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校长和北京大学
2008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在纪念之际，我们新中国成立前在北京大学就读的许多老校友，缅怀蔡校长对北京大学的丰功伟绩。
辛亥革命后，文化、思想界一度活跃，出现了新的活力。但时间不久，北洋军阀袁世凯当政以后，思想政治趋于复旧；他们褒扬以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忠孝节义为核心的旧传统旧文化。1914年9月，袁世凯发布《祭孔令》，以旧道德作为中国的“立国之本”；提倡尊孔读经；宣扬“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无无极”。这使当时文化思想界陷于复旧的喧闹之中：孔教会、尊孔会纷纷出笼；粗俗鄙陋、内容低下的读物充斥市场；迷信活动广泛流行。这些复旧的东西束缚人们的思想，扼杀民族的生机。当时的北京大学也不例外，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的校规校风，校内汇集了许多权贵子弟，他们不认真读书，而是混文凭，以谋官职；守旧、保守、暮气沉沉。
1916年9月，黎元洪政府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给在法国考察欧洲教育的蔡元培先生发电报，请蔡先生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是前清翰林，留学欧洲，富有学术修养和民主精神，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骨干会员，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时，曾任教育总长，对旧制度教育进行过改革。蔡先生接到电报后对是否回国就任曾有两种考虑：一方面顾虑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改革北大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考虑，北京正需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培养人才。在孙中山先生劝导之下，他毅然决定回国就任。1916年12月回国，1917年1月就任校长。首先对大学定性。他给大学下了定义“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识为天责，不应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蔡先生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他赞成《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并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鲜明地提出了“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的主张，对不同学派实行百家争鸣。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改革摆在首位，文科学长长期缺人，需要一位有学识、在思想教育界有威望的人士来担任。为了聘请一位思想新颖的文科学长，他请教汤尔和先生和沈尹默教授，两人都推荐陈独秀，并以陈独秀在上海编辑出版的10本《新青年》相赠，称赞陈独秀是在“青年中最有影响的指导者”。陈独秀参加过辛亥革命、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是一位激进的民主革命者，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之后改为《新青年》，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宣战。蔡元培认识他，很快接受了汤、沈的建议，亲自到前门外一家旅馆登门拜会，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同时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馆长，不久又聘请了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马叙伦、陈垣、鲁迅等到北大任教，会同原已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沈尹默、王星拱等，文科教师焕然一新。在法科、理科，聘请了马寅初、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夏元瑮、李四光、丁燮林、何杰、翁文灏、丁文江、朱家骅、李书华等名流等，一时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对校内领导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各方面进行了改革，在校内实行思想、学术、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支持师生组织社团、出版刊物、探讨真理。当时建立的著名的社团有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道德会、地质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在这种教育方针指导之下，北大很快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扫过去暮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旧局面，出现了名流云集、学派林立、人才辈出、鸢飞鱼跃，蓬蓬勃勃，生意盎然的新景象。
在蔡校长支持下，随着陈独秀来北大，《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大，它的编辑、作者群体主要出自北大师生。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在1918年创办了《每周评论》。傅斯年、罗家伦创办了《新潮》。他们大力宣传新文化，北京大学一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提出两大口号：民主和科学。它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这一切对推动社会进步起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胡适首先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对文体改革提出八项主张：要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要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话，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接着提出《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三大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目标，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提高了文学革命的水平。蔡元培赞成白话文运动，撰文称：“白话派一定占优胜。”鲁迅响应他俩的号召，成为卓越的文体改革和文学革命的积极实践者。他于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在文学上、政治上、社会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文化运动以推广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中国语文的主要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受惠于广大人民的深远影响，对在广大人民中普及文化和新思想起到了巨大作用，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坚定、勇猛的冲击，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对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进行了一次民主和科学的洗礼，打开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大门，形成了中国一场空前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空前深刻、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就为社会新思潮、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是不朽的，而没有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新文化运动也不可能这样的大规模的开展。蔡元培先生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是不容淡忘，更不应当抹杀的。
