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随着20世纪“二战”的结束，世界进入了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国际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国际贸易领域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一个国家在出口某一产业的商品的同时又进口这一个产业的商品。这一现象最早由Verdoorn (1960 ) 提出，他在考察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之间的贸易情况时，首先观察到这种贸易形式，发现在这个经济联盟内部各成员间生产的产品大多位于同样的贸易分类目录。Balassa (1966)在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之间贸易发展现状进行比较时，发现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大部分产生在国际商品标准分类的相同商品组别内，而不是发生在不同的商品组。Balassa将这种发生在同一产业内部的产品贸易，称为产业内贸易 (Intra Industry Trade，简称：IIT)，又称为“双向贸易”或者“贸易重叠”。产业内贸易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投入了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发展了产业内贸易的理论，并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加以验证。近些年，在产业内贸易理论得到不断完善的同时，人们还借助这一理论对国际贸易中的许多现象进行分析。

一 产业内贸易的相关研究

(一) 产业内贸易的理论研究

产业内贸易理论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从产品的供给方面展开分析。由于生产过程存在规模经济，参与国际贸易的产业往往处于一种垄断竞争的状态，从而造成不同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具有相异的特性，这种相异的特性既会来自水平差异也会是垂直差异。一个是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方面展开分析。重点研究产业内贸易的形成机制，会发现虽然各国的消费者对商品的喜好多种多样，但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的消费者会选择消费同类型的产品，因此，需求结构存在重叠之处。

从供给方面分析产业内贸易的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水平产业内贸易进行的分析。水平产业内贸易理论主要分析质量大致相同但有不同属性的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产品一般质量差异不大，只是在外观和规格上存在一定不同。另一类是垂直差异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包括由技术水平差异引起的品质差异产品之间的贸易。

从水平产业内贸易进行分析的模型中比较著名的有：布兰德—克鲁格曼模型、兰卡斯特模型、新张伯伦模型等。Brander & Krugman (1983)模型认为，处于寡头垄断地位的厂商为追求利润极大化，将商品以低于本国同类商品的价格向国外销售。从表象上理解，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会减少企业的利润，但由于厂商处于寡头垄断地位，厂商可以使在本国销售的产品的价格不受影响，实现全部产品的利润最大化，该模型也被称为“相互倾销模型”。该模型表明，如果市场结构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即使一种产品在技术等方面都不存在明显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仍可能发生。Lancaster (1980) 认为，每类产品会有不同的品种，每个品种具有不同的特征，这就构成产品的水平差异。该模型从完全垄断竞争的角度分析在利润最大化时厂商达成的均衡状态，某类产品的不同品种平均分布，每个品种的生产数量和价格都一致，每个厂商都可以得到正常利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贸易发生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的情况，当这两个国家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展开贸易时，同质的产品不会发生相互贸易，但是具有一定差异性产品，两国的企业会按照“完全垄断竞争”的方式共同生产并开展贸易活动。Dixit (1977)、Stiglitz (1977)、Krugman (1979) 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分析，引入Chamberlin (1948) 垄断竞争模型，建立了新张伯伦产业内贸易模型。该模型认为，产品差异化、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消费者消费的多元化的存在，使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间也会发生产业内贸易。原因是由于厂商追求利润极大化，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每个产业都会有形式不同的产品系列，从而产生了产品的水平差异，这就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提供了可能。同时，消费者的行为也会受到示范效应及效用极大化的影响而趋向多元化，这也是产业内贸易的驱动因素。

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角度进行的分析，主要有Falvey & Kierzkowski (1981) 的新H-O模型、Shaked & Sutton (1984) 的自然寡头模型，即S-S模型。Falvey (1981) 和Kierzkowski (1984) 建立的新H-O模型认为两国间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会不会产生，主要取决于两国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差异程度：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量的变化也取决于两国间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情况，如果产品质量高的出口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上升，两国间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将会下降；如果资本/劳动比率升高发生在产品质量低的出口国，两国间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将上升。新H-O模型在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时有较强的参考价值。Shaked &Sutton (1984) 的S-S模型将各国产品品种的质量差异与研发支出联系起来，分析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情况下的产业内贸易。S-S模型中，如果两个国家都各有两家厂商生产相同的产品，由于质量差异与研发支出费用的不同，会造成两国都有一家厂商退出市场，因为如果两个厂商同时存在，就都不能从中获益，这样就产生了两国间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一个国家出口质量低的产品，另一个国家出口质量高的产品。

