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剪不断的北大情节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骍、嗣糜，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近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开始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第二批留学生，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系。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信仰。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与李大钊展开“问题与主义”争论；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2年多；与张君劢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

胡适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返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著作很多，屡经编选，代表作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胡适一生与北大关系密切。民国时期的北大带有浓厚的自由民主色彩，这个传统的形成与胡适的努力分不开。胡适是1910年考取清华学校第二批“庚子赔款”赴美官费留学生。1920年代，清华筹建国学研究院，想请他去做导师，他婉言谢绝了。胡适自认是“北大人”。“北大人”，最初是旧派从宗派的角度使用这个名词来讥嘲以北大为依托的新派，后来新文化阵营的人物也援引为自我标榜了。胡适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北大的知名教授，三四十年代先后出任北大的文学院院长、校长。从哪一方面看，他都是民国时期北大的一个主要代表。而且，胡适和北大还是同一天生日（12月17日）。

1917年7月，胡适学成归国。他接受北大教授之聘，是陈独秀从中极力促成的。此前，陈独秀致信胡适：“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表达了虚位以待的诚意。

其实，蔡元培早已读过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等考据文字，对胡的学术功力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胡适此时已因倡导“文学革命”名震海内，成为文坛的一颗耀眼新星。当时北大可谓人才荟萃，尤其是在文科，旧学、新派的阵营都很强壮，胡适的到来无疑是给新派增添了一员大将。他进北大的第一年，在哲学门担任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两门课；在英国文学门担任英文学、英文修辞学、英诗、欧洲文学名著等课。此外，他还为哲学研究所担任“中国名学”、“最近欧美哲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等担任讲座。

胡适授课跨系，科目很多，任务繁重。西洋哲学史、英文这类与欧美有关的课程，对他这位西洋留学生来说并不为难，凭借他在美留学所获得的学业基础足以应付，唯独中国哲学史这门课实属不易。该课原由素以治国学见长的老先生陈汉章担任，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胡适接任后，发下他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当时，对于教师的考验，主要看他能不能发讲义及讲义有什么内容。曾有一位教师接替马叙伦先生的“宋学”一课，因讲义有误，被学生轰走。这次胡适发下的讲义“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据当年听课的学生回忆，他这一改把“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北大学生对教师向来挑剔，有些学生也以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台讲课，他们找来在学生中颇有威望的傅斯年来听课，结果傅听课后的评价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经他这么一说，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胡适的课渐渐吸引了颇有国学修养的傅斯年等人，他们认为胡适“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于是，胡适逐渐融入北大。他与北大会计课职员郑阳和发起成立“成美学会”，他筹划章程，带头捐款，效古君子成人之美之意，资助热心向学而家境贫寒的子弟，得到蔡元培等人鼎力支持。1918年夏，傅斯年、罗家伦等20余位学生自动组织校内第一个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他们的顾问。

蔡元培对于教员，虽新旧兼容，只看其是否有一技之长，但在体制改革方面却不得不依赖陈独秀、胡适这批新派教员。对胡适这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学人，蔡元培不仅欣赏他的学识，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而且对他的改革建议言听计从，并委以重任，施展他的才华。例如，1917年12月，北大哲学研究所成立，胡适被任为主任。1918年3月7日，胡适接任英文教授会主任；9月，胡适被任命为北大英文学研究所主任。1919年10月27日，经蔡元培先生批准，胡适代理教务长；12月2日，胡适出任北大组织委员会委员。1920年10月16日，北大评议会决议，胡适为预算委员会和聘任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4月19日，胡适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1918年10月底，胡适当选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这是北大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以后连选连任，为学校决策献计献策，参与学校管理。

胡适在参与学校的各种机构和事务中，往往能独当一面。1917年10月，教育部召集专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章程，胡适极力建议将分级制改为选科制，获通过，胡适便以创议人身份拟定具体章程细则。北大于1919年正式改用选科制和分系法。胡适还建议仿效美国大学建制实行各科教授会制度，提议设立各科各门研究所，以使本科毕业生继续从事较深的专门研究。这些建议俱获蔡元培的首肯和支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北大的改革。1917年11月16日，北大创办《北京大学日刊》，就是出自胡适的建议。

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收女生旁听作为正式女生的过渡，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使之与大学教育衔接起来。这个建议很快得到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蔡元培的赞同。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女生9人在人文科旁听，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胡适积极帮助学校延揽人才，以增强北大师资。蔡元培说道：“整顿英文系，因得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1920年夏，陈衡哲学成归国，经胡适的推荐，任聘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在四川由于守旧势力的攻击，处境困难，胡适力邀他在北大当文科教员。在推动北大的国学研究朝着系统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方面，胡适发挥了示范作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考证和整理，在当时都颇具影响。1922年2月18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公推胡适为《奖学金章程》起草者及国学门杂志主任编辑。

