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与特性分析

针对当今时代世界海洋形势和我国海洋发展的国家战略需求，系统构建中国海洋文化的基础认知和评价体系，即系统回答“中国海洋文化”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应如何等基本问题，为我国海洋文化的现代建设发展提供基础理论参考，目标指向有三：一是树立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化主体意识，确立中国现代海洋文化建设发展的基本理论依据；二是展示中国海洋文化本体的悠久历史积淀和丰富内涵，奠定中国海洋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基础，增强中国作为国家意志发展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三是阐明中国现代海洋文化建设发展的应有目标指向，旨在实现以中国文化为主导、以建构国内海洋和谐社会和国际海洋和平秩序为宗旨的海洋可持续发展。这其中的基础，也是关键，是如何建构“中国海洋文化”本体的内涵体系。

要建构“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体系，有一个必须明确、不可含混的前提，那就是对“中国海洋文化”本体是否认同的问题。同样是一种现象，一种事物，在世界观、价值观上对其认同与否，决定着对这种现象、这种事物的内涵的揭示与判断。例如在黑格尔那里，他明明知道中国是濒临海洋的大国，却认为不管中国的航海有多么发展，海洋也没有影响中国的文化。像这样的论者，若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进行体认，那么他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是零，即中国没有海洋文化。

中国海洋文化的创造、传承、发展和享有、享用主体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不是什么“他者”；因而中国海洋文化的认同主体，也是中国人，中华民族，而不是什么他人。中国人、中华民族既然如此这般创造、传承、发展和享有、享用了如此这般的中国海洋文化，就是因为认同如此这般的海洋文化，而不是别人如彼那般的海洋文化。只有中国人、中华民族自己懂得中国海洋文化的底里和价值，就同只有西方人懂得西方海洋文化的底里和价值一样。国际上有不少“汉学家”“中国学家”，其实连看中国书、说中国话都吃力得很，更谈不上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深得壶奥”；近现代中国学界有不少鼓吹西学的“专家”乃至“大家”，其实对西方也没有多少了解，大多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只不过很少有人“点破”这一层“窗户纸”而已。

1．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概念界定

“文化”，是一个使用非常广泛、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说者，乃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语境中，使用“文化”一词，有着不尽相同的概念意涵。

统观东西方学界关于“文化”的概念与内涵的界定，总的看来，使用最广泛的是文化的“精神”“物质”两分法。但这样的分法又嫌过于笼统；有的用三分法，即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其“行为”也大而无当，即使它补足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过渡”。除了仅仅存储于大脑的，什么不是行为？按这里的“行为文化”，应该主要是指“制度文化”。“制度”是累积的、规范的、约定俗成的、相对确定性的“行为”，而不是非确定性的、怎么样都可以、都被允许的行为。

这里，为了避免“文化”的两分法的过于笼统，同时又避免类分过细，我们对“文化”作四分法，表述如下：

“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缘于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所创造和传承的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表现形态。

这包括这样几层含义：

其一，“文化”，是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世界、甲社会不同于乙社会的“生活方式”；

其二，“文化”呈现为体现“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彩的“表现形态”亦即生活形态；

其三，“文化”是人类社会“创造”的，这种“创造”既包括超越自然界的“新造”，也包括作用于“自然界”，赋予自然界“有意义”的“形式”；

其四，“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人类社会”尽管是由单个人组成的，但单个人的“创造”没有被社会认同的，不属于“文化”范畴；

其五，“文化”是“人类社会”创造出来并经传承的产物，虽经创造出来但没有得到传承，没有形成为某种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社会的生活方式的，不属于“文化”范畴；

其六，人类社会的“文化”不是无源之水、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其所依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创造和传承的；人类社会所处的自然资源环境条件不尽相同，其文化模式和样态也不尽一样；

其七，人类社会的“文化”创造和传承缘于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而又不会完全受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的制约，表现了人类社会的“文化”创造和传承的能动性；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文化传统缘于资源环境造成的“基因”，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文化特性”；

其八，“人类社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其所缘起、依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也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其所创造和传承的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和社会的生活方式也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因此，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化”，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们虽然常说“文化”或“人类文化”如何如何，但具体的所指的“文化”，事实上按其空间边界，往往是“区域文化”“国别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按其时间边界，往往是“史前文化”“古代文化”“现代文化”等；按其内容边界，往往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等；按其主体边界，往往是“民族文化”“国别文化”“地方文化”“社区文化”“族群文化”等；按其形态边界，往往是“思想文化”“政治文化”“管理文化”“军事文化”“艺术文化”“技术文化”“生活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等；按其所依存的物质基础亦即地理资源环境边界，往往是“内陆文化”“海洋文化”等——其中“内陆文化”，又可分为“平原文化”“山区文化”“草原文化”等，再按其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及其表现形态又可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等，按其人口集聚及生活形态分为“乡村文化”“城市（镇）文化”等；“海洋文化”，又可分为“半岛文化”“岛屿文化”“港湾文化”“海域文化”“大洋文化”等，按其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及其表现形态分为“渔业文化”“盐业文化”“航运文化”等，按其人口集聚及生活形态分为“渔村文化”“港埠（城市）文化”“（海商）商帮文化”等。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世界大国，“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中历史与民族内涵最丰富、地理与人文空间最大的一个区域系统。

“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缘于幅员辽阔的大陆和海洋所创造和传承的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表现形态。

“中国文化”，在当代语境下，属于人类“文化”的“国别文化”系统；而历史地看来，则是一个以当代中国为主体区域的“区域文化”系统。由是，“中国文化”至少有如下意涵：

第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文化”是多民族的文化，而不同于西方大多“民族国家”的单一民族文化。尽管世界上不少国家包括西方“民族国家”的人口也是由多民族构成的，但中国文化的多民族性特点在于，中国幅员辽阔，自中华文明之初就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上形成了既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辐射影响边疆民族文化，又以边疆民族文化辐射影响汉民族文化，同时保持着相对的民族文化个性的传统，因此“中国文化”是一种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共存共荣的内涵丰富的“元多文化”的“共同体”，而不是一种单一文化。

第二，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是东亚地区幅员最大、最为发达和辉煌、对外最具吸引力和辐射力、影响面最广的国度，因而在东亚地区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历史上，生成了长期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圈”。在近代之后纷纷“独立”的东亚国家中，人们习惯于用“汉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相指称。

第三，在世界上的西方文化近代“崛起”之前，中国文化在长期的历史上一直是世界文化中幅员最为辽阔的多民族一体的区域文化。这不但是中国和东亚地区诸国在近代之前的认识，也是西方诸国在近代之前的认识；也就是说，这是近代之前的“世界共识”。

第四，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发展历史最为长久、自古至今连绵不断、一直保持着坚强旺盛的生命力的文化。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五大文明古国”的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除了中国文化，其他都消失或转型了，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本身在此起彼伏的世界文化竞争的丛林中能够生存发展的独特的优势所在。

第五，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的主体认知上，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文化。中国文化主张敬畏自然而不是破坏自然，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的顺应，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对自然的改造、战胜，因而在中国思想文化中保持着历史悠久的自然保护主义。中国文化中的自然观，是当今世界解决受西方文化引领、影响，用工业化包括高科技工业化等非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竞争发展造成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难题的思想文化宝库。

第六，中国文化在社会理想层面上，是一种追求“天下大同”的文化。而这种“天下大同”的内涵，是“以和为贵”“天下共享太平之福”的和谐文化、和平文化。这是与西方文化的主要不同点。在中国文化中，实现这种“天下大同”的手段，是“以文教化”——这是中国历史话语系统中的“文化”的本意。中国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实行政治体制的内封外服制度，自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帝国之后，一直对内实行直辖和流官制度，对外实行分封和土司制度，如此历代沿袭，中国文化的地盘不断扩大，西被流沙，东括东海，南迄南洋，北至北极，都不是靠武力侵吞，而是声教所及、海外向化、遣使来朝的“以文教化”的结果。

第七，中国文化在精神理想层面上，是一种善与美的文化，即追求道德人心的向善与精神情感的向美。这表现为中国传统的儒家理论、思想与道家、释家理论与思想的融会互补，和以民间信仰、民间伦理为基础的社会信仰、社会伦理的杂糅相生，其核心意涵是普及、普遍的弃恶扬善、中庸中和、和谐吉祥、知足常乐的社会观、人生观和审美观。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被奉为经典的思想家、文学家的著述，都贯穿着中国文化向善向美的这根主线。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国家祭祀和民间祭祀的神灵，都沟通着中国社会“善男信女”们向善向美的心灵世界。中国的汉字、音乐、绘画、诗词歌赋、小说戏曲，作为语言艺术形式，都承载着这样的向善与向美的教化功能和陶冶功能，既是向善与向美的艺术体现，也是向善与向美的生活体现。

第八，中国文化在制度层面上，是一种礼仪文化。这是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美誉的缘由。中国社会的基础层面，是靠“礼”来治理与运转的。诚然，中国也有法制，但中国的法制是建立在社会伦理和民俗基础之上、对礼仪不能解决的“超越”了礼仪规范的“犯罪”的惩罚制度，其实质，是礼制的补充和保障。因此，在这样一个以礼制文化建构为基础的社会，其基本主调是有矛盾靠礼仪调节、调解，使之化解、消弭在基层社会尤其是家庭、家族、乡里之中，而不是动辄打官司、告上法庭、“依法”断案、“依法”执行。这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基础。在中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传统的礼仪文化无疑是不可忽视、需要发扬光大的法宝。

第九，中国文化在物质文化层面上，由于中国资源环境基础的陆海兼备，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多样，民俗风情万种，因而呈现出内涵丰富灿烂、形式琳琅满目的生活文化样态。比如，世界公认“吃在中国”，中国是“世界美食厨房”，上至历代宫廷御菜，下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乃至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不同地方的民间小吃，到处都有琳琅满目的吃的文化。

第十，中国文化，就其原生性主体文化的内涵而言，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即在中国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积淀、在中华民族的代代相传中延续发展的文化。

以上这些内涵与特点，都与西方文化在性质、旨趣、模式上明显不同。

我们不能不承认，近代以降，尤其是近百年中，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破坏。近些年来，人们又不断发出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明的呼唤。即使不少西方人，也开始在东方文化中寻找救世良方。

对于“中国文化”的上述性质和内涵，近代以降，人们往往认为这是“内陆文化”“农耕文化”的体现，而不是“海洋文化”的体现。事实上，这是对中国文化基本性质和内涵的误识。

