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次访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苏联。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向各国政府发送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三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十月二日，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位机要秘书感到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他给毛泽东做了多年机要秘书，送过无数次文件，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
苏联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已经作了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尽管如此，但这毕竟是口头的承诺。现在，口头的承诺已成为现实，并且昭告全世界，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毛泽东自然十分高兴。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表达了这样的心情。他说：“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1]
曾经担任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北平领事馆总领事的齐赫文斯基，亲历了中苏建交这一历史时刻。他回忆说：一九四九年九月底，我接到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盛大阅兵仪式结束后，人们仍然不肯离去，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告诉我，周总理要我等一下，有封信交给我。过了一会儿，周总理的秘书给我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阅完信，立即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由于时差关系，收到我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十月二日，苏联政府把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中方。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2]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两个月即出访苏联，就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
出访苏联，可以说是毛泽东近年来的一个夙愿。只是由于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访苏行程几经改变，一再推迟，直到这时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在这以前，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八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刘少奇此行，主要是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今后的任务，以及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陈述中国对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处理意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听取斯大林对当前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以及苏联与英、美关系等问题的估计和分析。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准备访苏的意向，对苏联给予三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表示感谢。斯大林说，中国新政府成立、两国建交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共产党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斯大林还对于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毛泽东的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中苏一建交，毛泽东就着手进行访苏的具体准备工作。十一月九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柯瓦略夫[3]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4]
接到斯大林的邀请电，毛泽东立即复电：“菲里波夫[5]同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6]这样，毛泽东的首次访苏，就最后定下来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定于十二月初赴苏，在毛泽东同志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7]
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中国的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陪同。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了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把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此次苏联之行重任在身，而在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上又还有一些隔膜和障碍。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做了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曾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在中苏关系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一些不平等情况。当时，苏联占有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益，旅顺口军港也由苏军占用。这些当然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但苏联是否能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殊权益，前景依然难以预料。更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有宣布废除。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经表示：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专列驶过东北满洲里，顶着凛冽的寒风，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向莫斯科驶去。途中，毛泽东时而走出车厢，在月台上散步，解除旅途的疲劳。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毛泽东照例下车散步，忽然头晕目眩，满头大汗。随行人员连忙扶他回到车厢。此后，他再也不到月台上散步了。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的大钟刚敲过十二响，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进站。由于天气特别寒冷，苏联政府在车站只举行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他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8]随后，毛泽东前往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
当晚，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又各自领导着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的首次会面，为世界所瞩目。
会见安排在斯大林办公室的小会客厅里。六时整，门厅敞开。斯大林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走过来。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去，同斯大林热烈握手。两人互相问候致意。斯大林说毛泽东比他想象中的更年轻，更健壮，他对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祝贺。据师哲回忆，当时的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然后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师哲和费德林担任翻译。
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要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
斯大林回答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毛泽东紧接着提出中苏条约问题。他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问题。
一触及这个敏感问题，斯大林立即接上毛泽东的话，讲述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讲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他又说：大家知道，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也要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因此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中长铁路，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
毛泽东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目前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单独一个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斯大林说：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不再援助中国。如果苏联军队根据双方同意自旅顺口撤退，那么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将是赢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中的资本。
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南库页岛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成为自由港，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共同管理。斯大林担心，修改中苏条约，会牵动雅尔塔协定，从而影响到改变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归属问题。
对于斯大林的上述说明，毛泽东婉转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们在国内讨论条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美、英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已经很清楚，目前不应当修改条约，正像不应急于从旅顺口撤军那样。他用试探的口气问斯大林：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斯大林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或许，其他事情需要周恩来。
