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937年 四十四岁
7月7日 夜，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城。驻守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
同日 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本日，又致电北平宋哲元（宋哲元，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军长。1937年8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9军军长。），天津张自忠（张自忠，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第38师师长。1937年10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集团军第59军副军长。），张家口刘汝明（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副军长兼第143师师长。1937年8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集团军第68军军长兼第143师师长。），保定冯治安（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第37师师长。1937年8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集团军第77军军长兼第37师师长。），请他们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
同日 致电南汉宸（南汉宸，当时在天津开展中共统一战线工作。），要他立即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与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
7月9日 收到叶剑英（叶剑英，当时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受中共中央派遣，在西安进行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8月任八路军参谋长。）关于西安救国团体向中共提出四项建议的来电后，和张闻天（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党内负总责。）复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我们同意他们的各项要求，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与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
同日 和张闻天电示上海、太原、广西、西安中共负责人：请根据党的宣言及红军通电，与当地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对外之阵容，才能应付大事变。
7月13日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本日写一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
同日 出席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同日 致电叶剑英：积极同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七路军及冯钦哉（冯钦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7军军长。1937年8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2集团军第14军团军团长。）等接洽，协商对日坚决抗战之总方针及办法。我们拟先派四千人赴华北，主力改编后出发，正向蒋介石提出要求。红军大学增加抗日课程，准备陆续派出。
7月14日 和朱德发布关于红军在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
同日 和朱德等致电叶剑英，让他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于同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
同日 关于广西、四川等地方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方针问题，致电张云逸（张云逸，当时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受中共中央派遣在华南进行统一路线工作。），指出：“为坚蒋氏抗日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做去。此种方针甚关重要，请与李总司令（指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1937年9月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及川代表张斯可先生恳商决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同日 致电王稼祥（王稼祥，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7年初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同年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你在上海写的信收到了。闻你已到目的地，不胜欢慰。身体如何？”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红军准备开动，赴前线协同作战。八号我党发布宣言，主张坚决抗战，保卫平津，红军将领亦有通电，大得各方欢迎。华北、上海及各地救亡运动正大起来，我们正令各地组织统一战线机关。恩来、博古、伯渠（恩来、博古、伯渠，即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秦邦宪、林伯渠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已到庐山数日，谈判抗战方针与亲密合作。”
7月15日 致电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总政治委员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副主任邓小平：红军政治工作决定依目前情况须加修改，为着直接对日抗战的政治工作，望迅即重新起草。根据这一电报精神，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作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国内和平的实现，更由于华北事件加速了对日抗战的爆发，使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第二，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第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造就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
同日 致信阎锡山（阎锡山，字百川，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太原绥靖公署主任。1937年8月又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周小舟，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受中共中央派遣在山西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同志晋谒，乞予接见并赐指示是祷。”
7月16日 关于红军准备参战及编制问题，和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叶剑英、刘伯承、张浩（林育英）（刘伯承、张浩，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37年8月分别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政训处主任（10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后任政治委员）。）。电报指出：在国民党政府“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而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五部共五千人，连同地方武装，准备编为第四师，留置后方，保卫苏区根据地”。在国民党政府“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
7月17日 致信阎锡山：“关于红军协同作战，昨派周小舟趋谒，现令彭雨峰（彭雨峰，即彭雪枫，当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在山西等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速返太原，再求指示。日寇大举，全华北危险万状，动员全力抗战到底，发动民众与扶助义军工作，实属刻不容缓。兹有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驻止，祈先生予以方便。”
同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实行对日抗战。
7月18日 出席延安市抗日救国会召开的延安市援助平津抗战将士市民大会，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及最近情况。
