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环境指数的检验

本书采用如下模型检验这些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其中，OFDI为中国对国家i第t期的对外直接投资量（流量或存量），X是有待检验的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因素（即市场与政府两类因素）, θt与λi分别表示时间与个体虚拟变量，ε是误差项。本书采用三年期滚动窗口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2-2）进行估计，从而得到逐年的估计结果。

反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状况的数据有流量和存量两类，本书采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目前中国已陆续发布了2003～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所发布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别数据中，2003～2006年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数据，2007年及以后改为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了避免因2007年前、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带来的估计偏误问题，本书只采用2007～2011年的数据。此外，本书在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时剔除了以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为中转地以及流向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等避税地的样本。有些国家某些年份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观测值为0，在取对数时会丢失数据，为了解决由此带来的选择偏误问题，本书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用ln（α +OFDI）代替ln（OFDI），其中α是很小的正常数，本书取α = 1，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观测值为0时，设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美元。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按美国GDP平减指数（2005年=100）平减后再取自然对数。

由22个指标变量构成的中国周边投资环境监测指数反映在表2-1至表2-5中，并且表2-1至表2-5也分别给出了2007～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环境的验证估计结果，纳入回归的样本分别为2005～2007年、2006～2008年、2007～2009年、2008～2010年、2009～2011年三年期滚动窗口数据。其中第（1）栏包括各国家个体效应项的回归结果，第（2）栏是不包括各国家个体效应项的回归结果的。

从表2-1至表2-5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选择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因素变量在有些年份虽然统计上不显著，但会在另外年份中统计上显著。各表中包括了各国家个体效应项的回归结果 [第（1）栏] 的R2（调整R2）基本是逐年递增的（除了2008年），从2007年的0.8407（0.7231）逐渐增加到2010年的0.9681（0.9448），再到2011年的0.9769（0.9594），因此模型的解释能力很强，到2011年能够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异的98%。第（2）栏是不包括各国家个体效应项的回归结果，其R2明显低于第（1）栏回归的R2，但其R2（调整R2）基本上也是逐年递增的（除了2011年），从2007年的0.3554逐渐增加到2010年的0.5550，到2011年又稍微下降到0.5396，因此本书设计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评估因素体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异的解释能力也逐年增强，到2010年达到了56%。第（1）栏回归的R2与第（2）栏回归的R2的差异可以看成是国家个体效应的差异带来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异的额外解释能力。

首先看市场因素中的市场寻求变量回归系数的变化，图2-1给出了市场规模（GDPWS）、本地经济增长率（GDPR）、中国的进口额（取对数，IM）和中国的出口额（取对数，EX）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7～2011年的折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市场规模（GDPWS）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7年显著为正；2008年与2011年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2009年、2010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其数值要小于2007年的回归系数数值。总的来说国家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本地经济增长率（GDPR）变量在2007～2009年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在2010年、2011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因此本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投资机会，从而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中国的进口额（取对数，IM）变量在2007～2009年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该时间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即中国从该国家进口的商品越多，则越能促进中国对该国家的直接投资的增长；中国的进口额（取对数，IM）变量在2010年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而在2011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由以前的互补效应转变为替代效应，即中国通过从该国家扩大进口替代在该国家的投资扩张。中国的出口额（取对数，EX）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7～2010年为负，特别在2007年和2009年统计上显著，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即中国企业通过出口贸易的方式而非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在该国家的市场份额；中国的出口额（取对数，EX）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11年变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预示中国的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影响关系在将来会发生改变。

图2-2给出了原材料资源禀赋（NEX2R）、矿产燃料资源禀赋（NEX3R）的回归系数在2007～2011年的折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原材料资源禀赋（NEX2R）变量的回归系数除了在2009年为负但不显著外，在其余年份均显著为正，但2010～2011年的数值要小于2007～2008年的回归系数数值，原材料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能明显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矿产燃料资源禀赋（NEX3R）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只有在2008～2009年统计上不显著，在其他年度统计上均显著，因此矿产燃料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也能明显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总体而言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资源寻求型投资）提供了投资机会，从而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

图2-3给出了效率寻求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7～2011年的折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人均GDP（取对数，GDPC）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7年为负但不显著，在2010年为正但不显著，在2008年、2009年、2011年均显著为正，但回归系数的数值自2008年开始递减，人均GDP高的国家一般技术比较先进，为寻求技术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投资机会。全要素技术增长率（TFP）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除了在2011年不显著外，在其余年度均统计上显著，因此全要素技术增长率高的国家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这可能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全要素技术增长率高的国家自身资金富裕，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全要素技术增长率高的国家也吸引了其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竞争。因此总体上技术禀赋先进的国家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效率寻求型投资），取决于两个分量指标的共同作用。

图2-4给出了政府治理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7～2011年的折线图。贪腐控制（CC）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2008～2010年统计上显著，但系数的数值自2008年起逐年递减，因此贪腐控制高的国家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府施政有效性（GE）变量的回归系数变化较大，在2008～2009年显著为负，因此在该时间段政府施政有效性高的国家抑制了中国对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政治稳定程度（PS）变量的回归系数变化也较大，在2009～2010年显著为负，但在2011年显著为正，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选址开始显现正向作用。市场经济限制程度（RQ）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8～2009年显著为正，但到2010年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在2011年变为显著为负，因此东道国市场经济由原来的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转变为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民参政与政治人权（VA）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8～2011年均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政治人权水平的提高会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来看，政府治理指标中有些分项指标在个别年度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政府治理指标总体水平的提高会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图2-5给出了汇率变动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7～2011年的折线图。汇率变动（FX）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8～2009年显著为正，表明在该时间段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到2010～2011年该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该时间段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图2-6给出了双边合作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7～2011年的折线图。是否为WTO成员（WTO）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8～2011年为负，特别是在2010～2011年统计上显著，表明在该时间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WTO成员方的投资受到抑制，这可能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与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双边投资协定（LAW∗BIT）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9～2011年显著为正，表明在该时间段，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且该国家司法有效性（LAW）水平较高，则越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该国家；双边投资协定（BIT∗CEC）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9～2011年显著为负，表明在该时间段，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且在该国家合同执行成本（CEC）较高，则越不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该国家。总之与司法制度健全、合同执行、产权保护方面效率高的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将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该国家。

图2-7给出了经营环境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7～2011年的折线图。开业成本（CSB）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9～2010年显著为负，表明在该时间段开业成本的上升不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该国家；该回归系数在2011年不显著为负，表明开业成本高的国家仍然不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司法公正强度指数（SLI）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9～2010年均不显著，在2011年显著为负，表明司法公正的国家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信贷信息深度指数（CII）变量的回归系数在2007～2011年均为负但不显著，表明东道国信贷金融市场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微弱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本地投资而对外资的进入产生了替代作用而致。投资者保护强度指数（SIPI）变量的回归系数直到2011年才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赋税负担（占利润的比率，TAXR）变量的回归系数除了在2009年外，在其他年份均不显著，表明目前赋税负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选址影响不太大。

为了便于比较以上指标体系中各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及变化趋势，表2-6给出了2007～2011年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因素验证估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指标体系中各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大都符合理论预期，有些因素的影响作用虽然不太显著，如信贷信息深度指数（反映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赋税负担（占利润的比率）等变量，鉴于理论上这些因素对投资决策会产生影响，因此最终还将其保留在指标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