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布什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9·11”事件发生一年后，小布什政府在2002年9月17日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称，为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将采取必要的单边主义行动，对恐怖主义组织和专制政权展开“先发制人”的打击，以“政权更迭”模式推进民主、扩展和平，“将积极致力于将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自此，单极霸权、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政权更迭等思想被认为是“布什主义”的核心内容。在大多数美国学者看来，“布什主义”实际上是霸权大战略模式的集中体现，它被认为是美国自冷战初期以来对大战略的“最彻底的重新设计”，但“布什主义”大战略是不可持续的和命中注定要失败的，对这种大战略模式的批判性反思为“9·11”事件以来美国国内的大战略论争确定了主线和基本语境。

如果从历史角度，以冷战结束后美国求索大战略的演变轨迹贯穿视之，“布什主义”实际上是美国一以贯之的“全球领导”雄心在“单极时代”的刚性“变奏”。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这一最大战略威胁和对手的消失，美国一直试图明确国际政治的未来走向和性质并寻求新的大战略。在老布什政府执政后期，时任国防部长切尼、副防长沃尔福威茨等新保守主义中坚力量领衔制定了《1994～1999财年防务规划指针》（DPG），提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目标应是“支配”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以单边行动和压倒性军事优势确保他国不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构成挑战，甚至对德国、日本等美国盟国也应进行必要的压制。这份指针后于1992年3月遭《纽约时报》披露，随即引发各方激烈批评，甚至让盟国感到震惊和愤怒。其后，这份报告的最终公开版的语调略有缓和，呼吁美国利用冷战后的优势“确保并扩大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建立起来的民主和平带”。然而，由于共和党很快便失去执政地位，切尼等新保守主义势力“壮志未酬”。

1993年上台的民主党克林顿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后冷战时代”，它提出了“接触与扩展”战略，称美国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大力推动以传播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深层目标的全球化，并从全球化视角审视国家安全问题，明确将“民主推广”作为外交战略的核心支柱之一。但是，在这一时期，收缩和扩张这两种国家安全战略取向之间的张力却进一步深化。一方面，美国国内出现极为突出的孤立主义情绪，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演化为对全球化的强烈批评，民众普遍认为美国应退回到“山巅之城堡”，而不是在“山巅之城”理念的主导下大规模介入外部事务。实际上，克林顿政府这种被认为具有对外扩张性的大战略受到小布什等人的批评，小布什在2000年竞选期间提出一种倾向于“收缩”的外交战略主张，他当时曾毫不留情地抨击克林顿政府“太过张扬”。另一方面，持新保守主义理念的好战派在“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New American Century）下集结，呼吁美国提前遏制对其全球绝对优势构成威胁的挑战者，凭借“超群的军事能力和对道义的自信”成为“仁慈的全球霸权”，用军事力量阐释信念，“创造一个与美国的原则和利益相一致的新世纪”。在1998年年初，新保守主义势力曾力促克林顿政府以武力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克林顿拒绝靠战争完成这一目标。在索马里事件的阴影之下，当时的美国成了“犹豫不决的治安官”（reluctant sheriff）。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发生的“9·11”事件一时间消除了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迷茫，“切尼的信条、亨廷顿的理论和新美国世纪计划帮助被“9·11”恐怖主义袭击打得不知所措的小布什政府找到了方向”。针对恐怖主义组织及支持这些组织的“无赖国家”，美国国内同仇敌忾，新保守主义势力则如日中天，鼓吹并实施“新帝国大战略”或“改造（世界）的大战略”。正如小布什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发表的演说所言，传统的、消极的遏制和威慑战略已经失效，“我们必须把战火烧到敌人那里，挫败他们的计划，在最大的威胁出现前与它们相抗。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中，确保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行动”。