1919年5月，以北京大学师生为先锋的北京青年学生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践踏中国主权，为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归还租界，撤销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这些要求在和会上都遭到拒绝。在讨论德国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利益均应归还中国，而日本竟然提出它在大战期间强占德国在胶州湾的租界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应该无条件地让给日本，英、法、美三国竟完全支持日本的无理要求，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提出抗议，而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5月2日，蔡元培校长将这一消息告诉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珩等。消息传来，引起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怒。5月3日晚，北大1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法科礼堂开会，商讨进行抗议的活动。一位同学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4个大字“还我青岛”，与会同学群情激愤，声泪俱下，热血沸腾，当场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通电巴黎和谈代表坚持不要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各省市在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推傅斯年、许德珩等20人组织。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到天安门前集会，傅斯年是游行总指挥，许德珩在大会上宣读宣言，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强烈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接着，游行队伍前往东交民巷日本驻华使馆抗议，被军警阻挠，游行队伍转奔东单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在愤怒之下冲入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了曹宅。游行队伍遭到军警镇压，北大许德珩等32位学生被捕。5月5日，北京市大中专学生2.5万人实行罢课。5月6日，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要求释放被捕学生。5月6日，蔡元培校长亲自到教育部、警察所，对被捕学生保释营救。北京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5月7日，被捕学生被放，蔡元培校长率领北大教职员、学生在沙滩广场集会迎接。北洋军阀虽然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的正义要求却置之不理，而且逼迫爱护学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离校，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1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发动总罢课。6月1日，北洋军阀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道是表彰被学生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是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怒，在北京学生联合会领导和号召下，6月3日、6月4日、6月5日，几千名大中专学生走上街头演讲抗议，有870名学生被捕。在高压之下，学生不屈服，继续坚强斗争，6月6日有多达5000人上街抗议。
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一直受北京各大学爱国教授，特别是北大的爱国教授的支持和鼓励，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学生密切联系，积极指导、推动运动的发展，成为五四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斗争的关键时刻，6月11日，北大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三人到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向市民散发他们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原文如下：“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
会场上立刻轰动，群情激愤。陈独秀被逮捕，监禁了3个月。
正在北京学生顽强坚持斗志的时刻，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举行罢工，由纱厂工人带头，许多工厂的产业工人和店员等纷纷罢工，高潮时达到10万多人。全国工人相继支持，沪宁铁路、沪杭工人、长辛店、唐山铁路工人相继罢工，罢工浪潮迅速发展到全国20多省、100多城市。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支援。在运动中，学生、教职员、工商界、妇女界在各地组成了联合会。随着运动的发展，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支持北京学生发动的爱国五四运动。6月18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
迫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特别是工人的罢工压力，北洋军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6月上旬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曹、章、陆等。在巴黎和约签字的前一天，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找到中国和谈总代表陆征祥，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爱国五四运动的要求获得了胜利。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各阶层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星星之火孕育燎原之势，一场新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由此开始。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北大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
李大钊是最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行者，他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强调俄罗斯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革命，是世界新文明的曙光。接着又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赞扬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1919年10月和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刊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此期间，《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期刊共发表了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之达200多篇，其中很大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的译文，掀起了介绍社会主义新思想的高潮。
陈独秀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宣称：“军国主义、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 “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他认识到“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我们不应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社会主义批判》一文中，回答了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哪种社会主义道路。他说：“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和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 “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 “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克思主义”。他强调“中国的改造和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帮助，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当时，陈独秀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决心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在北京最早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是李大钊倡导的。