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会通中西与教育维新
严复是维新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积极宣传科学、民主思想，鼓吹变法维新。在甲午至辛亥的十七年间，严复倾其主要精力，译介近代科学方法论及西方学术名著，内容涵盖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哲学、逻辑学、教育学等方面。同时，严复以中西对照的眼光，对中国社会、学术、文化等方面的积弊展开了深入、系统的批判。这些批判，对清末民初学术文化的转型起了重要的作用。
1912年2月，中华民国大总统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1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大总统任命严复署理校长；5月4日，严复就职，是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在任期间，为北京大学的生存与发展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开北京大学会通中西、会通古今的教育方针和办学路线之先河，这与他会通中西的学术思想是分不开的。而辛亥前后正是严复会通中西的学术思想充分展开的时期，同时严复又积极地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教育维新的实践。所以，结合严复教育维新思想与实践来讨论严复会通中西学术思想是有意义的。
一 以开民智为取向的维新思想
严复，1854年1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侯官（今福州）的一个儒医家庭，初名传初，乳名体乾。“幼颖慧，七岁始受外傅，从师数人。”十一岁，从“闽之宿儒”同邑黄少岩学习四书五经，“饫闻宋元明儒先学行”。1866年，严复以一篇数百字文章《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博得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赏识，以第一名录取福州马江船政学堂，改名宗光，字又陵。1876年，严复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1877年，入皇家海军学院（Roya1 Nava1 Co1-1ege），学习高等数学、物理、化学、海军战术、海战公法等，研读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考察英、法等西方社会。此间严复与驻英使节郭嵩焘谈论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深获赞赏。1879年，严复学成回国，到马江船政学堂任教，改名复，字几道。次年严复被李鸿章调往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后任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直至1900年离任。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凡二十年，淡泊自守，精研中、西学术。
1895年，严复连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文，大声疾呼变法维新，自强图存。1895年的这几篇文章，以及《天演论》，针砭时弊，振聋发聩，敲响民族危亡的警钟，唤醒了在学术上、观念上、方法上处在封闭而沉睡中的一代中国人。严复译著十余部，诗文数百篇，以中西结合的方法、犀利的笔触，纵议中西古今，踔厉风发，使其声闻全国，名重士林。时人推许严复“中国西学第一”。《清史稿》本传说：严复“殚心著述，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
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写道：西学“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严复集》编定者王栻认为，所说“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就是指科学；“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就是指民主。五四时期所提倡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两个法宝——民主与科学，严复在这个时候，便已开始抓到并加以提倡了。冯友兰论到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这个口号时，指出此二者是西方的“长技的根本”。严复在1895年的四篇著名文章里虽然没有说得这样明确。但有这个意思。
严复认为西方“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虽然严复认为科学与民主是近代西方社会与学术的命脉，中国社会、学术有别于此，但严复并没有认为科学与民主是中国文化的异质因素。中国文化在封建时代的表现确实缺乏科学与民主思想，但这不是中国文化的本质规定，也并非其全部的本质，更不说明中国文化在过去、未来都是如此。“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完全是以超越西方特定时代的普遍性因素来讨论的，而且是和中国文化、学术资源可以很好结合的。严复从西方的特殊性上升到一般，再从此一般返回到与中国的特殊性——实际的、现实的、操作的要素相结合。严复没有以西学的特殊性、时代性来解释西学的命脉，而是以中西共通的普遍性因素来解释，这里不仅超越了中学，也超越了西学，既有内容上的超越，也有方法上的超越。革新学术，是严复不懈的追求。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强调学术超越民族的普遍性，就破除了西方种族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这样，在近代激烈竞争格局中，优劣胜败，其权仍操之在我，这正是启蒙的要义，也是《天演论》的深意所在。