在加迪斯、伊肯伯里等美国学者看来，“布什主义”大战略的核心目标可概括为“改造”（transform），即利用单极力量，以美国的理念为标准对全球政治和其他国家国内政治实施改造，而这种“冲动”实际上源于对“民主和平论”的信奉。“布什主义”的另一特色在于其将美国国家安全传统中的“先发制人”理念扩展为“预防性战争”，而支撑这种战略的国际政治观则是“主权有限”，这实际上是冷战结束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规范不断遭到侵蚀的累积性结果。“布什主义”虽然宣称美国的行动仍会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但也认为美国拥有开展单边主义行动的绝对权利，正如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言，“应是使命决定联盟，而非联盟决定使命”。这种单边主义理念基于两点认识：一是多边安全机制难以有效应对恐怖主义等新型威胁；二是美国的盟友在军事能力和行动意愿方面与美国相去甚远，从而会导致丧失战机。

除了在多国反对下开打伊拉克战争外，小布什政府还决定拒不批准《全面核禁试条约》，退出《京都议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并推进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反对国际刑事法院等。这种轻视甚至拒斥国际制度的政策取向招致美国国内外的广泛批评，并在全球范围内激起“反美主义”情绪。正如当时一位法国学者所言：“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政治自由和经济秩序的捍卫者，今天似乎成了国际上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到处兴风作浪、挑起冲突……过去我们在美国那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今美国却正变成一个问题。”现在奥巴马政府中出任驻联合国代表的萨曼莎·鲍尔在2003年发表于《新共和》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则批评道，“美国自诩的形象（保护世界免于无赖国家之害的警察）不再受到认同，美国反被视为应受到国际法管制的失控国家”，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一贯表现已严重损害全世界民众的自由，“美国必须反思外交政策，不仅是需要微调，而是要彻底革新外交政策”。她甚至说，美国应以德国总理勃兰特向二战中受到迫害的犹太人下跪道歉为榜样，就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的严重过失请求世界的宽恕。

在这些情绪化的评价之外，保罗·肯尼迪、波森、伊肯伯里等美国战略学者从更深层的角度分析了“布什主义”大战略的失败。简单地说，这种失败是由“战略短视”（strategic myopia）所引致的“战略虚耗”（strategic exhaustion）造成的。

第一，“布什主义”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及应对战略有缺陷。虽然“9·11”事件让恐怖主义成为美国面对的“压倒一切的”国家安全威胁，但小布什政府过高（或有意过度）估计了恐怖主义的实际威胁程度，错误地与所有恐怖主义组织为敌，发起代价颇巨的“全球反恐战”（或曰“长期战”）。小布什政府也夸大了恐怖主义组织与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等国家之间的联系程度，从而丧失了与相关国家开展安全合作，以“时间短、针对性强的特别行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的机会。“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组织的最大目标是，通过恐怖主义袭击激起美国的过度反应，并利用这种过度反应耗费美国的资源，弱化美国的地位，打击美国的信心。此外，小布什政府未能深入理解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以及恐怖主义组织仇恨美国的真正原因，美国国内多位知名政治学学者以及研究机构所做的实证研究表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对美国的愤怒和仇恨主要是因为华盛顿的政策，而不是对西方根深蒂固的憎恶”，这些政策包括美国过分偏袒以色列、在沙特阿拉伯驻军、支持腐败专制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权以及造成50多万平民丧生的伊拉克战争。

第二，小布什政府未能综合、平衡地使用外交、经济、军事等国家安全手段，过于依赖军事手段，对外战略的“军事化”反倒加深了美国国家安全的脆弱性。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成功将庇护“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赶下台，这种速战速决的军事优势使小布什政府国安团队信心倍增，以致在并未取得阿富汗战争完全胜利的情况下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仅用三周时间就攻入巴格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从军事战略上来说，小布什政府的重大失误是“在没有赢得一场战争的情况下匆忙开打另一场战争”，这两场战争不仅消耗了美国的军力，且由于频繁动用美军进行“平叛”行动，美军应对常规战争的能力被削弱。此外，小布什政府在缺乏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国内政治、族群矛盾和文化传统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盲目展开“国家建设”，并错误地将军队作为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力量。小布什政府之所以深陷“国家建设”泥潭，主要是因其未能深入理解冷战结束后“失败国家”和“即将失败的国家”大量、持续出现的原因，低估了民族主义等身份政治问题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负面影响。

