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自21世纪初，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团队持续关注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并坚持开展学术研究，积极参与社会讨论。自2005年出版国内第一部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专著《关注留守儿童》之后，目前已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中英文文章近百篇。在这些研究成果中，2008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系列成果《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获得了较好的学术评价和社会反响，并先后获得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四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其中《阡陌独舞》还入选第五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这次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之邀，对这三部研究专著进行再版。我以为，再版既非简单的加印，也非对原有研究彻底的更新。前者最为容易，无须作者和编辑下任何功夫，开动机器便可完成，但是对原著作的明显缺陷不加任何订正则很难为情；后者最为繁难，但是，若将近年来的思想进展与研究视角全部融入其中，则实为新著，且无法保持特定时期的作品所呈现的时代风格与外貌。然而，在此二者之间取一折中，又岂是易事？思量再三，我们决定，基本保持原著作的特色，但是删除一些略显冗余的章节——主要涉及留守人口的多元性和不同角色视角分析部分，并对其余部分进行适当修订。这样，这三部专著仍可展现21世纪前十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人口留守的现实及学术研究思考，能够反映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与之相生相伴的农村留守人口社会问题。如此看来，再版此系列著作，确有其价值。

以上溢美之词，似有浮夸之意。在我看来，任何研究，若不能认清自己的局限，并不断反思、批判和否定自己，则绝无可能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这三部研究专著，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这三部研究成果，是27位研究人员经过两年的准备、实地调研、资料整理与分析、成果撰写等紧张过程而完成的，是对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现实世界的直观呈现。从对农村留守人口“386199”的形象比喻以及“别样童年”“阡陌独舞”和“静寞夕阳”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该研究的主调还是对农村留守人口的悲情叙事，是对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对农村留守人口所产生影响的一种朴素描述。这一研究成果的确触动了社会，打动了受众，让留守人口群体赢得了同情和关注。作为亲历研究过程的一员，我也心情沉重，因为与城市物欲横流的生活相比，留守人口在农村的生活是如此艰辛和困苦。在我们展示研究成果时，很多受众无比感动，几至潸然泪下。第一次将农村三大留守群体全面展示给社会，或许是三部著作的时代贡献，但同时也是其主要局限。这是因为，过度聚焦于对留守人口的生活及其所受影响进行展示和分析，难以脱离表象层次，研究和解释的深度显得不够。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认识到，对农村留守人口问题的思考，需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需要如福柯所言，“后退几步，绕过那熟悉的事实，分析置身其中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从“是什么”（如此三部著作所呈现的，留守人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受到什么影响）推进到“为什么”（即为什么留守人口会承受那样的生活，为什么会受到那些影响）层次，这也是当前我们对这一主题进行探索与思考的重点。

对农村留守人口现象之“为什么”的探讨，我们尝试了反思发展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发展”为主旋律，并通过话语体制，将之变成政府的目标、国人的信仰和社会的共识。时至今日，“发展”已经变成真正的“硬道理”，所有人都为之敬仰、为之狂热、为之献身。只要一踏入今日之乡村，我们就会深刻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乡村躁动和乡村人口创业赚钱的狂热。这样的“发展”已经演变成“发展主义”。根据许宝强的定义，发展主义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它坚信应该通过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手段实现快速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这意味着，需要改造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农村和农业，为此，农民、农村和农业必将承受转型的阵痛和代价。而劳动力流动和农村留守人口现象，集中体现了农民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承受的社会代价。今日之乡村，那些以互惠为文化根基的乡村共同体、以农业为生活方式的农民、以退却方案为保障的乡村生产安排，在“发展主义”的洗礼中，越来越失去存在和合法性的空间。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被不断地市场化和商品化，农村人口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无论是农村的男性，还是女性，均逃脱不了这一巨大压力。“在农村没有出路”是农村年轻人对问题的最准确表述，是生活和社会高度商品化之后农民和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农民多元的生计方式遭遇现代化和商品化时，留给他们的选择已经不多了，除了外出务工挣钱，以协助全球商品运转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因此，农民必须外出挣钱、养家糊口。但是，为了农村家庭的照料和生产需要，有人需要外出流动，有人则需要留守，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研究的流动人口和留守人口。

因此，从反思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商品化进程切入，对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可以进入新的高度。在此方面，研究需要直面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四大问题，即在流动与留守过程中，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了什么？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国家发展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农村留守人口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也包括此代价在乡城、代际和性别之间的分配和转移。例如，很多留守农村的儿童和老人，一方面面临严重的照料赤字，另一方面，其照料人又进城为城市人口提供照料服务，从而换取现金收入，这就是普遍存在的照料的乡城转移。再如，农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性别分工规范、父权制和从夫居的文化实践，以及家庭中心主义，使得在流动与留守的决策和安排中，女性还承受着除强制商品化之外的性别排斥，这进一步加重了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类似这样的一些研究进路，可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和思考。

