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
我对中国人怀有极大的尊敬与热爱之情，因此看到《大繁荣》一书第一版面市以来能得到中国决策者、专业学者及其他人士的认可，备感欣喜。如今我再次满怀喜悦之情，因为本书即将推出新版，而且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本书讲述了西方世界如何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与个人发展并举——西方国家锐意改革，也许只有这样才能重获过去几十年间失却的一切——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在我看来，中国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经历着相同的学习过程。
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需要持续的“创新”。没有“创新”，资本投资将会遭遇收益递减，经济增长与发展便会减速甚至归零。还有，创新需要“创新者”。但这两个术语在经济学家眼中究竟该如何理解呢？
“创新”不是发现或发明。这一术语是指那些被采用的新产品或新方法——开发者将其用在生产中，或者出售给他人，他们将其用于自己的生产或消费。“创新者”这一术语指的是实现创新的个人或团队。
事实上，创新机制一直在发展，可人们对它的了解却始终是滞后的。当下“创新者”这一术语有了更广泛的定义。
在20世纪早期，德国历史学派的几位学者——斯庇索夫、熊彼特和卡斯尔——认为创新源于“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在他们眼中，一个国家只需要商人的“热忱”来发展“显而易见的”商业应用，建造工厂来满足人们对新产品的期望需求即可。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指出，“创新者即企业家”，他们迟早会设计和运行某种发现的商业应用。当然，创新从来不是一种新的发现或发明。但对德国学派来说，创新始终来源于某种发现或发明——通常是最新发现或发明。这一论点有些价值，但太过狭隘。
本书一以贯之的原则便是，始终相信在那些历史上最富创新精神的国家，创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商界人士的新理念。他们既包括受雇于企业的普通人，也包括商界的杰出人士，前者在其工作中会灵机一动想到更好的生产方式或更好的产品，后者会构想和评估一家新企业，以生产一些与众不同的新产品。
伴随着现有产品生产和新产品开发的创新性发展，一座城市甚或一个国家都会因此而生机勃勃。不妨想想19世纪50年代的伦敦、19世纪90年代的柏林、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20世纪30年代的洛杉矶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一个城市出现的创新，其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这个城市的本土创新。
在当今时代，尽管越来越多的创新举措日益国际化或全球化，谈及一个国家的本土创新以及从其他国家舶来的或“复制来的”创新，都会包含两个或多个国家的贡献者之间的协作。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近10年内在某种情况下本土创新异军突起，但中国的创新无疑主要是舶来的。不过，因为中国可接受成本之下的外来创新复制已然穷尽，其重心正向本土创新倾斜。
毫无疑问的是，由马云这样的先驱引领的杰出创新，为中国前行道路点亮了一盏明灯。我真心希望，《大繁荣》一书中那些民众，即那些受雇于各大公司的员工和开创新公司的人，他们的愿景能够让中国政府付出卓越努力，鼓励本土怀有全新商业理念的创业公司开疆拓土，实干创新。
当然，数以百万计的创业公司不会全部转化为创新的驱动力。于是问题便来了：中国是否会有足够多的人想尝试创新？
首先，人们可能会因不愿承担失败的风险而退缩。过去10年间，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一直都秉持着一种相当广泛的共识——并没有那么多中国人拥有强大的内心，能够勇敢面对尝试独特创新的做法带来的风险，而尝试创新的诸多项目绕不开的不确定性也很重要。另一方面，至少在一些欧洲国家，与失败紧密相连的还有社会耻辱感，可能这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也是不利条件。最后，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许多创新，都是由那些勇敢探索未知世界并能享受其中紧张与刺激的人实现的。中国有多少拥有如此渴望的人，目前还未可知。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精英正在勇敢探索未知世界：或创立新公司，或埋头工作在实验室成为所属学科研究的领军人物，或开启一段新的职业生涯。在过去40年间，中国一直令世界刮目相看，即使再次惊艳世界，也不足为奇。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逐渐意识到，只有创新才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并保持）领头羊的位置。一些企业——尤其是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已经有了突破，它们为数字时代提供基础设施，推动创新活动，工业近几年也进入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代。
已故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先生曾欣然指出，知名公司的领导者参与一个或多个尝试创新的项目，并非追求刺激或期待利益，而是为了自保：如果他们不参与此类项目，后起者便会参与，而后便会把这些知名公司挤出市场。然而迄今为止，我觉得在中国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过度创新问题（按照同样的逻辑，过度投资问题也没必要担心）。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商业领域的创业和创新进程。这一重要举动极大缩短了创立新公司的过程，新增企业数量大大增加,它们也成了创新创业的源头活水。（已公布数据显示，在过去3年中，每天有约1.4万家新公司注册成立。）
此外，中国政府近几年也意识到在创新和创业中允许经济竞争的重要性。应当允许个人自由创建新公司，允许已有的公司自由涉足新行业。竞争是极其重要的解决办法，可摧毁和清除那些无力回天、毫无生气可言的企业。
在现代经济中，几乎每个行业的运作都面临着许多未知情况，考虑某个问题的企业数量越多，一个行业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或者说行业外的某家公司真正了解的问题，行业内的许多公司都不见得了解。当行外人（有些有一技之长）能够自由进入某一行业时，社会便会获益——价格更低，也许还有更多就业机会。或者，一个人由于其独特的经历会对有些事有所了解，却又不可能将这些知识传达给那些用得上这些却又缺乏这类经历的人——这就是所谓的“个人知识”。
于是中国人开悟了：他们知道，如果拥有独特思维方式和知识架构的多家公司可以自由竞争，国家便会受益。
而西方国家并没有明白这一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大部分国家一直认为自己有责任为知名企业提供各种保护措施，以使其免受新公司的竞争威胁，包括那些进行调整或创新的公司。这样的保护措施自然会使许多企业家备受打击，没有勇气再怀着更棒的新理念创立新公司、进军新行业了。