第一，中国文化赖以创造和传承发展的资源与环境既有内陆又有海洋，因此，中国文化就其所依存的地理资源环境边界而言，是由“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共同构成的。中国的“海洋文化”同样历史悠久，丰富灿烂，只是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视野里，忽略了“中国文化”中的“海洋文化”的存在，或者说没有从“海洋文化”的视角观照“中国文化”而已。

第二，即使就中国的“内陆文化”而言，它与中国的“海洋文化”也是“中国文化”整体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两者是互融互动、互为腹地的；即使仅就中国的“农业文化”而言，其发展也是与“海洋文化”中的“渔业文化”“盐业文化”“商贸文化”等连为一体的。

第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农业”“农民”“农村”“农业经济”等涉“农”的概念，在中国传统的概念中，往往是从整体上包括“渔业”“渔民”“渔村”“渔业经济”的。至今人口归类只分“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对“农民”的统计口径依然包括“渔民”；“渔业”作为大“农业”的组成部分，依然归口于国家的“农业部”。如此等等，说明“农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很多层面和很多领域中是包括“海洋文化”的，只是一直没有单独分类加以强调而已。近十几年来人们对“海洋文化”的重视和强调，是世界海洋竞争和中国海洋发展进入了“海洋时代”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论述可知，“中国文化”与“中国海洋文化”既不是并列的两个概念，更不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主体构成部分。因此，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自然也就是作为“中国文化”主体构成部分的“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灵魂，同样也是“中国海洋文化”的灵魂。这是“中国文化”中“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共性；同时，“中国文化”中的“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又都呈现着各自的丰富的个性。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海洋大国，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跟海洋打交道，即使仅仅统计生活在海岸带、海岛、海上直接跟海洋打交道的中国人，其人口数量也比得上世界上不知多少个小国，他们打鱼、制盐、造船、航海、贸易，同五洲四海的商人做生意，同万国来朝的海客交朋友，他们自己也航海闯荡世界，他们吃着海鲜，唱着渔歌，欣赏着海洋景观，感叹着海市蜃楼，探索着海洋的秘密，开发利用着海洋资源，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海洋文化；更何况中国至迟自夏商周三代即是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一直构建、实施着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世界大国海洋管理制度体系，经营维护着一个世界大国的海洋权益包括海岛、海域、港口、海路、海洋资源等权益，维护着一个不断扩大的“天下”（主要是现今被称为“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海洋和平和安全秩序——这等等一切，就是中国的“海洋文化”。

但西方人往往不认为中国有海洋文化。他们往往以其近代历史说事，认为他们的航海发现、侵略殖民不仅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是开放、搞活、自由、冒险、竞争、进取的“海洋文化”，而东方包括中国，不仅没有像他们那样，而且被他们“发现”、侵略殖民了，他们找到的一个似乎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因而理直气壮的“理由”，就是东方包括中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固守在内陆、不知“天外有天”的国度，其文化属于内陆文化、农耕文化、保守落后文化。“落后就要挨打”，说的似乎天经地义，暗含着“侵略有功”“杀戮有理”，被侵略、被杀戮“活该倒霉”的荒唐的强盗逻辑。这种西方文化“先进论”“优越论”“有功论”在近代传入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滥觞，至五四前后甚嚣尘上，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以“思想解放”为幌子，大倡“河殇”，死灰复燃。因此，在我们的不少被视为“精英”的理论家、史学家、文化学家那里，在我们的不断重复的教科书那里，我们的中国文化被塑造成了“没有海洋文化”的文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如前所述，随着国际社会迅速升温的海洋资源与海洋空间的竞争、“海洋圈地运动”，随着大大小小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纷纷出台及其行动实施，国际上兴起了以西方海洋竞争意识和发展观念为主导标志的海洋文化浪潮。中国学术界在此影响下，加之对国内伴随“思想解放”而来的西化思潮的应对，迅速达成中国也有“海洋文化”的共识。经过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海洋文化学者的研究，谁要再认为中国没有海洋文化，谁就会成为笑柄。但是，对于“中国海洋文化”整体而言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等基本问题，亦即对于“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概念、基本性质、基本内涵和外延边界，对于“中国海洋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于“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用等问题，尚未形成共识性的答案。

这里，我们基于如上关于“文化”“海洋文化”“中国文化”的认识，对“中国海洋文化”的概念作出如下界定：

中国海洋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缘于海洋所创造和传承的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社会的文明生活方式及其表现形态。

这里，我们依据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定义，对“中国海洋文化”内涵结构的四个层面表述如下：

“中国海洋文化”的物质文化层面，是指中华民族作为“经济文化体”面向海洋、发展海洋的物质生产、技术制造、流通消费方式，体现为中国面向海洋、发展海洋的物质生活风貌。

“中国海洋文化”的精神文化层面，是指中华民族这一“民族文化体”面向海洋、发展海洋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与精神导向，体现为中国面向海洋、发展海洋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

“中国海洋文化”的制度文化层面，是指中华民族的历代国家和地方政权作为“政治文化体”面向海洋、发展海洋的行政制度、法规政策与组织管理，体现为中国面向海洋、发展海洋的制度设计与运行安排。

“中国海洋文化”的社会文化层面，是指中华民族这一“社会文化体”面向海洋、发展海洋的社会形态与民俗传承，体现为中国面向海洋、发展海洋的社会运营模式。这其中，其文化主体的基本构成，是中国幅员辽阔的沿海、岛屿地区直接与海洋打交道，并与内陆地区和海外地区关联互动的涉海民间社会。

如上四个层面，就是中国海洋文化内涵的主要构成。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缘于海洋资源环境所创造和传承的。由此，从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结构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表述：

中国海洋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缘于海洋所创造和传承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总和。

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的每一个层面，依其“缘于海洋”的直接和密切程度，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国海洋文化，即直接缘于海洋、关于海洋、与海洋密切相关的文化元素，这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内涵；广义的中国海洋文化，即与其基本内涵具有相互关联性、互为条件和因果，从而构成中国海洋文化整体系统的全部内涵。

显然，中国海洋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是由于海洋资源环境与内陆资源环境是相互依存、互为腹地的。

2．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构成

如前所论，我们从内涵结构上看，中国海洋文化主要包括这样四大块内容：中国海洋精神文化，中国海洋物质文化，中国海洋制度文化，中国海洋社会文化。而中国海洋精神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整体中最为丰富、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除了属于意识、观念、知识、思想等精神层面的内容之外，一个非常丰富、庞大的涵量“板块”是属于文学、艺术、鉴赏等审美愉悦层面的内容，因此，我们又可在“中国海洋思想文化”中专门列出“中国海洋审美文化”，是为“中国海洋文化”基本内涵构成的“五大板块”。

（1）中国海洋精神文化

海洋精神文化，就是人们对海洋的认知、感受和评价的知识、意识、观念和情感等精神体系。中华民族在悠久的海洋发展历史上创造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对海洋认知、感受和评价的知识、意识、观念和情感等精神体系，构成了具有中国文化整体特色的海洋精神文化内涵。这是中国海洋文化整体系统中的高端系统——精神动力系统。其具体的载体有文本的、仪式的、口头的、制度的和物质的各个层面，体现在国家和社会各个社会构成体系之中，并通过海上交通和内陆网络，在中外传播传承。如何看待中国的海洋精神文化，能否形成对中国海洋精神文化的正确认知和认同，至关重要。

中国海洋文化中对海洋的意识感知，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中华民族自古对海洋水体的意识感知，对海洋地貌的意识感知，对海洋生物的意识感知，对海洋气象的意识感知，对海洋物理现象的意识感知，对天体运行、水汽循环的意识感知，对海外世界的意识感知等等，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有。中国海洋意识感知创造了广泛丰富的关于海洋的生动形象、可知可感的知识系统，由此成为广泛丰富、深厚隽永的中国海洋思想文化内涵的构成元素。中华民族是擅长用形象思维感知世界的民族，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海洋意识感知积累，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海洋观念，即“海洋观”，是人类对海洋价值的认识、判断和取舍的观点及其标准，也是海洋思想意识在“价值”层面的具体体现，是海洋世界观的主要内涵。海洋观，有宏观、微观的不同内涵，主要包括：人类海洋观、国家海洋观、海洋权益观、海洋疆域观、海洋政治观、海洋军事观、海洋资源观、海洋环境观、海洋生态观、海洋历史观、海洋社会观、海洋发展观、海洋经济观、海洋科技观、海洋审美观等。中华民族海洋价值体系所构成的海洋观念，是中国海洋思想意识的主要内核。其中，中国海洋政治思想、海洋疆域思想、海洋权益思想、海洋防卫思想、海洋经济思想、海洋社会思想，海洋管理思想、海洋发展思想等海洋思想体系，是中国海洋价值观念的具体内涵。

海洋信仰，即人类将虔诚、敬畏之心托之于具体的海洋形象，并付之于崇拜和祭祀仪式的海洋文化现象，是海洋思想意识的重要表现形态。海洋信仰的对象即某一具体的海洋形象的来源，是人类对某一海洋具体事务的意识感知所获得的形象知识的选择性感情投射。人类对海洋事务的意识感知所获得的形象知识，感受和评价不同，投射的感情也不同。而海洋信仰，正是人们对那些他们认为值得虔诚敬畏、值得付诸感情，甚至值得给予崇拜和祭祀的某一个或某一些海洋形象的选择与传承。中国的海洋信仰的层级体系，是由国家海洋信仰、地方海洋信仰构成的。历史上叫做正祀和淫祀。国家海洋信仰的对象，正祀，是被国家列入祀典的极重要的海神，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自然神系统，主要是自古传袭下来的四海海神，一直是由国家祭祀，佛教传入以后演化为四海龙王，自唐代被分别封王；其他自然神则在国家海洋信仰系统中时高时低，在国家祀典中时进时出，或因时因事而定；二是人神系统，古者如涛神伍子胥是也，到了宋代，开始敕封福建湄州妈祖，自此宋元明清历代敕封、祭祀，列为国家祀典，是宋元明清各代影响最大的海神，至今妈祖信仰和庙祀崇拜传承沿袭，且已是海内外华人的共同的普遍的信仰。中国海洋社会的民俗信仰，既是面向海洋生活的实用的教科书，又是人心向善、趋利避害、追求社会和谐安定和人生平安吉祥、慰平心灵创伤的传世良方。中国的海洋信仰体系，主要是传统海洋文化的内涵范畴，其在当代的传承，主要是靠其历史的积淀维系，其作为信仰的功能，已经走向衰微，目前所重视的，是它的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为旅游景观的功能。