他于1920年3月在北大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秘密组织，为了扩大影响，1921年10月决定公开。经蔡元培校长批准，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成立启事，发起人是北大学生高崇焕、邓中夏、罗章龙、黄绍谷、李梅羹、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19人。蔡校长批准在西斋拨给他们两间房，作为活动场所，成立之日并亲自到会致词祝贺。成立后报名参加者很踊跃，1922年2月达到63人，后来发展到近200人。除北京的大学师生参加外，有全国各大城市的大专、中等院校的师生和北京、天津、济南、唐山、张家口的铁路工人。会员中有案可查的著名人士，有谭平山、张太雷、恽代英、林育南、李之龙、李求实、陈延年、柯庆施、陈毅、刘志丹、高语罕、李季、杨钟健、石评梅等，铁路工人早期领袖王荷波、史文彬等也报名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毛泽东1918年从长沙到了北京，渴望在北京大学边学习，边工作。蔡元培从杨昌济、李大钊处得到信息，知道毛泽东是一位有见识、好学的青年，而且他的处境困顿。毛泽东原来只想谋一个校工工作，不料经蔡元培亲自安排，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满足了毛泽东的学习愿望，不但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还给他提供了一个结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著名教授，在北大旁听，参加北大社团活动的机会。这为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回到湖南长沙建立新民学会，筹建共产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在回忆中对蔡元培的这一帮助终身不忘，对李大钊、陈独秀对他的影响铭记在心中。
陈独秀1919年9月从监狱中出来后，为了躲避北洋军阀对他的迫害，于1920年2月秘密离开北京移居上海，继续编辑《新青年》，从事革命活动。李大钊雇了一辆马车，亲自护送他到天津，搭乘海船去上海。在路上，李大钊与陈独秀交谈了对形势的看法，共同感到建立共产党的迫切性，商议了建党的准备工作。
1920年4月，经过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在中国化名吴廷康）到达北京，拜访了李大钊，并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同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北大学生刘仁静、邓中夏、李梅羹、张国焘、罗章龙等会面座谈，地点在北大图书馆。维经斯基听取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活动情况，鼓励他们要了解、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强调中国应当建立一个像俄国共产党的那样组织。经李大钊介绍，他又到上海拜访陈独秀。他向陈独秀、李大钊介绍了十月革命后的情况，俄共的对华政策和共产国际的活动情况，国际共产主义的状况和经验，向他们表示中国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表示愿意帮助中国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这对陈独秀、李大钊早日建党起了促进作用。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8月，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沈泽民、周佛海等人。李大钊听到这一消息后，先派张申府、后派张国焘到上海同陈独秀商议在北京建党的问题，得到陈的同意。张国焘在上海还向蔡元培校长报告了在北京筹建建党的情况，蔡元培明确表示赞成。蔡元培讲：“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张申府、张国焘在8月底回京后，将情况向李大钊汇报，三人一致同意立即在北京建党。据张申府、张国焘回忆，在9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11月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入党的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张太雷、范鸿劼、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朱务善等。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南陈北李”起了巨大作用。有一首诗赞扬了他俩的贡献：“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孤松是李大钊的笔名）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上海、北京建立党组织之后，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在广州，纷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在北京入党后到巴黎，在巴黎建立旅欧支部。北大校友王效挺、黄文一在《北大校史上光辉的一页》一文中讲：“中共一大前，在8个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共有党员53人。其中6个地方党组织中的负责人都是北大的老师和校友，53名党员中有北大21人（包括当时在校入党的师生11人和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已离校的校友10人），约占党员总数的40%。参加中共一大代表12人，有北大的学生和校友4人，占1/3。加上陈独秀指派的一名代表包惠僧共13人中，有北大的学生和校友5人，约占代表总数的38.5%。从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北大在建党时期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北大在建党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以上我们对北大校史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在1917年至1922年担任校长期间，对北大进行改革，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这是北京大学校史上辉煌的时期。蔡元培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对北京大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值得我们北大人永远怀念和敬仰。
北大师生对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斗争中孕育了光荣的革命传统。胡乔木在纪念李大钊同志一百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说过：“北京大学不仅有伟大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和教育家蔡元培的传统，而且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李大钊的传统，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共产主义主要发祥地之一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抗美反蒋斗争中，都曾发出过夺目的光辉。”
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猛烈冲击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因此发源地北京大学受到了反动当局的敌视。1927年8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取消北京大学，把北京大学编入京师大学校，后改名为中华大学，北平大学。北大师生为复校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29年1月22日，当局被迫把北京大学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对国外可称国立北京大学。北大师生不同意，继续斗争，1929年6月22日，北大召开师生代表会议，自行恢复北京大学校名，通电全国，宣布北京大学独立。1929年8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承认。经过整整两年的斗争，北大师生取得了复校的胜利。
