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物质与社会空间的耦合:以长春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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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城市物质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城市物质空间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城市经济、人口和空间规模都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2009年,我国GDP已经超过33万亿元,2001~2009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0%;全国城市化水平从2000年的36.2%增长至2009年的46.6%,平均每年约有1800多万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全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达3.9万平方公里,全年征用土地面积达1344.6平方公里。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快速增长的同时,城市社会事业却发展缓慢,集中体现在就业结构、消费水平、城市居住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1]。城市失业、贫富极化、居住拥挤、城市犯罪、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是城市社会问题的典型表征,而产生当前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物质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城市发展必须改变当前这种物质与社会不平衡的状态,以实现为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和满足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的发展目标。未来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仍将持续较长时间,伴随而来的城市社会挑战也将更加严峻,因此,亟须建立一种促进城市物质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体系。

二 制度转型与城市空间体系的重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制度转型深刻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发展,可以说,我国正经历着由制度转型带来的城市空间体系的持续重构过程。

经济结构转型与城市空间重构。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对城市土地利用形成深刻影响,导致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经济利益驱动特征越来越明显,各空间利益主体的摩擦与冲突在所难免。在政策支持下的大量外来资本的进入,使城市经济空间格局极化突出,新建的各种类型的开发区与城市老工业区形成“朝”与“夕”的鲜明对比。

社会结构变迁与城市空间重构。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化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贫富分化与社会极化不断加剧,并通过对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重构着城市空间体系。高收入群体居住的郊区别墅与高档社区、低收入群体与外来人口生活的棚户区、产业工人居住的单位大院等,都成为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空间投影。

城市空间体系的重构造就了许多新的城市空间形式,同时,也使得城市空间关系更加复杂。如何在制度转型背景下,维持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在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平衡,是我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三 公共需求增长与城市空间资源的非均衡配置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的人均GDP处于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时期,也是该国公共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我国目前正处于公共需求快速增长时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滞后,使我国面临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这种不足不仅体现在规模与品质上,同时也反映在城市空间资源的非均衡配置上。

城市空间资源是城市中各种以满足市民需求为目的的非营利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一般具有城市公共财政支持的背景(陈蔚镇,2008)。以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为主体的城市空间资源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满足居住与生活需求的公共产品。但由于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城市空间资源的配置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一方面,社会结构分化带来了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从而对城市空间资源的量、质、功能、空间等提出了多元化的需求,而城市空间资源的配置往往忽视了这种新的变化形势;另一方面,城市空间资源受利益趋向,低收入人口、老龄化人口及外来人口等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严重受制于消费能力的约束,导致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不均”。

面对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与社会结构的分化,如何通过合理、有效以及公平、公正的城市空间资源布局为城市不同社会群体提供物质服务设施,是城市空间研究与城市规划等亟须解决的问题。

四 “增长型”地方政府对公共利益的忽视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就是地方政府成为“准市场主体”,企业化的管治倾向愈趋明显,城市政府在地方经济事务中的决策空间和功利化倾向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吴缚龙,马润潮,张京祥,2007)。受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倾向及政绩考核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的核心目标就是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推进城市景观建设,而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却严重忽视了广大城市居民的公共利益,离其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渐行渐远。大肆建设政绩工程,过度追求城市景观的繁荣;追逐短期财政收益,出卖城市生态空间;蚕食城市公共空间,破坏历史文化资源;盲目征用土地,过度依赖“房产经济”;等等。土地成为城市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许多城市的土地储备制度已经演变成一种由公权力保障的具有强制力的行政征收行为(张京祥,于涛,2007)。但是,公共利益的需求却被漠视。

在当前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发展理念与科学的城市发展观。必须将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纳入同一个框架,实现二者协调发展,同时促进单一目标的“增长型”政府向综合目标的“发展型”政府转变。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我国正处于城市空间结构的快速转型时期,城市物质空间的现代化快速建设是必然趋势,但是必须充分重视物质空间建设对社会空间的影响作用,积极响应城市社会空间的转型与重构,而不是单纯追求城市设施与景观的繁荣,应将城市社会空间的发展需求、功能升级与结构优化贯穿于城市物质空间建设的始终,避免由于城市社会空间发展严重滞后,而对城市物质空间进行“艰难”调整。因此,探索城市物质与社会空间的耦合与协调发展是我国城市空间结构有序转变的重要实践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