历史的证据俯拾皆是。战后的英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产业都由英国工业联合会内部的特权社团操控，他们禁止新来者进入。当时的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1979年当选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制止了联合会的反竞争行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才再次出现增长。
在今日中国，我们正在见证类似的结果。中国2016年开始推行多项新改革，在此之前，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已连续多年减缓。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开始上升，时间会证明这一增长是否能达到令人满意的速度。
但是，心思缜密的人总会有疑问和担忧。在中国乃至西方，大量创新都集中在制造生产资料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开采自然资源（即所谓资本）的产业中，而在服装制造、住房供给、养老服务和娱乐活动等行业（即所谓消费）中，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可言。人们自然会问，这样过于专注的创新是否能走很远呢？实际上，美国方面的数据显示，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几十年来一直在稳步走低。这表明，志在从该方向突破创新的中国企业最终不会有任何出路。简而言之，经济体必须要实现广义的创新，否则最终将遭遇危机。
西方还有另一个担忧，由这种专注的创新创造出来的新技术通过在生产资料行业扩大产能，也会拉低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这一现象已经使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部分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如果中国的创新也是如此专注，那未来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一种健康的经济也许能够调整这种不平衡。受到影响的那些产业工资水平下降，也会减缓其他产业的工资增长速度——直到工资水平恢复到以前的平衡状态。这种减缓将会成为一股力量，逐渐推高后起产业的投资回报率。其结果将是投资再掀高潮，最终带来薪资上涨和就业率回升。其他治愈机制也许也在发挥作用，但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调整过程。
随着19世纪90年代欧洲社团主义的兴起，人们对创新又有了其他担忧。（20世纪20年代，普鲁士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德国的地位举足轻重。）一种担忧认为，创新是一名无头骑士，总是朝着未知的方向横冲乱撞。当时的社团主义者就像现在一样，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重大失败。我的回应是，经济的走向不见得有多么重要，只要经济参与者——员工和老板，投资者和放款者——觉得参与创新过程是一次值得的经历，觉得由此产生的生产力提高对于满足人们需求也是有价值的，就够了。
然而另外一种担忧认为，经济中取得的创新很可能会引导经济发展，但发展方向并非社会想要的。中国领导人曾经讲到“高质量发展”，其他人则提到解决不平等问题，还有人谈到生活质量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应当更关注工作经验问题。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观点。谈及工作经验，许多人，尤其是在欧洲大陆的人，认为最优配置（必须是运转良好的机构）加上教育投资，就一切齐备。毕竟，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法国人认真苦干的时间相对较短，每小时的生产力和工资却相对较高，比在美国和英国高。
然而，欧洲大陆的人似乎对自己的工作不太满意。他们对超长假期以及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参与度的偏爱便是间接证据。关于工作满意度的调查则提供了直接证据：在西方大国中，欧洲大陆的工人对其工作的满意度最低。
这一点不足为奇。欧洲的公司多半已不再是充满新刺激和新挑战、令员工心向往之的地方了。但是，如果中国要避免这种一味追求效率的欧洲模式，又该采取哪种模式呢？
在这本书中，我提出恰当的模式就是美好经济，即能提供美好生活的经济。它究竟是什么呢？它不仅是高生产效率，也是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完美融合。不过这还远非美好经济的充分条件。
我不大赞同有些经济学家说美好生活的标准就是生活质量。让–保罗·菲图西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描述的愿景，即充分的休闲和肆意消费，特别是对于公共产品的享受，包括市政设施，如城市公园、体育场馆、干净的街道。它是一种可追溯至古代的理想的详细版本。
当然，我不反对这些服务，也不反对国家提供这些服务，但它们并不等于哲学家关于美好生活的构想。（亚里士多德曾开玩笑说，我们需要这些服务来恢复气力，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
哲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指出，经济学家对消费的关注忽略了人们对“做事”的需求。但他说得还不够到位，人们其实总想跳出自己没有自主权的工作规划。
我的观点是，为了美好生活，人们在工作中需要一定程度的帮助。他们希望能够积极主动，做一些有吸引力的工作。人们重视能够表达自己的空间——说出自己的想法，展现自己的才华。
换句话说，人们重视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就。我曾经用“prospering”（得偿所愿）一词（源于古拉丁文“prospere”，意指“如你所愿或一如所期”）来指代人们在工作中对成功的体验：工匠看到自己的手艺备受珍视很满足，商人看到自己“梦想成金”很满意，学者看到自己被评为荣誉教授很踏实。
人们同样重视自己的职业带来的个人成长。我用“flourishing”（蓬勃向上）一词来指代通往一段未知世界的旅程带来的满足感——面对挑战的兴奋感和克服困难的吸引力。的确，努力获得、得偿所愿和蓬勃向上指的都是经验上的收获，而非金钱回报。
什么样的经济，更准确地说，什么样的社会能提供这样的美好生活呢？历史表明，应该是企业家，他们对于不易察觉的机会极其敏感，不断主动尝试新事物；也应该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人，能够想象出新事物并将新概念发展为商业产品和方法，并将它们推销给潜在用户。从平凡草根到最具优势和才华的人，都是这一美好经济的参与者。
这就是中国——我希望未来能够崛起的中国。这个国家也会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事实上，美国的创新比以前少了很多，欧洲则几乎没有任何创新了。因此，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创新来源，追平甚至赶超美国。在我看来，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其他国家也会欢迎这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