严复认定，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必须学习西方。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所从事的是政治上维新运动不同，严复致力于学术维新与教育维新。他了解中西近代学术的巨大反差，从学术、教育方面着手，遵循改良主义的渐进的发展方针，从事开民智的事业。严复对戊戌维新人士是同情的，“侧身求辅弼，痛哭为黎元”, “岂谓资群策，翻成罪莠言！”戊戌失败后，严复心情沉痛，“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他申“鸡鸣不已”之志：“临河呜犊叹，莫遣寸心灰。”严复没有停止维新事业的脚步，他稳健的教育维新变成了更加务实的努力。严复在给知交张元济的信中说：“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在《群学肄言》的《译余赘语》中，严复谈到他翻译此书的缘起是：“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之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严复在阐述这种以开民智为取向的维新思想时，结合斯宾塞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经典《大学》来讲，体现了他会通二者的愿望。中西会通，知己知彼，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走上了近代自强之路。
二 会通中西
严复的思想是中西文化对话的产物，文化对话使两种文化在相互映照中开阔各自的视野，甚至唤醒彼此文化里沉睡的方面与部分，也照亮了各自文化中腐朽的东西，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动力。文化对话有助于人们超越各自的本位文化的立场，文化对话还使两种文化的各自的特性与特征凸显出来，两种文化分别通过对方得到说明，使文化中人对自己母文化的优缺点更加自觉。两种文化的比较，为严复深刻、尖锐、精辟的社会批判和文化启蒙提供了锐利的方法和武器。
严复的学术文化批判，深刻、系统、尖锐，振聋发聩，也得益于中西会通。中西会通是他一生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影响了他思想的许多方面。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百多年以来，西方文化以压倒的强势主宰了中西文化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中西文化比较一般有可能造成弱者的民族文化的危机。严复兼知中西，他在中西文化对话中没有采用一味西方化的学术话语，没有片面地全盘肯定西方文化，严复独到的中西会通，注意从精神实质和方法上学习西方，汲取西方近代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方法，并且抓住要领，采用与中国学术文化相通的表述，使他的思想学术批判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一）《天演论》中的中西会通
《天演论》是根据赫胥黎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而成，但是，《天演论》不仅是《进化论与伦理学》的翻译，严复还以“案语”的形式大量注释、介绍、评价了赫胥黎、斯宾塞、达尔文等人的进化论思想观点及其方法，也评介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著名哲学家的思想。在《天演论》中，严复在许多地方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史上的观念互释。在“案语”中严复还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学的近代科学的方法论、观念，并与中国哲学的概念、方法相互参照、相互阐释。
如果《天演论》中没有一个完全中国化的文本形式，没有许多中国社会的材料，没有中国式的叙说方式——在引入新的思维方法和逻辑形式时采用了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思维习惯的表述方式，就不会产生明确的迅速的影响；而如果没有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揭示从而可以彻底说明列强欺凌弱小的哲学上的西方逻辑的解释的话，同样也不会吸引如此众多的注意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了。一方面，如不能与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那么，进化论思想就仍然是彻底的外来思想，精粗混杂。另一方面，外来思想如果要发生作用，必须有它能够输入的条件，才能被吸收化为本民族的思想构成成分。严复借助为国人所熟悉所认同的经典，融释西方思想，而《老子》等经典为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会通之方法：超越中西而会通中西
严复输入西学的目的，是活跃中国文化固有的生机。他以西学的近代性来批判中国传统学术，这就自然要求中西会通，严复对中西会通也颇具学术自觉。一方面，他要超越中学，接纳西学的它山之石；另一方面，他要结合中国读者和国情的实际，有选择、有批判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他不仅要对中学进行超越，而且对西学也要超越。
1．对中学的批评与超越
