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下）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下午二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二十一名，他们代表着一千零七十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名代表，几十个党员。三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领导着拥有六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了。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象征着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空前巩固。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成为一支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中共八大开幕，并致开幕词。

毛泽东在开幕词里，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强调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经济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必须善于学习”的号召。

他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1]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三千字，鼓掌达三十二次之多。整个会场，充满了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

为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做了长时间的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大的决定。会议一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便开始了。

一个月后，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送来两个名单。一个是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另一个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毛泽东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七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九人组成。

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

党章第一次修改稿，在邓小平主持下，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就拿出来了。经过半年的反复修改，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提交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专门就修改党章问题讲了两段话。他说：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2]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很快被吸收到党章修改稿里。五月底，邓小平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和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3]等问题，提请各地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

这些都是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一九五三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的设想。当时还就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征询过意见。但由于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反党，这个意见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到准备八大的时候，才又重新提出，并且得到大家一致满意的解决。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大家都负一点责好”。[4]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定下来的。原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是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八大的指示时，是这样说的：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并且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5]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事情。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况有了变化，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正如刘少奇后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6]当年参加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做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这说明刘少奇对毛主席很尊重，毛、刘之间在政治上当时完全一致。随后，胡乔木按照刘少奇以十大关系为纲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后来听乔木说，起草时他最费斟酌的就是十大关系这个问题在政治报告里如何安排，如何体现，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7]

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有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认识上都是明确而一致的。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8]

七月初，政治报告写出了第一稿，题目是《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从这时起，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对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

七月六日到十四日，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十五日和十九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这时，北京已进入盛夏时节，酷暑难挨。从七月二十三日起，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移往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继续商讨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及其他重要事项。

盛夏的北戴河，松林茂密，绿树成荫，海风习习，气候宜人。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毛泽东一到北戴河，第一件事就是下海游泳。在北戴河的二十八天当中，除了三四天没有下海，天天都去，有时一天下海两次。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不仅体力好、精力好，心情也好。

在北戴河近一个月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会议，并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还常常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在繁重的准备工作和文件修改工作中，毛泽东始终把重点放在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定稿上。

为了参加定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毛泽东于八月二十日回到北京。这以后，他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稿虽经多次修改，毛泽东对其中的建设部分、国际部分和党的部分仍不很满意，要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再作修改。

直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九月十四日凌晨，毛泽东还审阅了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段批语：“即送少奇同志：（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9]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写完批语，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毛泽东又在封面的另一空白处补写了一段话：“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10]

从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八大政治报告的整个修改定稿过程，洋溢着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又是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11]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通信以及他所写的批语，就生动地体现出这种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

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12]

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刘少奇送来的这两部分草稿，写了一段批语：“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还补充了一句：“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13]五天以后，八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刘少奇又把修改后的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三部分送给毛泽东。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14]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15]

毛泽东对这三部分很满意，当天复信：“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16]信中提到的“前一部分”，指的是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统一战线部分，也就是刘少奇在信中提到的“前面统一战线部分”。

八月三十日，刘少奇又送来政治报告的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的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一万二千字，按版面计算有一万三千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作？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他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17]

同日，毛泽东复信表示赞同：“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还建议：“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18]

八月三十一日凌晨三时，毛泽东看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写信给陈伯达并刘少奇：“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19]

同日晨六时，毛泽东又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对政治报告稿提出压缩的要求：“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20]

九月初，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根据多方面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再次修改调整。毛泽东觉得，这一部分还需要再征求陈云的意见。九月四日，嘱咐陆定一，把这部分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在五日晚十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五日，陈云对这部分稿子作了修改以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21]六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看了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批示胡乔木：“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22]

这一个时期，周恩来忙于关于“二五”计划建议报告的起草和修改，从九月六日起也参与政治报告的修改工作。九月七日晨六时，毛泽东要人送去政治报告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请周恩来修改，并在信中说：“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23]

