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化和中国化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个时空观。在空间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在时间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与时俱进。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中国创造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出发点。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强大动力。其中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制度领域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奇迹，不仅靠体制机制的创新，还靠发展观的科学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的正确，尤其是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发展领域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科学发展观 时代化 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最早是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现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的意义在于，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所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理论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新鲜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
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代化体现其经济学范式的演进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当今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性在于解决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就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今时代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与时俱进。就是说，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又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框架内研究目标、任务和内容的时代化。所谓范式，涉及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基本功能、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就经济学来说，当今世界的经济学范式大体上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体系。与西方经济学范式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其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第二，其研究的基本任务是阐述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第三，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及以此为基础的抽象法；第四，其基本的经济范畴是在《资本论》中建立的。在此范式的框架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时代化、中国化有很大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个时空观。在空间上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在时间上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要回答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要系统回答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阶段性及在每个阶段的使命。就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阶段而言，政治经济学一般区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其任务是在经济特征上阐述社会性质，分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果要研究其时代性，就需要将政治经济学区分为：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两者均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处于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历史使命。与此相应，就有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内容。
马克思在他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历史使命是推翻这个社会，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寻找这个社会的掘墓人。他以严格的理论逻辑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并预见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就要改变，不再是推翻所处的社会，而是要建设所处的社会。其经济分析任务不是寻找社会的掘墓人，而是寻找社会的建设者。这样，政治经济学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显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代化反映政治经济学历史使命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代化，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会随着所面对的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其理论基础地位。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阶段而否认它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作用。政治经济学有明确的阶级性，有明确的世界观和社会指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它创立之日起就明确告示，它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我们国家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发展规律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在这个基础上需要继续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而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续起指导作用，而且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中所使用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尽管基本上是用于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但其基本的研究范式完全可以应用到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来。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意味着需要以当代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具体地说，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或基本规定性，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起了方向性的指导作用。但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需要中国的创造。一方面，马克思当时预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实践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要求时，不能教条式地搬用这些规定。另一方面马克思当时只是规定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对未来社会的经济体制作具体规定，这也需要中国创造。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中国创造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任务。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真理都是相对的，科学的任何发现都不能穷尽真理。面对所要分析的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代化意味着需要根据时代赋予的使命研究新问题，发现新规律，概括新理论。
1．提供增强社会主义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理论。从时空观分析，《资本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资本主义，而且当时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他所预见的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时间上继起的两个社会。而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空间上并存。这种并存不仅存在于国际，也存在于国内。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有共同的经济活动背景，因此，一方面许多经济组织、方式、规则和秩序都有趋同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性质的经济彼此间存在学习和竞争。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需要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更要寻求增强社会主义经济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途径。
2．提供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分析，由此提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相对落后，需要以发展生产力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以增进国民财富作为目标和归宿。事实上，马克思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用了很大篇幅研究生产力，例如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分工再到机器大工业，马克思对每一种生产方式都进行了细致的生产力层面的分析。根据马克思的概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三个方面：“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显然，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是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据。
3．提供合作和和谐发展的理论。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所分析的劳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学说。而在社会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也要分析和界定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但是着眼点不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斗争，而是服从于建设新社会的使命，寻求不同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合作发展的有效路径，寻求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路径。目的是要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如果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着眼于矛盾和斗争的话，现代政治经济学则着眼于合作和和谐。
以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代化所涉及的内容，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历史演进。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破了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则是解了这些题。正因为如此，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保持着在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
二 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是其生产力水平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的水平。因此，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入口。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预见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例如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制，以国家为主导的计划经济，单纯的按劳分配，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体制实践了这种理论模式，结果是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贫困。改革开放一开始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对这种超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反思牵动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说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必然性时有以下关于这种必然性的物质基础的论述。
首先是马克思在说明建立作为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经济时，特别指出：“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
其次是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时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最后是列宁根据当时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指出，高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条件。
