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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扩张之后,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进入新周期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在扩张周期中带动中国金融行业深刻变化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直接推动着中国金融结构中“市场主导型”因素日益增多,并且带动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
(一)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扩张周期中的产业链演变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是中国金融体系几十年来不断朝市场化方向改革深化的结果,体制的转型也是一个渐进而缓慢的过程。从产业链视角来看,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至今,由微而著的过程大致可以被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并非是按照规划好的路线图按部就班式地演进,而是宏观和政策环境的影响、资产管理类机构自身逐利精神推动和技术革新的快速运用等因素共同作用使然。
表1-1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迄今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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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正处于以规范行业和防范风险为主基调的第四阶段之中。相较于此前几个阶段资产管理行业的快速发展,本时期内的侧重点有了明显的变化。
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影响中国金融业的结构
快速发展的资产管理行业对中国金融业影响是深远的。从宏观上看,如上文所述,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目前规模(含通道)约为110万亿左右,在整个金融系统之中已经颇具系统重要性。与此同时,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对中国金融业的微观结构和生态的改变影响巨大。这种微观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数量和种类极大增长。从横向上看,中国金融业曾是商业银行“一家独大”,一些参与主体如信托、保险、券商等机构虽然很早就有,但与银行体量相比也差之甚远。如今,不仅中国金融市场参与机构的类型变得更为的丰富,公私募基金、公募基金子公司、期货、第三方理财等机构陆续出现并快速发展;一些类型的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规模也突破十万亿级别,在整个金融系统之中具备了较为明显的重要性。
从纵向上看,伴随着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中国一些金融机构的业务类型也变得更为多样化。例如,近年来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和同业业务快速发展,对于部分中小商业银行而言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传统的表内存贷款业务;商业银行业务不仅其种类更为多样,其资金来源和资产投向也较此前更为多元。保险资管亦然,保险类机构资金的资产配置比例、资产配置种类等的变化,使得近年来保险资管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力也日渐提升。
其二,中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产品种类和数量均有极大增长。从大的趋势上看,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理解为是金融深化过程的一个侧面,更为丰富的投融资金融产品可供选择是金融资源能被市场化定价的机制基础之一。可以说,这与利率市场化进程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在这个过程中,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脱媒的趋势不可避免。在此过程中,大量投资方的资金和融资方的需求离开了银行体系,以各类资产管理行业机构为中介进行市场化对接。
