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斜“N”形的产业变迁

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河蟹人工养殖以来，大公圩地区的河蟹产业经过几个关键历史时期，最终完成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型。从纵向的发展历史来看，河蟹产业的发展轨迹大致呈斜“N”形（见图2-4）。

如图2-4所示，斜“N”形的产业发展轨迹包括四个关键阶段。①从人工养蟹到“大养蟹”。1973年是人工养蟹的起始年，1986年水产品市场的放开是“大养蟹”开始的标志。②河蟹产业遭遇“寒流”。“大养蟹”只重视经济，不重视水域环境保护，最终导致河蟹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陷入低迷期。③“柳暗花明”阶段。自2002年开始，通过“种草、投螺、稀养、配养、调水”的生态养殖实践，河蟹产业涅槃重生，进入经济与环境相对互利共生的“养大蟹”时期。④“更上一层楼”时期。当地以2006年实施的农业部“渔业科技入户项目”为契机，开启了“养好蟹”即“养优质蟹”的新航程。

（一）从人工养蟹到“大养蟹”

1．人工养蟹的开始

大公圩地区的河蟹人工养殖始于1973年。是年，省水产部门在上海购买蟹苗，投放于大公圩等圩区的沟渠（当涂县志编纂委员会，1996:127）。这既是大公圩地区河蟹养殖的历史开端，也是全县河蟹产业的历史起点。

人工养蟹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苗种来源问题。在1980年之前，大公圩地区的苗种主要购自上海崇明；1980—1984年，主要购自江苏常熟。1984年，当涂渔民在长江中试捕蟹苗成功，水产部门开始统一收购并组织供应（见表2-2）。不过，直至1986年，河蟹养殖都是集体单位制，尚未进入家庭生产制阶段。

2．“大养蟹”阶段

1986年，养蟹中“谁养谁购苗、谁养谁得益”的政策改革，促成了人工养蟹由大水面放养到小水面精养的过渡（见表2-2），河蟹养殖规模由此大幅度增加。因此，1986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是集体单位经营河蟹与普通农户经营河蟹的分水岭。因为经济效益的原因，水产品市场放开后，“大养蟹”的序幕迅速拉开。县志记载：1986年，全县水产品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翌年成为安徽省第一个万吨县，受到省水产局通报表彰（当涂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2: 337）。

当时，由于供给有限，消费者“吃蟹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河蟹的市场价格偏高，市场行情非常可观。每亩养殖水面的纯利润达2000元甚至更高，每千克河蟹可卖200元，而乡镇干部的月工资只有100元左右（2007年8月26日，塘南镇农业服务中心访谈资料）。所以，当时有“一只螃蟹一担稻，一斤螃蟹一克金”的说法。在暴利的驱动下，人人争先恐后地养殖河蟹，很多村民还开挖稻田养蟹，大公圩地区呈现一片热火朝天的养蟹氛围。

（二）遭遇“寒流”

1．“寒流”的出现

“大养蟹”是以高密度放养苗种和“零资源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型养殖模式。这种养殖模式导致水域资源遭受严重消耗、水域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河蟹养殖产业遭遇“寒流”，进入低谷时期。

在低谷时期，“寒流”的表现形态是：①养殖水域污染严重，水质由Ⅱ类、Ⅲ类恶化为Ⅳ类、Ⅴ类。水域污染原因固然是综合性的，比如，乡镇企业发展中的工业污染、居民生活污染以及农业面源污染等。但在当时，大公圩地区乡镇企业数量有限，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也不是很严重。因此，养殖水域水质恶化主要是河蟹养殖造成的。②水生物资源遭到破坏。“大养蟹”导致水体中丰富的水草、螺蛳等水生物资源消耗殆尽。③养殖户亏损严重。由于水域污染，加之价格下降等因素，河蟹养殖呈现“大养大亏、小养小亏”的怪圈，以至于很多养殖户负债累累，不得不纷纷放弃河蟹养殖产业。④河蟹产业发展面临危机。遭遇“寒流”后，人们对河蟹产业的前景感到茫然，整个水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开始遭遇危机。⑤河蟹产业萎靡导致集体经济收入严重下滑。这一时期，每亩水面的承包费下降到100元也鲜有问津者。由于很多水面无人承包，村里的发包收入严重下降，村集体经济收入大打折扣。