（2）中国海洋物质文化

海洋物质文化，包括海洋物产实体本身和附着在物产实体上或以物产实体为形态展现出来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海洋物产，包括直接取自海洋的食用和日用生活资料，通过海洋利用与海陆互动所交换而丰富了的物质资料，以及取用海洋生活资料和商贸交换所使用的工具；附着其上或以其为形态展现出来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则包括一个国家、民族特有的物产观念，习性，喜好，社会道德伦理的、宗教的、审美的功能体认。中国传统的海洋物质生产及其相关产业，主要包括渔业、盐业、航海交通业等；中国现代海洋产业，有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滨海旅游业及海洋相关服务业。中国现代海洋产业的“文化”蕴涵尚需时代的沉淀，我们所说的中国海洋物质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渔业文化、盐业文化、航海文化、商贸港市文化。系统了解中国的海洋物质文化的内涵与特色，就会认识中国海洋文化丰富而雄厚的物质基础，就会通过物质发展水平的可比性，判定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海洋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理解中国海洋文化为什么会与西方海洋文化不同，走的是和平、和谐的而不是外侵、掠夺的历史道路。

中国的海洋渔业，自古便十分发达，因而由此衍生的文化，不但源远流长，而且十分发达丰富，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远自石器时代就对海洋渔业资源认识丰富，海洋捕捞品种多样，捕捞工具技术发达；二是自先秦时代就实行政府管理制度，既是国家税收的一大支柱性来源，又有利于渔业生产力在政府支持下的切磋交流与改进提高；三是海洋渔业不但成为沿海民生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而且也成为海陆贸易的重要商品，丰富了远离海洋的内地人们的餐桌；四是对海洋渔产的加工烹调各地都有十分丰富的民俗知识传承，既讲求美味，又讲求营养（例如对海狗、海马等海洋药物的药用，对海参、鲍鱼等海洋珍品的营养的认同），丰富了中国美食和食疗的“天下厨房”；五是在海洋渔产得以美食、美用的同时，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渔业文化，包括捕捞信仰、海鱼信仰、船上信仰、海域信仰等渔业信仰，渔歌、号子、传说、故事等口头文学艺术，自古就有的鱼纹美饰、渔家剪纸等工艺美术，文人骚客的海量海错诗文，等等。

中国海洋盐业文化，与海洋渔业文化一样，自古就十分发达，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远自石器时代就对海洋盐业资源认识丰富，海洋盐业生产工艺技术发达，中国的海洋经济中，海洋盐业历来就是大宗；二是海洋盐业不但成为沿海民生的重要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其作为人人一日三餐断不可少的特殊商品——生活必需品，与内地盐产一起，连接着全国的每一个社会角落。三是盐业自先秦时代就实行政府管理和专卖制度，如早在齐国管仲时期就实行了“官山海”制度，从盐场生产到食盐销售，从沿海到内地、从民间到中央编织着一个巨大的产销、赋税网络，在历史上不少时期都是往往占据国家税收中三分之一甚至半壁江山的支柱性来源；四是盐产与渔产美食密不可分，尤其是海产腌制品，通过贸易网络，丰富了从沿海到内地人们的餐桌；五是海洋盐产造就了中国历代庞大的盐商队伍，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的一大支系，成为中国商业文化、城市文化的重要支柱之一，例如运河文化、扬州文化的发达，盐商文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六是伴随着海洋盐业生产销售的历史发展，盐业科学与信仰、盐民盐商等社会生活习俗、盐业民间社会和文人骚客创作的海盐文学艺术，成为中国海洋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海船文化。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包括海上作业，包括跨海交通，都离不开最基本的工具——船。中国自古造船技术发达，心意文化和科技文化含量丰富，许多船形体大、坚固、稳牢，适应性强，应用广泛，建造和使用量大，许多方面在世界上长期居领先地位，被视为世界发明，并将信仰、审美等丰富的心意文化附着其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自古就是船的国度，航海的国度。中国迄今出土的最早的独木舟距今8000～7000年。先秦时代的燕、齐、吴、楚、扬、越“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平道，是其所长”。汉唐时代海外商人、入朝使节往往搭乘中国的船舶，因其大而安全。宋朝出使高丽的“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所以晖赫皇华，震慑夷狄，超冠古今。是宜（高）丽人迎诏之日，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也”。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的盛事，把中国传统造船技术推进到空前的繁盛时期。以郑和宝船队为代表，中国造船业体现出船形巨大、设备完善，航海组织严密有序的特点。明初造船业和航海业最为突出的成就，是打造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家航海木帆船队，而且其中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上最大型制的郑和宝船，合今138米长、56米宽，“体势巍然，巨无与比”，较之晚了近一个世纪的欧洲哥伦布“大航海”的“大船”，比不上郑和宝船尺寸的零头。中国造船技术早在汉唐时代就有若干项重大发明创新，在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尤其是水密舱结构，是中国人为世界造船业和航海业作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中国人的航海技术发明，表现在许多方面。除了对高水平造船技术所提供的方便条件的利用之外，更多的是地文导航，天文导航，指南针导航，铅锤测海，航海针图制作利用等。

中国港口文化。港口，是陆域腹地和海外空间的枢纽，是跨经济文化交流乃至政治文化建构的节点；港口城市，因港口的发达而形成，既是一个海洋区域社会和海洋区域文化的集聚体，又是区域海-陆互动的中心，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乃至政治文化建构的重镇。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海洋文化的社会景观呈现，主要集中在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港口城市格局上。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最大海洋大国和内陆大国，其形成、发展一直没有离开沿海港口-城市的支撑。古代的徐闻、广州、泉州（刺桐）、宁波、太仓、密州、登州等，充分显示出了其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的重要。通过海洋交通进行的海洋贸易，通过海洋交流发展形成的幅员广阔的中国文化圈，都促进了中国和海外世界的互动发展，中国港市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如今的中国沿海港口，更是对外贸易、对外友好往来的枢纽，也是对内海运物流的中心，“世界大港”林立，是国家外向型经济大动脉的支点，带动着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铁路、公路向内地纵深延展，拉动着内地外向型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港兴城兴，港荣城荣，古今中外，大略如此。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海洋经济文化和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无疑会更多地体现在当代中国港口及其港口城市文化的发展上。

（3）中国海洋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这里指的是国家层面的制度文化。中国海洋制度文化，就是中国历代政府在国家层面上长期开发利用海洋、适应海洋、发展海洋而形成的制度传统。它作为国家面向海洋、发展海洋的制度设计和运行安排，体现的是国家的思想和意志。中国海洋制度文化包括海洋政治制度及其海洋行政制度的文化建构，体现的是中国海洋文化传统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端内涵。中国海洋政治制度对内主要体现为政府的海洋政治主张和主导思想，对外主要体现为历代政府为维护国家海上安全和海外区域世界和平的政治制度构建，是中国海洋和平文化的最高体现。中国海洋行政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行政体现，发挥着国家对海洋事务实施有效管理的制度功能，主要包括海洋疆域制度、海外屏藩制度、海洋军事制度、海洋交通制度、海洋贸易制度、海民管理制度等。如何认识和看待中国的海洋制度文化，关系到对中国海洋文化历史传统模式的正确理解和评价，同时关系到对中国海洋文化现代发展方向的高端设计与抉择。

（4）中国海洋社会文化

“海洋文化”最基础、基本的创造和传承主体是“海洋社会”。“海洋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这里我们观照的是狭义的“海洋社会”，相对于“国家”和“区域”的主体是“政府管辖”层面而言，是民间海洋社会。也如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中国的海洋民间社会主体的构成，传统上主要有渔业社会、盐业社会、海商社会、港口社会等，现代有随着海洋领域的现代化发展而从事海洋开发、利用和服务的社会各个行业。这些以海洋产业为从业主体的海洋民间社会，以其行业性民间组织、行业规范、生产劳作关联度和生活聚落空间的社会结构及其家庭、亲族、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构成国家海洋文化主体的社会基石。民间传统海洋社会的基本文化内涵及其形态，是海洋民俗文化。中国海洋社会的民俗文化，包括民俗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信仰、民俗节会等主要成分。中国海洋社会民俗文化除了具有中国海洋文化的整体特征外，还具有作为基层社会民俗生活的鲜明的独具特征：一是地域性；二是行业性；三是传承性；四是交流性；五是和谐性。

（5）中国海洋审美文化

海洋审美意识，是人类以海洋为审美对象的审美活动的心理动机和审美成果。海洋审美主体（作为有差异的文化载体的人）、海洋审美动机、海洋审美对象（具体海洋事项）、海洋审美过程、海洋审美成果，与海洋审美观念包括审美评价标准一起，构成海洋审美体系的相关元素，这就是海洋审美文化的全部内涵。作为中国海洋审美文化的审美主体，中华民族是富有审美历史传统、富有审美感受力和表现力的伟大民族。作为中国审美文化的固化成果形态，是由审美主体创作的文字的、绘画的、雕塑等的空间艺术作品，口头的、音乐的、舞蹈的、表演的时间艺术作品，或是由审美主体赋之于审美对象而生成的艺术形象，包括人工的“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海洋工艺景观形象，更包括大量的海洋自然景观形象。

中国海洋审美文化，不仅内容极为丰富，形式极为多样，而且赋之于海洋生活，使得海洋生活富有审美蕴涵和艺术的形态，成为“生活的艺术”，也是“艺术的生活”。中国自古尚文，是诗的国度，文的国度，艺术的国度，这同样体现在中国人对海洋意象的审美创造、海洋景观的审美铺写、海洋生活的艺术展示之中。早在汉代大赋中就每每有《观海赋》《览海赋》《游海赋》等对海洋的铺排扬厉；至于唐诗宋词，明清戏曲、小说、诗词，对海洋和海洋生活的意象塑造与吟咏铺写，无论是“浪漫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则更是多姿多彩。