其三,中国金融市场交易结构变得更为丰富和复杂。相对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资产管理行业所具备的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即在整个资产管理行业产业链中,各式业务链条的各个环节的运转大都是建立在市场化的询价和交易的基础之上的,这也使得其具备了更为强烈的“市场主导型”的特性。一方面,市场化的询价和交易给予了各类金融机构更为广阔的业务发挥空间,金融机构逐利的天性被更大地激发出来,提升了各类资产管理机构的活力和业务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在顶层设计的不断进化、总体“法不禁止即可为”的政策环境下,金融创新得到快速的发展,中国金融市场的交易结构也变得更为丰富和复杂。
其四,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中供需关系的几度变化,带动中国金融机构间竞合关系几度调整。眼下,中国资产管理竞合关系主要还是以银行/保险为主导的、渠道/机构委托人占据更大话语权的关系结构;总体而言,是普通投资者以银行理财/保费的形式进入到资产管理体系中,再由银行/保险将这部分资金委托分配到其他类型的资产管理机构之中。
在这个关系网络中,银行理财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这主要是基于商业银行具备网点和渠道优势、品牌优势和一定的制度优势所带来的,部分具有刚性兑付的银行理财产品更容易将散户资金吸纳到银行体系之中。银行在占据了较高的话语权之后,也更容易驱使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围绕着商业银行业务需要去转:例如在资产管理行业中占据较大比重的通道业务,很大一部分就是商业银行将部分不符合监管规定和指标的资产连带资金分配到其他类型资产管理机构的业务。
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中的隐忧
影子银行规模的快速扩张,是其中最为关注的现象。“影子银行”的链条总体上在银行的主导下推动形成,资产管理行业在此后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影子银行”链条的快速发展:部分银行为了规避监管将这部分资金和资产分配到其他资产管理类机构之中,带动“类信贷”业务向资产管理业务形式上转化,这个转化过程带来了资产管理行业体量的迅速扩张和发展。在许多资产管理类机构眼中,这类“风险可控”且“上量容易”的“类信贷”式的资产管理业务,相较于“具有投资风险”且“量小、客户资金不稳定”的资产管理业务而言要更为优质。
因此,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在此前一段时期内同时指代两类实质上不同的业务类型的发展:一种是具有较为完整的信托特性的、资产管理机构进行主动管理的、投资者自负盈亏的资产管理类业务,一种是具有较为明显影子银行特征的、形式上是资产管理业务的“类信贷”式的业务。
两类业务之间很难划分出一个明确的界限,但从理论上说,真正的资产管理类业务应当合理匹配风险收益,资产管理类资本市场中介应当顺畅地将等同于收益的风险在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传递,而产业链上的不同的主体应该根据自己面临的风险程度准确地给风险进行定价。但是,在眼下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中的两种类型里,主动管理型的资产管理业务可以更为准确地将适量的风险收益由资产端传递到投资者这一方,而另一种则无法准确地做到这一点;在资产管理产业链上传递收益和风险的匹配程度越差,则偏离资产管理业务本质越远。
在这个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有的金融机构往往利用监管体制机制的不协调之处,在资产管理产业链风险收益传递的过程中过多地加上了自身的信用。“刚性兑付”和“资金池”等运作模式便是此例,对于投资者而言,购买此类报价式的、刚性兑付类的产品和在银行储蓄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但对于资产管理机构而言,表外的具备刚性兑付和资金池属性的产品所投资的资产标的由于很多是表内资金无法投资的,因此实际风险水平可能相较于表内资产而言要高。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刚性兑付性质的、或者兼带资金池性质的资产管理产品,实际上都附带了金融机构的信用在其中。
监管政策趋严驱使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进入调整周期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在快速扩张之后,随着经济的转型和监管政策的趋严,在快速扩张期累积的一些风险隐患开始逐步暴露,需要在调整期相应进行改进。
监管政策趋严是针对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现存的问题进行的一次主动反思和调整
眼下,我国资产管理行业所积累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预期收益型”产品普遍,“资金池运作”与“刚性兑付特征”隐成行业惯例;“类信贷”业务普遍存在,却并未参照信贷业务要求对风险进行准备或者管控。“风险-收益”水平在资产管理链条传递不畅,金融风险过度在金融机构内集聚、且难以计量其真实水平。