第二天，周恩来改完这两部分，立即送毛泽东过目。上午九时，毛泽东转送刘少奇，并在周恩来改稿上批写了一段话给刘少奇：“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24]

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不少，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八大政治报告的见证。

毛泽东在九月七日上午十时给周恩来的信里，除了要他抓紧修改政治报告，还提出：“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所说的“建议”和“报告”，就是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对这两个重要文件，毛泽东也都认真审阅。

九月九日，毛泽东看了“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十三日，又看了“报告”稿，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语：“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25]周恩来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了，整个报告达到了逻辑清晰、文笔流畅的要求。

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二、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对大会的有关事项作出决定。这次全会，为顺利召开八大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对提交全会讨论的八大议程等六个文件作了说明。毛泽东多次插话。在讲到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说：政治局准备公推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现在的报告稿子九万字，能够缩减三分之一就好。请大家首先对大势提一些意见，看大局部分是完全要不得，还是勉勉强强，还是大体可以，还是有些要修改。刘少奇表示：毛主席讲至少要缩减三万字，我看很有必要。

关于大会发言，毛泽东提出：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26]

九月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会第三次会议。这时，离大会开幕仅有两天，大会的所有准备工作就要结束了。

毛泽东先讲了一下文件准备情况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预选情况。他说：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十万字，一砍就是四万多字，现在不到五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第三种写法，也可以第四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27]

会议对政治报告和其他几个文件进行讨论后，基本通过。

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着重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讲了话。

他说：“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又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毛泽东又谈到自己，并建议设立名誉主席的职务。他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在谈到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职务时，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在讨论中间，陈云曾表示，他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也特地讲了一段话：“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最后，毛泽东说：“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十三个，要扩大到二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人，也许一百七十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作决定。”[28]

透过毛泽东这篇讲话和讲话的氛围，人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坚强团结的，就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至此结束。

在七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八大预备会议也从八月三十日起，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八月三十日晚，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在对会议议程作了说明之后，接着就八大会议的目的和宗旨、继承党的传统、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毛泽东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在谈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时，毛泽东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关于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提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他说：“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谈到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说，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并且证明斗争得不对的人。他说：“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毛泽东首先肯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在任期内的工作成绩，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随后，对选举在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的王明等人为中央委员，作了说明。他说：“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29]

对待犯错误的包括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采取这样的方针，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定下来的。八大开会期间，毛泽东曾向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德治介绍了这个经验，还举了李立三的例子。他说：李立三“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的两面，现在剩下来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30]

这里所说的苏联同志，就是米高扬。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时，对他说的。八大期间，他们两人再次相会，毛泽东又谈起对党内犯错误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米高扬回顾了七年前的那次谈话，他说：“您方才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来中国时，就曾经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我当时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做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他虽未说话，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31]

总之，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开好八大，像七大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动员作用。

九月十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先由陈云对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说明。会议同意陈云的说明，通过了这个名单。

接着，毛泽东再次发表讲话。重点讲经济建设和中央委员的选举。他说：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32]

人们还曾记得，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中讲过的那段话：我们已经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又曾记得，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号召要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以求经济上的独立和科学上的独立。现在，根据已经迅速发展了的客观形势，毛泽东沿着这样的思路又前进了，他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科学家和专家，以适应全面经济建设的要求。

接下来，毛泽东又谈到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他说：“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教育党的高级干部要正确看待自己，正确对待受到的冤屈。他说：“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最后谈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评价。他说：“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33]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在团结、和谐、生动活泼的气氛中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大会就要正式召开了。

大会前夕，毛泽东还做了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那就是八大开幕词的起草。

八大开幕词，毛泽东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写完。也许是对自己写的稿子不满意，或许是工作太忙，毛泽东又要陈伯达代为起草。九月八日，他写信给陈伯达催问起草情况：“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34]

毛泽东自己起草的两次稿子，内容大致相同，虽然没有写完就放弃不用了，但是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比如，关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国际国内条件，他写道：“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又比如，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毛泽东作了两个估计。一个是实现初步工业化的时间，另一个是接近或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国家的时间。他写道：“到那时，即到一九六七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地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六亿人口的国家，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人计算，那时将有七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