对农村留守人口现象之“为什么”的研究，还需要生命政治的视角。人口流动与留守的决策和安排，离不开国家在宏观层面对生命和生命体的管理，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如此。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主导的中国发展过程中，国家通过人口管理政策，将农村的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配置给城市。很多学者把农村劳动力往城市流动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但是，严海蓉等的研究指出，这些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大多是农村人口中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是新型农业生产发展最需要的人。也就是说，每年外出务工的上亿农村劳动力并不是剩余劳动力，留守在家里的或许才可称得上剩余劳动力。对于那些进城的农民工来说，劳动是他们生存的唯一方式，一旦因恶劣的工作条件而患上慢性疾病，或因遭受伤残而丧失劳动能力，返回农村老家就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因此，农村这个“大水库”不停地放出新鲜的劳动力，同时吸收伤残病余人口。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崇尚资本和市场的万能作用思维下，政府对流动人口和留守人口既缺乏具体的社会保护政策，更缺乏制定特殊保护政策的意愿；塔妮娅·李（Tania Li）认为，这是一种“使其生、任其死”的策略。的确，在现代化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劳动被严重削弱，无数身强体壮的劳动力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已经不再是马尔萨斯意义上的“剩余人口”，而沦为鲍曼意义上的“废弃的生命”。

除了上述研究与思考的转变之外，农村留守人口面对的现实在近几年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开始阶段，外出者大多为家计所迫，赚钱是唯一目的，且大多为男性外出；如今，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村青年的成年礼和通过仪式，打工已经成为农村社区的主流文化，“城乡两栖”的打工生活已经成为农村青壮年的主流生活方式，大量女性外出务工，在很多村庄几乎找不到年轻人，尤其是离开学校的年轻未婚女性。凡留守乡村者，每家都有一个特殊的未外出原因，但是，无论谁留守乡村，也无论留守者与外出者有无家庭关系，他们都无法逃离与村庄整体劳动力外流的联系，或直接，或间接；也无法避免劳动力外出对他们的影响，或正面，或负面。因此，中国的乡村就是一个一个的留守社区。这些乡村剧变，既为研究者提供了经验研究的机会，也对社会现实的学术解释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农村留守人口本身之变动性，要求研究者持续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坚持去乡村变局中学习、思考和研究。

针对农村留守人口问题，我们常常被问及“怎么办”。我以为，对于社会问题，其根源是人的问题，确切地说，是社会中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的利益与权力关系问题。只要认识清楚社会问题的根源，尤其是其涉及的利益和权力关系，那么要应对或解决社会问题，无非是要重新配置资源、调整利益和权力关系。这是政府决策部门最为擅长的行动，且不同部门的行动差异会很大。因此，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分析社会问题的根源，而“献策”往往缺乏针对性，缺乏实施主体，也每每停留在美好愿望的层面。当然，这一认识取向或被曲解为对社会问题的“无解”。其实，对于社会问题，只要思想上解决了认识问题，应对或解决起来真有那么困难吗？相反，若没有解决认识问题，即使得到研究者的“献策”，又会采纳或实施吗？

留守人口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整体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因此，留守群体现象的彻底化解，从长远来看，有赖于一个城乡协同、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且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简单来说，这种发展模式要改变对农村和农民生存资源的挤压与攫取，还原和重建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力。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停止以“现代化”和“效率”为名对农村土地、人力、资金、教育等各种资源进行汲取，杜绝以政策手段加剧农村社会的凋敝；同时，将财政投入和扶持政策真正向农村地区倾斜，以地方特色和农民意愿为前提促进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居民实现本土生活的安定富足。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方式，制度干预需要跳出对市场和资本的依赖，更多侧重于对人的关怀。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农村发展现实是：农村社区越来越失去应有的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在城市偏向、物质增长和商品观念的主导下，农村的社会关系越来越物质化与商品化，这对于家庭和社区支持网的建立、社区信任与活力的重建都是巨大的挑战。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农民被迫征地上楼、教育进城、现代农业和资本下乡……目前的发展政策仍然在以“现代化”的模式加速对农村共同体的瓦解。在这样的村庄，很多村民感到的是空荡、落寞和凋敝，远不是农村留守人口能够守望相助、获得支持的宜居家园。

面对沉重的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在我们的发展政策、思维意识和日常生活中，也许应该思考的最根本问题是，农村居民真正想要的是怎样的生活？国家的发展又该还以他们一个怎样的乡村？我们能否在乡村之中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和农村生活留出更多的空间？

叶敬忠

2014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