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伊斯兰教在豪萨地区的传播

在《剑桥伊斯兰教史》中，汉弗莱·费舍尔（Humphrey J. Fisher）提出撒哈拉以南的伊斯兰教遵循着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外籍穆斯林居民所代表的伊斯兰教；第二阶段，取得某些本土支持，却不得不与地方风俗妥协；第三阶段，有能力随意推进改革。这种发展模式并非在所有地区同时展开，也不是以相同的步伐展开，即使相邻的地区其发展的阶段也非常不同。马格丽·黑尔（Margari Hill）在费舍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出遏制、混合、改革的西非伊斯兰教历史三阶段论。第一个阶段中，非洲王权通过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分开居住的方式限制伊斯兰教的扩张。第二阶段，非洲统治者将伊斯兰教与非洲传统相互融合，非洲人有选择地实践伊斯兰教法。第三阶段，非洲穆斯林实行宗教改革，以剔除伊斯兰教中混杂的非洲宗教，力求彻底实施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在豪萨地区的传播经历了全部上述三个阶段。

图1-1 巴尔特绘制的1851年卡诺城市平面示意图

一 豪萨地区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

豪萨地区早期伊斯兰教历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卡诺编年史》和《万加腊编年史》。伊斯兰教传入豪萨地区的时间和方式仍是学术界持有争议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在卡诺国王亚吉统治时期（1349～1385年在位），伊斯兰教由万加腊人（Wangara）传入。但伊斯兰教传入豪萨地区的时间可能远早于此。首先，伊斯兰教自11世纪起就已存在于加涅姆—博尔努，公认的事实是豪萨人在14世纪以前长期延续不断地与其保持接触。根据语言证据判断，卡诺早有来自加涅姆—博尔努的伊斯兰教影响，许多与宗教相关的阿拉伯语词汇都是以卡努里语为中介纳入豪萨语，由此足以证明伊斯兰教从东面传入豪萨的时间要比西面早。伊斯兰教虽于14世纪之前已在豪萨地区传播，但它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侨居商人、少数本地商人和统治阶级上层的宗教，草根民众仍旧信仰传统宗教。伊斯兰教直到15世纪才逐渐强大，特别是在卡诺和卡齐纳。

这一时期，有许多外来穆斯林学者在豪萨地区积极活动，其中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就是来自撒哈拉图瓦特的马格希利。15世纪90年代，他游历了阿加德兹、塔凯达、卡诺、卡奇纳和加奥，并对豪萨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有记载显示，马格希利改变了卡奇纳国王的信仰，普通民众比统治阶级更乐于接受他所传播的伊斯兰教教义。其他在豪萨地区推广伊斯兰教传统和生活方式的重要人物包括廷巴克图的艾哈迈德·伊本·乌玛尔·阿基特，他于1487年到卡诺讲学；1504年和1518～1519年间，摩洛哥的阿卜德·拉赫曼·苏卡因从埃及到卡诺讲学；马赫鲁弗·巴尔巴利曾在卡诺和卡奇纳从事教育事业。

16世纪初期，商人和政界上层人物以伊斯兰化来巩固中央的权力。学者经常外出旅行和图书的引进是该地区知识觉醒的原因，然而这无疑要归因于学习中心的存在。豪萨本地的穆斯林学者群体自16世纪开始出现，他们早期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现代豪萨语书写。索科托帝国的诸学者不但留下大量阿拉伯语文献，还有很多豪萨语文献。交通联系的加强，使豪萨与周围的博尔努、东苏丹、北非，甚至西班牙的穆斯林都有学术和文化上的交流。豪萨学者的思想开始突破传统的思想来源——《古兰经》和圣训，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伊斯兰世界。在各种宗教文化的滋养下，豪萨这个西非相对贫瘠的伊斯兰文化凹地，逐渐成长为伊斯兰文化的高地。

值得关注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斯兰教和商业高度结合，作为商业活动中最为活跃的族群之一，豪萨人成为同穆斯林接触时最先皈依的人。这种现象由社会和经济因素支配，它提供的道德规范用于促进和管理商业往来关系，在不同部族群体人员中间提供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从而使安全保障和信用两大远程贸易前提得到保证。在政治领域，伊斯兰教通过不断削弱以控制礼拜场地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结构，借此促进豪萨诸国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卡诺编年史》是按伊斯兰观点写成的，其中有许多关于土著酋长反对卡诺统治者权力集中意图的记述，这些酋长都被说成“异教徒”，而卡诺的统治者则被看成是真正的穆斯林。

