平与发展”主题论是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主题论，不是对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
首先，“和平与发展”的内容丰富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合乎规律的发展。“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彻底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使世界多极化的格局明晰起来，为认识多极世界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晚年的国际战略思想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如果没有毛泽东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引导中国对外战略方针的转变，我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将会大大推迟。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对外开放环境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毛泽东晚年所提出的国际战略思想和所获得的国际性成就的基础上奠定的。
应该看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客观上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局势所发生的变化，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的前奏。邓小平根据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发展特点，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发展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集中反映在东西南北关系上。其中，第一世界中的美苏对立关系，成为东西方关系的核心，他们在世界范围内争夺世界霸权，对世界和平构成极大的威胁；而第三世界与第一、第二世界之间的联系与矛盾构成了南北关系，而且南北差距的不断拉大使这一矛盾非常突出。因此，“三个世界”之间，特别是第一世界美苏之间的矛盾以及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逐步发展并集中表现为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
应该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大阵营”论，因为他看到了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力量，而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主题论又超越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因为毛泽东的“三个世界”仅仅相当于一个“东西关系”，是团结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是“和平问题”，而邓小平的国际战略视野中明显多出一个“南北关系”，把解决南北差距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准确地把握了20世纪80年代形势的要求。因此，他用“东西南北”论把20世纪80年代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概括出来，是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展。
第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毛泽东没有看到，亚非拉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基本完成民族独立任务以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已经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发展经济，他们在国际上开展的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虽与反对霸权主义有一定联系，但这场斗争，无论就其目标还是形式来说，都与20世纪60年代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有着质的区别。正因为毛泽东对国际环境恶化程度的估计及对世界革命的期望过高，因而没能充分利用已经开始改善的国际环境，及时调整国内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
邓小平在提出战争可以避免的基础上，得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并据此调整了国内的方针政策，把国内的中心任务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外交的重点放在创造和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增强中国的实力，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相对落后的地位，这使我国的内外战略很好地统一在为国家现代化服务这一任务上来。
第三，毛泽东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思考及“三个世界”的划分，是将政治标准和经济标准综合起来对国际力量进行分析，这就改变了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标准划分世界政治格局的传统思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已经被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取代，从而为新中国外交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来广泛发展对外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当时的国际政治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邓小平把世界问题分别从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来看，揭示出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从政治上说，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东西方还存在对抗与世界要和平的矛盾；从经济上说，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南北差距的扩大与国家要发展的矛盾。在这两对矛盾中，后一个矛盾更为突出和重要。两大矛盾虽有联系，但也有重大区别，因而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把政治和经济标准分述，就兼顾了具体分析和统观全局，比较符合实际且全面周到，对多元化的世界采用了多元的角度进行观察分析。
按照“三个世界”的划分，中国只能把自己定位在第三世界。这对中国团结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以及第二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仅仅局限在第三世界，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开展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东西南北”论把中国放在两种关系中加以界定，在东西关系中处在“东”的位置上，在南北关系中处在“南”的位置上，这种两重性的角色定位，使中国既站在第三世界中又超出第三世界范围，有利于推行全方位独立自主的和平国际战略，在国际舞台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最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从划分敌我友的模式得出，既反映出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关注，也反映出中国对本国安全的担忧，在国际上主要用统一战线武器，依靠外力牵制来抵消主要敌人的威胁。依据这一理论，我们的国际战略是：依靠作为革命力量的第三世界，联合具有两重性的第二世界，反对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在美苏之间又利用矛盾，反对当时最主要的敌人苏联霸权主义。这在我国处于极端劣势的情形下，为保卫国家安全，创建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在中国国际环境大大改善的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敢于突破，提出“和平与发展”主题论，并不划定特定的敌人，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其理论突破和重大贡献就是无敌国外交，对中国外交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只有不设立特定的敌人，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看法才能最大限度地按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中国才有可能根据自身和世界人民利益，最大限度地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才能真正做到不与超级大国搞战略同盟关系，才能有利于争取和利用和平的环境，加速自己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