这是毛泽东当年思考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又比如，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分析，毛泽东写道：“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三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相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35]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未完成的开幕词讲稿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就是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整个八大会议的主题。

很快，毛泽东收到陈伯达起草的八大开幕词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要田家英起草，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十分紧急。当年田家英三十四岁，精力充沛，很快赶写出一个初稿。毛泽东比较满意，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然后让杨尚昆送给有关的人审阅修改。这已经是九月十四日清晨四时三十分了，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天的时间了。

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说：“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作修改，于九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还说：“这件是否讲，要看十五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作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36]

吸收了大家的意见，稿子改得越来越好，毛泽东满意了。

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别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见、并经毛泽东本人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而形成的一个集体创作。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致开幕词之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刘少奇的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后七年来的基本经验，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党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的新的方针政策。整篇报告贯穿着《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报告说：“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里说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国内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

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报告提出，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同毛泽东最初把反对保守主义作为八大的指导方针，是不同的，这反映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部门汇报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在《论十大关系》里并没有提反对保守主义。

报告还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

关于台湾问题，报告提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特别引人注目。

关于对外关系，报告声明：“我们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37]

八大政治报告，集中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汇集了全党的智慧，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九月十六日，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同七大的时候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已经处于执政地位。由此，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不能不把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放在中心的位置。

报告分析了党在执政的情况下所面临的种种新的考验，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认为它必然会发展成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报告指出：“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38]

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是毛泽东多年来抓住不放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在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开展这方面的斗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不论是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还是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都集中地批评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这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半年后，于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全党整风的初衷。

在修改党章的报告里，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显而易见，这同借鉴苏联的教训有直接关系，如果把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拿来同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加写的有关内容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修改党章报告里的这些话，同毛泽东加写的那些话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以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著称于世的。到中共八大，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任何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都把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39]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

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实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不论是党内还是在党外，当时也没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问。而且，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

邓小平报告后，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大会对三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同意这三个报告。

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六十八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还有四十五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大会结束前，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

毛泽东对决议起草工作非常重视。他多次约陈伯达、胡乔木谈决议稿修改问题。九月二十四日晨五时，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决议草案，并于当天下午二时以前，各个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汇总送交胡乔木，再作修改。二十六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会议从晚上十点半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五十五分。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在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封面上写给胡乔木一个批语：“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时间是九月二十七日晨二时。

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大闭幕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经过集体讨论和反复修改，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0]

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共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当时在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中间，在全党，认识上是一致的。

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关于这件事情，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41]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42]据胡乔木后来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43]

毛泽东提出异议的，只是这一个提法，并不是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44]毛泽东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一批出席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交谈。据不完全统计，共会见了二十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代表团。

会见都安排在下午，地点是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每天下午一般是两次会见，有时是三次。一次会见，少则一个多小时，多则三个小时。会见结束后，又常常接着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直至深夜。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工作，对于年过花甲的毛泽东来说，如果没有充沛精力，是不可想象的。看了当年那些会见记录，会深深地感到，毛泽东的思想是那样的敏锐机智，思路是那样的清晰，知识是那样的渊博。当他问起对方国家的情况时，你又会看到他是多么如饥似渴地想知道外部世界的一切。

会见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总结斯大林错误的教训到探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以波立特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

毛泽东从苏共二十大谈到斯大林问题。波立特说：“你们那篇文章[45]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说：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历史的、社会的以及思想的根源。在这次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虽然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作了说明，主要原因是认识不符合实际，其他原因是次要的。为什么列宁没有犯错误呢？“当时苏联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白军的叛乱，他面临的问题更为困难，更为复杂，但是他并没有犯错误。到了斯大林时期环境更好了，斯大林却犯了错误。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中国。他说：“我们的胜利只有七年。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剩百分之十了。由于没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46]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对斯大林的错误根源作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他说：