第三，“布什主义”大战略导致其他国家对美制衡意图的强化，使美国成为众矢之的，破坏了美国的全球地位。约瑟夫·奈认为，小布什政府以及赞成单边主义的人士没有充分认识“美国权力的悖论”，即美国虽拥有无可匹敌的胁迫能力，但美国只有通过与他国的合作才能保护和促进自身的核心国家利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无法独自领导世界的”。在单极状态下，权力的高度集中造成其他国家对美战略疑虑加深，进而增大了对美国实施制衡的动机，即便这种制衡通常以“软制衡”（soft balancing）的方式呈现。美国的霸权大战略既造成俄罗斯、中国、伊朗等站到一起，又导致盟国与美国疏离，或是造成盟国“免费搭车”“便宜搭车”和“鲁莽驾车”，如以色列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加大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的力度。此外，霸权大战略增强了朝鲜等所谓“无赖国家”的不安全感，导致其坚定拥核决心，从而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核扩散，最终加深而非缓解了美国的不安全。

第四，“布什主义”大战略损害了美国国内民主体制，破坏了国家凝聚力，并对公民权利造成侵犯，使美国成为一个“唯国家安全是从的国家”（nation security state）。过度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专制。虽然小布什政府并没有通过大规模增税为两场战争支付军费，但如若美国在霸权大战略的诱导下长期进行战争，国家势必陷入军事主义（militarism）迷途。“预防性战争”、关塔那摩监狱酷刑等都是极具争议的问题，它们不仅体现了美国“对法律和伦理的玩世不恭态度”，而且对国内公民权利造成了损害。霸权大战略难以得到美国民众的长久支持，民众在“9·11”事件巨大冲击下对两场战争的最初支持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偏轨”，大部分民众对美军伤亡极为敏感，并反对美国承担“国家建设”任务。正如基辛格所言，伊拉克战争实际上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非常相似，一开始都得到了美国国内民众的广泛响应，但随着战争一天天拖延下去，幻想日益破灭，最后全国上下都开始热切探求退出的策略，甚至只关心如何尽快退出而不管策略明智与否。

值得强调的是，美国战略学者在对“布什主义”进行评析时，普遍认为小布什的大战略选择与之前的克林顿政府之间存在延续性和相似性，这种观点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国内大战略论争的重要共识之一，对于我们从更深远的角度认识“布什主义”大战略颇具启发意义。诚如米尔斯海默所言，“美国麻烦的根源在于其在冷战后采取了一种有缺陷的大战略”，即追求全球主导（dominance）或曰全球霸权（hegemony），这一大战略的两大目标即是维持美国的绝对优势和在全球传播民主，“实际上是按照美国的样子打造世界”。这种大战略从根本上来说是“帝国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之间的不同在于实现全球主导的方式，前者是重视同盟关系和国际制度的“自由帝国主义者”，而后者则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的新保守主义者。小布什在2004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声称，“美国将决不会为保卫我们自己民众的安全而寻求什么批准单”。类似的观点曾经也为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所表达：“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站得高，我们比其他国家能看到更远的未来，我们能看到所有人都会面临的危险。”

波森则认为，“布什主义”的出现其来有自，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政府在冷战后的16年任期中基本上都奉行了一种“好斗的、全面的、军事上强势的全球战略”，这种战略所蕴含的基本逻辑是：“非常好的意图，加上非常强大的力量，加上能够改造国际政治和其他国家国内政治的行动，并且在美国可承受的代价下，以对美国高度有利的方式来展开这种行动。”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们实际上都对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所拥有的“支配地位”情有独钟，“支配地位捕获了两党人士的心”，小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大战略可谓“维护支配地位战略”的不同变种，前者是“国家自由主义”（national liberalism），后者则是“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两者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对国际政治中“正当性”的看法。“布什主义”还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大战略的遗存，正如新保守主义理念的重要倡导者之一罗伯特·卡根所说的：“布什主义的先发制人政策绝不是一个新概念，布什政府的‘新’战略至多不过是对半个世纪前美国政策的重新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