2．“寒流”致因说及其根源分析

为什么会遭遇“寒流”？在导致“寒流”的诸多因素中，哪个是根源？很多养殖户将之归咎于劣质蟹种。笔者调查发现，蟹种出问题只是最重要的直接因素，并不是根本原因。为追根溯源，在此先逐一解析导致“寒流”产生的五种主要因素。

（1）苗种问题。大规模的河蟹养殖，特别是无节制的掠夺式捕捞方式，使得天然的长江蟹种资源严重匮乏。在价值规律驱动下，南北不同水系的蟹种资源纷纷向长江水系进军，先是辽水蟹种大举南下，后来瓯江蟹种乘势北上。当地养殖户将此形象地称作“苗种大战”。但河蟹养殖具有“一方水土养一方蟹”的特点，不同水系的蟹种不宜异地养殖。南北不同水系的蟹种投入大公圩水域后，成活率低、回补率低，养成成蟹后规格也小。水产专家的研究表明，河蟹的地域性十分突出，一旦移植到与原来生态条件差异较大的环境下，生长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而且极易与当地河蟹杂交，造成种质混杂。我国十年左右的“大养蟹”，将不同水系或不同种群的蟹苗、蟹种移到异地养殖，导致各水系绒螯蟹种质资源的混杂，其无形资产的损失不可估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09: 11）。

（2）高密度放养问题。在一块公地上，增加羊的养殖数量会使草场超载并导致环境退化。但是，作为理性人，牧民为了自己多收益，还是会不断增加自己放养的羊数，从而导致草场退化。这就是哈丁（Hardin, 1968, 1998）所谓的“公地的悲剧”。就水资源而言，它是基础性自然资源，既有自然资源共有的特征，又有着区别于其他自然资源的特性，表现为“复杂”的自然属性和“公共”的社会属性（孙金华、陆桂华，2007）。在暴利面前，养殖户不会考虑单位水面内河蟹养殖数量增加后所带来的环境后果，也不会考虑对其他养殖户的影响。由于“只蟹克金”的利益驱动，“高投入，高产出”的经营思想根深蒂固，很多养殖户不切实际地增加苗种投放数量。本来每亩水面应该投放500只左右蟹苗，多数养殖户投放1000只左右，甚至还有人投放2000只。高密度放养，不仅加剧了水域污染，而且加剧了河蟹的死亡。对私人经济利益的重视和对公共环境利益的漠视是“大养蟹”得以盛行的内在因素，也是“寒流”得以产生的重要文化因子。

（3）长期粗放型养殖问题。“大养蟹”时期的河蟹养殖是“靠天收”的养殖方式，没有生态养殖意识。所谓“靠天收”的养殖方式，就是不向养殖水域投放水草、螺蛳等人造的、次生的自然资源。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原生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也是完全可以被消耗殆尽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这10年左右的时间，水体中丰富的原生自然资源被消耗殆尽。水草和螺蛳被破坏后，不但河蟹的天然饵料匮乏，调节水质的自然资源也消失了。

（4）水域污染问题。上述高密度放养和粗放型养殖，直接导致水域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当时本来能够直接饮用的水，转眼间变成了污水，最好的水质也只能达到Ⅳ类，大部分区域都是Ⅴ类水。水域污染后，不仅直接导致河蟹大量死亡，也造成河蟹品质和规格大大下降，从而影响了市场价格和经济效益。

（5）水面承包费问题。养殖户看到养蟹的暴利后，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为获得承包权，他们不切实际地抬高承包费。高昂的承包费加大了养殖成本，并影响了净收益。在这一时期，投资成本与亏损程度成正比关系。“大养蟹”时期的利益冲动，带来了加速度式的投资。由于“惯性”，绝大多数养殖户没有来得及“急刹车”。在“大养蟹”时期赚得最多的养殖户，在低谷时期的亏本也是最多的。所以，“只蟹克金”也就变得子虚乌有了。