中国海洋文学的审美特色丰富，主要表现在：其一，中国是诗的大国，尤其抒情诗更为发达，这就使中国的海洋文学常以飞跃和奇幻的海洋想象来表现作家的海洋意识和审美情感，即使不是以诗歌形式表达，也充溢着十足的诗意。其二，中国的海洋文学充满着对海洋的赞美。尽管许多中国作家不一定有实际的海洋生活经历，但他们向往海洋，热爱海洋，悠久的诗歌传统使海洋文学作家常以多彩的语言和生动的形象表现大海的瑰丽景观，讴歌勇敢的闯海人群，并倾注真挚情怀，鲜明而真切地予以赞美。如许多海洋诗歌多以观海冠名，常以观海为其审美表现的基点，或写大海广阔无垠，或写海景壮美多彩，或写弄潮人历险搏涛，或写涉海风情奇趣丰富等等，多以尽情赞美为其艺术内容。赞海的特色在海赋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班彪的《览海赋》、曹丕的《沧海赋》、陈子昂的《禜海文》和石岑的《海水不扬波赋》等，都以描绘壮阔海景为最大特色，气势雄浑。即使在明清的海洋题材小说描写中，以猎奇探险为谈资、赞叹海洋之非凡的特点也十分突出。其三，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的精神，不畏艰难，敢于进取，这充分体现在中国海洋文学中。中国海洋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形象多彩，大多透溢出不屈的刚毅精神。我们可以在表现瑰丽海景的作品中，把握到不言后退的精神；可以在再现闯海人生活的辞篇中，领略到坚毅刚勇的气势；可以在赞颂抗击外族海盗入侵的华章中，感染于英雄人物刚阿不屈的气节；可以在渔歌等海洋民间文学作品中，感动于普通劳动者吃苦耐劳的品格。这些都是中国海洋文学重要的审美特色。其四，中国海洋文学作家深受中国“天人合一”文化传统思想影响，崇尚中和的美学思想，既善于表现人与海洋和谐相融的思想内涵，更善于把海洋景象、海洋生活与作家的主观情怀相谐和，追求和美的海洋审美意境，充分呈现出和谐融汇的审美亮点。

中国海洋艺术，是指中华民族塑造表现海洋和反映涉海生活形象的艺术作品。根据塑造涉海形象的材料、方式和形式等的不同，中国海洋艺术可分为中国海洋绘画、中国海洋雕塑、中国海洋音乐、中国海洋舞蹈及中国海洋戏曲等艺术形态。

中国有着多姿多彩的海洋景观，形态多样，内蕴丰厚，许多海洋景观举世闻名，它们既充分反映出中国海洋景观的审美特点，也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情貌和现代面貌。人类对多种海洋自然景象和自然力的审美把握，是人类对多种海洋自然景象和自然力的感受的结果，也就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结果。就中国海洋自然景观而言，中国海岸漫长，海域宽广，海洋景象万千，呈现出无穷的变幻力量和多种的形态之美：有时涛声如雷惊天动地，怒涛齐山拍岸裂石；有时海面如镜碧海连天，明月悬海细浪汩汩；有时海天瑰丽神奇莫测，海市乍现虚幻缥缈……不同海洋景象有着不同的美，或壮美，或优美，或奇美，或柔美，人们会陶醉于奇伟美景，惊叹于神奇变化，获得多种美的享受，愉悦身心，陶冶性情。

中国海洋人文景观是指与中国海洋文化活动有关的景观形态，主要有海洋历史景观、海洋建筑与设施景观、海洋娱乐景观、海洋民俗景观、海洋节庆景观、海洋艺术景观等。现代海洋景观审美与传统的海洋景观审美的最大区别，是我国改变了传统海洋景观景点的管理和运行模式，运用经济手段实施管理，海洋景观景点的管理和经营已经普遍企业化，审美产业、旅游公司遍地开花，而产业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因此现代海洋景观审美已经变成了花钱买审美了。无疑，提供的服务多了，方便多了，但景观景点被“开发性破坏”“建设性破坏”也多了，审美者被坑蒙拐骗也多了，不满也多了。如何使审美者更多地感受到审美对象的美，已经成为人们普遍重视的问题。

3．“中国海洋文化”的区域分布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海洋大国，中国海洋文化的区域空间，包括主体区域和延伸区域两个部分，或曰内圈和外圈两个圈层。延伸区域，亦即外部圈层，是环中国海的外环地区，历史上附属于中国中央王朝、近现代以来各自独立或被独立后的邻邦吞并但同属一个汉文化圈的半岛、岛屿区域；主体区域是中国海洋文化内涵的主体呈现，亦即内部圈层。内外圈层是通过航海网络的编织，即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往来的互动联结为一体的。

就中国海洋文化的主体区域即“内圈”而言，基于中国内海、外海即环中国海各海域的划分及其各自的区域性海洋文化特色，从北到南可划分为3个大区：黄渤海文化区、东海文化区、南海文化区。

（1）黄渤海文化区

黄渤海文化区包括两个亚区：渤海文化区和黄海文化区。

渤海文化区，其主要特点缘于渤海是中国的内海，自古是中国文化的重心区和中国“内海洋文化”的中心区。在中国历史上，夏分九州，青州、冀州环绕渤海。先秦时期是齐国和燕国的共同海区。秦代实行中央集权制，这里是南部有济北郡、临淄郡、胶东郡，西部有巨鹿郡、广阳郡、渔阳郡，北部有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共9个郡的环海区域。汉代郡上设州刺史部，渤海则成为南部青州、北部幽州的共同海区。自先秦以降，渤海文化区作为中国文化的重心区和中国的“内海洋文化区”，其对外的拓展和联系通道是渤海海峡，以此连通着黄海，连通着海外世界。

黄海文化区，是上古时期东夷文化的主要区域。广义的“东夷”包括狭义的“东夷”（主要在胶东半岛）和“九夷”（今江淮地区），后狭义的“东夷”又称“莱夷”，“九夷”又称“淮夷”。依据学界训“夷”为“海”，“东夷”即“东海”（历史上的“东海”，是对今黄海和东海北部海域的统称；在今南海海域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之前，甚至到了秦汉时代，今东海南部海域乃至整个东海多称“南海”），东夷文化就是东海文化。先秦时代，这一地区最为强势的文化是齐文化。齐文化是以今山东中东部地区亦即山东半岛地区为中心，以“北海”和“南海”为两翼发展起来的文化。山东半岛北环渤海，南环黄海，是渤海文化区和黄海文化区的融汇地区，渤海文化与黄海文化兼具。自先秦至明清，山东半岛沿海港口一直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心，尤其是在唐代之前，如前所述，由于连通日本的“南线”海路尚未正式开通，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连接，几乎全部靠的是山东半岛港口。

依据黄海文化区的海洋地理区域和社会历史几经变迁和文化积淀的特点，黄海文化区自北向南可分为环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文化区、环胶东半岛文化区、胶州湾文化区、海州湾文化区，南及东海文化区的北部区域——长江口暨长三角文化区。

黄渤海文化区的现代政区范围，在现代中国的省级行政区设置中，有渤海海岸线的，自北向南有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三省一市”；有黄海海岸线的，自北向南有山东、江苏两省，抵邻上海市。现在，这一文化区的环渤海区域，已经形成了京津唐都市圈（也是经济圈）及作为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的天津港、国家新开辟的天津滨海新区、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等几个重要支点；跨渤海和黄海的山东半岛，正在打造“蓝色经济区”；海州湾地区的连云港，正在借助“欧亚大陆桥”东方出海口描绘着发展的蓝图。

（2）东海文化区

东海文化区，可分为长江口暨长三角文化区、浙东文化区、闽海文化区（包括台澎岛屿文化区）等。在这一文化区内直接沿、绕东海的，自北向南有上海、浙江、福建、台湾等省市和地区；这一文化区的东端，在日本侵占琉球群岛之前，是琉球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琉球群岛自明朝成为中原王朝册封管辖的属国属地，甲午战争之前，被日本非法控制、侵占，后设为冲绳县，成为日本控制、侵占朝鲜半岛和台湾的前奏。中国晚清政府为琉球问题与日本谈判多年未果，后经历史多变，至今仍为悬案。

东海文化区的主要特点，是缘于这一区域位处“环东北亚地中海”区域主体的中国沿海大陆和中国海区南北之间的中部地带，其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优势是，其内陆腹地不但有唐朝以降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江南，而且连通、伸入中国第一江河长江的整个流域；其海路辐射和连通的面向，向北有“环东北亚地中海”的整个区域，向南有“环东南亚地中海”以及环印度洋区域，并在长期的历史上直抵东非和南欧；近代以来，这一地区更借助于其天然的历史地理基础和“全球化”的海上网络，成为近现代海洋文化的重心地区。

在长江口暨长三角文化区，现代中心城市是上海。这一近代崛起的港口城市，现在是全国最大城市，也是世界著名的经济文化中心，向有“大上海”之誉。上海港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港口和东方国际航运中心。上海是依靠港口发展起来的城市，海洋文化是大上海文化的基本属性。上海海洋文化的发展，对整个长三角文化区和全国的海陆经济文化发展都起着巨大的带动和拉动作用。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建构的长三角经济圈和都市圈，已经显示出这一文化区经济社会和城市区域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

浙东文化区，以环杭州湾文化的江-海联动、舟山群岛文化的海-岛相融独具风貌。浙东文化区的地理空间，以现代政区划分而言，包括浙江省的嘉兴、杭州、绍兴、宁波、舟山、台州、温州7市。浙江省共有11个地区市，沿海就有7个，而且个个文化历史悠久，文化景观丰富。

浙东文化区，历史上是吴越文化的中心及其向外拓展的基地。夏分九州，这一地区是扬州的中心所在。先秦时代，这一地区是吴国、越国的基本地盘。秦代实行郡县制，这里设置为会稽郡，秦始皇巡海，曾多次幸临。两汉时期，一直袭置。三国时期，这一地区历经吴国作为中心地区的经营，海陆一体，而海洋发展特色突出。后经魏晋南朝，至唐代，这一地区的杭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连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扬州、苏州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所至的主要地区。其中的明州，即包括今宁波地区和舟山群岛地区，是对内连接南方沿海地区和北方沿海地区，对外向北向东连通“东北亚地中海”即黄渤海外环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向南经闽海东闽南地区和台湾海峡，与“东南亚地中海”即南海外环以及环印度洋世界相互动。

闽海文化区，包括台澎岛屿文化区，也可称之为闽台文化区。“闽海”，其自然地理义指福建所濒临的东海和台湾海峡海域，其文化地理义指环闽海的文化区。福建古为闽地，自《山海经》即有“闽在海中”之说。唐朝时分为福、建、泉、漳、汀五州；北宋时分为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和邵武、兴化二军；南宋分为福、泉、漳、汀、南剑五州，建宁一府，邵武、兴化二军；至元代设为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八路，因有“八闽”之称。