7月23日 写《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文中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两种方针，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两套办法，一套是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要实现八大纲领，另一套是与此相反、不实现八大纲领的办法。两个前途，一个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文章号召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7月24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甲）恩来已到沪，不日回陕。事情还没有弄妥，改编事待周回后再定。（乙）华北事已妥协，仗暂时打不起来。党已发宣言反对妥协，红军暂时不发电为宜，待周回后再说。”
7月25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红军各首长已集云阳（朱总亦去）讨论改编，现令他们等你们回来讨论决定。”“蒋对红军办法不能接受，只有拖之一招。”
7月28日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甲）请你们即去云阳商定改编。（乙）由云阳回西安后，以根据朱、彭、林、贺、萧、刘、张、徐（朱、彭、林、贺、萧、刘、张、徐，指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萧劲光、刘伯承、张浩、徐向前。）诸将领意见告蒋鼎文（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前敌总司令。1937年8月、11月先后任国民党军第四战区第4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以下之各点，请其转达蒋介石：（一）八月十五号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康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蒋介石拟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高岗，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8月又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7月29日 北平失陷。三十日天津失陷。
7月 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并以此为讲稿在抗大作过讲演。这一节后来单独成篇，以原题为篇名编入《毛泽东选集》。《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这篇文章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核心，全面地阐明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对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指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社会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文章论述了基于实践的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即从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文章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文章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表现形式及特征作了分析，指明教条主义者不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经验主义者不承认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文章从哲学的高度，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本质，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同本年八月写出的《矛盾论》，都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同月 为抗大第二期毕业证书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8月1日 出席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并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华北当局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和压制民众的爱国抗日运动所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号召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六日，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词中提出，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认为依当前敌我情况，红军作战必须坚持以下两条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并说，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兵力和作战方针，不应请蒋介石决定颁发，只能待适当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
同日 在收到张冲（张冲，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是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之一。）关于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后，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拟复以朱、周、叶（叶，指叶剑英。）三人赴京，如何盼复。”
8月3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叶剑英：“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同日 收到朱德、周恩来草拟的中共方面准备向南京国防会议提出的提议案，共十九项。
8月4日 下午，在延安凤凰山住处同张闻天商讨对国防问题的意见。当天，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在同蒋介石谈判时中共方面对国防问题的意见：“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与必要的补充。”“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同日 致电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闽粤边区部队被国民党军阴谋缴械事件（中共闽粤边特委所属闽南抗日独立大队大队长何鸣，对国民党利用谈判改编之机消灭独立大队的阴谋丧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队在1937年7月16日被国民党军第157师包围缴械。这一事件称何鸣事件。），是极严重的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
同日 收到朱德、周恩来等的来电，来电提出关于对日抗战和红军主力出动抗战的意见，准备作为同蒋介石谈判的意见。
8月5日 关于红军参战等问题，和张闻天复电朱德、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关于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而不是“独当一面”。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关于使用兵力问题，应提出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但须估计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以及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蒋介石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等问题。
同日 复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出动抗日，主力仍以在韩城、宜川渡河为有利。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朱德、周恩来、秦邦宪等：“我们以为朱德同志以即去南京一行为有利。”（朱德、周恩来、秦邦宪1937年8月5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说他们反复考虑朱德目前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问题，意见不完全一致，朱德本人认为他目前去南京较以后去有利。6日，朱德、周恩来从云阳镇抵达西安，于9日与叶剑英一起飞抵南京，参加国防问题讨论会，并同国民党谈判。）
