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部县于明代曾修纂过志书，张萱《内阁藏书目录》卷六、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七皆著录了佚名纂《嘉靖南部县志》手抄本，不过早已亡佚，嘉靖《保宁府志》南部条下尚保留有“县志”条文。此外，明汪砢玉《古今鹾略补》卷一《生息·川北井》、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六十六《方物记第八·川北井》也引用过“南部志”。不过，明本《南部志》毁于明清易代之战乱。雍居敬说：“先年即有人以纪其事，值戈烬之余，旧本俱灭没罔传矣。”李先复则称：“世传原有旧志，自献逆毁烬，城郭寥落，几为青磷碧火，简篇载籍，所在湮没无存。国初一二遗老，犹能言其事，而文则无征，亦无复能记忆其详者。”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年）季秋，黄贞泰出知南部，问志于乡绅，知“邑志备极明确，奈劫灰变更，旧章久烬”，但苦于县事，未能实时修志，一直以为“歉心事”。至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年）秋，黄氏“候秩京华”，因清廷敕修《大清一统志》,“奉宪檄纂修县志，事不容缓”，于是邀集邑绅雍居敬、李先复等新修《南部县志》，复因应召入京，未及书成。徐浩继任，设局于城南书院，“藉雍、李二手”，完成《南部县志》的修纂。该志黄贞泰“汇有抄本存房，但卷帙缺略，难昭诚信”，其手稿后来也佚而不见。故胡兴仁《南部县志序》称“旧无志乘，文献无征”,《道光南部县志》卷二十七《杂类志·辨误》则说“南邑旧无成书，各类悉载府志”。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直隶清苑人、进士王瑞庆出任南部县知县，于县中访求得旧抄本县志两册，不知出自谁手，或即李先复撰者。不过，此志所记粗略，且多残缺。王瑞庆因询及县中耆老，皆谓向无修志之举。次年，王氏遂与徐畅达、李咸若等名士商议修志，得到众人的极力赞助，遂请徐畅达、李咸若为总纂，立条规，定章程，开局编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功将成而王瑞庆患病回籍，直隶景州举人李澍接任县事，踵其事而督修毕工，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刊刻，流行于世。今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不全）、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不全）、重庆北碚图书馆（不全）皆藏有其书。

据是书目录，全书分10志65类附1类，正文分类则略有异同，如《武备志》之“兵制”、“铺递”，目录作正类，而正文作附类。是志约20余万字，而《艺文志》约占总字数的1/3。全书详细记载了南部县的天文、舆地沿革、赋税物产、仓储、盐政、户口、学校、武备、职官、选举、历代人物及诗文等，涉及了南部县历史的方方面面。除天文、学校颇有地方志通病，实际意义不大外，其余诸类皆颇具个性，价值较高，如蠲政对清代减赋赈灾的详细记载，盐政对当地钻井制盐及同治间盐税总额等的记载，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其中，舆地、食货、职官、人物、武备等门类，记录较为完备，如舆地详于山川，食货详于蠲政，而《武备志》之“武功”详细记载嘉庆初年（1796年）白莲教起义军在川北的战事，即所谓“平定教匪”，如此之类，史料丰富，史实清晰，对深入研究相关历史极有裨益。《艺文志》则大量收录了明末至清中叶的诗文，保存史料较多，“其中又以官至工部尚书的李先复所著收录最多”。《食货志·蠲政》所录清代档案、《艺文志》所录原始的疏奏传记，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同治九年（1870年），知县承绶以最近20余年史实缺载，再请李咸若以司总纂，并邀孝廉林澍、张承缨、谭勋、谢德全，拔贡宋泽清、张东垣，恩贡何情田等分司修纂，廪生姚观成校对，武举赵以诚督梓，历时3月，续补《道光南部县志》而增刻之，是为《同治增订南部县志》。今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皆藏有其书，又有《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影印本。

《同治增订南部县志》在《道光南部县志》的基础上增修了道光至同治年间的史实，并订补了《道光南部县志》的少量不足，是现存新中国成立以前记载最为完备的南部县地方志。据目录，全书共30卷，分10志65类附1类，分志分类一如《道光南部县志》，计《天文志》1卷、《舆地志》1卷、《食货志》6卷、《学校志》1卷、《武备志》1卷、《职官志》3卷，《选举志》1卷、《人物志》9卷、《杂类志》4卷、《艺文志》3卷，约25万字，较《道光南部县志》增补约5万字。

《同治增订南部县志》首先以增修《道光南部县志》为主，但仍有改订《道光南部县志》的内容。

从增补《道光南部县志》来讲，一般在每志之末或每志某专类之后增补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以后的史事，大部分特别标明“同治九年二月增订”字样，可知全书记载之终止点，其“同治九年二月”为大字，“增订”则为小注，计标注者凡13处。如《舆地志》增修者附于全卷之末，所增者为古迹两则，故先加类目“古迹”二字，后列二则史料。《学校志》增修东庑、西庑从祀者，则于两小类目后标目增修，而未附于全卷之末。该志的增修内容也有以其他方式标注者，如《学校·义学》有“同治九年续修”标目，并详细记载续修事项；还有直接增修于后而未加标注者，如《职官志》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后任职者，就直接增修于后，除依例注明可知的履历、任职时限等事项外，并未加任何说明。此外，该志也有个别新加注释的情况，如《舆地志·祠庙》“城隍庙”下加注“同治八年十月，邑令承绶倡捐重修后殿十三间乐楼座，众绅民捐资，共计一千余缗，武生朱纶经理其事”，即属于此类。

从改订《道光南部县志》来看，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因时移事易而产生的名称、数量变化引起的，就同治年间的情况加以改订，如《舆地志·关隘》中“长乐寨”,《道光南部县志》作“老圃寨”，是名称改易而修订的。二是《道光南部县志》明显有问题的地方加以改订，如《道光南部县志》卷2《舆地志·祠庙》:“木兰祠，在县北一百三十里。木兰，唐河南商邱人，父病不能从军，为有司所苦，代父戍役于此。在戍十二年，人不知为女，赋有《戍边诗》传世。当事奏闻，因表其里曰木兰里，立庙祀之。旧废。今改为张公祠。”《同治增订南部县志》改作：“龙王祠，在县西关外里许。同治年间，邑令黄起元。父病不能从军，为有司所苦，代父戍役于此。在戍十二年，人不知为女，赋有《戍边诗》传世。当事奏闻，因表其里曰木兰里，立庙祀之。旧废。今改为张公祠。”三是部分重修，如类志的序文，多有改订，甚或完全改写。如《食货志》之“物产”序，除首句外，余皆改写；《人物志》之“隐逸”序、“仙释”序、“方技”序、“流寓”序，全部改写。《同治增订南部县志》对《道光南部县志》的改订，反映出了新纂者的考订之功，也彰显出对某些历史的不同认知，在义理上虽无关宏旨，但也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是《同治增订南部县志》，现存各本也互有出入，并不一致，主要表现在有些增补的内容或新加的注释，有些印本有，有些印本没有，据我们掌握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本，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藏本、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本互异的情况还不少。也就是说，在个别情况下，单称出自《同治增订南部县志》，不一定在每个藏本中都能找到。如《舆地志·祠庙》“万寿宫，在前东街”，注文：“邑令承绶乡饮耆宾处，镌有石碑：灵云洞香，绘图泐石，以纪其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藏本有，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本皆无。这一点十分重要，它不仅提醒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地方志，也可以完善当前学术界对地方志乃至于同时代其他书籍有关版本方面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