在非洲原有的宗教格局中，伊斯兰教没有被看成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或是与豪萨人宗教观相抵触的信仰。更重要的是，穆斯林社会在这个时期还尚未使其宗教意识具有排外性，而是准备兼收并容各种传统宗教信仰或宗教习俗。一方面，侨居学者和他们的学生形成精英集团，力图严格推行伊斯兰法；另一方面，农村居民长期恪守传统宗教、巫术和魔法。只要伊斯兰教不要求改变原有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模式，其自身至少不会遭到抵制。伊斯兰教传播的另一个结果是伊斯兰学者和神职人员从非洲各地大量涌入豪萨地区，这极大地促进了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观念在豪萨地区的推广，书面读写能力即阿拉伯语读写能力及此后的阿贾米读写豪萨语能力也随之迅速提高。这又促进了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及商业活动的发展和进步。伊斯兰教的传播把豪萨地区和一个不断发展的广阔文化区域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二 “吉哈德”注2运动与知识革命

注2，豪萨语jihad，圣战，阿拉伯语原意为“作出一切努力”或“竭力奋争”。

1804年，西非豪萨地区爆发了由富拉尼穆斯林领袖奥斯曼·丹·福迪奥（Sheikh Usman Dan Fodio）发动的伊斯兰圣战。“富拉尼革命对人们最重要的影响在于知识的方面而非社会的或政治的方面。”征服者的语言是富拉尼语，只在富拉尼人口集中的地区阿达马瓦（Adamawa）作为地区通用语使用，在豪萨地区并不通用。富拉尼人认识到豪萨语作为地区通用语的优势，着手在其统治范围内协助该语言的传播，从而借助豪萨语推动了富拉尼语的扩张。豪萨语作为被征服者的语言，其重要性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此前，只有少数懂阿拉伯语的人掌握宗教知识，现在除阿拉伯语之外，豪萨语也成为一种记录宗教的文字，并成为地区内不同语言民族的共同口头用语。该地区渐渐形成了以豪萨语为口语、阿拉伯文字为书面语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的豪萨—阿拉伯语言文化。豪萨人与富拉尼人共同决定了伊斯兰教在豪萨地区的发展，与富拉尼学者传播正统伊斯兰教不同，豪萨学者使用本土宗教与习俗“稀释”正统伊斯兰教，从而使豪萨伊斯兰教沿着本土化道路发展。

索科托哈里发领袖们在学术方面占据特殊地位，“吉哈德”运动因此也被形容为“知识革命”。圣战的第一批领袖奥斯曼·丹·福迪奥、其兄弟阿卜杜拉·穆罕默德（Abdullah B. Muhammad）和其子穆罕默德·贝洛（Muhammad Bello）均为知名学者并遗留了大笔学术遗产。“吉哈德”领袖们的第一要务是“学术”，正因为此，学者们自哈里发建立伊始就充当了社会中“智库”的角色，在哈里发内部担任官员并参与国家事务运行，成为无异于统治阶级的重要社会阶层。

圣战之前，伊斯兰知识的传播催生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学者阶层，他们精通阿拉伯语。但是伊斯兰知识对缺少书面语文化、说豪萨语的主体人群似乎影响不大，仅限于在民间传说和巫术中增添一层伊斯兰色彩。圣战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使豪萨社会真正迈入文字时代。改革运动的结果之一是产生了用方言写作的诗歌，即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豪萨语而写成的诗歌。索科托哈里发建立后，方言诗歌作为“吉哈德”后伊斯兰文化扩张的一部分，传播更为迅速。

这些诗歌在知识方面的重要性相当显著。首先，它创造了方言文学，特别是在豪萨地区，出现了大量书面方言诗歌；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此前只有阿拉伯语诗歌有书面语形式。其次，它意味着保存在阿拉伯文作品中的大量伊斯兰知识，现在可以供更多操豪萨语的人学习。例如，许多阿拉伯语作品中都涉及占星学方面的内容，因此占星学成为豪萨诗歌中最为流行的一个主题。算命术、祈雨术、魔法术及其他巫术也不再单纯以口头形式传播，所有能读懂豪萨阿贾米的人，都能掌握这些知识。同样，豪萨诗人也接受了伊斯兰诗歌编年体，用于记录本地王朝的历史或世界史。口头历史可以根据当前的社会和政治需要加以修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相对稳定，可作为社会行为的重要准绳，因此对豪萨人来说，书面历史取代口头历史是一种巨大进步。最后，改革者们不但在整个帝国引入沙里亚成文法，还将其译成方言，让更多的普通人学习沙里亚知识。这有助于促进法律的统一及人们知晓自己的权利。

总之，豪萨方言文学是19世纪宗教改革者们的遗产，它有助于将豪萨社会从伊斯兰教只是少数精通阿拉伯语学者的私产，转变为几乎人人都可以更深入地学习伊斯兰教的社会。“吉哈德”运动将仍处在无书写文字时代的豪萨带入有文字的伊斯兰时代，相应的，其他各种文化形式也随着这一转变而转变和发展。

图1-2 19世纪的索科托哈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