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谁来约束美国的行为？

如果“黩武主义”这种“病原体”广泛、长期寄生于美国政治体制、经济生活与思想文化之中，而美国对此已无足够免疫能力，结果滥用武力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不时发作的一大“症候”，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谁来约束或者谁能约束美国？

应该承认，美国社会是复杂多元的，美国的力量也不是无限的。“黩武主义”只是美国战略观念与战略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不尽相同，有其兴衰沉浮，并非总是能够占据上风或居于主流。在探讨美国“黩武主义”的表现及其众多根源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它可能面临的各种国内外挑战与制约因素。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首先，非西方世界不会轻易接受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干涉政策。伊拉克战争引起世界公愤，说明人们无法忍受这个自封的“道德帝国”用巡航导弹向全世界输送“自由和民主”。人类社会经过数千年发展所留存的几大文明，包括阿拉伯文明、东亚文明，都有其自身的智慧、力量与历史逻辑，不可能轻易被外部力量消灭或“转化”。

美国固然强大，但并非万能或者无所顾忌。在大国战略利益交汇、相互制约意志坚定、明确的地区，它也有所忌惮——这实际上是权力政治逻辑的题中之意，崇尚实力者往往也忌惮、在意或“尊重”对手的实力。核武器的存在只会加强而非改变这一逻辑。事实上，对美国历史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通常只对那些有胜算把握的国家发动战争，早年对英国的战争除外（但两次战争的结果都是因为英国把主要军力放在了欧洲方面）。

其次，美国的盟国并不乐见美国独步天下、为所欲为而自己总是充当配角，收拾残局。事实上，美国霸权也离不开其联盟体系与多边主义。伊肯伯里指出，战后美国霸权有两大支柱，一是现实主义的武力、威慑、均势与同盟，二是自由主义的多边自由贸易秩序与国际制度。这两方面都离不开盟国的支持。冷战后美国在进行海外军事干涉时，也不全靠单打独斗，而是经常不得不借助盟国、准盟国或临时盟友组成的联合阵线。许多时候，即使美国提供绝大部分军事力量，但战争的财政开支却由其他国家承担（例如德国、日本、沙特和科威特等国为海湾战争所提供的经费超出美国战争开支200亿美元）。这同样表明了美国力量的限度，也说明盟国有可能对其构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伊拉克战争就遭到了许多盟国的公开反对和质疑。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托马斯·帕特森指出：“西欧国家自二战以后还是第一次认为，不应该授予美国以世界领导权。”在战争的前一年，西欧国家对美国的支持率高达70%，在2003年已不到40%（见图1）。随着战争的进行，支持率越来越低。

当代欧洲人向往多极世界，厌恶美国霸权，也不愿意被美国拖入战争。法德抵制伊拉克战争，在联合国不给美国开绿灯，是正确的选择。但面对美国的黩武主义，欧洲还需要进一步团结，尤其要明白，美国这个“新帝国”自有一套打算，根本没把老态龙钟的“旧欧洲”放在眼里。英国骨子里也有“例外论”，看不上“旧大陆”，喜欢追随美国，从而给美国干预欧洲事务提供了极大便利。因此，法德必须携手站起来，为欧盟确立方向。

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来都是利益为先，而非义字当头。日本等某些美国亚洲盟国，如果作茧自缚、继续给美国送上“应邀称霸”的借口，以求狐假虎威、苟且偷安，也只会助长美国的干涉行为。一旦美国玩火过甚而殃及池鱼，后者只能自食其果，咎由自取。实际上，亚洲国家虽然在安全上有仰仗美国的倾向，但许多国家对美国的侵略战争与干涉政策仍然心有余悸、心存戒心。

总之，黩武主义不得人心，世界上的和平力量始终存在，经济因素和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在不断上升，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在改变国际力量格局。美国独断专行的霸权战略将始终面临自身能力与目标的落差。

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黩武主义”也面临着其他政治思想与战略观念的竞争。美国政治与外交中有许多相互竞争的理念，如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全球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等。一般而言，黩武主义与保守主义（尤其是新保守主义）、干涉主义、单边主义以及共和党的外交政策有较多的联系，但这几组概念各自的言说对象和语境不尽相同，本身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

以清教思想和天命观为基础的美国式理想主义，常常产生两种自相矛盾的结果，即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这是因为，美国人的道德优越感使之要么倾向于脱离这个世界，要么设法对它加以改造。这种摇摆往往又有非常现实的考虑。当自己实力虚弱或处境不利时，便奉行孤立主义和不干涉政策，以求洁身自好或独立自保；当实力强大或无所顾忌时，便祭出全球主义和干涉主义的旗帜，扩张权势，改革或“传道”。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美国的两大意识形态。一些老保守派还有难以割舍的孤立主义情结，新保守派却是国际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不仅主张积极介入国际事务，还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性。他们同时也是崇尚武力的现实主义强权论者。自由派中的强硬派即民主党中的鹰派，与新保守派非常接近，只不过在手段上还有认同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的一面。温和自由派则一向提倡多边主义、国际规范和自由贸易，希望更多利用软实力来维持美国霸权。