闽海文化区之北面有闽东，西面有闽南，东面即海峡对岸有台澎。闽东以福州为中心，闽南以漳、泉为中心，都历史悠久，海洋文化特色显明。闽商即福建商帮，有航海族群之称，自古活跃在中外海洋与内河之上。闽海是其“海上大本营”，福州港、泉州港和近代兴起的厦门港是其主要集散地，东海、黄海、渤海、南海、印度洋，都是他们的舞台，他们北上、南下、东进，构筑了遍布于中国大陆南北沿海和运河水网港口区域，往返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澎湖列岛、南海东南亚诸岛乃至环印度洋甚至更远的海陆地区之间。尤其是，自宋代他们创造了妈祖，更传承、传播了妈祖，使妈祖庙（天妃庙、天后宫、娘娘庙）几乎遍布闽台海峡两岸和整个大陆沿海，并向内沿江溯河分布在港口商埠，向外漂洋过海分布在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欧、美世界。海峡对岸的台湾-澎湖地区，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其文化圈层以台澎环海为中心，历史上就与中国大陆沿海、东北亚、东南亚、南亚、欧洲、非洲之间跨海连通，长期以来发挥着其位处东亚海上要冲的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闽海文化区在近代之前是包括台湾东北海域中的琉球群岛地区的，明朝中国、琉球人时称中琉之间的海域为“闽海”。琉球群岛自治政权自1372年遣使明朝，成为中国的属国地区，不久“闽人三十六姓”即受明朝政府派遣移民于此，与中国本土尤其是福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密切，共同发展成为“书同文，车同轨”的中国文化圈中的一个多民族文化区。琉球自1872年被日本武力侵占，清政府与日本一直到甲午战争前谈判未果，至今仍为悬案。

（3）南海文化区

南海文化区，即环中国海的中国海洋文化区，可分为潮汕文化区、珠江口暨珠三角文化区、雷州半岛文化区、北部湾文化区、海南岛文化区、三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文化区。其中也还可以再做细分。南海古称粤海，因而也可称为粤海文化区。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这是中国的一个热带海洋文化区；这一文化区的基础一方面是热带海洋与热带大陆地理环境资源的互动，一方面是它以中国大陆为腹地依托，在长期的历史上面向的是整个东南亚的互动，并沟通连接着亚-澳-非-欧-美整个世界。

南海文化区的现代中国政区范围，主要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三个省、自治区，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作为横跨东海文化区和南海文化区的台湾-澎湖地区。如上均包括这些政区的海域。

潮汕文化区，以现在广东潮州、汕头、揭阳三市为中心，是潮州土著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相融汇的文化区。潮汕地区历史上的土著，主要有古代越族中的僚、俚、畲等。潮汕现有的居民，其先祖大多是由中原地方先后移入的，随之移入的是中原文化。随着潮汕地区在历史发展中地狭人稠、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矛盾的凸显，社会竞争激烈，同时这种环境培养了潮汕人的创造、开拓和冒险精神，出海做生意、到海外谋生，逐渐形成社会风气。自唐宋至明清，特别是近代汕头开埠以后，潮汕人不断向海外各地移居，形成了潮汕文化面向海洋、与海外世界构成经济贸易和人口网络的整体文化特性。

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旧称粤江平原，是珠江在广东中部入海处冲积成的三角洲。它由西江、北江和东江冲积的三个小三角洲组成，以东江三角洲为主体，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珠江三角洲上有160多个基岩残丘，原是距今约6000～2000年时浅海湾中的岛屿。多岛屿的浅海湾有利于泥沙滞积，因此2000年来三角洲发展较快。唐代《元和郡县志》说“广州正南去大海七十里”，可见当时的海岸线在今沙湾、顺德间一带。平原陆地，成为珠江的赐予。这些原来的岛屿变为残丘，海拔约300～500米，有些现在成为秀丽的风景区，如西樵山、五桂山、崖山等。珠江分别由八个口门入海，入海处常有残丘夹峙，形势险要，称为“门”，著名的有虎门、磨刀门、崖门等。三角洲上较大的水道有近百条，较小的港汊更多，交织成网。珠江水系年均输沙量近1亿吨，河口附近三角洲仍在向南海延伸。各个口门由于分水分沙的条件不同，淤涨速度也不一致。河口区平均每年可伸展10～120米。

珠三角正面大海，背靠大陆，水网密布，自古便具有对外开放的历史传统，如广州就是中国南方历史最为悠久的主要对外通商口岸，有时甚至是整个国家唯一的官方对外口岸。由于这一地区与海外世界的联系密切，历史上，从这里漂洋过海的人口众多，足迹遍及港澳、东南亚甚至太平洋彼岸，是著名的侨乡地区。

以现代行政区划，珠江三角洲包括广东省的惠州、深圳、东莞、广州、中山、珠海、佛山、江门、肇庆9个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南部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其中广州发展最早，澳门、香港次之，深圳、珠海等是现代崛起。目前珠三角已成为全球主要大都市圈之一。这一区域的广州港、深圳港、香港港，不仅是该地区的主要港口，也是全国在南方的港口群落汇聚，在世界大港排名中都位居前列，其中的香港港，更是东方世界大港。

雷州半岛文化区，缘于其中国大陆伸入南海的一个半岛，有独具的地理特点和文化风情。

北部湾文化区，以广西的北海为中心，其独具的地理特点和发展优势，主要在于其基于历史的与中南半岛地区构成的十分紧密的共同“拥湾”关系。中南半岛地区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直辖或自治地区，直到近代被西方殖民，至20世纪才先后纷纷独立为多个现代国家。

中南半岛向南延伸部分称为马来半岛，又称马六甲半岛，今分属缅甸、泰国及马来西亚。马六甲半岛历史上的满剌加王国，自14世纪早期郑和下西洋时成为中国属国。1511年葡萄牙入侵，之后荷兰与英国相继在此殖民，并控制马六甲海峡。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日军占据，战后为英属马来亚联邦，20世纪60年代后先是新加坡独立，其后马来西亚独立。

自中国宋朝开始，尤其是明清两朝，大量中国人移民南洋，马来半岛的中国人超过一半。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广东梅州人罗芳伯在婆罗洲（Borneo，中国史籍称为“婆利”“勃泥”“渤泥”“婆罗”等，今称Kalimantan Island，译为加里曼丹岛，是世界第三大岛）建立兰芳共和国（意为中国的“南方共和国”），立国之初就立即向清朝称臣，派员前往北京朝贡，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势力最大时辖有整个婆罗洲。国以坤甸（东万律）为首都，元首称大唐总长或大唐客长，意为华人客居海外的首长，“国之大事皆众咨议而行”，以类似于民主选举和禅让的形式传承，前后历任12位总长。1884年，荷兰入侵兰芳共和国，因惧清政府作出反应，不敢公开占领，另立傀儡政权控制。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后，荷兰才宣布对兰芳地区的占领，兰芳自此国灭。

海南岛文化区，位处“海南”——南海之中，作为中国第二大岛，自身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且港口条件优良，不但是中国南方与外部世界海上连接的“驿站”，而且在现代条件下，对全世界都有“中国热带岛屿海洋风光”及其文化内涵的独具魅力。海南岛作为“国际旅游岛”的开辟和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就基于此。

三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文化区，作为中国南海文化区的重要内涵构成，在近代之前，是环南中国海大文化区的中枢区域；近代以来，东南亚地区在经历了西方殖民、日本殖民等复杂情况后纷纷独立为多个现代国家，但南中国海依然是中国的历史海域，三沙群岛及整个南海九段线之内的海域，依然是中国南海渔民文化生存发展的空间所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所在、商舶航海网络拓展的空间所在、中国南海主权和相关海洋权益的行使空间所在。

如上我们确定的是中国海洋文化基础层面的“内圈”的“边界”。必须说明，这远远不是“中国海洋文化”区域分布的全部。除了“内圈”，还有其不可或缺的“外圈”。其“外圈”有两个扇面：一个是向海的，一个是向陆的。这也可视为中国海洋文化内圈的两个外延圈层。向海的，即自“内圈”向海外世界的延伸扩展和由这种扩展而与“内圈”的互动所形成的环中国海的外缘扇面，历史上就是“中国文化圈”中中国本土之外的全部区域；向陆的，即自“内圈”向中国本土内陆腹地的延伸扩展和由这种扩展而与“内圈”互动所形成的“中华大地”的广袤腹地扇面。这两个外缘圈层或曰扇面，同时都是内圈的“腹地”扇面。“海洋文化”绝不是与陆地文化无缘，而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布罗代尔在其“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研究中所认知的地中海与地中海文化那样：

地中海甚至不只是一个海，而是“群海的联合体”。那里岛屿星罗棋布，半岛穿插其间，四周的海岸连绵不绝。地中海的生活同陆地结合在一起。地中海的诗歌多半表现乡村的田野风光。地中海的水手有时兼事农耕。地中海既是油橄榄和葡萄园的海也是狭长桨船和圆形商船的海。地中海的历史同包围它的陆地世界不可分割，就像不能从正在塑像的匠人手中把黏土拿走一样。普罗旺斯的谚语说：“赞美海洋吧，但要留在陆地上。”因此我们不下功夫就无法知道地中海到底是怎样一个“历史人物”。

中国海由台湾海峡以北和以南两个“地中海”组成，我们认知中国的海洋和海洋文化，更应该作如是观。

中国海洋文化从其“内圈”向海外的延展与互动和同构，历史上主要是通过中国海的纵横网络通道与海外世界互动构成环中国海汉文化圈；从其“内圈”向内陆的延展与互动和同构，历史上主要是由沿海地区和海口-内河水网航运-沿江沿河城镇-内陆中心城市-京城和京畿地区这样的线性和网状“管道”，与内陆腹地互动构成海陆同体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疆域。

4．“中国海洋文化”的主体构成

谁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体？才是目前研究论说“海洋文化”、在理解把握“海洋文化”的整体概念时往往忽视、缺乏分析的问题，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目前对“海洋文化”的主体往往作狭义的理解，一般认为只有与海洋直接打交道、从事海洋生产生活的社会人群的所思所想所为，亦即狭义的“海洋社会”，才是创造和传承“海洋文化”的主体。这样的窄化认知是片面的，由此“推导”出来的相关认知和相关理论往往也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这样“纯粹”的“海洋文化”是不存在的。沿海和岛屿地区的渔业、盐业、航海业、造船业等从业人员的确是海民，但他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不可能仅仅吃鱼吃盐，他们必须吃粮食、蔬菜，必须穿衣、住房、用器皿，因而就必须同时在陆地上从事农业、工业等生产经营活动，或者与陆地社群进行商品交换，实现物质流通。“海上丝绸之路”虽然“路”在海上，船在海上，但其运载的丝绸、陶瓷、茶叶、香料等船货商品，却并非产于海中，而是来自陆上。几乎所有的沿海、岛屿聚落社会都兼具渔民社会和农民社会双重身份；几乎所有的商品流通网络及其商人社会都难以切割得清谁是海商谁是陆商；上至国家、中至地方、下至基层的政府管理及其制度文化，除了狭义的渔业管理、盐业管理和港口商税管理，面向的都是海陆一体的整体社会。就沿海和岛屿区域而言，这个总体的“社会”及其一切文化成果，既可视之为广义上的“内陆文化”，也可视之为广义上的“海洋文化”，不同的认知把握及其“结论”只是因为论者的观察视角、分析工具、论说用意与目的不同而已。即看你在说什么——你是说其中的“海洋”元素，还是在说其中的“内陆”元素。从广义的“海洋社会”和广义的“海洋文化”论之，不跟内陆社会互动、联结的“海洋社会”及其纯而又纯的“海洋文化”是不存在的。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任何人都是社会人，即都是“社会集团”的人，其最高层的“社会集团”就是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及其政权。只要是沿海国家，拥有一定的海域和沿海而居、依海而生的人口，无论这个国家面积很小，还是很大，这个国家的国家政权即“政府”这个层面，都会通盘考量、通盘管理、通盘运筹海民社会（包括狭义的和广义的）、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交通、海洋贸易、海疆管理、海陆互补互动等问题，使之作为一个海陆同体国家的“国家战略”“国家管理”“国家发展”问题；即使它无论如何强调发展农耕抑或发展海洋，它的总体的国家文化、民族文化也都不会是狭义的、纯粹的“农耕文化”抑或“海洋文化”，而是广义的、综合性的整体文化。当论者将一个沿海国家、民族的文化说成是“农耕文化”抑或是“海洋文化”的时候，无疑只是论者从一种观察、认知、分析和评价视角，抑或是在某种历史观或发展观指导下对“内陆”或“海洋”的强调，说的是、强调的是“这一部分”而已，事实上并不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的全部。