其二,行业创新“效率提升”与“规避监管”并存,以规避监管为目的的“通道业务”挤占大量金融资源,“牌照价值”而非资产管理能力依旧是部分类型的资产管理机构赖以生存之本。
其三,经济结构调整、增速换挡时期,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部分资产可能会存在风险水平和估值水平发生较快变化的情况。我国一些资产管理机构由于并未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和金融周期,内部风险控制水平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其经验和能力或许不足以完全抵御市场波动和变化所带来的风险。
其四,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各类主体之间,存在着为规避监管而刻意复杂化交易结构、抽屉协议普遍导致交易主体之间权责不清等现象。这直接影响了我国各类资产管理机构直接风险权责归属划分,以及监管部门对于风险传递链条的把握与估计。
其五,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行业的创新,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外延扩张迅速,但不少普通投资者对行业的认识增长却相对滞后。部分金融机构在金融产品销售中缺乏规范,对个人投资者风险揭示、权益保护不足;甚至有不法机构利用行业发展与普通投资者认知之间的差距,假借“资产管理”之名行金融欺诈之实,危害广大普通投资者财产安全。
以上我国资产管理行业所存在的问题,部分基于行业转型发展过程中体制机制还存在着不适应和不协调之处;但一定程度上也与现行的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着漏洞和不足有关。伴随着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在金融体系中占比提升、重要性提高,资产管理行业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会给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的影响也日益提升;叠加经济大背景下我国金融风险水平和杠杆水平本身有所上行,放任资产管理行业“带病前行”可能会给行业甚至经济金融体系带来更大的危害。基于此,近年来,尤其是2017年,监管层主动检视和调整我国资产管理行业中所存在的各类问题,遏制行业在不规范中盲目扩张的趋势;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以期捋顺我国资产管理行业中的各项体制机制,为资产管理行业进入下一个快速发展通道奠定基础。
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新周期下新特征
监管的趋严,并非是要全盘否定或者打断此前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的进程,而是在继续坚持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之上,对于我国资产管理行业进行一次较为系统地梳理和思考,纠正行业中所存在的不合理的弊病的同时,推动我国资产管理行业朝着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
叠加行业自身发展的趋势,以及监管趋严过程对于行业发展的“引导”和“纠偏”,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新周期下大致呈现出如下新特征:
其一,伴随“金融脱媒”过程的继续,资产证券化过程得到持续的发展。一方面,广义的“证券化”过程是资本市场不断建设完善过程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过程对于盘活各类存量资产、处置不良资产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自2016年1月初到2017年8月,我国资产支持证券存量余额(包括交易商协会ABN、证监会ABS和银监会ABS)由6500亿元,迅速攀升至12900多亿元,发展非常迅速。
在资产证券化迅速发展的同时,“资管投行”类业务也有所丰富和完善。“资管投行”类业务是资管机构向上游资产端延伸的结果,其核心思想在于,资产管理机构深度参与到融资需求的证券化的过程之中,并试图在这个过程里形成闭环,最终以定制化的形态打造更匹配资金需求的合意资产。一方面,“资管投行”类业务的发展,有助于匹配资产和资金之间的“风险-收益”需求偏好;另外一方面,“资管投行”类业务由于存在比较强烈的闭环特征,定价过程中询价容易不充分,在证券化后资产形成的过程中易于产生一定的溢价。