在上述五种原因中，究竟哪一个是“寒流”产生的根源？当地存在不同的观点。生态养殖精英认为，“大养蟹”导致水体资源破坏和水域污染是河蟹养殖产业陷入困境的首要原因。但更多的人认为，导致“寒流”的根本原因是蟹种出了问题。笔者发现，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劣质蟹种才是导致河蟹养殖产业陷入低谷的罪魁祸首。2007年8月下旬，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所住旅社的老板向笔者侃侃而谈，提供了有关河蟹产业变迁的丰富信息，但当听说笔者要做低谷时期的成因研究时，他也认为劣质蟹种才是首要原因，其他的因素不足为道，否则，就会头重脚轻，甚至会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笔者对此自然不敢懈怠，更不能草率下结论。因为，按照“地方性知识”，他们在这方面是专家。因此，必须要进行进一步的科学求证。那么，蟹种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蟹种是自然短缺的吗？当然不是。蟹种短缺的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当地人竭泽而渔式捕捞的必然后果，根源在于人。如果蟹种不出现问题，仍然按照“大养蟹”时期的养殖方式进行养殖，是否就不会出现“寒流”？答案自然也是否定的。即使有再好的蟹种，在水草等原生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特别是在水域环境遭到严重污染的情况下，河蟹如何生存？初看起来，引起亏损的罪魁祸首是蟹种问题。其实，“大养蟹”带来的暴利以及紧随其后的低谷时期，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特别是人为的因素。因此，蟹种问题只是低谷时期的最重要的直接成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人的问题。此外，高密度放养、粗放经营、水域污染以及高昂的承包费，也都是人为操作的结果，是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环境意识低下所致（见图2-5）。

（三）柳暗花明：“养大蟹”

1．敢问路在何方？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2003: 599）认为的那样，环境影响的起因是带有社会性的，因此它的许多后果也是带有社会性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河蟹养殖中十户九亏。河蟹产业的衰败不仅直接影响了经济收入，也影响了地域社会结构的稳定。不少养殖户因亏损而资不抵债，纷纷“外逃”——外出打工挣钱偿还债务。在产业面临严重危机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养殖户都在思考如下问题：是否还能够养殖河蟹？是否还应该养殖河蟹？如果继续养殖，“敢问路在何方”？

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政府和民间精英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索。①通过对比河蟹养殖20多年历史中的水域生态系统差异，民间精英进行了技术试验、尝试了新型养殖方法，并探索出了朴素的生态养殖模式。②政府部门通过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水产专家的合作，对水产养殖中的问题和出路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其中，塘南镇率先邀请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单位的水产专家前来把脉诊断，探索河蟹养殖的新出路。县政府自2002年开始，与上海海洋大学（时为上海水产大学）开展系统的“产学研”合作，并在调研基础上形成《当涂县“河蟹振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这些研究，当地最终明确了“路在何方”的答案——从“大养蟹”向“养大蟹”转型，实施以生物修复技术为核心的生态养殖，从而开启了河蟹产业柳暗花明的新阶段。

2．以水养蟹，以蟹保水

生态养殖是根据生态学原理，在水域中形成以河蟹为核心的复合生态系统，并充分发挥各水生物在相应生态位中的功能。当地生态养殖的顺口溜浓缩了“养大蟹”的基本内涵：“池塘消毒少不了，苗种本地要放早；种草放螺真正好，生物调水病菌少；早晚巡视要勤劳，科学饲养效益高；品种搭配要合理，水质监控最重要。”概括而言，其核心内容就是：“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