从制度层面看，应该承认，美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与决策机制对于“黩武主义”的过度扩张具有一定制约作用。以《战争权力法案》为例，其作用虽然非常有限，但还是赋予国会一些潜在的权力，在推动国会重新确立其外交决策权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国会还通过立法权和调查权等其他途径限制总统使用武力的权力。尼克松和里根的事例表明，总统滥用权力同样会遭到国会反对。

此外，美国的国防政策是精英政治和多数主义政治的混合物。一方面，国防与外交政策的辩论主要在政治精英之间进行，大多数公众对此并不了解或者根本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对于全国广泛关注的问题，多数意见仍然很重要。例如，正是公众意见最终迫使美国决策者在1973年从越南撤军，迫使小布什政府在2004年加快将伊拉克的控制权返还给伊拉克人民的进程。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至少还可以通过选举新的总统来改变前任的做法，尽管这也许只能暂时改变钟摆的方向。当然，尽管美国人常常以其民主政治的自我纠错功能自慰，然而美国“黩武主义”的不定期发作本身即已说明，对其国内约束机制，人们没有理由抱过高期望。

英谚有云：“吃亏长智”，现实是最好的老师。美国有最强大的军队，但并非战无不胜。就对外军事行动本身而言，美国有许多失败的教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常规战争以及入侵猪湾、格林纳达等行动表明，面对真正的对手，美国军队并非无懈可击。在民族主义依然强劲、新兴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不断增加、武器扩散遍及全球、许多大国掌握了核武器与远程投送能力的当代世界，美国要有效应付诸如常规战争与核战争、内战、游击战和恐怖袭击等多种形式的冲突，甚至想通过战争手段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远非那么容易或者毫无风险。因此，美国不能完全无视“慎用武力”的忠告。

“为什么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能独断专行？”这是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一书的副标题。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改为：为什么美国不能单凭武力主宰世界？对此，奈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因为世界已经发生变化：核武器的出现使力量的基础已不再是军事力量和征服；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帝国统治更加困难；西方后工业化的社会更强调福利而不是荣耀，除非生存面临危险，否则人们不愿看到大量人员伤亡；在全球化时代使用武力将危及国家经济目标。此外，软实力与硬实力一样重要，而穷兵黩武、独断专行会使两者都受到损害。他意味深长地指出一个事实：“人们把美国比作罗马帝国，但罗马帝国最后也瓦解了。”

简要梳理一下战后美国历史，我们发现，美国“黩武主义”的盛衰起伏与美国全球战略扩张与战略收缩的节奏是大致吻合的：杜鲁门政府的“68号文件”及其全面扩军政策，使冷战走向“军事化”。艾森豪威尔政府以退为进，试图借助“大规模报复战略”实现安全与繁荣（即军事与经济）的“大平衡”。肯尼迪政府再度高调推行全面扩军政策，直至约翰逊政府走向极端、陷入越战泥潭。越战后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维持均势，直到卡特时期美国仍处于颓势。里根政府上台后，随着国内经济形势好转，同时苏联的内外困境加深，美国又决心“重振国威”、在“以实力求和平”的口号下开始“新冷战”，“68号文件”的绝对安全观念又借尸还魂。“星球大战计划”表明，美国已不再满足于美苏战略均势，试图通过建立外空防御体系来获得绝对优势，为此不惜曲解1972年与苏联达成的《反导条约》。冷战格局骤然瓦解后，老布什政府才得以在“单极时刻”（并且在刚刚打赢海湾战争之后）展望一个“正义、公平竞争、抑强扶弱、持久和平”的“世界新秩序”。

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出现战略转型，咄咄逼人的“新干涉主义”使美国又开始偏离正道。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新保守派立志“以武力追求理想”。为了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小布什政府干脆直接抛弃碍手碍脚的《反导条约》。美国“黩武主义”达到顶峰，结果落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奥巴马政府于是打着“变革”旗号开始“纠偏”，在中东等地实行战略收缩，在亚太搞“再平衡”。而所谓亚太“再平衡”，虽然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多重内容，但最突出的还是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等举措，2009年年底奥巴马还宣布向阿富汗增兵3万人。奥巴马既无法改变，也无意质疑美国传统的军事价值观。他甚至公开表示，即使面临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美国也将“永远维持自己的军事超强优势”；而且，“美国军队天下无敌”，在未来100年内要继续充当世界领袖，“如果美国不能，没人能”。