严复对当时以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为主要内容的“旧学”都加以批判——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批判，最后又归结为对科举和制艺八股的批判，指出旧学“一言以蔽之，曰无用”、“曰无实”。他指出旧学之所以无用、无实，因为它不是从实践或实际出发，而是从古书成训的教条出发，他说：“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这个鲜明的近代立场，蔡元培曾经概括为“尊今叛古”。严复认为古书成训是“心成之说”，不足以作为推理的大前提。他写道：
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暖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
从实际经验出发，通过归纳，得出原则“公例”，再加以运用，这就是严复所要大力提倡的哲学认识论。具体地说，严复从以下几个方面谈到对中学的超越。
（1）在面对对象化的自然，与面对历史经典的态度方面，以西学为参照。严复谈到对中学超越：“赫胥黎言：‘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见解不同，常常有误，而我信之，从而误矣，此格物家所最忌者。’而政治道德家，因不用心而为古人所蒙，经颠倒拂乱而后悟者，不知凡几。诸公若问中西二学之不同，即此而是。又若问西人后出新理，何以如此之多，亦即此而是也。而于格物穷理之用，其涂术不过二端：一曰内导（归纳），一曰外导（演绎）。此二者不是学人所独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后智识日辟也。”
（2）悉心探求西学方法的过程，也是超越中学的过程。严复对科学及与科学有关的一切，都倾注心力，如对于科学、逻辑方法、科学实验方法等资源的汲取，他力求完整地把握近代科学的思想、方法。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严复谈道：
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考订或谓之观察，或谓之演验。考订既详，乃会通之以求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此大《易》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会通，以行其典礼”，即西人之大法公例也。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抵仅此两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以第三层，谓之试验。
（3）从严复对中西“体用”的讨论中，更可以了解他进行超越的特点。1902年，在致《外交报》的信中，严复针对学堂教育“具论中国教育方针，并条拟新教育行政办法”。严复写道：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夫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
在此严复指出，掌握西学，必须超越中学，深入、准确地把握西学方法实质。同时，他又指出，必须沟通中西古今，融会贯通，变法革新方能择善而从：
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包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
2．对西学的超越：从科学到哲学
严复联系中国实际来学习、阐释西方学术思想，但他并没有用西学来置换中学，也不因为提倡西学而割裂中国文化资源与中国近代学术建设之间的联系。严复对西学的掌握愈深入，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评价也就愈中肯。同时，他对中国哲学资源的运用也更得心应手。
近代科学是中学、西学之间最大区别，严复对科学精神做了这样的分析：“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数诸学，则藉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导观物察变之方。而其本事，则筌蹄之于鱼兔而已矣。”在这里，严复对西学做了超越具体学科内容的诠释。严复所注重汲取的近代西学，乃是这样一种方法和精神形态：它突出的特征是精神的自我解放，把主体性从章句之学中解放出来。
严复在对近代科学的解释中，借用了许多老庄哲学的概念、范畴、判断来阐释、评价：“然而西学格致……其所验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
严复为学的一个主要的基础是科学，后来他为学的内容包括了哲学。这是他为学上的一个重要超越。在哲学方面，中国哲学，特别是老庄哲学对严复影响很深，老庄哲学的精神、境界、方法、批判的态度，对严复带着批判的态度来学习西方，是有帮助的。一方面，严复的哲学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是以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为路径对科学的超越而完成的。超越科学是对科学本身以科学方式或哲学方式进行批判的考察，在这个超越科学到达哲学的过程中，老庄哲学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对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特性考察，彻底离开哲学，尤其是离开中国哲学的批判，是不能成功的。严复从西方归国后，在对西学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之后，潜心于中国学术与社会的研究，证明他有这样的觉悟。
3．会通中西学术方法
在会通中西时，严复主要侧重于学术方法的会通。在《天演论·自序》中，他用归纳法、演绎法来重新理解《易》《春秋》中的学术方法：“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而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