从需求角度分析产业内贸易理论的主要有Linder (1961) 的需求相似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产品要出口国外，那么这种产品必须首先在本国生产与消费。因为厂商一般都是根据国内的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的，厂商要开发一种新产品，一般会着重研究本国消费者；需求结构越相似的国家间的可能贸易量越大，两国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的性质和加工程度类似；人均收入水平是决定各国的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Linder用人均收入的相似性对国际贸易的流向解释为收入的上升会使产业内贸易在发达国家间得到发展，而这些国家相互贸易的产品一般是品牌不同、种类相同的产品。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研究迎来新的发展高潮，在许多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中，考虑到全球一体化下国际化分工情况、国家间地理距离、区域经济合作等因素，使产业内贸易的理论与国际经济贸易现实情况日益接近。第一，结合全球一体化下国际化分工中生产国际化的产业内贸易模型。Markusen&Maskus(2001) 发现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发达国家间生产规模和要素禀赋越来越相似，跨国公司分布在各国的子公司在产业内的销售造成了产业内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Hartmut Egger等 (2004) 建立了有关贸易与跨国公司的三要素均衡分析模型，发现由于跨国公司内部利润汇回的不平衡以及贸易成本等因素都会对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形成影响。第二，结合中间产品贸易情况的产业内贸易模型。Ishii & Yi ( 1997 ) 从垂直专业化分工角度出发，认为许多国家专注于生产中间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中间产品贸易大量发生，推高了与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的水平。Hummels et al. (2001) 也用垂直专业化概念解释了这种现象，认为国家间的垂直专业化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最终产品的生产必须包括多个环节；二是要有多个国家参与产品生产并使价值增值；三是参与贸易的国家必须有用进口的中间产品进行生产，且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一部分必须出口他国。这样就形成了产品的垂直专业化。第三，结合非贸易产品。Schmitt & Z. Yu (2001) 在产业内贸易模型中分析了非贸易品的情况，认为随着国际贸易中贸易壁垒的降低，一些原来不可贸易的非贸易品变为可贸易品，这种非贸易品产业内贸易的增加使得其出口占总产出中的比重增加了很多。

产业内贸易理论是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的，它克服了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能够更好地解释当前一些经济现象。第一，产业内贸易理论更接近经济现实。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基础是规模经济和产品间存在差异性，也就是说，虽然同样的产业生产同类产品，但同类产品也会存在各种差异，而差异产品生产过程中也存在规模经济。传统贸易理论有两个重要假设：相同产业在相同条件下生产相同产品与实现规模收益。产业内贸易理论将这些条件进行扩展，能更好地解释当前的经济贸易现象。第二，产业内贸易理论强调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并对此建立了一系列的模型，拓展了传统贸易理论分析思路，为分析国际贸易中贸易结构调整问题提供了思路。第三，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国家间贸易量的大小与产品的相似程度成反比关系，但在20世纪“二战”后，发达国家间基于水平分工的相互贸易发展非常迅速，传统贸易理论对此难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理论则认为国家间会产生产业内贸易，其贸易量的大小与产品的相似性之间存正向关系，可以对发达国家间基于水平分工和产业内贸易不断增长的贸易量给出解答。

(二) 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有关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主要有：Greenaway &Torstensson (1997) 把研究对象集中于OECD国家。利用进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把产业内贸易细化为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和国内市场规模能提高OECD国家中制成品出口产品的质量，而且人力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重要。Giuseppe Celi (1999)从行业特征的角度，对英国1990年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该文把垂直产业内贸易又进一步细化为处于高端的垂直产业内贸易 ( UP-VIIT) 和处于低端的垂直产业内贸易 (DN-VIIT)。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不包括其他影响因素，市场结构对水平产业内贸易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对VIIT的影响无法判断，但是对UP-VIIT却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对UP-VIIT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对这些学者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只有把产业内贸易细分为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才能避免实证结果的偏颇。新加坡的吕国钧 (2006) 讨论了产业内贸易的显性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对20世纪90年代后的东亚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的转移和重组进行了检验，以美国的工业制成品进出口贸易的变化情况为参照来考察东亚主要国家与地区在制造业方面的转移和重组现象。研究表明：在化学品及相关产品分类上，主要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分类上，韩国的份额逐渐转移到了中国。在机械和运输设备分类上，日本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制造业主要转移到中国。Ekayanake, Veeramachenen & Moslares (2009) 分析了美国与北美洲自由贸易区 (NAFTA) 的垂直和水平产业内贸易的程度，主要结论之一是，在美国和NAFTA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的增加几乎完全是由于垂直差异的双向贸易。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美国与NAFTA水平产业内贸易的份额显著增加，但在此期间，两者的垂直产业内贸易继续占主导地位。发现产品差异化、垂直产品差异化、产品质量差异等变量与所有的三种类型产业内贸易指数为正相关，行业集中程度和行业规模与三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负相关。Shahbaz & Leitão (2010) 分析了1980~2006年巴基斯坦与贸易伙伴国的产业内贸易情况，发现产业内贸易与人均GDP存在负向的关系，国家间相似的需求对产业内贸易存在显著影响。Leitão &Faustino (2009) 探讨了在产业内贸易 (IIT) 的决定因素，使用欧洲联盟 (欧盟27国)、“金砖”四国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美国之间在1995年和2006年之间的汽车零部件贸易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结果表明禀赋和产业内贸易的负相关关系、产业内贸易更频繁地发生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确认了在经济和文化层面，产业内贸易存在的积极作用。同时证实，如果运输成本降低，相互间的贸易会增加。Kemal&Aysegul (2011) 计算了美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垂直产业间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和水平产业内贸易，并将垂直产业内贸易作为分析美国和29个贸易伙伴之间的国际分工的一个指标。结果表明，在美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垂直产业内贸易。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垂直产业内贸易与平均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的差异、要素禀赋和对外直接投资差异正相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距离的差异负相关。另外，由于选取的国家不同或者时间段不同，解释变量的影响力也会发生变化。这说明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各种因素会因为所选取的研究对象而相异，其权重也是动态变化的。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可以了解国外学者从国家特征和行业特征研究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方法，为本书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