“资管投行”类业务与资产证券化业务之间存在的关系在于,一方面,“资管投行”类业务,多数情况下,是资产管理机构参与到融资方广义“证券化”的一个过程;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我国广义“证券化”的程度还不足,也给予了个性化较强的“资管投行”类业务发展的空间。在2015—2017年,可交换私募债、或“可交换债+定增”等资管投行类业务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部分资管投行类业务流程的规范性、以及不充分询价导致溢价的合理性也值得探讨,也是眼下和未来一段时间监管层重点关注和规范的领域之一。
其二,伴随技术进步,资产管理行业具备更强的能力和意愿去挖掘“长尾”客户。此前,高净值客户是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关注和营销的重点,“长尾”客户由于数量较大、单笔资产委托数量偏低,对一些资产管理机构而言,提供更为精致的、多元的资产管理服务,从“成本-收益”角度看,性价比偏低。但是,伴随着金融与科技的结合日益加深,互联网、大数据等在资产管理产业链的支付、销售,甚至投资、风险控制等领域逐步渗透,降低了资产管理机构对于更为广大的普通投资者进行更为精细化服务的成本,从技术上为资产管理机构挖掘和服务“长尾”客户提供了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大数据等对于资产管理产业链上的渗透的趋势已经持续了几年,一方面,在此基础上的金融创新、带来的资管产品的多元化也丰富了市场;另外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发展过于迅速、以至于规范性上存在着不足和漏洞,也造成了一些金融风险事件,给市场部分投资者造成了一定的财产和其他方面损失。下一阶段,互联网、大数据等给资产管理带来的助力推动资产管理行业对于“长尾”投资者的挖掘还将继续,另一方面,对于资产管理行业的规范化、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的建设,以及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等也将是监管下一阶段关注和纠偏的重点。
其三,从资产管理机构视角看,监管层对于资产管理行业回归本源的要求、对于资产管理产品统一监管标准的举措和对于各类资产管理机构产品“打破刚兑”、去除“监管套利”行为的严格要求,给不同类型的资产管理机构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和冲击,促使各类资产管理机构更为切实地思考如何提升自身资产管理能力,进行转型。
从各子行业的角度来看,银行理财作为眼下我国资产管理行业之中的核心环节,如何“打破刚兑”、“走向净值化”的过程最受市场关注。眼下,转型的方向已经更多地被各方所接受和认可,但是转型的路径和方式仍有待市场的探讨和摸索。另外,基于银行资产管理巨大的体量,转型过程中的影响、以及对风险的把控也是一个颇受关注和重要的议题。
券商资管、信托、基金子公司等资产管理机构,由于此前长期较大比重依赖于融资类的“类信贷”业务和通道类业务,转型过程也任重而道远。眼下,此类资产管理机构的普遍共识是拓展资产管理能力、摆脱对于通道业务的依赖,但是资产管理能力的培育并非朝夕之功,如何在培育资产管理能力的同时,维持已有的规模和业绩收入成了此类资产管理机构所急需面对的较为现实的问题。另外,券商资管和信托中报价式的集合类产品也是监管当下关注的重点,如何向净值化转型并化解掉转型过程中所潜在的风险,也是市场关注的重要议题。
公私募基金类资产管理机构,由于此前产品线基本上均为净值型,在“打破刚性兑付”等监管要求下受到的产品改造、业务转型的压力较小。然而,尽管此类资产管理机构在投研建设上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资产管理机构或有所领先,但是由于在监管思路推动下,行业供给也持续增加,此类资产管理机构依旧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提升资产管理能力、丰富产品线、提升收入等问题。2016年底到2017年年初,监管层对于公募基金产品“通道化”作出了限制,并鼓励FOF型产品的发展,也体现了监管层对于弱化公募基金公司牌照价值、提升资产管理能力和丰富产品线的政策思路导向;同时,监管层对于私募基金公司一方面鼓励发展、另一方面严格监管,也体现出了监管层在加大市场供给和竞争的同时,对于基金投资行业规范化发展的要求。
对于期货、保险、第三方财富管理类机构等,一方面监管层对于行业也进行了一些整顿与规范;另一方面,此类资产管理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依旧存在着较大的“蓝海”空间和潜力。资产管理行业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此类机构的“后劲”或会持续释放,在资产管理行业中扮演益发重要的角色。
访谈手记
/访谈手记一/
银行资产管理系统建设历史及思路
总结近几年的监管要求,主要有以下关键词:“打破刚性兑付”、“三个单独”、“主动管理”、“穿透管理”以及“三去一降一补”。监管的核心是要求资管业务回归资产管理本质,同时杜绝监管套利,防止风险在金融体系内流转。监管的要求与规范,对银行理财业务形成挑战的同时,也驱动机构创新发展。业务发展和监管要求促进资管系统建设,有竞争力的IT系统应能适应并引领业务发展。
据此,我们邀请了安徽兆尹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尹留志等对银行资产管理系统建设的历史及思路进行介绍
