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厨房里的光阴的故事
我有时候在想，我怎么会想出版这样一本谈食物和记忆的书？或许是因着一场家族聚会，多年没有聚在一起的兄弟姊妹们又都回来了，年纪都过半百的兄姊们聚在一起，坐在餐桌前，话题多半离不开童年往事，回忆往事便是由一连串母亲的盛宴展开而来，于是在那样的气氛下，我开始写下那篇长文《国宴与家宴》。
《国宴与家宴》在媒体刊登出来的第一天，就接到一家熟识的出版社编辑打来的电话，说要帮我出食谱。出版食谱，从来不是我的计划，我请求他看完全文再谈出版计划。说实在的，我写的是我母亲的某一部分的故事，我的母亲并不是料理名师，也不是美食家，我怀念的是围绕着她的厨房的那种氛围，并非要帮她或帮我自己出版食谱。
因此我一直排斥把这本书出版成食谱的形式，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厨师。这本书是童年的追忆，是对那个年代的怀念。（抱歉，我不愿意说它是对母亲的怀念，我怎能用这样微薄的书写来怀念她？）那样围绕着一个厨房或一张餐桌的怀念，基本上是典型的中国式家庭的氛围吧？当我们讨论母亲做的菜肴，我们怀念母亲主持的一场又一场餐宴，或大或小，或中或西，菜色不一定道道出色，但是气氛却从未打折，只要有母亲在的场合，无不是宾主尽欢的，而且那欢愉和暖，绝不是无谓的交际应酬，是轻松平常且欢乐自在的。
印象中，那一场又一场的餐宴，多是亲朋好友的聚会，参加过的很多人都印象深刻，深刻的不只是满桌佳肴，还有母亲的风范。母亲一向是领袖也是个性格开朗的家伙，我们的朋友来家里，从来不觉得长辈在旁有什么话不好说或是难以沟通，母亲总能和大家玩在一起。
印象深刻的是当年二哥大学时期参加桥牌比赛，母亲带着还在念小学的我，在二哥比赛时到会场塞一支人参给他补充体力。那个年代，有做母亲的会为了孩子的课外活动送人参去打气？也许有些人会说，你家有人参可送，我连人参都没有见过呢。话当然如此，但那时代，能够那样支持孩子、鼓励孩子的恐怕真是不多。可是我妈妈就是那样一个活泼、时髦、思想前卫的母亲。因此多年来，即使兄姊们旅居国外，仍会有他们的同学到家里来探望母亲，且有时候就坐下来吃顿便饭，很开心自在的。母亲一直是亲友聚合的中心，如果在从前大家族时代，母亲无疑就是地位尊贵的族长，能干又有气魄。
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这样写我母亲的烹饪厨艺，她一定会有些不爽。因为熟识她的人都知道，她是领袖，也具备很多才艺，烹饪不过是她的小才艺之一。虽然她一生主持的大宴小宴无数，但那仅是日常生活之一，她是个很会安排生活的人。她有很多朋友，她会下围棋、打桥牌，还会很多时髦新鲜的玩意儿，不过最重要的，她永远是所有朋友中的意见领袖，是孩子群之中的孩子王。
但是这本书写的只是关于母亲宴客的故事，关于她的故事她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是我这个不成功的作家女儿写不出来的。母亲从来不是有条件当选模范母亲的那种典型，她不是那种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人，她的事迹对其他人而言也不轰轰烈烈，可是母亲知识丰富、头脑清楚，在处理家务上一向指挥若定，是个很平凡也很不凡的家庭主妇，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大将之才。
母亲出生书香世家，接受西式教育，年轻时在上海、杭州经历过十里洋场最风华的年代，抗日战争时躲过租界、跑过空袭，在战争之中，只身沿着长江千里寻夫，跑到大后方，胜利之后回沪，不久又告别父母兄姊，离开她熟悉的环境和大部分的亲友，独自带着少数家人渡海来台。在那样的时空背景之下，母亲匆促抛掉了往昔的风华岁月，就那样到了一个带着日本殖民遗风的岛屿，面对陌生的一切：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文化、陌生的朋友和陌生的生活秩序。