生态养殖就是要转变传统的养殖方式，发展环境友好型的水产经济。“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的目的，是培育生态养殖的水下人工生态系统。其功能分别如下：①种草是为河蟹提供丰富的饵料，并发挥净化水质的特殊生物链功能。首先，水草中含有丰富的钙、磷、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是重要的天然植物饵料和营养元素。大公圩地区使用的水草主要是苦草、伊乐藻、金鱼藻三类，这三种水草需要在不同的季节栽种。其中，伊乐藻是春季草，苦草（也称水花生）和金鱼藻是秋季草（2009年8月26日，塘南镇访谈资料）。其次，调节水质，为河蟹生长提供优质的水体环境。水草可以吸收水中的“富营养”物质，比如氨、氮和无机营养盐类。通过将肥水“吃”掉，养殖水域中的污染物得到稀释，水体的透明度得到增加，河蟹的栖息环境从而得到了改善。再次，水草还是水中“空调”。酷暑难当时，水草是河蟹遮阳乘凉的好去处；而寒冷来临时，水草又发挥了良好的保温功能。所以，当地养殖户认为，“蟹大小，看水草”，“要想蟹病少，赶快种水草”。②螺蛳的主要功能在于提供动物性饵料和净化水质。首先，螺蛳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营养价值高，是河蟹的天然动物饵料。其次，螺蛳是净化水质的“清道夫”。螺蛳食性杂，通过摄食河蟹的剩渣残饵，特别是水中的浮游动植物以及有害物质，能够净化水质，改善水域生态条件。③“稀放”的主要功能是调节水质。目前，每亩水面投放的幼蟹数量一般在500只左右，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追求高密度投入。在调节水质的同时，稀放也改善了河蟹的栖息环境。④“配养”是利用生物多样性原理，通过生物链条，改善养殖水域的环境，提高水产养殖的综合效益。比如，河蟹养殖中配养黄白鲢，可以让其吃掉水中的浮游动植物，发挥水体“清洁工”功能。再比如，在水禽—鱼—蟹立体养殖模式中，水面养鸭、水中养鱼、水底养蟹，实现了鸭粪喂鱼、鱼粪喂蟹。⑤“调水”是生态养殖的关键之关键，因为水质一旦恶化，养殖效益就失去了基础。“种草”、“投螺”、“稀放”和“配养”是调节水质的基本措施。与此同时，在高温季节使用生物制剂（光合细菌）也是养殖户调节水质和促进水体生态平衡的常用措施。

综上所述，水环境在生态养殖中居于基础性地位，良好的水质是实施生态养殖的基本条件。同时，生态养殖也将水域水质修复到了Ⅱ类、Ⅲ类，能直接饮用。所以，生态养殖和水环境之间形成了“以水养蟹，以蟹保水”的互利共生格局。

（四）再上新台阶：“养好蟹”

2006年以来，通过农业部“渔业科技入户项目”的实施，大公圩地区的河蟹产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当地逐渐推广蟹鳜、蟹虾、虾颡三大混养技术模式，并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旨在推动由“养大蟹”到“养好蟹”的转型，实现河蟹产业新一轮的升级换代。

究竟什么是“养好蟹”，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没有统一的测量标准。但通过与“养大蟹”的比较，可以概括“养好蟹”的基本特征。相对于“养大蟹”，“养好蟹”的突破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更加重视养殖水域生态系统的保护，注重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只有优质的水质，才能养殖出“好蟹”。“养好蟹”也进一步修复和保护了水质。就养殖水域的水质而言，初期的水质为Ⅱ类、Ⅲ类，“大养蟹”导致水质恶化为Ⅲ类、Ⅳ类，后期（低谷时期）恶化到Ⅳ类、Ⅴ类，而“养大蟹”则通过生物修复，使水质恢复到Ⅱ类、Ⅲ类。在“养好蟹”阶段，绝大部分水域是Ⅱ类、Ⅲ类，个别水域能接近Ⅰ类。比如，2007年，石桥镇一块实施生态养殖的水面出现了不少淡水水母。2008年，淡水水母数量明显增加。同时，黄池等乡镇的水面也出现了淡水水母。资料显示，淡水水母是淡水中的稀有腔肠动物，一般情况下，只有Ⅰ类水中才会出现（2010年9月，县水产局调查资料）。

其次，强调标准化生产，进而提供安全、优质、健康的水产品。在此意义上，“养好蟹”也可称作“养优质蟹”或者“养精品蟹”。在此基础上，“养好蟹”阶段注重延长河蟹产业链，发展河蟹产品加工与出口创汇以及休闲观光产业。

再次，加强水产品质量的等级认证。“养好蟹”不仅要提高河蟹的规格、质量和口感，而且注重在此基础上加强相应的认证等级，也就是加强无公害河蟹、绿色河蟹和有机河蟹的生产与认证。2013年，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大公圩地区的河蟹生态养殖公司正在实施水稻种植与良种蟹种培育相结合的生态种养新模式，在此过程中不仅加强河蟹的生态等级认证，还正在加强“有机稻米”的认证与生产。

从“大养蟹”到“养大蟹”再到“养好蟹”，是我国河蟹养殖产业的普遍趋势和一般规律。就全国河蟹产业的发展而言，无论是辽河流域，还是长江中下游流域，都已经经历了从“大养蟹”向“养大蟹”转型，目前基本上都处于“养好蟹”这一新阶段的革新与超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