照严复的说法，特殊的事物是“显”，一般的规律是“隐”。《周易》讲一般的规律，把它应用到特殊的事物，这是从一般到特殊，是从隐至显。《春秋》记载各诸侯国历史中特殊的事情，从其中找出规律，作为“春秋大义”，这是从特殊到一般，“推显至隐”。这正是西方逻辑学中的演绎法与归纳法所讲的。
严复寻求中国哲学在汲取近代科学之后的革新。与此同时，近代科学也被纳入了在中国哲学上解释的轨道。他超越中学在清代末期的学术形态，充分发掘中学隐藏在历史特殊性背后的具有普遍性或近代性意义的资源；同时也超越西学的特殊性方面，到达一种能够与西学相通的普遍性一般，在共通的一般性层次上寻求中学、西学的会通。这一独特的路径，对于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重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严复在会通中西方面的一些特质
严复积极提倡西学，他并没有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对西学，严复不是简单地输入，而是以我为主，有选择、有针对、有批判地取其精华。严复追求自主、自立、自强，他曾批评极端的立场：“大抵今人以中无所主之故，正如程正叔所谓‘贤如醉汉，扶了一边倒了一边’。”严复会通中西时始终有一个中国立场，“严氏所选译的书，他均能了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对于他所精心选择、精心研究的西学著作、知识、观点、方法，严复以中国精神、中国意义灌注于其间。严复注意在学术方法上的会通，而对中学、西学均能“提纲挈领，推本溯源”，他求的是能够为我所用的方法，而不是贩卖外来知识的碎片，欺人自娱。
同时更加有意义的是，严复注意综合中西思维方式，把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相结合，以西方的批判方法资源应用于中国社会实践的实际，创立能在中国传统资源上生根并且与中国社会有较好的亲和性的中国知识学，而不是外来文化的倾销。
三 教育维新实践
严复并不是抽象地谈论知识，而以一种维新自强的态度来谈论西学，他革新学术及教育实践实是维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复积极把学术思想应用于改革社会的实践，他极为关注教育事业，有许多精审有据、立论闳通的论述。
1895年，严复系统批判了“八股”制度的危害，呼吁废除旧教育，提倡新式教育。1896年，严复协助张元济等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提倡西学，为变法维新培养人才。1897年，与人联合创办《国闻报》，发表《论中国教化之退》《有如三保》《道学外传》等。1898年，在北京通艺学堂演讲《西学门径功用》。1905年，协助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1906年，整饬安庆高等学堂，此前，他在给教育界友人的信中表达了欲借此贡献于教育改革的夙愿：“顾念吾国讲教育者将及十年，而迄视所为，皆如盲者论锦，聩者说钟。使皖人果相信，则为定规章，聚师资，使数年之中，费不虚掷，士可期成。”
严复是在北京大学的转折时期出任校长的，八个月的在任时间，他为北大的生存、改革、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会通中西的学术思想影响到严复在北京大学的作为，严复也确实不负众望，以其洞识中西的远见卓识，竭力保存北大，奠定会通中西、会通古今的教育方针。
严复受命担任校长时，恰好是辛亥革命后不久，学校没有经费，他多方设法，才从华俄道胜银行暂借银七万两，使学校得以维持。1912年7月7日，教育部议定结束北京大学校，理由是：“大学校自开办至清末，凡历十余载，中更丧乱，因陋敷陈。学生之班级虽增，陶植之成绩未著。政体既变，各方对于大学咸有不满之意。”因此遂有停办之议。严复给教育部写了《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他结合北京大学的历史、发展现状、我国国情、北京大学的使命，并比照世界上其他各国大学教育的地位、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逐一批驳这个荒谬的决定。随后又上《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为建设独立自主和开放的大学教育，提高北大的教育质量，提出系统的改革理论与改革办法。
严复认为大学不仅要造就专门人才，而且负有“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这一使命。他指出，大学不仅要“造就学生”、“养成师资人材”, “盖将以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而有俾于一切文实之进行”。他批评从前“丐人余润，以重价聘请一知半解之外国教员”的做法，表示应“亟改弦”之。严复进行了课程科目的改订，并提出教学方式、方法方面的改革办法。他还提出，所聘教习，应该“以本国人才为主”，选“本国学博与欧美游学生各科中卒业高等而又沉浸学问、无所外慕之人”, “优给薪水，俾其一面教授，一面自行研究本科。如此则数年之后，吾国学业可期独立，有进行发达之机”。
对于理科教育，严复从科学方法论高度提倡西学。对文科则认为，“惟既为大学文科，则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因此，要求“所招学生于西文根柢深厚，于中文亦无鄙夷先训之思，如是兼治始能有益”。
严复这些办学思想充分体现了他会通中西的学术思想，北京大学生存下来了，并开始走上正规化建设之路。1912年10月，英国教育会议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学历。兼收并蓄、会通中西的办学特色在元培时期得到发扬，北京大学的学术地位始得以真正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