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其全称为西藏自治区。西藏位于中国西南边疆，青藏高原西南部，北临新疆，东北紧靠青海，东西接连四川，东南临云南，南边和西部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接壤，国境线近4000公里。其面积122.8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1/8。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中，面积仅次于新疆。西藏在唐宋时期称为吐蕃，元代归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后成为省级地方行政区，既称吐蕃（地方名），也称乌思藏。明代称乌思藏，又称西蕃。清代称“图伯特”，又称“唐古特”。康熙时期，官书开始记为“西藏”。民国以后，普遍称为西藏。西藏雄踞祖国西南边陲，地高天阔，资源富饶，历来是一块举世瞩目的舆地。西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不仅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诸多方面有着特殊的地位，而且因其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造就出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独特的地区农牧业。西藏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国防的巩固、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稳定统一以及西藏自身的长治久安，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西藏经济发展缓慢，与内地省区差距颇大。目前，这些问题举国关心，党中央和国务院也给予极大重视与资金支持，以此带动整个西藏经济的发展。
西藏地处“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区域，边境地区还有门巴族、珞巴族、僜人和夏尔巴人。青藏高原的藏族和边境地区各少数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创造了西藏的文明，开发了这片雄伟壮丽的高原。追溯西藏历史，早在5万年前，西藏高原就有人类活动，当时原居今青海、甘肃、陕西、四川的游牧民族相继迁入西藏定居。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记载，大约在公元2世纪的悉补野部布岱巩杰时，西藏人民就从今四川、云南等地引入农作物种子，在今山南地区泽当镇“萨热”开辟了第一块农田，但大部地区仍以畜牧和狩猎为主。从公元7世纪，吐蕃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了奴隶制的赞普政权，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9世纪后，寺院经济开始产生和壮大。从公元10世纪中期开始，西藏经历了近千年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时期，先是在分裂割据时期出现了谿卡庄园，随后在元代形成了封建领主庄园制经济。由于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同中原加强经济交流，使泽当平原、拉萨河、年楚河下游河谷农牧业有了一定发展，除接受内地一些生产技术和产品外，也向内地提供一些土畜产品。到17世纪中叶，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地区已经成为西藏最主要的农业区，藏北高原及喜马拉雅山北麓湖盆已成为重要牧业地区。19世纪中叶以后，英、俄等国资本主义势力相继侵入，印度卢比逐渐占据了外汇市场，使西藏人民又受到封建农奴主、买办商人、外国资本家的重重压迫和剥削。洋货的大量倾销，加之丝茶贸易的改道，使西藏的农牧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重新回到祖国大家庭。1959年后经过民主改革，西藏跨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数十年来，在国家的关心支持和各有关省市的无私援助下，西藏的农牧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向着文明、富强的方向发展。
然而，欲在西藏筹划史无前例的农牧业经济开发与未来建设宏图，就要全面研究西藏的现状；而要真正认识现状，就必须首先考察其历史。农业和畜牧业是贯通西藏历史的两大生产部门，构成了西藏经济的基础和社会文明的支柱。农牧业的消长盛衰，直接关系西藏社会历史的进展。探索西藏农牧业起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其进化演变的历史规律，这是把握西藏地区农牧业历史的关键，对西藏经济建设、综合开发、社会改革等战略大计的制订，亦不无裨益。
近年来，国内史学研究，特别是农史研究已走向地区化。自《西北农牧史》问世以来，国内史学界、农史界纷纷将目光投向地区农史研究领域。目前除西藏外，国内其他地区农业史已着手研究甚或成书，西藏地区虽亦为专家、学者所重视，却仅见零星文章发表，无法揭示该地区农牧业发展史的轮廓与全貌，使西藏这一颇具浓郁民族风格和特色的地区农业文化研究成为亟待开垦的处女地。因此，对西藏农牧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探讨，不仅可以促进国内史学、民族史学研究的发展，而且对于农史学科而言，则可以填补我国地区农史研究所剩下的唯一一块空白。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下，拟定了编著《西藏农牧史》这样一个于诸多学科均具重大意义的题目。但因这项研究既跨越史学与农学学科，同时还跨越藏学学科，而且它还大量地涉及考古学、民族学、地质学、生物学、气候学和汉、藏文献以及现代遗传学、植物学等诸多学科基本知识与研究成果的综合运用，因此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笔者史学功底不深，对藏学亦知之不多，自感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占有资料不全之故，致使对诸多问题的探讨与思考多有未臻成熟之处，其中的错误与疏漏实感不少。唯愿以此拙作抛砖引玉，求得争鸣，为农史学科与藏学在该领域的研究起到某种“引发”作用，并以此求得专家学者的指教与斧正。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樊志明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霍巍教授等专家的关心和支持，并得到王忠红、旦巴、胡单、冯西博等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著者
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