8月7日 写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并以此为讲稿在抗大作过讲演。这一节后来经作者作了部分补充、删节和修改，以《矛盾论》为篇名收入《毛泽东选集》。《矛盾论》是作者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文章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文章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特别着力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文章说：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及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文章论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的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文章说，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文章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包含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矛盾的斗争性是指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8月8日 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
同日 为红军主力出动抗日事，致电彭德怀、任弼时：三个方面军宜靠拢前进，凡事以谨慎为宜。
8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在讲话中指出：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大规模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离彻底转变还远。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即统治者怕群众起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在华北实际是节节退却。在谈到红军时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他还对此前的八条抗日救国纲领提出补充意见，成为十条。
同日 致电红军前方总指挥部，强调红军开动必须走韩城。
8月10日 致电彭雪枫，指出：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要向他们请教各方面的情况，不可自夸红军的长处，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应向各方着重说明红军“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它，致失去其长处”。与阎锡山交涉红军出动路线问题，请他同意红军由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县开赴抗日前线。立即开设太原公开办事处，以你为主任。
8月12日 电告朱德、周恩来：阎锡山已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经同蒲路输送。
8月13日 再次会见美国记者韦尔斯，给她一份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草案。毛泽东说：如果有国民党政府的合作，这个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同日 日军进攻上海。
8月14日 和张闻天复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十三日关于《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修改等问题的建议的来电，指出：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案（朱德、周恩来1937年8月12日同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康泽提出宣言中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3条的解释，不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我们的修改案即告。
同日 致电彭雪枫：红军本可迅速出动，因南京对于宣言、纲领、指挥部、参谋长等问题诸多留难，以致尚须待朱德、周恩来此次在南京谈判结束才能确定出动日期。此点可向阎锡山说明。
8月17日 为红军抗日的出动路线问题，分别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和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强调指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在给朱、周、叶的电报中还指出，红军“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节制，速通知阎”。
8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的训令，指出：“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国民党迅即实现下列各项，以便红军早日开赴前线杀敌。”要求实现的各项是：（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二）发表边区组织；（三）发表指挥部；（四）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五）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六）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七）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八）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九）不分割使用；（十）第一批出动红军的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受阎百川节制。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黄白案（黄白案，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黄绍竑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的八路军出动方案。具体内容是：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在根本问题解决后，我军主力（不是全部）决由韩城渡河，决不走陇海线和平汉线。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甲、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它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乙、我们对策见中央给周、叶训令。丙、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8月20日 从延安出发去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8月22日—25日 出席在洛川冯家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洛川会议。会议议程为：（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在统一战线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但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要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宣传提纲指出：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全国人民必须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里的关键是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特别是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为十一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会议对所讨论的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对于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存在一些不同认识，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充分讨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这个宣传提纲编入《毛泽东选集》。
8月22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
8月25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9月11日，八路军按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的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政训处副主任；第一二○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政训处副主任；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政训处副主任。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8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洛川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的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他指出：统一战线建立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
8月30日 由洛川回到延安。当夜，复叶剑英二十九日来电，指出拒绝康泽所提丁惟汾（丁惟汾，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任，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