以上论述都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新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来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物质基础的。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将上述经济学原理中国化，就是说，我国是在经济文化都处于落后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虽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超过了旧中国，但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不完全具备，而且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仍然存在。这就需要经过一个历史阶段，为实现成熟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显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提出及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界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依据上述界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科学认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一是抛弃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二是以实践检验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三是以中国的创造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产生的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界定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的规定性上的中国化取得了明显进展。首先，社会主义本来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提出来，这是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的。其次，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这个要求“逐步达到”，意味着可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里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规定，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意义就在于研究的对象明确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被明确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主要矛盾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强调不能只讲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讲全了。这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两大任务是如下两方面。
第一是解放生产力，就是根据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特征，推进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提出中国特色不是降低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是要使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安排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地说，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一部分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过早地实行这种经济制度不是促进而是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改革就是要对这一部分超阶段的经济制度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第二是发展生产力。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并且提出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路径。邓小平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出发，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步骤。第一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提出全面小康的概念，要求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在这里，以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现代化建设各个阶段的标准，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含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并作为现代化的具体阶段来推进，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显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主义的界定，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于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案例。30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基本形成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现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基本确立，经济现代化水平也大大提高。特别是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继续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推进改革和发展。这就是胡锦涛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所强调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三 经济改革推动经济制度层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的成就检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原因是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为指导的，而不像有些人所希望的是由规范化、标准化的市场制度范式（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推进的。
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理论创新的课题，理论创新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推动了改革开放。
1．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马克思当时发现的相对落后的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这就是说，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消灭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在全社会建立完全的公有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最为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寻求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动力和新的要素，使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被提了出来。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不可能很高。不仅公有制有多种形式，各种公有制形式也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和经营方式。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有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个成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的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被列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意味着长期处于“制度外”的多种非公有制成分进入了“制度内”，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实践中，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的领域越来越大，连过去认为必须由国有制经济垄断的领域也准许外资和民资进入，如零售业、外贸、金融保险、通信业等。发展的趋势是，只要是不影响国家安全的，不违反国家法律的领域都将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当然市场准入同是否占支配地位不是同一个概念。
第二个成果是，公有制经济不是指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而是指公有资产（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并进而承认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都属于公有制经济。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被赋予了资本属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本性同样适用于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理论的这个重大突破又牵动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进展，为公有制经济改革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一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的突破。过去的理论强调企业所有制性质的纯粹性，公有制为主体被定义为公有企业在数量上为主体。现在从资产性质和归属的意义上定义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也有了新的含义：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按此改革思路，国有经济进行了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保持了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有效地加强并改善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二是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突破。过去的理论强调公有资产只能在公有制企业中经营。现在明确公有制经济是资产和资本的概念。这意味着公有资产可以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经营，也可以在同一个企业中与各种非公有制资本合作和合资。这样，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包括股份制在内的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实践中，现有的公有制企业通过吸收私人资本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农业集体经济转变为混合所有制形式的合作经济；私人企业也通过吸收公有资本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也同外资合资建立中外合资企业。这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企业外部发展到同一个企业内部。这类企业发展的方向也就明确为建立产权明晰、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形成。在这里，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共同发展则是现阶段的中国特色。胡锦涛的七一讲话明确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改革开放所形成的这种基本经济制度的肯定。坚持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意味着需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并保证其主体地位，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建立在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根据马克思当时的设想，未来社会是完全的公有制，与此相应的经济体制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现在确认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此相应的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说是市场经济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机制，通过等价交换、供求关系、竞争和风险等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是最高的，企业个体是充满活力的。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确认，《资本论》中阐述的一系列市场经济原理就可以在现阶段的经济体制安排中得到应用。商品货币理论、竞争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总产品实现条件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理论、流通费用理论、地租理论、信用经济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研究和经济实践都有明显的指导作用。
（2）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有的，也是史无前例的。解决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对接，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途径进行创造。市场经济不是没有弊病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弊端的批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设计是，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在这里，国家宏观调控市场有两大目标，一方面是针对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而安排的：一是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如解决市场调节无力解决的宏观经济均衡问题，二是克服市场调节的负面效应，如克服市场上因垄断等原因而产生的效率下降问题。另一方面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要求提出的，尤其是要克服由市场调节所产生的两极分化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显然，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有效对接的理论和机制，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成功创造。既解决了经济运行的活力，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
3．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制。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反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得到确认，也就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收入分配领域的中国化。