在各方面协作和努力下，《国学季刊》于1923年1月创刊，胡适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该刊采横排版，作英文提要，这在中国杂志史上都是创举。胡适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系统阐述了研究“国故学”的原则与方法，这对当时的“整理国故”活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促进北大英语教学和对外学术交流方面，胡适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胡担任英文教授会主任、英语系主任，除了自己承担教学外，他为规划本校本科、预科的英文教学和课程安排，请外籍教师来任教，使教学与英美接轨，付出了大量心血。

1919年5月，经胡适建议，北大等单位邀请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来华讲学，杜威在北大和其他处的许多讲演，均由胡适出面口译。1921年10月27日，他在校内开设“杜威著作选读”课，原定30人，没想到上课时竟来了60多人。后来北大请外人来校讲演或讲学，如1921年12月初新闻学家韦廉士讲《世界地新闻事业》,1921年12月下旬至1922年1月初教育学家孟禄的系列讲演，也都由胡适亲自担任翻译。胡适的口译，语言流畅、准确，往往能收到良好效果。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在上海，他回北大后，蔡元培先生已辞职南下。校内围绕挽蔡还是驱蔡，学生与政府展开了斗争。胡适站在学生一边，支持由蔡元培委托的工科学长温宗禹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并对个别被军阀政府收买的学生制造“拒蔡”的言行予以揭露。蔡元培对胡适颇信赖，他通过蒋梦麟表示对胡适“维持的苦衷是十分感激的”，声明自己对胡适处理的一切问题“负完全责任”。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接办《每周评论》，继续以舆论支持和声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直到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自1922年12月17日起，胡适因病向北大告假一年，返校以后，1924年至1925年这两年间虽仍在北大任教，但以养病和自己研究为主。1925年11月，他写信给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要求辞职，蒋未允辞，但胡适第二年出访欧美，与北大的关系事实上告一段落。

1930年5月，胡适在《新月》上借人权问题批评国民党当局，遭到官方组织的“围剿”，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6月他北上一游，北大代理校长陈大齐及教授周作人等均表示欢迎他回北大归队，胡适遂觅屋预作安排，为回北大作准备。

胡适前脚到北大，蒋梦麟随后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蒋谈及上任的情况时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胡适在北大办理的第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北大办学经费因国库支出紧张，“虽有预算，不能照发。学校进展，遂多障碍”。到1931年前，北大各项设备之价值远低于国内各大学，以当时对国立各大学设备价值的统计而言，北大仅是武大的1/30，清华大学的1/15。面对如此困境，蒋梦麟接到任命后不愿上任，傅斯年遂约胡适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经费资助。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第五次常委会。会议根据胡适拟定的计划，决定：“每年双方各出国币20万元，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及扩充图书仪器，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以5年为期。”胡适所提办法先前曾交蒋梦麟看，他大为感动，答应前来北大主持重整工作。据统计，此项合作计划从1931年开始执行，实际执行到1937年，较原议延长2年。在此期间，双方共提出合作款项195万元。北大依赖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的这一资助，添置图书仪器，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修筑校舍，补助学生，学校的办学条件大为改善。

胡适在北大办理的第二件大事是请人。蒋梦麟上任后，将原文、法、理三科改为三院，任命胡适为文学院院长。蒋梦麟对三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胡适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关系，写信劝说朋友，四处网罗人才。经他手所请的知名学者就有钱穆、马叙伦、汤用彤、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等几十人。除此之外，理学院的一些教授也由他引荐或力邀，如丁文江等。一些学者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到校任教，胡适不得不多次写信说服；一些学者因为校内原因，暂时无法聘请，他不得不伺机出面交涉，一些知名学人不适合教课，胡适又建议设研究教授。经过各种努力，北大很快召集了一批学有专长、成绩卓著的名流学者，为重振北大提供了师资基础。

这一段，胡适在校内担任了许多职务，除了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之外，还有文科研究所主任，出版、学生事务、图书馆、财务诸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学生月刊》编委会顾问，一度还任教育系主任。至于校内的一些临时兼职和学术团体任职，更是难以胜数，几乎校内的主要事宜，他都是主要决策人之一。而且，在北平教育界，他也是一个主要发言人。1932年4月，国民政府考虑到胡适的声望，曾经有意让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部长，由胡适担任北大校长，被胡适坚决推辞。胡适还写信希望蒋梦麟也留在北大。1933年3月3日，汪精卫致信要求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也被他回绝。对此，学界公认“北大六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抗战期间，胡适主要做外交工作，为民族兴亡四处奔波呼号。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经过傅斯年、朱家骅的力荐，国民政府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胡适暂不能回国，故又请傅斯年代理。这个消息在1945年9月6日正式公布，各方面反应热烈，胡适的一些故旧和北大师生纷纷致函致电，希望他早日归国，重振北大这座自由民主的堡垒和新文化新思想的基地。

1946年7月，胡适回国，月底抵达北平。8月16日，胡适主持召开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讨论和研究北大院系重新建制以及教师聘请等问题，决定在机构方面，在文学院设东方语言文学系，理学院的生物系改为动物系与植物系，新设农、工、医学院等。9月，胡适正式接任后，这样的校务会议又开了十几次，同时正式聘任了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处长和文、理、法、医、农、工六院院长、各系主任。中文系主任一职，原由罗常培担任，由于傅斯年反对，胡适只好自己兼任。北大经过一年复员和准备工作，到此开始转入正规。