北京大学复校之后，蒋梦麟先生任北大校长。蒋先生继续贯彻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育思想和方针，聘请李四光、江泽涵、丁文江、汤用彤、钱端升、周炳琳、马叙伦等一批著名教授，并聘请年轻教师傅斯年、许德珩、侯外庐、千家驹到北大讲课。蒋先生实行学术民主，提倡用爱国、民主、科学，亲自规定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经济系的必修课，提倡和实行校内的思想、言论、结社、出版的自由，支持师生的爱国抗日救亡运动，使北大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成为全国文、理、法的著名学府和“一二·九”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坚强阵地，并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杰出骨干。这一时期，在北大学习、入党、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有黄敬、陆平、刘导生、韩天石、刘澜波、顾卓新、雷民生、宋劭文、邓力群、顾大椿、袁宝华、朱穆之、胡昭衡、张震寰、陈忠经、王冶秋、任继愈、何其芳、冼星海、范长江等老校友，他们许多人成为党和国家的核心骨干，有的成为著名的学者、诗人、音乐家、闻名中外的新闻记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同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长沙，后移到昆明，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先生为三个主任委员之一，同梅贻琦、张伯苓先生共同商定继续坚持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学派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师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师生的抗日爱国民主活动。在这一方针的贯彻下，作为大后方的最高学府，集中了全国文、理、法、工的许多著名教授，为国家培养了闻名世界的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等。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科技尖端人才。据1995年统计，西南联大师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共有153人。在社会科学方面，1955年选出的54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联大教授就有11名。西南联大发扬了五四、“一二·九”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优良传统，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坚持爱国、民主、抗日，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1945年12月，在昆明爆发了以西南联大学生为主力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长沙的临大、昆明的西南联大为新中国培育了大批干部，著名的有吴继周、熊向晖、许立群、郭建、宋平、陈舜瑶、郝诒纯、马识途、章文晋、袁永熙、邢方群、王汉斌、何东昌、彭珮云、吴征镒、刘国光等。
1946年6月，西南联大结束，三校迁回平津复校。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复校，由胡适担任校长。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实行独裁、内战，叫嚣“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受到了要求独立、民主、和平的广大青年和人民的反对，为了控制北京大学师生的爱国民主活动，蒋介石派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到北京大学当训导长，在校内组建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进行各种阴谋活动，挑拨学生团结，阻挠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具有五四、“一二·九”、“一二·一”学生运动的光荣传统，长期受蔡元培、蒋梦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熏陶，富有民主、科学精神的北大师生，当然不能不奋起斗争，保卫思想、学术、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保卫师生的民主权力。1946年11月一开学，许德珩教授在《社会学》开讲的第一堂课时，就大声疾呼：“我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坚决保卫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我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我继续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五四运动的老战士、国民党著名人士钱端升、周炳林教授多次在集会中声言：北大师生一定要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发扬北大蔡元培先生的光荣传统，捍卫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在北大广大师生的斗争下，胡适校长一再重申，坚持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延请了不同学派的教授自由开课，保障校内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阻止军警到校内捕人。由于北大师生的坚决斗争，保卫了北大的光荣传统，不同学派的教授自由讲课，允许校外自由旁听，校园里呈现了蔡元培当校长时期的情景：进步社团纷纷建立，壁报贴满校园，课堂内外讨论、辩论，师生共同斥责内战、专制、独裁、贪污、腐化，追求民主，探讨真理。进步力量越来越壮大，国民党、三青团不敢在校内公开活动，反动的特务学生不敢露面，躲起来上报进步学生的黑名单；陈雪屏遭到广大师生的斥责，灰溜溜地跑回南京。学术自由，不同学派的教授开课，启迪了学生对不同思想进行比较，分辨优劣，探讨真理。许德珩教授讲唯物史观的《社会学》，推动许多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钱端升教授讲的《政治学》《比较宪法》，和吴恩裕教授讲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使许多学生把不同政治派别作比较，痛恨蒋介石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反对统治。王铁崖教授讲《中国外交史》，加深了学生的爱国思想。贺麟、郑昕教授开设的德国哲学，使学生接触了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纷纷学习和研究唯物论、辩证法。樊弘教授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引导许多学生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于结社自由，全校建立了几十个读书会、壁报社，广大学生通过学习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使北大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强阵地。1946年年底，北大校园里喊出了“驻华美军滚出中国去”口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全国大游行。1947年5月20日，北大同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学生一起举行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全国大游行，开辟了第二条战线，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迎接了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解放战争时期，北大培养了3000名毕业生，其中有1000多名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的盟员），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量干部，绝大部分在革命斗争中接受锻炼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多年以来，国内很少举办纪念蔡元培先生和研讨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活动，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1927年国共分裂前夕，在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蔡元培主持会议，会上通过了由吴稚晖提出的《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的议案，要求“将各地共产党员首要危险分子，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这个议案被蒋介石利用，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被杀被关。蔡元培主张清党，本意是两党分家，曾试图以法治方式解决，没有料到蒋介石大开杀戒，酿成惨案。面对全国各地乱杀、乱捕、杀戮残害大批有为青年，一生和平敦厚的蔡元培挺身而出加以制止和保护。1932年12月，他同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对被捕的陈独秀、许德珩、侯外庐、廖承志、丁玲等进行大力营救，使这些人士先后释放出狱。1931年陈独秀被捕后，蔡元培给国民党当局拍电报，要求“开其自新之路”，两次到监狱看望陈独秀并为再版的《独秀文存》作序。1933年6月18日，国民党杀死杨杏佛，以此警告宋庆龄、蔡元培，蔡先生悲痛愤恨，临危不惧，亲到殡仪馆悼念。这说明他以行动来补救参与清党之过。九一八事变之后，蔡元培主张积极抗日，七七事变后曾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与各大学校长联名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蔡元培晚年体弱多病，迁居香港就医，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但他积极支持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应只看到蔡元培参与清党的一时错误，而否定、轻估他革命的一生。他是一位爱国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1940年，中共中央看到他在晚年的高风亮节，谅解了他在1927年的清党失误。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陈云出席会议，推蔡元培为名誉主席；接着在延安召开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泽东作报告，推荐蔡元培先生为名誉主席团成员。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毛泽东3月7日发出唁电，称“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3月9日，中共中央发唁电；4月14日，延安一千多人开了追悼会，会场悬满花圈、挽联。周恩来的挽联是：“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中共中央对他的革命一生做出了正确的历史评价。他对民主革命，对北大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纪念。