8月3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周恩来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好八路军入山西后各事，即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九月五日，周恩来到达太原。
同日 电告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国民党对红军实行种种限制，每月只给军饷五十万元并非百万元，并无枪炮等之补充，仅有衣物及少数弹药之补充，宣言拖延不发，陕甘宁边区要以丁惟汾为主任，要向红军派政治部副主任及参谋长。我们坚持原则，与之斗争。
9月1日 致电周恩来等，提出对付康泽等人的进攻应采取的对策：陕甘宁边区设长官，不设主任，任林伯渠、张国焘为正、副长官；委任任弼时、邓小平为八路军政治部正、副主任；拒绝国民党向八路军派遣高级参谋。电报还指出：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及八路军总部接连出发，第一二九师非待国共间各主要问题解决后决不出动，这种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八路军主力接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即由甘肃出发并无丝毫延迟，国民党一切无理的拖延与限制则层出不穷，表示其没有必要的诚意。
同日 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关于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性抗战已经开始，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争取胜利。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组织义勇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由“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报告提出是“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问题，指出必须反对即将成为全党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
9月3日 致电周恩来等，告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约在九月二十五日前后可以展开于北平、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之间。请周恩来、彭德怀到太原与阎锡山交涉，明确规定红军活动区域。
9月4日 致电彭雪枫转周恩来，指出：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物的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利用红军新到壮其气而相当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请周恩来考虑同他们会面，详细交谈。
9月7日 为八路军活动区域问题，再致电周恩来等，指出汤恩伯、卫立煌、刘汝明（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8军军长。）三部六万余人已将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四县及其东北地区占据，上述地区已无八路军活动余地。阎锡山有将八路军开赴阳原、大同之意。现时对八路军有利地区是阜平、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繁峙、浑源、五台、盂县及涞源、灵丘两县之南部地区，望向阎锡山力争规定上述地区为八路军活动区域。
同日 写《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文章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文中列举自由主义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它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对革命十分有害，强调提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9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就教材和教学法等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军事理论应讲授战略思想、战略原则。并指出：有的高级军事干部，对战略问题毫无兴趣，上不联系战略，下不联系红军实际，变成外国教条主义；教学法要研究，旧的考试方法要改变，现在的教学法多是注入式，要注意启发式。
同日 关于对待托派分子的原则问题，和张闻天致电林伯渠，全文如下：“请告罗汉我们对待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1937年8月下旬陈独秀出狱，罗汉在南京会见叶剑英，说陈独秀愿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经叶剑英介绍，罗汉到西安。9月5日，林伯渠自西安致电张闻天，说罗汉、李侠公要见张闻天，要求恢复组织关系。9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同意罗汉、李侠公去延安一谈。后因大雨受阻，罗汉未去延安，于9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5点建议和要求。其中提到请中央劝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陈、彭、郑3人，均于1929年被开除党籍）回党工作。9月1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此电，说明中共中央对待托派分子的原则。后来陈独秀始终拒绝回答中共中央提出的3项条件。）
9月12日 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致电彭德怀：“甲、同意你偕恩来去南京一行。乙、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丙、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现在蒋鼎文还在说刘师应速上前线，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如果是这样，可见我们对此原则并未向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丁、你未回军以前属我直接指挥，通知朱、任、林、贺。”
9月13日 日军占领大同。
9月14日 就驳斥蒋鼎文的无理态度问题，致电林伯渠等，指出：“游击战争与按照情况使用兵力，是朱、周在京与蒋、何、白、黄（蒋、何、白、黄，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黄绍竑。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1月又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决定之战略方针与指挥原则。红军主力已上前线，多兵堆于狭地不合游击战使用，因此一二九师留驻待机是完全正当的。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同日 鉴于湘鄂赣边区游击队负责人在谈判改编时接受国民党提出的由武汉行营派副职人员的要求等错误，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等，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9月16日 关于八路军三个师的部署问题，复电朱德、任弼时。电报指出：“日寇分两路进攻广灵、灵丘，晋军已放弃大同，绥远全境实际已失，以五台为中心之晋东北日寇将以重兵进据，并继进攻取太原。在此情况下，我三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9月17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指出：根据华北日军进攻的形势，恒山山脉成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敌军向这里出动主力，阎锡山指挥的各军已失锐气，节节败退。在此情况下，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根本上不适用了，如果仍按原计划全部进到晋东北恒山山脉，必将使自己处于敌人大迂回中，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因此应改变原来的部署，以达到在战略上展开于主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根据地，支援华北游击战争和扩大自己本身。还指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主要在山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9月19日 致电彭德怀：“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贺龙部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游击，方能给敌南进太原以相当有效的钳制作用”。“因此，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
9月21日 致电彭德怀，进一步阐明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同日 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一五师在晋东北地区活动，第一二○师挺进晋西北抗日前线，第一二九师准备开赴晋东南地区。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七月提交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指出：“宣言既已发表，目前谈判须解决者，应着重下列三事：（一）发布共同纲领。（二）解决边区问题。（三）解放报（指中共中央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1937年4月创刊。）在全国发行。”