首先是收入分配体制的突破。在马克思那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而在现实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了确认，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也就得到了确认。这种收入分配结构不只是指在公有制企业中按劳分配，在其他类型的企业中按劳分配，更为重要的是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劳动要素属于私人所有，因而存在劳动力所有权，及相应的按劳分配。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劳动以外的要素如资本、知识、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要素的所有权（全部或部分）属于私人的现实也逐步得到了确认。与此相应的分配制度安排所要解决的，就不仅要刺激劳动效率，还要刺激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种要素的投入；不仅需要尊重劳动，还要尊重创造和创业，尊重知识和人才。相应的体制创新就是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非劳动要素按贡献取得报酬。在此制度下，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各种要素创造财富的活力充分迸发。
其次是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路径的确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但在物质财富相对缺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则是需要进行理论创新的。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共同富裕被理解为平均主义，其结果是共同贫困。邓小平明确提出共同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并且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共同富裕被理解为富裕程度有先有后，以及先富帮后富的过程。各种非劳动要素按市场原则参与收入分配，也就提供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机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实际上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现在这种先富政策实施了30年，其产生的贫富差距扩大的效应已经越来越明显。为了扭转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就要改变效率优先的原则，突出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和共同富裕目标，解决大多数人富起来的问题。这就是要改变长期认为的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讲公平的观点，明确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与此相应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需要突出解决按劳分配为主体的问题。其具体措施就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同时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种体制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的效应正在显现。
以上三个方面实际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对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体制机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层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也就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马克思在当时不可能对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提出明确的经济发展思想，但是，他的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和富裕人民的思想，可以成为在经济发展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奇迹，不仅靠体制机制的创新，还靠发展观的科学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的正确。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到江泽民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胡锦涛提出发展是第一要义，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产生的脉络。
1．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之分。他在分析级差地租Ⅱ时将农业中的耕作方法区分为粗放经营和集约化耕作两种方法。由此长期以来人们把经济增长方式区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
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特征：虽然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不高问题突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尚有相当数量。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更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
党的十六大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七大根据科学发展观将增长方式改为发展方式，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根本原因是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方式转变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十二五规划则进一步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并且明确了五方面内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主攻方向，科技进步和创新是重要支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重要着力点，改革开放是强大动力。显然发展方式的这种转变已经远远超出了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内容，范围更广，要求更高。其背景是我国的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后，就有必要也有可能从根本上克服GDP崇拜，停止长期实施的投资推动的GDP赶超战略。根据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这些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2．关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马克思在说明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时明确指出：“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也就是要克服“为生产而生产”的发展理念。现在科学发展观又明确以人为本，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体现。
首先，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里，以人为本不仅是发展的目的，还是发展的手段。人民群众能够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成果，就能支持发展。特别是十二五规划明确将经济发展目标由单纯追求GDP转向追求人民幸福，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
其次，人才资源成为发展的第一资源。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上，明确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才为本。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生产力要素理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
最后，关于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确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消费需求成为排在第一位的经济增长拉动力，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体现。
3．关于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来源，因而有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论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基于上述科学论断，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把科技创新提到经济发展方式的高度。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种转变后来又被概括为由物质投入推动转向创新驱动。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将科技进步和创新明确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过去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是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是指集约使用物质要素，提高要素使用的效率。尽管集约型增长方式包含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没有摆脱物质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架构。而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第一次应用和扩散，是创造新的增长要素。因此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区别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依靠科技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根据胡锦涛的概括，主要涉及三大能力，即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依靠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落脚点是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这里涉及从知识创新到技术转移再到规模化生产能力的提升。所有这些就成为创新驱动的关键性内容。
4．关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再生产的中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市场实现问题，涉及各个部门的比例关系。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调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特别强调在未来社会中，“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实际上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协调各个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要求。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普遍试图通过计划经济来实现这个要求，但付出了效率低下的代价。在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就提出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实现全面协调发展的新课题。
首先，经济结构调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我国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发展水平本来就存在较大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因此产生的效应是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更为严重。针对这种状况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实现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全面协调发展。其路径一方面是统筹兼顾，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另一方面是先富帮后富，例如解决地区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解决城乡差距，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实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战略等。
其次，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这意味着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经济发展应该避免这种掠夺肥力之类的破坏生态和环境的所谓的“进步”，这就提出了通过科学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其基本要求是人与自然相和谐，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则明确把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其经济学意义就在于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资源和环境能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发达国家是在完成工业化时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我国是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特别是某些地区刚开始推进工业化时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由此经济发展理论需要解决在工业化进程中节能减排、减少碳排放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归结为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的成功，表明不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不采用西方经济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实践也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内容非常广泛，既涉及对社会主义现阶段的阶段性认识，又涉及对现阶段经济制度的认识，还涉及经济发展层面的科学认识。所有这些认识之所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因为这些理论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所形成的科学认识，既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支撑，又能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还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明的发展方向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