“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47]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以乌布利希为团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会见。

乌布利希向毛泽东表示感谢：“第八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泽东：“要互相参考。只可参考，不可硬搬，好像我们不能硬搬苏联一样，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硬搬而吃了大亏。”

乌布利希：“我们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同。”

毛泽东：“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48]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

在国际共运中，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有过类似的命运，即都受过斯大林错误的损害。毛泽东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赞成对斯大林错误进行批评。他说：“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

毛泽东从斯大林的错误，又讲到共产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问题，即所谓的“父子党”关系。他说：“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49]

事实确是这样。比如在早些时候，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在讲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时，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50]

毛泽东从苏联的教训以及中国自己的情况中，已经看出，在政治生活中存在集中统一过多而民主不够的问题，他很想改变这种状况。集中和民主，作为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如何把它们统一起来，达到比较完满的结合，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还应南斯拉夫客人的要求，回答了中国的前途问题。他这样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51]

九月二十六日，大会闭幕的前一天，毛泽东会见了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他问客人：“你们觉得这个会怎样？”

于哥夫答：“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毛泽东说：“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又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52]这可以看做是毛泽东对八大的一个总评价。他突出了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

十月一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观看焰火，回到住地，已经十点多钟了。稍事休息后，又在颐年堂会见了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他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二时三十五分。

毛泽东问客人：“你在中国还要呆一阵？”

杜克洛：“去广州、上海，返北京后回法国，满脑子里装满了你们的东西。”

毛泽东：“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杜克洛：“有意思的东西很多。”

毛泽东：“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

杜克洛：“中国人民的力量超过了这些任务的重荷。”

毛泽东：“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你们是先有了工业和无产阶级，再革命，等到你们革命胜利了，东西是现成的。我们就不同。”

毛泽东看到了经济落后的国家搞工业化十分艰巨。接着，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杜克洛：“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象的会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产。”

毛泽东：“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杜克洛：“法国资本家也很着急。”

毛泽东：“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杜克洛：“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转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毛泽东：“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装备、安装造纸厂。”

杜克洛：“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的工作。”

毛泽东：“请帮助。”[53]

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直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中法建交后，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才逐步实现。但从这个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于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急迫心情。目的就是为了加快工业化，尽早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毛泽东在上述一系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可以看做是对八大路线的理论阐发，对八大政治报告的重要补充。在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他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探索。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了史册。这次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总任务。如果说，七大是党的历史上以革命、胜利为主题的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八大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为主题的代表大会。

与七大相比，中国共产党这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是全新的，对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既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也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发生许多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这些情况决定了八大以后的道路，将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是八大的主要功绩和贡献在于，它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宣告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4、116、117页。

[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页。

[3]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八大后设立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4]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5]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2月5日。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0页。

[7]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8]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9]指政治报告稿新增加的关于英、法外交政策的一段论述，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同志增写的。

[10]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11]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12]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4日。

[13]毛泽东给刘少奇的批语，手稿，1956年8月24日。

[14]高智，当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5]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16]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17]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18]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19]毛泽东给陈伯达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20]毛泽东给胡乔木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21]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9月5日。

[22]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6年9月6日。

[23]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年9月7日。

[24]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9月8日。

[25]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年9月13日。

[26]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27]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0—113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6—96页。

[30]毛泽东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7日。

[31]毛泽东同苏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3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102页。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2—107页。

[34]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6年9月8日。

[35]毛泽东起草的中共八大开幕词（未完稿），手稿，1956年9月。

[36]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37]《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02—276页。

[38]《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14、215页。

[39]毛泽东1954年12月19日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曾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7页。

[4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1、342、350、351页。

[41]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42]根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个小时。

[43]胡乔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的讲话记录，1980年9月21日。

[44]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9日。

[45]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6]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47]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2日。

[48]毛泽东同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4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6、127页。

[5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07页。

[5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4页。

[52]毛泽东同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6日。

[53]毛泽东同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