9月23日 复电彭雪枫并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出在山西进行游击战争的意见：“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在就应加紧准备，不宜迟缓。同时应该充分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的部署与准备。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9月24日 关于山西地方党的工作问题，致电周恩来、朱德等：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立即开始普遍地组织地方支队和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
9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目前时局需要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我们要明确提出参加这样的政府，不是提出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占领区域，我们可以建立许多小块政权，南方各地也有小块苏区政权，在这些地方，要以共产党为主体参加政权。在战区的地方政府，如果能够实行抗日纲领，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不反对，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共产党员可以去参加。
同日 关于华北工作问题致电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1937年12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等，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应“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同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林彪，提出关于华北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意见，指出：拟使用第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军一部，待日军在华北相当深入后，收复灵丘、涞源、广灵、蔚县四县，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在灵、涞、广、蔚四县建立根据地。如若成功，还可用相当一部进出热河方向，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蒋介石、阎锡山关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完全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姿式下，如无上述部队袭入敌后，决难持久，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现仅剩下此一着活棋，应向蒋、阎极力建议。
同日 和张闻天电告周恩来，同阎锡山谈话请根据下列各点：“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人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
同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伏击日军精锐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也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首战告捷。十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叶剑英和潘汉年，通报平型关战役的战果，并指出：“是役已将敌攻平型关计划破坏，但敌还从雁门关一带进攻。我游击支队正活动于灵丘、涞源、蔚县之间，颇有缴获。敌用大兵团对付我游击队，还不知道红军游击战法。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
9月26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同时指出：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游击战争的计划，暂时尚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
9月28日 致电刘伯承、徐向前、张浩并告朱德、彭德怀，贺龙：“保定、沧州、献县均失，国军溃乱不堪，卫立煌退石家庄。”“我一二九师（缺一个团）接电立即出动，经临晋渡河到侯马上车，在太原补充衣、弹，速开正太路南北地区。”
9月29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进一步阐述八路军在山西作战的战略意见，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河北、山东不久将失陷，中国阵地将变为扼守黄河、运河两线。这一形势将影响到上海战线发生某些变化，南京将被大轰炸，国民党如不妥协必将迁都。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八路军，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关于使用第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二三个师，待日军相当深入后，向灵丘、涞源、广灵、蔚县四县及其以北突破找其空虚后方的计划，请你们着重研究一番。如实行这一计划，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开展一个新局面，有利于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同日 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文章指出：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的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加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的团结，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9月30日 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提出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原则：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保安队均须进行政治上的整理，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集中五分之三为一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陈毅，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南方办事处主任，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或刘英（刘英，当时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闽浙边临时省军区政治委员。）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任何游击队区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
10月2日 致电秦邦宪、叶剑英，令项英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指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1937年9月，项英在南昌同国民党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期间，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演说，表示一切服从国民党。项英的这个演说，被国民党利用，给党造成损失。）”。
10月3日 和张闻天致电张文彬（南杰）（张文彬，当时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到广东组织和领导广东人民进行抗日战争。1937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的方针。”
10月4日 关于对待交八路军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的方针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指出：“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10月5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同意周恩来与阎锡山、程潜（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1937年10月25日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商定的作战计划，并对八路军作出具体部署。
同日 致电周小舟（周小舟，当时正奉命以中革军委联络员身份前往新疆执行任务。），指出：“你在工作中的政治方向是没有错的，工作中表现了积极与努力，一般说来是有成绩的。”“但在工作中还表现了一些缺点，这就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轻躁、粗率与骄傲的作风”。“改变的方向是用谨慎、周密与谦逊的态度去观察问题，去处理工作，去待人接物，特别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须严格采这样的态度。”