国内的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标分析。傅钧文、李梁 (2003) 以中日两国间电机电器产业为例，从产业内贸易角度分析两国贸易分工的趋势，测算了中日两国间HS 85章所包括的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认为中日两国HS 85章商品的产业内贸易发展主要是由国外对中国的投资决定。江雪梅 (2008) 对中国加入WTO前后与欧洲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计算，将产业内贸易指数与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中国“入世”后，与欧洲国家间的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中欧间的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总体上表现为上升趋势的结论。上述论文在分析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在于：有的产品分类不够细，所计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太粗略；没有对产业内贸易进一步细分，没有充分利用数据代表的信息；没有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无法确切得知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和置信度。另一类研究是利用回归分析模型，对影响中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徐娅玮 (2001)对中国整体的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指出规模经济对中国产业内贸易不具有大的影响，指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没有达到规模经济递增阶段。梅丽等 (2005) 针对中国制成品贸易的数据展开分析，认为中国制成品行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有逐步上升的趋势，并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品差异性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升有正面影响；市场结构、地理距离和FDI对产业内贸易水平具有负面影响；人均收入差异和规模经济对中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影响较小。范爱军、林琳(2006) 对中日制成品行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状况、主要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垂直产业内贸易是中日制成品行业产业内贸易的主要特征。日本对中国投资、跨国企业全球一体化生产方式、中国市场容量的扩大，以及两国便利的地理位置，对促进中日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有积极影响，而贸易壁垒及规模经济则有消极影响。乔宇宏 (2007) 基于中日两国间制成品贸易结构、贸易竞争力及产业内贸易状况的分析，认为中国对日出口主要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内容，但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总额正在大幅增加，中日两国间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正在逐渐提高。严岩 (2009)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产品的差异性对产业内贸易有显著的影响。当产品差异水平增加时，Hufbauer指数也会相应增加，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会出现增长，产业内贸易水平得到提高，认为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努力改变国内要素禀赋现状，提高自身创新能力，积极采用产品差异化策略，加快品牌和商标的树立，全面提升出口商品品质，这将有助于我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通过对这些回归分析方法文献的研究，发现在进行回归分析时，研究人员采用的变量都比较固定，但得出的结果却不尽相同，表明针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分析，需要注意变量的选择。

综合前人的研究，可以发现：第一，就国内的产业内贸易研究而言，比较集中在对传统的产业内贸易模式，即水平差异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二，现有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产业内贸易本身的状况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利用产业内贸易理论，对具体的中美贸易问题进行讨论的比较少，而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现实中具体的中美贸易问题展开分析，可以为中美贸易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第三，就中美产业内贸易研究而言，从制成品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入手论述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下中美产业内贸易对中美贸易摩擦产生机理的研究的较为少见。应该说，贸易利益与摩擦是中国对外贸易不断深化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阐释全球化条件下中美产业内贸易的形成机理，从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的视角探索贸易利益与摩擦，有助于中国对外贸易趋利避害长期健康的发展。