一、业务和监管驱动的系统变革
近十几年,中国银行理财业务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历程,伴随银行理财业务发展和监管要求,理财业务系统建设需求在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系统建设历程可以归纳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发展阶段、规范阶段和转型阶段。
(一)第一阶段:萌芽阶段(2004—2008)
2004年,光大银行推出了国内首款投资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阳光理财B计划”,揭开了我国人民币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序幕。该阶段理财业务重销售轻管理,发展与扩大业务规模为第一要务。因此,系统建设重心在理财销售系统的搭建,主要通过手工方式管理。具有一定规模的银行参考自营业务租赁外商系统。但是,国内理财业务与国外资管业务的差异明显,外商系统的标准化产品实施模式无法满足业务发展。2008年招商银行在业内率先与兆尹科技达成合作,共同研发了银行理财资产管理系统,开启国内厂商的银行理财资产管理系统建设之路。
(二)第二阶段:发展阶段(2009—2012)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内商业银行面临业务转型,发展理财业务成为转型的重要手段。随理财规模的快速增加,产品数量增加,短期限理财产品占比越来越高,频繁的发行和兑付给理财部门带来大量的管理工作,促使银行迫切需要系统来支撑理财业务的管理工作。此时对系统的建设诉求集中在产品端管理,脱离手工借助系统进行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完成业务发生信息的簿记,并生成相应提醒信息及日常管理报表。
(三)第三阶段:规范阶段(2013—2014)
2013年起,监管的引导和规范在银行理财业务中起到关键作用,影响最大的是“8号文”和“35号文”。根据监管要求,过往在金融市场部资金交易系统下运行的理财业务将不符合监管要求。同时,“资金池—资产池”运作模式下,若要实现“三个单独”,并且及时、准确、完整地完成中债登记报备工作,必须建设具有理财业务特殊管理诉求的系统。自此开始,银行理财资管系统的建设除受业务创新发展影响外,增加了监管适应性要求。该阶段系统建设重点体现为满足“三个单独”和“监管报送”。
(四)第四阶段:转型阶段(2015年至今)
2015年起,打破“刚性兑付”,回归代客理财业务本质,积极谋求转型,成为资产管理业务发展重心。监管促进的业务转型代表着系统需求的重大改变,未来系统应能辅助投资和管理,包含投资分析、资产配置、组合管理、绩效评估和风险管理,以及前中后直通式交易处理,对包括利率、信用、权益、外汇、大宗各类资产在内的多资产覆盖,支持本外币跨币种资产,对结构性产品具有“穿透式”交易表达和定价功能,等等。此阶段的系统建设定位是为银行资产管理提供投前、投中、投后一体化全面服务,辅助业务转型。
二、当前资管系统建设内容简介
传统资产管理系统重点解决理财业务的基础运营问题,主要提供业务数据信息化、前中后台一体化、满足监管要求的服务。
(一)数据信息化
1.数据集中化,实现理财业务集中管理
银行的资管业务呈现一定的分散化特征,带来管理成本的加大和运营效率的瓶颈。如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银行通过其境外机构参与外币市场业务、分行独立开展业务、资产管理部门设立在北京、上海等。通过建设集中经营的统一平台实现业务的强化集中管理,提升业务的综合运营能力。
2.流程系统化,实现无纸化办公,提高运营效率
通过理财资产管理系统的建设完成业务信息记录、传递,减少手工和纸质文件数据,确保业务数据的一致性,降低操作风险。另一方面,实现线上流程运转,对接移动OA实现移动设备上的流程审批,为业务管理带来流程上的时间价值。
3.业务操作留痕,有效控制操作风险
监管和风险管理的相关审计要求日趋严格,要求信息发生变更时需记录变更履历,并可追溯。建设理财资产管理系统,通过设置各类检查项,建立提醒触发机制,记录用户在系统中的每一步操作,形成履历信息,为后续跟踪分析提供依据。
(二)前中后台一体化
一般商业银行开展理财业务多是由资产管理部、零售银行部、风险管理部、运营管理部等多部门共同承担,其中既有不同职能间的相互制衡,也有大量的部门间协作。基于部门级的业务构建和作业存在一定的业务灵活度不足、管控不及时、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建设前中后台一体化理财资产管理系统,集前台投资、中台风控、后台运营于一体,实现全行理财业务高效经营管理。
1.发行销售渠道与投资管理一体化
实现产品销售与投资管理环节直通,产品经理和投资经理可以更为实时地获取客户的交易情况,及时进行相应的资产和资金头寸的准备,从而提升客户需求满足程度和资金利用效率。
2.前台交易与后台清结算一体化
实现交易指令自动生成、信息不落地传输、凭证自动比对。降低因手工作业引入的操作风险,大幅提升前后台间信息传递和交易达成的效率。
3.风险管理与业务运营一体化
实现风险管理在业务运营各个环节中的内嵌,将风险管控主要着力点由传统的“交易后监督”逐步提升至“交易前监控”,有效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三)满足监管需求