10月6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并告林彪、聂荣臻，提出华北作战的战略补充意见，指出：“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山西军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此战役之关键在于下列三点：（一）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二）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三）敌后方之破坏。”为达上述目的，必须：（一）要求南京速加派主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二）要求卫立煌军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余任守备。（三）八路军第一一五、第一二○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面破坏敌人侧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主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
同日 写《农村调查》序言一。序言说：“从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期间起，到一九三四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我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现在仅剩下下列各部分：（一）寻乌调查；（二）兴国调查；（三）东塘等处调查；（四）木口村调查；（五）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青和出租问题；（七）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八）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九）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十）长冈乡调查；（十一）才溪乡调查。”“这里存下来的，都是中央苏区的材料，前九部分是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后两部分是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虽不完全，亦可见其一斑。”
10月9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敌人后方地区及迫近敌人地区，必须执行没收大地主政策，因为大地主多属汉奸，不没收大地主不能迅速发动群众，不没收大地主八路军给养难于解决。请通令各部实行。十一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复电说：“我们考虑结果，认为在上述地区，目前以没收当汉奸之地主为妥”。十五日，和张闻天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十一日电悉。没收大地主，指没收汉奸政策的主要阶级内容，大地主而未为汉奸者，当然不在没收之列。在一切汉奸分子中，首先应坚决没收大地主，而对中层分子之为汉奸者，在未得民众同意以前，不应急于没收。工农中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路线，有向全体明确说明的必要。”
10月10日 和谭政电告任弼时、邓小平等，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已成立，即日开始办公，任弼时为主任（毛泽东代理），谭政为副主任。
同日 关于判处黄克功死刑问题（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6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1937年10月11日，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写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说：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他“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10月12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10月13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指出：“须知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请你们深刻考虑此点。”
同日 再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提出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意见，请他们考虑向国民党提出。电报指出：“太原即使失守，亦无关大局，因大同、太原线两侧均有我军向该线袭击，敌在我四面包围中，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该地区如失，则华北战局立即转为局部战，敌已达到控制全华北枢纽之目的。”电报并提出，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支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而应实行的具体部署。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刘晓（刘晓，当时在上海从事恢复、重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工作。1937年1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等，提出反对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是在对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对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它的要求，而不知同它的错误政策做斗争。”“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我们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改组国民党，然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发展。
10月16日 为阎锡山拟集中十四个团并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与日军决战事，致电林彪：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南京与蒋介石、何应钦决定，周恩来、彭德怀又在山西与阎锡山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10月17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告周恩来，同意彭德怀意见，由周电蒋介石调主力军入晋，以调川军为宜。电报还指出：“我军各部胜利之后，易生骄志，易启轻敌观念，而敌在失败之后，对我必增加愤恨之心理，发生谨慎之心理，因此，请你们告戒各部首长，仍一本谨慎沉着精神使之与勇猛奋发精神相配合，争取与日寇之持久战。”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指华北军分会发出的《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10月19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等：在山西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但原则问题决不让步。
同日 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会上作《论鲁迅》演讲，指出：我们纪念鲁迅，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这种精神使鲁迅成为艺术上了不起的作家，革命队伍中优秀成熟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0月20日 关于准备在日军占领太原后八路军的作战部署问题，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敌人占领太原后，在太原以北的国民党抗战部队将溃乱无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和八路军总部的联系可能被隔断。为此拟定部署意见如下：留杨成武团（指杨成武任团长的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第一一五师主力准备转移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第一二九师在正太路以南之现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总部准备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第一二○师坚持晋西北之游击战争。