二 产业内贸易与贸易摩擦

研究产业内贸易与贸易摩擦的关系，一般都是从产业内贸易与调整成本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如果由贸易引致的调整成本比较高，则容易引发两国的贸易摩擦。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国之间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国家之间贸易的形式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各部门之间也不断发生资源流动和重新配置。同时，人们都在思考关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所产生的调整成本是否会带来重大的经济影响，从而将产业内贸易理论引入对调整成本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调整成本 (Adjustment Cost) 概念由Balassa提出。他指出，一个更高层次的贸易自由化，进口和出口的影响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变化，生产部门的扩大或缩小导致部门之间生产要素的进入或退出，由此产生的成本就是所谓的调整成本。也就是说，当市场不能对供应和需求的变化及时做出改变，就会出现临时的低效率，导致“调整成本”的产生。M. Brülhart (2002) 将广义的调整成本定义为：当劳动力市场在需求和供给条件改变后没有及时出清，导致暂时的效率低下，导致了调整成本的产生，包括：一是重新就业的劳动力再搜索、重新安排和再培训成本。二是暂时失业。对贸易结构调整成本的根本原因，Neary (1985)建立的“特定要素的模型”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跨部门的劳动力的不完全可替代性，导致劳动力重新寻找就业机会，搬迁和再培训的成本由此发生。Neary的模型假设一个小型开放的国家，所有的制造商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进行进出口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部门间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 (但不是跨国家)，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生产要素是规模报酬递减。此时，在出口增加时，相当于在国内进口需求的下降，如果调整是完全没有成本的，那么经济将很快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出口部门的一些部门工资相对其他部门会上升，有些劳动部门会收缩，有的部分会扩大。基于这样的假定，调整成本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由于劳动这种特定元素，不能完全地自由流动；另一方面，是由于名义工资的刚性。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自由贸易所带来的调整成本表现为部门间工资差异或失业。关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算方面，近年来在理论上也有很大进展。

在实证分析方面，Erlat & Erlat (2006) 针对边际产业内贸易与贸易结构调整成本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如果采用静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测算，两者的关系不显著，但采用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时，两者存在关系，而当采用三年变化的数据时，这种关系更显著。Veeramani (2009) 利用印度制造业1988~1999年面板数据，分析了产业内贸易 (IIT) 与贸易壁垒和跨国公司的影响，发现产业内贸易的增加会减少贸易壁垒的发生，认为这是由于企业预期进口产品会在本国市场造成更大的竞争，使印度国内工厂专注于制造差异化的品种，从而减少了贸易壁垒的发生。Imre Ferto (2009) 利用不同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及不同的时间间隔对“平滑调整假说”进行了检验，认为产业内贸易与调整成本间存在显著关系。Leitão & Carlos (2011) 研究了澳大利亚贸易格局的变化与相关的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关系，重点验证“平滑调整假说”(SAH) 的有效性。他们采用了一个动态面板数据方法 (GMM系统)，发现就业与产业内贸易的变化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这一结果支持SAH。国外的研究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平滑调整假说”既适用于行业间的分析，也适用于国家间的分析。

国内学者针对产业内贸易与调整成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李坤望和施炳展 (2005) 基于“平滑调整假说”，结合非参数检验，对中国1987~2004年制造业由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调整成本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中国制造业方面贸易所发生的变化大部分属于产业间贸易，但产业内贸易有逐步增加的趋势。佟家栋和刘钧霆 (2006) 运用A、B和S指数测度法对中国与日本、韩国的贸易结构调整成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中国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行业调整成本较大，而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行业调整成本较小。总体上，中国与日本的贸易结构调整成本低于中国与韩国的贸易结构调整成本。刘春平和施凤月 (2008) 基于中国面板数据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内贸易形态与调整成本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1996~2005年18个制成品产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相对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引起的劳动力市场调整成本较大，同时调整成本也因不同产业而有所不同。杜运苏和郭羽诞 (2009) 利用面板数据的方法研究中国制造业的贸易结构调整成本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结果显示，产业内贸易引发的经济调整成本要少于产业间贸易。柳剑平和张兴泉 (2009) 通过分析中美产业内贸易以及发生贸易摩擦的产业分布情况后得出结论，产业内贸易水平高的产业，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较少，产业内贸易水平低的产业贸易摩擦比较多。莫莎、刘朝霞 (2010) 从边际产业内贸易 (MIIT) 角度，分别运用A指数和S指数对1992~2008年中美19个行业的工业制成品贸易结构调整成本进行研究，并对计算结果进行Daniels检验。分析结论表明，中美间工业制成品大部分处于产业间贸易，贸易引致的调整成本较高；高技术产业的贸易结构调整成本相对较低；中等技术产业的调整成本呈逐渐减少趋势；低技术产业的调整成本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状态。这些结论为国家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

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内贸易与贸易结构调整成本的关系做了许多的研究，国外学者在边际产业内贸易与贸易结构调整成本的研究成果比较多，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有大量的成果，国内的研究则比较偏重于经验研究，尤其对自由贸易引致贸易结构调整成本的研究还处于刚起步的阶段，而结合边际产业内贸易理论与贸易自由化调整成本进行的研究更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