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审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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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还原

众所周知,“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最初是由迈克·费瑟斯通提出费瑟斯通早在1985年12月于荷兰提尔伯格大学召开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大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就运用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研究消费文化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随后,他于1988年4月在新奥尔良“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做了题为“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演讲,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在消弭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国内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解与讨论场域也多源自其代表性著作《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在费瑟斯通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与消费文化密切相关的后现代社会一重要的文化表征,并非后现代社会特有的文化景观,而是与后现代性体验类似,有一不断累积强化的历史进程。基于此,他在三重维度上来谈论“日常生活审美化”。

第一,是指“一战”以来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和超现实主义运动等艺术类亚文化。这些艺术流派试图跨越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一方面,它们大肆攻击艺术的神圣光环,对陈列于博物馆或美术馆的高雅艺术品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将日常生活用品、偶发事件、即兴表演和身体活动等亦纳入艺术审美领域,并宣称艺术无处不在。马塞尔·杜尚的“现成品艺术”便是此类艺术理念的完美注脚。此类反叛传统艺术风格、打破既定艺术范式的全新艺术观念,事实上源于战争带给艺术家们的恐惧与创伤,残忍的战争与无情的杀戮令他们普遍对支撑现代社会文明的理性与道德产生了怀疑,故而借助有悖于传统的艺术举动来表达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叛。其反叛现代性精神被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艺术很好地继承下来并用于对已制度化了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否定,同时其反叛策略与艺术技巧,被消费主义时代的大众传媒广泛融入商业运行机制,成为商业促销活动的有效手段。

第二,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品的谋划。具体而言,是指打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原有界限,以艺术的精神来改造与美化生活,无论是主体周遭的生活空间,抑或是个人外在的服饰装扮或行为举止、生活趣味等皆努力追求风格化效果,张扬高雅的艺术旨趣,进而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种艺术化生活方式的建构可追溯至19世纪后期的唯美主义者瓦尔特·佩特、王尔德,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世纪之交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等。他们皆崇尚将艺术因素融入生活,喜欢即时性体验,追求新品味、新感觉的实现,努力将自我塑造成一种审美化存在。他们之所以标举此种生活方式,与其现代性体验是紧密相关的,波德莱尔即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与不变”〔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485页。。出于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洞察,他们普遍对现代性所宣扬的不断进步的美好前景心存疑虑,而宁可活在当下,追逐即时的快感体验与生活享乐,因艺术与审美所带给人的高质量的瞬间生命体验,令其对艺术化的生活格外青睐。

而这种现代性体验恰巧与后现代体验存在类似之处,后现代主义的时间表征即为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的过程,历史感的丧失(即使有过去,也是被媒体形象化的过去),以及未来观念的缺席。于是,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对王尔德、波德莱尔等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借助艺术来改造自我的生活方式颇为认可。在福柯看来,现代人的典型就是花花公子,他们“把自己的身躯、行为举止、感情、激情以及生存变成艺术品”〔法〕福柯:《何为启蒙》,《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第536页。。这种日常生活审美化诉求在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实现,借助于品类繁多、花样层出不穷且艺术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消费物品,人们可轻而易举地令自身生活充满艺术审美氛围。可以说,当今时代艺术化生活方式的原型即来自消费文化已初具规模的19世纪中后期先锋派艺术家们所标榜与践行的唯美化生活理念。