因此，就广义的“中国海洋文化”的“社会”主体而言，至少可以分作三个层面：

一是从事“海业”的最基层的“海洋社会”层面。这一层面人们关注最多，最为认同，因为这一层面最为基础，与“海洋”捆绑得最为紧密，也最为鲜活具体，丰富多彩。

二是沿海地区、岛屿地区这一与“海业”联系最为密切的“区域社会”层面。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说，是“政区”层面。中国传统上的政区是“郡县制”，基层政区是“县”，今天包括县级“市”、设区的市的“区”。一个地市的多个县、市、区都沿海，都与海洋息息相关，那么这个地市就是一个海洋文化的“社会主体”；一个省、自治区的多个地、市，一个直辖市的多个区都沿海，都与海洋息息相关，那么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就是一个海洋文化的“社会主体”。

三是“国家”这个虽非事事关乎海洋，但与海洋须臾不可分离的作为整体单元的“民族社会”层面（这里的“民族”，是近代以来的概念；当将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时，这个“民族”即“中华民族”）。我们说“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而不只是一个内陆大国，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大部分人口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部分地市区及其县市区，都沿海，甚至是海岛，都与海洋紧密相关，都在创造、传承着自己的区域性的海洋文化；这些各具风情的海洋文化的整体，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海洋文化，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元一体民族的海洋文化。

概而言之，“中国海洋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的“海洋内涵”“海洋元素”及其表现形态，就其创造和传承主体而言，可分为国家主体、区域主体、基层社会主体三大层面。

超越“国家”层面的，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发展海洋的“时代潮流”，人们有“海洋世纪”“海洋时代”之称，其世界性思潮，可称为“世界海洋文化思潮”；世界范围内某一大区域的，古代历史上有被学界称指的“地中海时代”，指的是欧亚非环地中海“海洋文明”竞争发展的时代；近代历史上有被学界称指的“大西洋时代”，指的是西欧崛起、通过大航海向海外世界扩张殖民的海洋文化时代；当下时代又有“太平洋时代”之谓，指的是现代美国崛起之后，20世纪后半叶东亚崛起，尤其是中国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势力的中心由环大西洋转移到了环太平洋上，呈现的是冷战之后世界的聚焦集中到了环太平洋区域的海洋势力发展上，包括海洋资源与经济竞争、海洋科技与军事竞争、海洋权益与国际管控竞争等。

中国海洋文化在国家主体层面的体现，主要是国家开发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的思想意识、发展导向、道路选择、战略决策、法律法规、政府机构设置、行政管理制度、行政执行安排等。既包括对内的，也包括对外的。对内，主要是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渔盐经济和海上交通贸易；对外，主要是发展海洋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有限度地满足海外世界的贸易需求。在处理海外事务、国际海洋事务上，中国在长期历史上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体现的国家意志，所体现的国家形象、国家文化，是四海一家、海洋和平、天下太平、共享太平之福的人类最高理念和境界。

中国海洋文化在国家主体层面上的结构内涵亦即基本元素，大体有六。

其一，国家和民族的海洋意识与意志。主要体现为国家、民族对海洋的思想、观念、意识和意志。

其二，国家海洋管理制度。主要体现为国家对海洋疆域和海洋社会的管理制度，包括对海洋人口社会、海洋疆域、海洋经济、海外地区管理以及海防、权益等制度的主张与实施，构成了中国作为一个海陆兼具的“海洋国家”必不可少的管理制度体系。

其三，国家海洋经济结构。主要体现为国家经济生活中通过海洋利用（如渔业、盐业、海洋贸易业等）所获得的国家税收来源和财政结构组成，国家通过海洋物产、海运流通和海外交流所获得的贡品器物、商品珍玩等物质文化，上至国家高层、下至国内主要地区民间百姓日常消费和饮食结构中的海洋物产。中国自先秦就在沿海地区实施渔业的专门管理、盐业的国营专卖、海运业的国家管理，其作用一方面是获得国家税收，一方面是平衡和调节市场供需，同时也通过海洋物产的商品化、市场化，通过海洋物产与陆上物产的商贸交换，丰富了国民的物质生活。

其四，国家民族语言的海洋文化内涵。主要是国家历史积淀而成的语言、文学和艺术文化精华中的海洋意象和海洋内容。

其五，国家的海洋社会结构。一个国家是海洋国家，并不是说这个国家的基础社会结构一定只有从事海洋产业，只有与海洋打交道的社会群体，社会的文化风貌和具体形态只有渔盐文化、航海文化、港口城市文化等，而不需要从事农业、牧业、工矿产业的社会基础。中国之所以在东亚这块广阔的陆域和海域上发展成为五千年来（甚至历史更久）政治、文化、经济一体的大国，中国文明之所以成为自古至今一直绵延不断的世界东方大文明体系，就在于它不但有幅员辽阔的大陆农林牧副产业之本，还有幅员辽阔的海洋产业之本，和沟通陆地和海洋的能力。

其六，国家与海外世界互动发展的机制，主要体现是国家在历史上通过海洋发展，与海外世界联结建构起以中国政权、中国文化为主体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外围疆域，建构和促进了“中国文化圈”的发展。“中国文化圈”或曰“汉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其本身就是“海上文化圈”，也就是“海洋文化圈”。

5．“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特征

“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同理，中国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中华民族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

世界上的海洋文化，是由各区域、各民族（各国）的海洋文化呈现出来的，各区域、各民族（各国）的海洋文化，既有其作为一般海洋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区域、国家乃至民族的千差万别。这也就是说，海洋文化的特征，在世界上各区域、各民族（各国）的海洋文化中，其具体内涵及其表现形态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人们对海洋文化特征的认识，往往指的是其共性，而对其个性，则尚未给予重视；而实际上，各区域、各民族（各国）海洋文化的个性，即特色，是千差万别的。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世上没有一片相同的树叶”，由不同民族（国家）在不同海洋、海陆空间区域和不同历史条件下创造和发展传承的海洋文化，不可能是一样的，因而不可以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中国作为世界上的海洋大国，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多民族共同体，中国海洋文化作为世界上千差万别的海洋文化“板块”中最大和历史最为悠久的“板块”之一，其“海洋文化”具体的内涵模式及其特征，是与别的海洋文化“板块”不同的。

这里，我们综合学界关于“海洋文化”和“中国海洋文化”的上述已有研究论说，根据“中国海洋文化”的中国特质，通观“中国海洋文化”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内涵，将包括“海洋文化”一般特征在内的“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六：一曰缘海性；二曰多元性；三曰重商性；四曰开放性；五曰创新性；六曰和平性。

第一，缘海性。这是就海洋文化的生成机理而言。缘海性是人类海洋文化相对于内陆文化的共性，中国海洋文化亦然。人们常说海洋文化是“蓝色文化”，“蓝色”的“色彩”属性就是海洋的属性，也是海洋文化的属性。人类缘于海洋而创造的文化，缘海性是它的首要的也是本质的特征。这里的“缘”，即“因缘”之“缘”。缘海性，包括因缘于海洋的自然属性、因缘于海洋的文化属性两个方面。海洋的自然属性是海洋的文化属性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一基础和前提，海洋文化也就无从产生；海洋的文化属性是人类在与海洋的互动中对海洋的认识、反映、利用、适应及其结果，没有人类的活动、没有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反映、利用、适应和发展，海洋只是海洋，海洋文化也就无从产生。同时，海洋的自然属性是靠人类的感知、认识和探索来把握和定义的，因而人类对海洋的感知、认识和探索过程及其成果，无疑是海洋文化的基础内容。海洋文化内涵的首要特点，就是其缘于海洋资源环境的“因子”。中国海洋文化同样如此。无论是中国的“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所形成的渔业文化、盐业文化、舟船文化、航海文化、海商文化等物质层面，还是中国历代海疆、海防、行政、海漕、专卖、税赋等内部制度文化，抑或是中国与海外世界航海交流所形成的东亚秩序与封贡体制等对外制度文化；无论是中国沿海人口及其与内陆人口、经济互动所形成的区域、族群、行业等社会文化，还是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和民俗文化中因有中国海的存在而“海味十足”，都直接和间接地源于中国海及其相连的世界海洋的存在。