10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陇东特委的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陇东这一时期工作中对国民党的迁就倾向。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指出：“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恩来长电（周恩来1937年10月19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说鉴于日军集结全力猛攻山西并企图夺取上海，国民党政府对持久抗战发生动摇，国内妥协和平空气抬头，中国抗战出现新的危机，提出以下建议：（一）中共公开发表宣言，反对和平妥协，坚持抗战到底；（二）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战紧急方案；（三）向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提出华北的进一步的计划；（四）要求国民党政府增派军队到华北支持抗战；（五）八路军在华北积极行动，直接配合友军作战并扩大发展游击战争，等等。），对大局分析及我党政策完全正确，我们完全同意。”“请恩来拟具建议书，即去南京代表我党严重与正式地向国民党建议，并推动各界促进时局之转变。党的宣言，俟恩来南京谈判后再行决定，目前以解放报论文为号召。”
10月23日 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10月25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太路，并提出相应的兵力部署意见。
同日 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七一团被日军袭击事，致电八路军各级负责人：“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同日 会见英国记者贝特兰，同他进行长时间谈话。毛泽东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战中的教训是由于中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存在的弱点，即：只实行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许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战；军事上采取单纯防御，打的大半是被动的仗，造成许多土地的丧失和许多军队的失利。因此，政治和军事都需要改革。他还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毛泽东在谈话中，首次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官兵一致；第二，军民一致；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10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绥德、米脂、清涧、佳县、吴堡五县警备区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对当地统治阶级的策略是：联合左翼分子，争取中立分子，孤立豪绅与法西斯分子。
同日 正太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
10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陈昌浩（陈昌浩，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政治委员。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作检讨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张国焘路线的实质是逃跑主义、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同日 致电王兆相（王兆相，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直属工兵营营长，驻防神府地区。）等并告八路军总部、第一二○师：“十分注意部队的纪律，无论如何困难，不得乱拿工农一草一木，每天出发训话一次。”
10月 写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提纲分析了中日战争的现状和国际形势，指出中国抗战现时的失利是暂时的与局部的失利，不是最后的与全部的失败，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提纲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七项任务。
同月 写信给艾思奇（艾思奇，哲学家。1937年10月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谈哲学问题。对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中关于差别与矛盾关系的论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
11月1日 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作关于目前时局的讲话，指出：现在的形势是很紧张的。民族投降主义是目前新的危险。坚决打到底，是目前时局下应采取的根本方针。在军事上要用八路军的打法，就是要“活打”，不要“死打”。要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要做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要造就大批的有革命理论，富于牺牲精神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
11月2日 和张闻天复电林伯渠并告周恩来、秦邦宪等：我们决坚持山西抗战，即使太原失守，日军也不能安枕，国民党各军也不得不和我军一道作战，不至轻易退回黄河以南。
11月4日 和张闻天、张国焘（张国焘，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向国民党提出并力争解决特区的范围和目前急需的经费等问题。
11月6日 关于新四军的编制和领导人选问题，致电秦邦宪：叶挺已到延安，项英明日可到。新四军拟以项英为副军长，陈毅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参谋长。
11月8日 太原失陷。
同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各师主要负责人，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国民党在华北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吕梁山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展开，第一一五师的第三四四旅、第三四三旅应立即迅速转移至吕梁山地区；第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第一二○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特区选举与财政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特区（毛泽东在1937年11月4日给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中说：陕甘宁边区的名称须叫特别区，“边区”二字对外不好。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又说，陕甘宁边区应称为特别区，即“特区”。11月10日，边区政府发出通令，规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俟后统称为陕甘宁特区政府，不再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1月，特区政府又通令恢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政府应坚持实行独立自主原则，过去一个时期有些同志改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不好的。
11月9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等，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军不久即将转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在华北的国民党各军大溃，阎锡山亦无主。八路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杂，减租减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谅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如此作去，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县之进攻。”
11月11日 在秦邦宪、叶剑英八日关于国共两党关系有趋恶化之势的来电上批注：“国民党自大主义依然十足，国危至此，还是统制政策不变，我们唯有坚持原则立场，逐步前进，最后冲破国民党的统制。”
11月12日 上海失陷。
同日 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分析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和强调提出反对投降主义。报告指出：在中国抗战中存在着国民党的片面抗战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目前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争取实现全面抗战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迫切任务。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全国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这种倾向发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它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潘汉年、刘晓，部署上海失陷后的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
