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的互动:以西部非洲一体化的发展为例(国际政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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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的理论分析和基本概念梳理

一 经济全球一体化、民族国家与现代化

世界历史的演进就是不同文明与文化的交往互动逐渐深入与广泛、彼此借鉴与渗透、走向一体化的过程。自1500年以来,这种一体化过程越来越快,直至20世纪中叶,一体化从广度上讲几近覆盖了地球的每一块陆地,但深度有待发展。地球上的几乎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受到一体化的影响,曾经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被改变了。500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凡是无视这种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而闭关自守的民族或地区,势必落后挨打,且最终被强行拖进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世界一体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其强大的渗透性与扩张性,这种渗透性与扩张性削弱了任何世外桃源的存在基础,不受这种一体化影响与制约的地区或民族几乎不存在了,借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这种一体化的推动力是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的原因。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迎接世界市场挑战的有力方式,也是世界一体化在局部空间上的实现,超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是世界一体化进程在更大空间上的探索。故世界一体化体现为循序渐进的一种进程。

凡是地区或民族内部一体化程度高的地区,都能更好地调整自身,乃至利用、驾驭世界市场。现代化进程开始较早进展较快的地区才能达到较高程度的一体化。现代民族国家、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基于法治的社会公正确立之后,一个地区的内部一体化就基本实现了,故现代化与一体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现代文明的不同表现形式。现代化进程加速了这种一体化趋势,与此同时,现代化也是民族国家实现一体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国家通过主权来巩固国内的一体化,对外与他国发生关系。在现代化与一体化的互动过程中,主权经历了由绝对主权向相对主权(共享主权)的转变。这种转变表明,现代国家内部的一体化要先于外部的一体化。凡是克服了国内各种主权挑战(地方意识、宗教、族群等),完成了国内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其现代化发展速度就越快,并很乐于加强与他国的联系,融入世界大的一体化进程。一体化的发展因而越来越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逐渐密切与加深,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了全面的互动,以至于出现主权让渡与共享的状况及进程。这种超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既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是各个主权实体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种反映。一体化的核心是国家主权的让渡与共享,唯有让渡与共享国家主权,各个社会、各个国家和各种经济体系才能超越现存各种界限而互相接近。显然,两种意义上的一体化都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互为促进,这在非洲大陆尤为突出,正是非洲一体化的思想启动了非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一体化思想,便没有非洲现代化的启动;没有非洲国家的彼此合作与一体化的深化,非洲现代化进程就难以持续。

在世界一体化程度加深、范围趋广的历史进程中,世界各地的王朝或被推翻,或名存实亡,代之以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现代国家在建立过程中,借用了民族共同体这一纽带,从而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连接在一起,这对等级秩序遭到破坏、权威与传统加速流失的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能使社会保持一定的凝聚力,给人们以一种归属感,维护社会的稳定。这种主要基于传统与文化的民族共同体成为发挥人民主权的载体,为民主划定了一个范围,使主权主体具有了一种文化身份。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靠民族精神来维持。民族精神的根在传统,但其发扬光大离不开现代化。民族精神的提炼与升华和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是互为一体的,二者相互促进。没有现代化,民族将失去其生存的基础,更谈不上发扬民族精神。现代欧洲国家正是在反思历史、推陈出新中建立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是主权,主权的具体体现形式是国家法律的颁布和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

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科学理念促使欧洲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进入了现代化轨道。15世纪末,最早完成国家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世界现代化的第一批引领者,继而英国、法国借助工业革命成为第二批引领者,随后德国、美国、日本和俄国成为第三批引领者。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是世界一体化进程的领头者。西、葡两国开辟了世界新航路,发现了美洲大陆,英国工业革命促进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法国大革命为世界现代化指明了现代政治的目标,美国革命为殖民地的反抗树立了榜样,俄国革命开创了现代化探索的另一种路径。

作为引领者,为获取最大利益,总想保持长久的领先地位,“欧洲尤其是英国立意不让其它任何地区有机会参与竞争”〔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全球文明史》(下卷),赵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258页。。世界其他现代化起步晚的地区在适应这种一体化趋势过程的同时,进行着反控制与反支配的斗争。但这种反控制与反支配的斗争越来越艰难,引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规模由小变大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西欧联合的原动力就是以联合起来的规模反抗美国和苏联的控制,以团结起来的力量来保持欧洲的领先地位,阻止欧洲的衰败。〔法〕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彭姝祎、陈志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5~17页,“二战前的欧洲观”中论及欧洲统一观有针对欧洲衰败观的一方面,也有向美苏两个联盟国家学习的一方面;〔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52页,“为了防止重心东移的发生,法国政治地理学家保罗·德芒戎和其他一些法国地缘政治学者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提倡欧洲国家更紧密地联合起来”。

世界其他地区为摆脱受控制与被支配的境地,开始效仿欧洲,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构建后农业文明时代所需的各种制度与结构,推动工业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转变颇为明显,行政与法律机构、社会组织乃至伦理道德标准都在相应地变化调整。美国学者布莱克把这样的一个过程称为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美〕 C. 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6页。。“现代”这个字眼不仅包含着时间上的“现在”,而且指“时髦的,时新的”,故是新近才有的,过去不存在或未被推崇的,都是现代的,因而与过去出现的、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传统”是相对的。现代化就是指对传统制度的改造与革新,其基础是工业化,“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政治民主与法治有利于巩固这种基础。无论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还是全面的发展都要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者罗荣渠关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的观点是非常深刻而正确的。他说:“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反思工业化后的西方所面临的危机与问题时,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批判,有的甚至否定了现代化理论,但所有这些批评针对的是工业化实现后的社会,是对现代化的反思,本质上有助于改进现代化实践。故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思想及其在1973年正式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对现代化实践更有指导意义。〔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以罗荣渠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没有被兴起于西方的后现代思潮所蛊惑,坚持认为现代化必须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65页。也参见钱乘旦、杨豫和陈晓律《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63页,“尽管把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是错误的,但不可否认工业化构成了现代化主要和基本的内涵,因为工业化为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由最初注重单一经济增长,到注重多层面的综合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包括经济的增长、贫困的消除、不平等的减少,还包括社会结构、公众态度和国家体制的变化。George Akeya Agbango,“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George Akeya Agbango, ed. , Issues and Trends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Politics,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 1997, p.15.与此同时,旧的社会文化价值观逐渐被人们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现代文化价值观。

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客观上要求民族的一体化,一体化范围和深度的逐渐扩展。现代民族国家正是将一定地域内的地方治权集中起来,实现了国内一体化,完成了对内的最高治理权,对外的独立权和唯一代表权。现代民族是完成了对本民族的传统革新改造,实现了建立国家的工业化基础,以理性法治为基础的政治与文化一体化的民族。凡是完成了这种内部一体化的民族就显示出巨大的凝聚力及对世界其他地区和人民的支配力与控制力。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莫不如此。这些先行完成了民族内部一体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与人民有着突出的示范作用,开启了世界范围的构建民族一体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世界非欧洲地区的民族一体化与现代化过程,都起始于对欧洲控制的反抗。但这些国家的民族一体化构建的外部环境越来越不利,因为它们多数在内部一体化还不成熟时就要被迫实现与外部一体化,故内部一体化受到的各种干扰乃至干预远远多于先期现代化的国家。越是后发国家,主权的运用与国家政策的作用就越大,参见〔美〕托马斯·K.麦克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583页。麦克劳指出了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对资本主义(即现代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积极的公共政策对促进持续增长是很有价值的,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最有效的政策往往是针对具体时代和具体情况的,没有什么政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而,国家政权对民族一体性的培养,民族性的形成与巩固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