第二，多元性。这是就中国海洋文化内涵元素的来源与结构而言。多元性也是由人类海洋文化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而在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内涵丰富的中国海洋文化这里，这一特性尤为凸显。因为海洋自身的特点，也因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海洋文化从总体上来说不是阏于一域一处的文化，人类要借助于海洋的四通八达，把一域一处的文化传承播布于船只能够布达的异域的四面八方，并由异域的四面八方再行传承播布开去。这样的传承播布、再传承播布的过程，都必然会对异域的本土文化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使其或多或少地也具有了异域异质文化的内涵；同时四面八方的那些具有了异域异质文化内涵的本土文化，又从四面八方通过海水和船只的布达而反向、交叉地传承播布回来，对这里的“土著”产生影响，在这里产生“杂交”或新的“杂交”。这样的联动与互动的过程，就是异域异质文化相互辐射与交流的过程；也就是海洋文化得以多元文化整合互动、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国无论就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来看，还是就其过去和现在的大部分空间来看，整体而言，从来没有间断过与海洋的互动。中国海洋文化所拥有的海洋发展空间，至少在近代历史之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文化的对外辐射和交流，主要是跨海的文化辐射和交流；中国文化发展形成的“中国文化圈”，主要内涵是海洋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对大海的发展利用，先是把东亚世界进而是把全球的多个大洲大洋及其各自的文化连接在一起的。历史地来看，从总体上说，人类因海洋而有了先是小船后是大船，因而也就必然有了先是近海之间后是远洋之间的相互交流交往和迁徙“入住”，并由此带来异域异质文化的包括精神的、物质的、语言行为的和社会制度结构模式之间的辐射和交流。海洋文明越发达，人们的海洋观念越强烈，海外异域异质文化的信息量越多，海外异域异质文化的吸引力就会越大，辐射力、交流量和互动效应也会越大，多元互动中形成的互融一体的内涵也就越大。在长期的历史上，中华民族不仅在中国的本土通过南北沿海和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洋构建着中国海洋文化的多元结构内涵，而且通过跨海政治构建、海外经济贸易、海路人员往来和海内外相互移民，与海外世界建构起了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环中国海多元文化“共同体”。中国海洋文化与世界其他区域的海洋文化相较，更具有这样的多元互动与互融性。

第三，重商性。这是就中国海洋文化的价值取向而言，尤其是海洋物质文化层面。在中国海洋文化传统中，“鱼盐之利、舟楫之便”的“八字方针”，就是对海洋文化重商慕利基本特征的高度概括。其一，“鱼”“盐”都是单一的“海洋产品”，如何满足渔业、盐业社会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只有将“鱼”“盐”变成“海洋商品”，与从事农、工生产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商品进行交换，才能满足基本社会需要或更多更高层面的需要；与此同时，“鱼”“盐”等“海洋商品”也是内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消费品甚至是必需品——尤其是“盐”，是地球人每天不可或缺的“家常便饭”，是生活、生命必需品，由此，从事农、工生产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剩余产品，也同样变成了商品，这就使得一个社会区域（国家）整体之内的物质文化，既有了内陆物质文化的一面，又有了海洋物质文化的一面。其二，“舟楫之便”即海洋交通运输业，运输什么？运输的自然主要是商品，是作为商品进行跨海买卖的各种产品。跨海买卖，把中国和海外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物产和经济生活连接了起来，也即把中国和海外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连接了起来。至于是什么商品，亦即什么产品可以成为商品，那是要看“市场”的，“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产品就可以成为商品；从事商品流通买卖从中渔利的，就是商人；至于何种商品在何处生产、由何人生产，则是由商品的资源、人力等成本要素决定的，既有沿海也有内地，既有中国也有外国；商品的去处亦复如是，哪里这种商品稀缺，哪里的购买力强，“市场”大，商品的流向就会指向哪里，商品既可以面向国内，即“内贸”，又可以面向国外，即“外贸”。这是由商品的买入和卖出价格——亦即商人所能获利的多寡决定的——这就是海洋文化的商贸特性。在人类发明了船舶之后，海上航道便成为天赐之物，是无需耗费一分钱修建的“天然”的“公路”和“铁路”，这样的“公路”和“铁路”可以在海上纵横交织、密密麻麻、四通八达；而且在现代船舶使用蒸汽、电气动力之前，所有船舶的海上航行都是“借东风”和借海流（洋流），同样不耗费任何资源，不形成任何海洋环境污染。即使在当今时代，海上商品货运成本之低，也是“世界之最”——例如一艘25万吨级运煤船，运量相当于13列火车，1万辆汽车，且运价只及火车运价的1/3，汽车运价的1/5，更无法与飞机运价相比；世界海上的货运量每年都在50亿吨以上，外贸货物的90%是通过海上运输的。就总体而言，海洋社群没有或很少有可供农作的土地，他们所有的“土地”和“耕作工具”主要是漂移的船、随船而变位的网、用为贸易经商的港口。若不贸易，“靠海吃海”者的生活资源就只有鱼鳖虾蟹与盐巴，因而他们只能从商，只能在异域乃至“绝域”之间、海陆之间进行“舶来品”的贩运买卖；而舶来品本身，因其来之不易而成为稀缺商品，物以稀为贵，自然大受欢迎，这就越发刺激了其舶来舶往跨海行商贸易的发展繁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沿海地区的港口城市多因是商业贸易枢纽而发展起来的缘故。因而在海洋文化这里，行商“下海”不是副业，而是主业之一，经商逐利是商人的天性，“不图三分利，不起早五更”，这是天经地义。这是海洋文化的基本特征。凡商必图利“搞活市场”“搞活经济”，“满足人民生活需求”是政府话语，在商人那里不是目的，只是途径，是营利的途径。问题在于，商人逐利的手段必须正当，必须符合“天理人情”，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以利害义。中国历史上几乎历代政府、历代文化精英都主张重本轻末、重农轻商，不是历代政府、历代精英都不懂妇孺皆知的“无商不富”，不是历代政府、历代精英都认为不需要商业贸易，而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商业贸易，在历朝历代相对而言往往都是世界上最为发达、必须适度限制其过分泛滥、物欲横流、“铜臭熏天”的结果——且不说自先秦时代“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就比比皆是，直到近代之前，中国还一直被西方人视为“黄金宝地”的“天堂”。西方哥伦布等航海者四处寻找“东方航路”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天堂”的所在。即使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外贸易，仅中国的茶叶出口一项，就是已经“高度发达”“繁荣”起来了的“大英帝国”全部对华出口的商品的贸易额的6倍。——恰恰是中国历代政府、历代精英都懂得，高度发达的商业贸易若不加限制，任其泛滥，就会“十人九商”，人们纷纷逐利求末，实体经济就会垮台。一方面，经商逐利是商人的天性，如果放任甚或鼓励、支持、纵容经商逐利，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精神和道德风气失去“义”“利”平衡。在人们的观念中，蔑视的不是商人从商，更不是商人逐利，而是“见钱眼开”“为富不仁”“铜臭气十足”的“拜金主义”；另一方面，中国海陆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东西南北陆域地区和海域地区之间、中外之间差异性较大，因而给商人经商提供了广阔的生意空间，致使中国历代商业繁荣，商帮四起，大量商人“富可敌国”，容易导致社会形成慕商风气，动摇实体经济之本。这是中国历代思想家、历代政府不断强调重农轻商、重本轻末的根本原因所在，目的是进行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经济利益的调整平衡。中国历史上不断打击海商走私、实行国家专营的海外贸易制度，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目的也在于调节商业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今天的沿海地区同样商潮拍岸，因而也同样需要重视对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化传统的弘扬，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过分的重商慕利容易导致严重的物欲横流现象出现，社会失范问题和资源环境问题就会难以收拾，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西方的四处侵略、殖民、争霸世界，现代社会西方观念主导下国际之间、团体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激烈竞争关系，就是西方社会少廉寡耻的拜金主义所致。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人”的异化。今天我们强调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贸易，自然是重商牟利，此不言自明，但我们同时也在不断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意即在此；而“一手硬、一手软”，“软”的往往是“精神文明”，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第四，开放性。这是就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形态而言。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它一面以世界历史上幅员最为辽阔的腹地的丰富资源、物产和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的勤劳智慧的工艺品作为“商品”，通过密密麻麻的海上航路向全世界输出（尽管历代政府都对这种贸易实行“有限”政策），一面又“敞开胸怀”，面对全“天下”的海商“蕃舶”贸易“来者不拒”（自唐代设置市舶使归口管理）；在政治文化层面上，它一方面承担着中原王朝对海外属国的诏谕、册封、任命、管理、征伐、赏赐、遣归等政治航海使命，一方面承担着海外属国对中原王朝的表奏、请封、朝觐、贡贺、请命、纳质、献俘等政治航海使命；至于人员交流与文化往来方面，则更是不胜枚举。中国自先秦时代就向海开放，“四海来朝”，公元前的西汉时期就在进一步发展北方海外交通的基础上开通了南海直通印度洋的航路。在数千年的中国航海历史上，一个个港口，一条条航路上来往穿梭的航船及其人流、物流、文化流，就是中国海洋文化开放性的最好说明。在历史上的大多时期，世界上最多的港口在中国，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贸易量在中国，世界上最大的海船在中国，世界上最大的航海活动在中国。尤其是现代条件下，中国的海上航路已经连接起了世界四大洋五大洲上大大小小的陆地和岛屿，经过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中国早已经代替了西方，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大国，世界上最大的航运大国，几乎每一寸海面（不仅仅海面）都已是“天堑变通途”，几乎每一滴海水都是公路、铁路的路基。陆地上的公路、铁路只能靠人工铺设成线，而海洋上的“公路”“铁路”却是自然天成，如果需要，即可为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我们现在称之为“闭关锁国”的时期，主要出现在明、清两代的某些时期，主要是元明、明清换代时期新生王朝对前朝残余的海上封锁，和遭遇倭寇和西方侵扰海疆的时期。这是国家政权保国安民的被迫的战略举措；而一旦海疆平静，即行开海。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愿意“闭关锁国”的，但凡“闭关锁国”，一定有它迫不得已的内因或外因。内因主要无非是防止或者平息动乱，外因主要是防止或者抵御外侵。这是必然要采取的手段，古今中外，只要有能力做到，概莫例外。明、清两代的一些时期均是如此。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海禁”并不是中国正常时期的基本国策，即使明、清也不例外。史学界以往认为明清“海禁”的罪责，事实上是站在西方立场——至少是站在西方观念立场上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一种“欲加之罪”。设若没有中国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发展，就不会有中国文化广采天下文化、兼容并包的历史条件，也就不会有中国文化圈扩展到整个东亚，并历史地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非洲沿岸的辉煌历史。

第五，创新性。这是就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机理而言。海洋的自然天性是变幻多端、自由傲放的，神秘莫测、奥秘无穷的，充满着无限风险、无限未知的。船在海上，人在船上，在浩渺中航行，在“发现”了一个陆地或岛屿之前，并不知原有这个“新大陆”的存在；而“发现”了这个“新大陆”之后，海洋的远方，更远的所在，还有没有更新的“大陆”，那里会不会有更为稀缺的资源、更为珍贵的宝货，更大的获利商机？海洋的诱惑是无限的，这就吸引着人们去探险，去发现，去拼，去闯，去创。这就是海洋文化的创新特性，也是其得以不断发展的内在机制。这样的特性在世界上不少区域、国度的海洋文化那里都是普遍的，但在中国海洋文化这里更为凸显，更为一以贯之。比如欧洲的海洋文化，人们喜欢谈论其创新精神，其实是从近代开始的，即使说希腊罗马时代富有创新精神，在其后“中世纪”千年的“黑暗”漫长的历史上，也是相对沉寂的。