11月13日 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并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指出：山西国民党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11月15日 关于目前山西工作原则，复电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阎、黄、卫，指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仍然是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在大的方面仍应与国民党及阎、黄、卫商量，例如周电所述各条（指周恩来1937年11月13日在给毛泽东等的电报中所说的他当天与卫立煌、黄绍竑谈判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一）部队改造，（二）政治工作建立，（三）政权开放，（四）民运开放，（五）战略战术改变，（六）后方补给。）及朱、彭要求补充等是完全对的。仅仅不要希望与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答应的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
11月16日 和张闻天、萧劲光致电高岗，为了联合内蒙边境各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任命他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向内蒙出动，活动于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
11月17日 致电叶剑英并告林伯渠：“八路军仍在长城南北及同蒲以东至平汉线作战，前锋迫近北平、保定、张家口，并无一个人退回陕北，但中央军则确有一部分退过黄河以西。”
11月23日 关于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问题，和张闻天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并告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甲）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乙）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丙）红军主力的使用决定于今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于山西一省的形势，你们不要仅看局部，而且要看到全国。（丁）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戊）组织问题待恩来、胡服、德怀来开会决定。”
11月27日 写信给表兄文运昌，告他不宜来延安工作，因为无法解决他的家庭经济负担。信中说：“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指出为防备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和晋西北地区，在八路军占领区域立即进行以下三项准备工作：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党的工作，这是巩固部队工作的核心；加强必要的军事与游击动作的训练；动员地方民众。
11月29日 到延安机场迎接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康生和同机到达的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
12月2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指出：“山西仍须着重巩固统一战线，尤其是与阎的关系，特别在日寇缓进阎留山西的条件下，我们更应避免与其作不必要的磨擦。”
12月5日 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指出对进攻晋察冀边区之日军的作战，应注意：“（一）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二）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三）同蒲、正太路必须积极活动，予以有力的配合。（四）注意在敌后方破坏伪组织、伪军。（五）加紧瓦解敌军工作。（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增加敌恐怖与进攻困难是必要的，但须详细审慎。”
12月6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指出：“日寇正在进攻我军，企图引诱阎锡山及国民党之中右派分裂抗日阵线，我们无论在友军区域及敌人后方，均应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基本方针，破坏敌人阴谋。”在内部，要加强统战教育，并切实检查。
12月9日—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陈绍禹在会上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赞成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毛泽东十一日、十二日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他说：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八路军与游击队是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陈绍禹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陈绍禹、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12月13日 南京失陷。
12月14日 和项英复电叶挺，指出：新四军原则上可以按照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其不要何应钦派人。如暂时说不通，可稍延缓，但不要破裂。项英即来武汉。
12月16日 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拟趁敌人空虚，派两个支队到平汉路以东地区游击。一个支队由第一二九师的一部组成，另一个支队由聂荣臻部的一部组成。其任务是：侦察情况；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破坏伪组织；收集遗散武器，扩大自己。“该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
12月19日 致电朱德、任弼时：“卡尔逊（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观察员。卡尔逊在去前线以前，给美国驻中国大使詹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很快要到前方去”。“这是我自己要求并且是在朱德总司令劝我不要去的情况下前往的，如果我阵亡或者受伤，我希望明确说明，八路军或中国政府方面没有任何责任。”）既坚欲去五台，不便拦阻，但须：（一）除写信给美使馆外，需写一信交总统府说明：如遇危险，中国中央政府及八路军无责任。（二）派可靠队伍送他，严密保护。”
12月24日 和萧劲光、谭政（萧劲光，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政治委员（1937年12月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指示绥德等五县警备区，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和边区各部队的军政负责人，强调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
12月25日 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项英，同意新四军编四个支队。一九三八年初编成的四个支队是：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12月30日 和张闻天、康生、陈云连发两电给陈绍禹、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一电是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的意见，提出为使日军进攻武汉时处于中国军队之战略包围中，必须建立两个主要军区及几个辅助军区（两个主要军区是：（一）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日军。（二）鄂豫皖军区，以舒城、桐城、黄梅、广济、商城、固始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津浦、平汉、淮南三条铁路及沿江之日军。辅助军区是：浙南军区，鄂赣军区，汉水军区，豫西军区等。）。另电是关于日军进攻的形势与我之战略部署，电报在分析了日军作战步骤后，具体提出在华北、西北的设防意见。两电中均说，所提意见请考虑后向蒋介石提出。
12月下旬 在延安会见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程世才（李先念，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30军政治委员。李卓然，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30军政治部主任。郭天民，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司令部一局局长。程世才，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30军代理军长。）等，谈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等问题。毛泽东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
1937年冬 贺子珍为治伤离开延安到西安。后经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去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