胡适这时有一个重要设想，就是在北大建立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为国家的科学发展和国防建设预备高科技人才，“积贮”更多的力量。1947年夏，胡适写信给白崇禧、陈诚：“我今天要向你们两位谈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还要请你们两位把这个意思转给主席，请他考虑这件事，我要提议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接着他开列一份拟从国外聘请回国学者的名单，阐述其实施计划，并称已联系钱三强等9人，他们“皆已允来北大”，建议把北大作为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至于此项研究与实验，所须有之最新式设备，请从国防科学研究经费项下拨50万美元作为研究经费。这是一个颇有雄心的计划，但忙于内战的“国民政府”哪里顾上这些。8月26日，胡适在南京出席中研院会议时面见蒋介石，又提出他的“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一个月后，他又以此为蓝本，撰成专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公之于世，以谋求各方面的理解和更为广泛的支持。不用说，这又是一纸空文。从政府那里筹不到款，胡适又转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求助。通过几番活动，1948年，该会终于决定给北大10万美元的复兴经费。胡适决定不分散此款，把它全给物理系，作为建立现代物理学之用。他请在美的吴大猷、吴健雄用这笔款子购买所需设备。由于形势的变化，一切计划付诸流水。

1947年9月21日，胡适致电教育部，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9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作了二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里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胡适看到蔡元培和蒋梦麟在北大分别盖了红楼、建了图书馆，他上任后，也计划建一座大礼堂。他派人勘测地形，请梁思成设计方案，但是经费一筹莫展。为此，1947年12月11日他在南京向北大的校友呼吁“捐款建筑北京大学礼堂及博物馆”;1948年3月24日，他再次发起北大校友募捐一千亿，建筑蔡孑民纪念大礼堂，作为北大50周年祝寿礼物。这一计划却由于没有经费而落空。学校经费无着落，该聘请的教员无法落实，在职教师生活清苦，加上通货膨胀，其情形可谓雪上加霜。难怪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全，一切空谈都是白费”。胡适想得更远，但北大师生面对的现实难题却是基本的生存都不能维持。

1947年，国统区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北大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和领导下，亦投身其中。对于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胡适可谓左右为难，他作为一校之主，一方面不能不考虑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不能不考虑他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关系，这构成他与官方意志的某种吻合，使他为政府“撑门面”；一方面又自知学生运动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对学生运动不能简单处置，这让他对参与运动的北大学生采取一种温和、保护的态度。1948年5月19日，胡适发表谈话，不同意蒋介石的指令，说“学生是青年人，在这种困难环境下，确是感到了苦闷……我对青年要求改进现状有同情，但希望勿牺牲学业”。这一谈话，表明了他的矛盾态度。

这一时期胡适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应酬，几乎成了他无法摆脱的差役。他经常收到各种来信，除了公函以外，还有许多求学信、求职信、求开介绍信、推荐信，以及讨论时事或倾吐不满的信。他当时的校务工作主要是维持学校的运转，包括筹措经费，应付学潮，调理新建院系的教学。此外，他还兼有中研院的评议员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的董事等职。南京政府在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状态下，为了笼络人心，也不惜一次又一次请胡适出面为其支撑门面。其实，胡适不仅对权力没有兴趣，而且对北大校长一职也感力不从心，遂生辞意。教育部长朱家骅马上电复：“年来承兄偏劳，公私感激……乃北大不可无兄，北方尤赖兄坐镇……倘兄有言辞消息，则华北教育界必将动摇不可收拾。”朱的电文道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南京政府有意将北大南迁。22日，胡适在蔡孑民纪念堂主持校务会议，讨论是否“迁校”一事，经过激烈争辩，最后作出不迁校的决定；24日，教授会正式通过校务会议不迁校的决议。胡适当时也是反对迁校的，他认为北大在北平才叫北京大学，离开了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吗？12月，北大张罗50周年校庆，拟定17日校庆日时，同时为胡适的生日祝寿。13日胡适写成《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叙述北大自戊戌诞生以来的历史。14日，南京方面派飞机将胡适、陈寅恪接走。离开北大前，他留下便笺给汤用彤等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这最终成了他的诀别之言。

胡适从1917年9月在北大登台，到他1948年12月14日离去，在北大时间实际为18年。一般人认为，民国时期的北大学统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显然，这个传统的形成，首功归于蔡元培，但与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1962年2月24日，胡适病逝于台北，生前他立下英文遗嘱嘱咐：将他在1948年12月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北大图书馆保管的102箱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北京大学，再次表达他对北大的思念。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台北的“北京大学同学会”送的挽联是“生为学术，死为学术，自古大儒能有几？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士已无双”。他的墓碑上留下了同样漂泊的“北大人”——原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的手笔：

这是胡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