中国海洋文化的创新性，看上去与中国文化讲求“以柔克刚”，讲求“中庸之道”，讲求“温良恭俭让”，讲求“好汉不吃眼前亏”，讲求“三思而后行”，讲求老人经验，讲求本分，讲求节度，讲求安逸，讲求知足常乐，讲求柔美心态，讲求大团圆结局等中庸、守成的特性迥然有别，这也是不少论者将中国文化的这些特点认定为“农耕文化”的原因；但事实上，这是一种事物的两面，也同样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内在有机蕴涵：中国的海洋社会，即使与海洋直接“亲密接触”的船上社会，谁天生愿意到茫茫大海中闯荡世界，劈风斩浪、生死冒险？谁不希望中庸之道、温良恭俭、三思后行、生活安逸、知足常乐、团团圆圆？中国人“讨海”，中国人选择冒险、营利，并不等于不希冀安全、追求安逸、讲求四平八稳、懂得知足常乐、热爱团团圆圆。对后者的热爱、追求，也是人之为人的天性，也即文化的天性，这在中国海洋文化中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海洋文化中的信仰文化，例如中国人“塑造”出来的海神，无论是妈祖也好，观音也好，都是“能够”带给人们平安、吉祥的神灵的缘故。在这样基础上的冒险，闯荡，竞争，浪漫，思变，亦即创新，才是中国式的创新。这非但不会限制、遏制中国人的创新，而且会使中国人的创新来得更稳妥、更安全、更经得起历史的、航海生活的考验。海洋上的风险无处不在，来不得半点“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创新，否则无法解释何以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长期发展繁荣，无法解释何以在地球上的“环中国海”这一偌大地区数千年绵延发展的是“中国文化圈”亦即中国海洋文明圈的所在。只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创新特别注重传承，对创新并不刻意在文化观念上加以强调，只是“身处其中”而已。例如在中国的航海文化的创造创新上，中国对海船的船舵发明、船帆发明、水密舱发明、司南针和罗盘发明、大船建造发明等等，都是中国自己的原创性创新，许多发明都是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影响了世界海船和航海的历史，而如果不是像李约瑟那样的西方人加以强调、加以高度评价，恐怕中国人自己至今也不会认为这些发明创造有什么了不起。再如中国的海洋捕捞技术，无论是渔具还是渔法，其发达、丰富程度，都在世界海洋渔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海产海鲜饮食，无论是食用品种还是烹饪方法、口味讲求、吃法讲究，都一直是世界历史上最丰富的。“吃在中国”，“会吃”，包括海产海鲜饮食，只有中国人有这样的“口福”，对此举世公认。无疑，中国的海洋发展需要创新，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需要创新，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是人之与生俱来的本能，对创新需要社会规范，需要伦理规范，需要道德引领，需要综合发展，不偏颇、不激进、不走极端，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可持续的创新，也才是文明发展所真正需要的创新。

第六，和平性。这是就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模式而言，是相对于西方海洋文化的独具特征。中国海洋文化的这一重要的独具特征，是由其独具的“陆-海”区域的自然环境基础、以中华民族自古认识海洋、海陆互动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决定的。

中国海洋文化的和平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从观念上看，中国人自古对海洋存有敬畏之心。这是中国自上古既有的天人合一、天道自然观使然。当代世界经历了西方主导的二百年折腾之后，才似乎懂得“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并视之为最“先进”的“现代理念”。而中国人自古就讲究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是有生命的，是有灵性的，要善待，要保护，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人只是自然界的一分子，破坏自然就会得到惩罚，得到报应。在中国文化传统这里，没有人类主宰自然世界的观念，有的只是对自然界的适应、顺应、在和合中不破坏地加以利用。因此，中国人面对海洋，在传统文化那里，有着无数的五花八门的神灵需要敬畏，需要崇拜，需要祭祀，自古对海洋自然没有侵略性。对自然界尚且如此，对人类没有侵略之心，就是中国文化的天性。

二是从制度上看，中国人自古对内讲求社会和谐，对外讲求世界和平，这包括对沿海社会的制度治理，包括对海外世界的制度建设。这种“制度”，是自上古既有的礼制主导而不是法制主导的社会治理制度。中国自汉代确立儒家伦理思想为治国主导思想，自此使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礼仪之邦。中国儒家思想和在此指导下的伦理制度，在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一直受到尊奉，并通过海洋传播“声教四方”，使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即无论是直辖地区还是自治地区的整个中国文化圈中，普遍深入人心。检视中国历史上历代政府对周边海外诸国政权的诏书，强调的都是“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历代周边海外诸国政权对中央政府的上表，表达的都是崇慕中华礼仪文化，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管辖下的藩邦民人的文明向化，使其自治地区成为中华大家庭的“守礼之邦”。中国文化中不乏法制文化，但法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维护礼制文化、保障礼制社会运行的亚位。“法”的制定和施行，都是对违“礼”犯罪的惩治。西方为什么唯“法”至上？那是西方一向无“礼”的存在的缘故。若说西方人也讲究“礼”，那里的“礼”只是“礼节”“礼貌”而已，不属于道德规范。限制西方人的自由的，无他，唯有其“法”。中国人处处讲求遵礼，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求社会和谐。礼制的主要功能是保障社会和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而现代社会所普遍缺失，正在谋求建构的，正是这样的和谐社会。

三是从宗教文化看，无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在沿海与海外地区，中国文化圈即中国海洋文明圈中所传承的主流宗教文化，包括民间信仰，都是和平性的。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多种宗教和民间信仰，还是通过海路和陆路来到中国的多种宗教和民间信仰，都在中国得到了多元共融的发展。在中国文化这里，不存在由宗教信仰不同而导致战争的可能性。在西方世界，支持其动辄发动战争的观念系统，一个是对别人财富的欲求，一个是对别人宗教信仰的排斥和不容忍，必欲将“异教徒”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在中国，既有本土从上古天人自然观衍生而来的老庄思想和道教，又有本土从上古社会伦理观衍生而来的儒家思想和儒教，还有从海、陆两线最早外来的大宗思想和宗教——释家思想和佛教，后者很快就中国化了，以至于即使在其母国消亡之后，在中国依然作为中国本土化的宗教而不断得到发展。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史上，不但儒、释、道三教在同异论衡中互通互融，而且在中国沿海像宋元时代泉州那样的世界级大港，由于国际化海洋-港口贸易的发展和外来移民人口的国际化发展，各种宗教长期在这里和平相处，后世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是多元文化互融发展的历史，即使在明清时期及至近代西方宗教纷纷来华之后，也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化了，其三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其一，早期的传教士在华做的大量工作，是将其经典教义做合乎中国文化观念的翻译、阐释处理；其二，许许多多的传教士，成了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的自觉者和代言人；其三，许许多多的传教士，最终抛弃了其自身传教的使命和原本信仰，而成为中国儒家文化的遵奉者和儒家文人。以往论者从中国文化是内陆文化、农耕文化的观念出发，认为中国的道家和道教、儒家和儒教、中国化了的佛学与佛教体现的是中国内陆文化、农耕文化，这是对中国海洋文化不够了解的缘故。首先，道家和道教产生的“土壤”最早在海洋，即燕齐滨海的“蓬莱”海仙信仰和方士文化；其次，儒家和儒教是为中国社会包括海洋社会和由海路传播形成的中国文化圈各民族、各区域社会所普遍遵循的社会伦理信条和普遍维护的礼教文化传统；最后，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列岛等东亚世界的历代佛教高僧往来于海上，正是由于有了海上的艰险与磨难的人生阅历，对于世界的理解、人生的感悟，会更透彻和彻底，这就是在东亚中国文化圈中，历代高僧辈出、历代佛教盛行的底里。

四是从中国历代海洋政治实践上看，中国历来不搞对外侵略，不搞海洋霸权，一直奉行的是“使天下共享太平之福”的海洋和平政策，更不以侵略殖民为目标。明朝政府的郑和下西洋，作为古今中外最大规模的航海壮举，是宣诏天下“共享天下太平之福”的和平航海，不侵占别人的一寸土地、不搞海外殖民，至今仍然有人认为这“荒唐可笑”，然而这正是中国海洋和平文化的最为经典的体现。诚然，历史上中国的对外海上地区征伐有之。但这是不是对海外的侵略？非也。“侵略”是指对本来不是自己的地盘、自己的东西的侵占、掠夺，而中国历史上对海外地区的用兵征伐，是中央政府对海外属国属地政权的反叛或滋事的平叛或惩罚，是自己的“家事”，与“侵略”完全是两回事。近代之后中外不少人混淆了历史上的中国在帝制时代既有直辖地区的“中国”又有自治地区的“外国”的历史概念与现代中国已没有属国只有自治区的不同制度概念，无疑是对历史的有意无意歪曲。至于中外不少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对外用兵是为了经济利益，则同样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历史上中国周边的海外属国地区都是一些贫弱地区，中原王朝在这些属国地区既不存在开辟商品市场问题，也不存在开辟物产资源问题，更不存在补充人口劳动力问题。不但周边海外藩属地区不能给中央王朝带来什么财富，反而中央王朝还要支持、接济那些“小兄弟”，就连他们的依例朝贡，中央政府也往往或加以减免，或加倍厚赏——这就是今天不少人因只懂“经济”而横加诟病的中国历史上历代政府的“厚往薄来”政策。事实上，为了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使天下共享太平之福”，是不能用今天的“经济”“竞争”眼光和观念来评价古人的。至今不少国人对自己的老祖宗指手画脚，大为不屑，大为诟病，似乎这些历代的老祖宗都愚蠢透顶，都不知道“吃亏”“占便宜”为何物，显然是用西方观念、西方标准衡量中国古人所得出的认识，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当代中国依然实行的是海洋和平外交，旨在建构海洋和平世界，就是中国传统海洋和平思想和政策的当代延续。事实上我国为此同样“损失”了不知多少“经济利益”。但这种“损失”比之只懂得武力拼杀、军备竞赛、维持海上霸权所花费的经济代价，并不一定大多少。

五是从中国历代海洋军事上看，体现的都是中国自古主张的国防、海防战略，对外军事思想、制度和实践历来是战略防御，从不是对外战略进攻，至今如此，将来还应当如此。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建设，是中国海洋安全和世界海洋和平的保障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

需要说明的是，将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如上缘海性、多元性、重商性、开放性、创新性、和平性六个方面，并不是说中国海洋文化只有这六个方面的特性。对这六个方面的特性，随着研究的深入或认知把握立场、视角的不同，不同的论者还将有补充的或者不同的把握和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