我不知道当年她在台北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时，有多少惶恐和焦虑，但是亲友们看到的永远是她光鲜亮丽的一面，她的上海人爱面子和海派的那部分，也许是造就她阳光生活的条件，但是智慧和宽大却是让她镇定从容地建立起一个新家庭的因素。
我的童年仍有幸看到父母风华再现的短暂时光：周日早上，一家人到台北的上海路“三六九”吃小笼包，尔后，到现在中华路与衡阳路口的建新百货公司选布做衣服，然后再到西门町看一场电影。那样的快乐童年，因着父亲的身体状况不佳而渐渐减少。我记得多次和母亲到家附近的养鸡场去卖黄金，那应是地下钱庄的一种，母亲的存款便是那样一段一段地给养鸡场换了去。但是我从不曾看到母亲唉声叹气，母亲每天仍是忙着煮鱼炖肉，亲朋好友进进出出，餐桌上的菜色一如往昔。
母亲并不是有多讲究食物，在她的基本观念里吃饭就是这样，不论大宴小宴或家常便饭都一样，难怪亲朋好友都念念不忘我们家的餐桌，桌上丰盛的菜肴和和乐的气氛。
母亲离开我们几年，重新回忆她的菜色，有些竟然已经忘记了。打电话问阿姨，阿姨只能口头教学，年过八旬的她也做不动了，我们姊妹知道有些东西是失传了，已经永远遗失在追不回的流金岁月之中。
但是即使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在了，我们也不愿意就因为这样，在回忆的过程里把她的人或她做的菜神话了。我们讨论母亲的每一道菜色，有怀念也有批评，有忘记细节的也有至今仍忍不住觉得难吃的，原来难吃也是一种怀念与记忆的方法。
因此做菜的时候，我会对姊姊说：“啊，如果妈知道我把菜烧成这样，她一定会骂人的，可是我觉得我做得比较好。”姊姊说：“我保证她不会骂你了。”我们做她的女儿，怀念她，仍然调侃她，我们不想神话她，平常就是最恒久的思念。我们常常在厨房里边做菜边忆往，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妈是这样做的，妈喜欢那样做”，我们用自己记得的步骤，尝试着重现母亲的味道，我们也推翻一些从前母亲的烹煮方式，改良成自觉更好的调理方法。
母亲做过的大小菜色点心数百件不止，如果有人问我，你最怀念妈妈做的菜是哪一道，我一时还真不能回答。这句话问其他吃过我妈妈做的菜的朋友，我相信百分之五十会回答“红烧牛肉”。至于我们兄弟姊妹们呢？母亲每天做菜给我们吃，就只有一道是最怀念的吗？我想这问题对我们应该都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真的不是一个菜名就能解决的。吃不到了，什么都是好吃的，每天吃的时候，好像挑剔的时候比较多，嫌这嫌那的。以前我很不喜欢吃江浙菜，看到一桌子酱油菜色就没胃口，没想到后来自己宴客请朋友吃饭，最拿手的还是江浙菜，到馆子店里吃饭，最会挑剔的也是江浙菜，心里总想着，这做的没有我妈妈做的好，那做的也不及阿姨做的好，挑三拣四的。
《国宴与家宴》一文在报纸上连载之后，接到不少朋友、读者来信来电话，有些是来问秘方食谱的，有些来讨食的，有些甚至算起账来，说是什么菜什么点心他没有吃过，或是抱怨有多久没有到我家吃过饭了。当然更兴奋的是，有些和我成长背景类似的朋友，一起讨论当年家庭餐桌上种种相似的景象，或是不同的家族朋友，彼此交换个人童年的食物经验，有共通处也有完全不同的状况，不过似乎每个人都有某种寻访美食的潜能，只要有人挑起，话题就不断地迎面而来，这也不禁让我想到，美食或是说厨艺和写作，同样都是艺术都是创作，但是美食容易得到掌声、得到人气，写作要寻找知音、得到认同却孤独得多。
然而要出版这本书，心情比起之前出版过的小说创作却多了点忐忑不安。小说是个人的，面对读者，好坏自有评判。这本书是一个记录，要面对的不只是陌生的读者，不安的是得先接受家人及亲朋好友的检验。
无论如何，这本书的出版要感谢我的老友，作家张北海，基本上以乡愁佐餐，一年吃不到一碗米饭的食面族，在为了我炖的南方黏稠口味的红烧牛肉而连下一大碗饭之后，在我们数年一次把酒言欢的小聚之后，费心为我这本书做一个开场。
这本书记录的是那样一个年代，一个家庭餐桌和厨房里的光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