第三,是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在消费社会,商品的符号价值替代其使用价值而上升为商品的主导性价值,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不单纯是对于其实用功能的享用,更是对该商品所指向的阶层及其生活方式的潜意识认同与象征性拥有。而商品符号价值的塑造绝大多数源于广告等大众传媒所制造和宣传的极具诱惑力的影像,正是这些迷人影像持续再生产着人们的消费欲望,诱使人们不断地追逐影像所预设的时尚高雅生活体验。因影像在消费社会中所承担的功能越来越重要,故对其的生产逐步增多,其密度不断加大,以至于影像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甚至构成了生活现实本身。而影像的虚拟性与仿真性又极易抹平其与现实的差别,从而导致现实的非现实化和幻觉化,不仅如此,影像所具有的艺术美感又令现实被审美光晕所笼罩,这归因于艺术对影像生产过程的主动参与,在波德里亚看来,“艺术不再是单独的、孤立的现实,它进入了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绘画进入了广告,建筑进入了工程技术,手工业品与雕塑成了工业美术,“因而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务或平庸现实,都可归于艺术之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是审美的”〔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99、103页。。所以,消费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往往以审美的方式被呈现出来,这种审美化不仅仅涉及现实表层,而且深触到现实内部,进而影响作为整体的文化形式,概言之,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作为消费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和标志性文化景观而存在的。

在综合分析波德里亚和斯科拉·拉什等学者的理论基础上,费瑟斯通认为,上述影像化、审美化的日常现实可追溯至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巴黎等大城市。本雅明笔下的19世纪后期巴黎的拱廊街和百货商场,可谓消费文化的“梦幻世界”,是供奉、朝拜商品的庙宇。其所陈列展示的琳琅满目的商品与所演示的多变时尚,在赋予人们美之享受的同时,也在迅捷地更新着人们的感觉,从而不断强化着现代人转瞬即逝的非连续性都市体验。对此,齐美尔有着精彩的阐释,他认为,时尚的新奇感永远是刹那间的魅力,流行时尚强化了人们的时间意识,人们在连续感知新旧事物的过程中,所能体会到的即是时尚所赋予人们的强烈的现在感以及变化的恒定性,而这些便构成了大都市的现代性体验。生活其中并对此有着敏锐感知的波德莱尔即认为,“现代生活经历的关键特征是‘求新’感。现代社会制造了无穷无尽的商品、建筑、时尚、类型与文化活动,而它们又都将注定被其他东西迅速取代”〔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07页。。在这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的新旧更替中,商业生产在大都市中完成了自身的扩张与延伸,并逐步与艺术审美建立起彼此依赖的关系,双方共同促成了现代都市迷人而变幻的审美化景观。

由此,费瑟斯通发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第二与第三维度含义交叉的会聚点或者共同的言说场域——都市消费文化。基于相似的消费文化现实,原本不同时空下的都市现代性体验与后现代性体验之间建立了穿越对话的可能性,与后现代的日常生活审美有关的诸多特征,在现代性中找到了其前身,于是,以往被视为浮纨近乎颓废的日常审美实践终获正视,并被重新整合进日常生活。进而言之,“日常生活审美化”景观,和现代化都市中消费文化所带来的“影像”与“实在”差别的消失、艺术与生活界限的瓦解,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急速增长的符号商品、影像和文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加剧了现实的审美幻化,令实在成为一种虚拟化和艺术化存在,迫使日常生活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而艺术与审美对生活元素的借鉴吸收,则进一步拉近了艺术与生活间的距离。所以,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消解源于二者相互转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一方面,艺术日益与市场结合,成为商品的属性之一,并部分转移至工业设计、广告和相关的符号与影像的生产工业之中,而且这类包含艺术元素的工业设计或产品的被认可度和受欢迎度正日渐增长,甚至像艺术一样被陈列在博物馆,且其更多地扮演着日常审美消费物品的角色;另一方面,以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行为艺术等为代表的艺术流派不断向人们传达一种艺术观念——任何日常生活用品、事件甚或行为本身皆有可能以审美的形式被呈现出来,进而被划归至艺术序列。正是这种彼此趋近、相互转化的过程,令高雅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艺术与生活、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分化被消解,从而使得艺术的生活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可能。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泛化“包含双重运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另一方面则是‘审美日常生活化’”刘悦笛:《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审美即生活,艺术即经验》,南京出版社,2007,第84页。,此两种逆向的运动过程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当下的艺术美学现实与日常生活审美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