随着奥巴马任期接近尾声，新一轮大选再次临近，对民主党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声浪开始上升。奥巴马在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反映了美国民众对小布什和新保守派的否定，如今对奥巴马的否定，自然是新保守主义望眼欲穿的机会。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最近撰文指出：“就像一遭电击便立马挺身坐起的死尸一样，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不断抽搐复活。”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中国重申海洋领土权益、逊尼派极端势力重返伊拉克等，只要出现全球性挫折事件，“那几张老脸”——伊拉克战争的坚定支持者迪克·切尼、保罗·沃尔福威茨、威廉·克里斯托尔、罗伯特·卡根以及“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其他成员——就会竞相在电视镜头前声称时间回到了1939年。显然，新保守派势力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在2016年卷土重来。

巴塞维奇深刻地指出：“当今美国的黩武主义在美国历史中具有深厚的根源。它代表着一种两党的事业，因此不可能在任何短期时间内消失。”不过，在现实政治中，美国“黩武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张，说到底还是由当今国际体系特别是其军事安全结构的单极性质所决定的。由于美国一家独大，其他大国与美国实力对比悬殊，任何单一力量都不足以对其构成真正的制约。正如史蒂芬·沃尔特在《美国对战争有瘾吗？》一文中所指出的，美国之所以不断进行一些愚蠢的战争，有四个主要原因：（1）最明显的原因是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队；（2）没有同等的竞争对手，且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安全环境极佳；（3）“愚蠢的体制”使得两党中的“好事者”或“改良家”（do-gooders）主导、塑造了外交政策，他们不是热衷输出“自由制度”的新保守主义者，就是对武力解决持乐观积极态度的自由派干涉主义者；（4）国会不作为。此外还有媒体、军工集团等其他众多原因。总而言之，由于具有武力和地缘的双重优势，美国没有真正的对手，其难以抵挡战争及其潜在好处的诱惑。

因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多边、多元方向的结构性变迁以及相应的国际秩序转型。而在此之前，如果上述实际或潜在的制约因素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美国“黩武主义”症候的再次发作，大概只是个时间或者时机问题。包括卡特在内的众多美国领导人都曾反复强调，“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如果从政治现实主义的原则及其治国方略上看，似乎不足为奇。因为大部分国家（除了中立化国家或西北欧等远离国际政治漩涡、安全环境较好的国家）都抱有这种有备无患、积极防御的思想。然而，美国安全政策的独特之处却在于，其不仅在战略思想和安全理念上极其崇尚实力、特别是武力，而且在对外政策实践中也不惮于使用武力，实际上也最为频繁地在海外使用武力。而且，其绝大多数军事行动都具有干涉性质，而不是出于传统的自卫需要。

从思想层面看，战后美国几代战略与外交精英有一种主流战略观念，其基本特征是既崇尚实力甚至武力，具有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又坚信“历史在我们一边”，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外政策或对外行为的持续扩张性质，以实力为基础强加于人和难以克制的单边主义倾向等特点，是美国进入全球霸权时期之后对外政策的基本特质，也是历史上多数“帝国”的相似之处；美国“霸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美国意识形态即美国生活方式具有普世性与优越性的深刻信念密不可分。美国权势的扩张与美国“生活方式”的拓展并行不悖。美国“黩武主义”思想的特色就在于以“特选论”“天命观”“例外主义”等基督教核心价值观为理论基础与精神动力，以美国实力优势为物质条件，试图通过武力等强制手段来推广美国“价值”、实现美国“理想”，而不只是满足于追求一般的物质“利益”。

尽管主张不尽相同甚至严重分歧，战后美国政治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确立、巩固或维系美国的全球地位，这是美国几代战略精英在大战略目标上的一个核心共识。为此，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甚至过头的忧患意识（担心自身的衰落或他国的崛起），从而要求美国始终保持高度的国防战备状态，要求国防开支非常充裕，要求在世界范围内部署美国常规部队和战略部队。二战后美国所拥有的世界地位，就思想和战略层面的因素而言，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种战略意识或战略共识。后冷战时期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与此种战略观念密切相关，美国却经常面临帝国“过度扩张”问题，当今美国的许多难题都可由此找到根源。因而，此种战略观念的危险性在于，美国并不总是因此获利，它也有可能因为过度扩张而导致自身实力受损，甚至重蹈历史上许多大国的覆辙。更重要的是，一旦与实力相当并同样抱有意识形态偏见或道德优越感的大国相遇，对抗就可能发生。这也许是美国霸权的一大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