原因之二，对他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有一些人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不了解意识形态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而产生疑虑。有人认为，在民国初期，封建文化占统治地位，这一方针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开拓了道路，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仍然提倡兼容并包，就不必要了，甚至有人担心会产生负面影响。
思想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身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自然过程。世界上有180多个国家，国家不同，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在一个国家内，民族、地区不同，文化意识形态也就不同。文化、艺术、学术、不同学派，相互争论，相互渗透，正确的发展，错误的淘汰，其发展有一个复杂的扬弃过程。历史上凡是以权势压制，以行政命令禁止、打击取缔学派者，都是不成功的。这种错误做法，不利于了文化、艺术、思想理论的发展。90年前蔡元培先生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由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这是总结了中外古今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实行学术民主、繁荣学术的正确方针。
任何思想理论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吸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先进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它主要吸取了西方的文化思想成果，对19世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以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产生的。产生之后又同各种学派争论，不断吸取各种学派的正确合理的成分来丰富自己，使其更加完备和正确。一切真理都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是不怕同各种思潮、学派进行争论的。应当在争论中吸收正确的、丢掉错误的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结束真理，而是为认识、探讨真理开辟了道路，它随着时代、科学、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吸取新成果，丢掉过时的东西，以保持它强大的生命力。
苏联共产党执政后，由于没有实行言论、出版的自由，以权势、行政命令禁止、取缔不同的学派，不仅阻碍理论、学术的发展，而且落到共产党丢权，苏联解体的局面。我们在建国的头20多年效法苏联共产党，同样没有实行言论、出版自由，以权势压制不同学派，以行政命令取缔了社会学、政治学，发生过胡风案、反右派、反右倾、吴晗案、“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究其原因，都是没有正确对待意识形态问题，没有平等地按照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办事，犯了“左”倾的严重错误。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国内外的历史实践证明，蔡元培主张对文化思想采取学术民主、百家争鸣、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是正确的。
实践证明，没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可能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多年的陆定一同志在平反之后的晚年，即20世纪80年代，总结了苏联和我们的经验教训，赞成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他讲道：“争取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其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被界定了的”。“社会主义，是在一切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应当继承发展。这个继承，是在兼收并容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这个发展，是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从陆定一上述讲话，可以看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仅是繁荣文化、科学的方针，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
温家宝总理于2006年11月13日，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第二部分讲：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他强调双百方针是党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贯彻这一方针，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他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指出：“判断学术上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批判。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鼓励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解放思想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创新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思维、解放思想。离开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创新。倡导创新，就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人类的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整个社会发展史早已充分证明，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
2007年4月28日，北大许智宏校长在北大校友会上作了报告，介绍近几年北大的巨大发展，要开展多项工作，迎接北大建校110周年。他强调把北京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贯彻和发扬蔡元培老校长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在场的300多位老校友热烈鼓掌，表示支持和赞成。2007年9月27日，由许德珩、陆定一、叶圣陶、屈武、钱昌照等在1986年建立、设在北京大学的蔡元培研究会在北大召开了理事会，决定研究会的秘书处从北大图书馆转移到北大教育学院；在2008年5月举办一次蔡元培学术思想研讨会，同时举办展览，与北大110周年校庆相结合，通过各种形式纪念蔡元培先生。我们许多北大老校友相信，在广大师生努力下，北京大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扬蔡元培教育思想，一定会与时俱进，越办越好，早日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世界前列的一流大学。
我们写本文时，参考了王效挺、黄文一两位老校友主编的《战斗的足迹——北大地下党有关史料简编》《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两本书。这两本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01年和2003年出版。本文许多素材根据这两本书加以汇集。没有一一注明出处。在此特向两位老校友表示感谢。
（马句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