银监会通过发布各类监管文件、引导和规范理财业务发展,同时监管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用计算机等手段对金融机构实施非现场稽核监督,主要包括:银监会要求报送理财数据至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人民银行要求理财产品作为特定目的载体,建立登记机制,逐产品报送统计信息,逐资产池报送资产负债信息。当前系统建设首先满足了监管非现场监督要求,做到报送真实、完整、准确、及时:一是统一规则,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数据生成报送数据,确保真实、完整;二是数据自检及预警:检查报送数据,确保数据准确;三是主动提醒,生成每日报送提醒,确保数据报送及时;四是快捷报送,按照标准报送模板自动生成数据,提高报送便捷性。
三、强监管下银行资管系统发展
强监管下银行理财业务转型的核心是提升客户财富管理服务水平、增强主动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在业务转型的需要下,相较于传统的资管系统建设,系统如能辅助理财业务转型,引领业务发展,应主要增强在投资决策环节、风控环节的支持与应用,从而助力银行主动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使得银行资管领域内的系统建设更加完善。未来几年内,银行资管的系统建设应主要关注以下几点:
(一)资产配置
银行资管细分领域内,资产配置方案多由投资决策委员会产生,方案的形成过度依赖于委员会成员的个人从业经验,且不可追踪,部分中小行的大类资产配置环节甚至缺位。资产配置系统能改变当前粗放型资产配置决策过程,为投资过程提供更好的量化支撑。系统在资产配置管理中的支撑应包含:定义投资目标和投资限制;大类资产收益率、风险、相关系数中长期变化趋势预估与分析;基于收益、风险、相关系数,通过常用的资产配置模型验算,形成资产配置方案。
(二)机构遴选
2014年开始快速增长的银行委外业务、以及银行逐步开始布局的FOF/MOM业务都涉及对机构的遴选。对于大部分刚开始做委托投资的机构投资者来说,如何筛选外部管理人是最大的难点,且管理人的筛选、评价存在于委外、FOF/MOM业务的全生命周期,尤其是投后阶段,管理人评价是下一步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系统建设主要针对当前机构遴选中的两大问题提供支撑:一是借助券商、信托、大型商业银行等在机构选择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形成较为完善有效的判断体系内置到系统,为中小银行的准入和筛选制度建设提供参考,快速做到行业内经验传输;二是接入第三方数据提供商的数据服务、监管报送数据等,丰富数据范围,增强数据权威,提高准确性。基于大量的基础数据从管理人历史投资业绩中挖掘有效信息用于机构的定量评价。
(三)投资信用评级
在目前的理财资管业务的信用风险管理中,采用的还是以人工为主的监督模式,对个案风险控制和全流程管控,组合风险量化测算和风险计提等多方面都难以满足业务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信用评级系统建设应支持系统化、多样化的数据采集分析,构建专业化模型和全面性预警机制,用于改善目前资管信用风险分析和管理上的不足,满足业务增长和市场变化对信用风险管理的精细化要求,为资产管理业务提供投资决策和交易支持,增强信用风险投后管理。
(四)投资评价
银行资管中对投资评价的关注始于委外业务。当前的委外业务中进行投后管理的主要手段有两种:一是通过和管理人约定的信息披露进行管理,双方约定按固定频率提供委托人关心的投资运行情况,该种模式隐藏道德风险,数据准确性难以验证;二是委托人根据管理人提供的交易流水、估值表等基础数据,自行加工报表,分析账户的收益和风险,该模式下委托人需要做大量数据的整理加工,耗费人力巨大。委外业务管理系统的建设可以辅助银行建立账户级和管理人级的评价体系,做到全面的专业化管理:穿透嵌套的交易结构和通道安排,看投资的底层资产以及最终的资金流向,满足监管要求;全面投后监督,风险实时预警;建立投资评价体系,推动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加强主动管理。
(五)大数据应用
金融大数据的应用和发展分为基于数据存储、分布式计算、大数据挖掘与分析和数据服务四个阶段。目前大部分银行还处在第一阶段,以系统存储的各类数据为基础,根据不同数据主题统一定义主题数据模型,配合严谨的数据提取、转换、加载控制来保障数据质量,为业务分析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大数据挖掘技术和云计算的发展,可以帮助金融机构从海量数据金矿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基于多角度的客户行为分析,设计多元化的资产管理产品满足不同的客户需求,精准分析各类产品的需求量,为客户提供差异化专业服务;从历史的投资行为中总结投资经验,辅助投资决策;开展大数据挖掘和风险量化分析,增强风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