这样，条约问题就无法继续讨论下去。毛泽东把话题转到贷款问题，他希望就苏联向中国贷款三亿美元问题达成协议。
斯大林回答得很痛快：这可以做到。如果你们想现在完成协定手续，我们也同意。
贷款问题，在刘少奇访苏时就已经说定，所以谈得很顺利。三亿美元这个数字并不大，这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的意见确定的。[9]
毛泽东又从建立中国海军谈到解放台湾。他说，中国缺少海军和空军，希望在解放台湾时得到苏联的援助。这一要求被斯大林婉拒了。斯大林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
会谈接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我们想得到您的著作目录，可以把您的著作译成俄文。毛泽东说：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一九五〇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斯大林答应了。[10]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晤和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在会谈后的第三天，致电刘少奇，作了详细介绍：
“（一）我们一行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到莫斯科，住斯大林别墅。下午十时谒见斯大林大元帅，情意恳切，谈两小时。谈了和平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项问题。我方为我一人。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及维辛斯基等四人参加，是一小型会谈。师哲、费德林科[11]二人当翻译。（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原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借三十年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要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订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四）关于是否要中国外长来此的问题，他说签订一个声明似乎外长不来也可以。我说，待我考虑一下是否连借款、民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时签订协定，如果同时签订协定，则外长似宜来此。（五）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同时对上述条约问题提出意见，速告为盼。”[12]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来电，十二月二十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次日凌晨一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今日（应为昨日——引者注）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13]
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情况，以及中苏双方所持立场，概如以上所述。这次会谈，已经涉及若干实质性的内容，双方对于对方的观点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即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废除旧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大会气氛十分热烈。苏联方面特意安排中国代表团在十三个外国代表团中首先致词。毛泽东的祝词受到热烈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
毛泽东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对实质问题苏方却避而不谈。毛泽东有些着急，祝寿大会的第二天，便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并要他把这次谈话的记录转交斯大林。其中提到：希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举行预定的会见；打算下一步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14]
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谈判中苏条约问题。
柯瓦廖夫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很快交给斯大林。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通报。其中写道：“昨（二十四）日晚上十一时半第二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五小时半，到今晨五时才毕。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七位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
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等。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苏条约。当毛泽东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却用了一个不成为理由的借口，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周恩来以不来莫斯科为宜”。[15]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另订新约。
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已经十多天了。参加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各国代表团纷纷离开莫斯科回国，唯独毛泽东留下来，住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斯大林几乎每天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生活是否安适，却始终不提签约之事，也不再会见毛泽东。斯大林采取了拖的办法，同时想进一步摸清毛泽东的底究竟是什么。
签订新约，恰恰是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毛泽东这次访苏，本来是兴冲冲的，寄予很大希望。但来到莫斯科受到这样的冷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作为一个懂得忍耐的政治家的毛泽东[16]这时也忍耐不住了。一次，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发了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17]这明白无误地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满。
十年以后，周恩来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的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十分热情相待，但是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表现得那么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以外，无事可谈。”[18]
这时，缅甸政府正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继缅甸之后也于十二月三十日承认了新中国。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印、缅是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主义国家，英国则是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新的国际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对待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要求。
事也凑巧，正值此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有些紧张。为了戳穿谣言，经双方同意，毛泽东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发表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其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19]
据毛泽东后来说，这个答记者问是由苏方起草的。他说，他为斯大林始终不肯签约而向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发了一次火。“个把礼拜后，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20]
答记者问在一月二日苏联《真理报》上一发表，谣言不攻自破。西方国家制造的意在挑拨中苏关系的谣言，反而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签订中苏新约。斯大林终于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从此，中苏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月二日晚十一时，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新的情况，并提出周恩来来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电报写道：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二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场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21]
电报还提出：“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
一月三日晨四时，毛泽东又致电中央，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约的意义：“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22]
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精神特别好。他一面思考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为主持下一轮的中苏会谈作准备；一面利用周恩来尚未到达的时间，到外地参观，并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一些接触。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王稼祥大使的陪同下，拜谒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国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一日”。同一天，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列宁格勒访问，参观了市内的艺术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前往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芭蕾舞剧《巴亚捷尔卡》。
毛泽东执意要驱车前往波罗的海参观。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疾驰，遥望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喀琅施达得要塞。毛泽东走下汽车，举目眺望。苏联朋友告诉他，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冰层的厚度大约一至一点五米。毛泽东听罢笑着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陪同人员听到这样豪迈而气势非凡的话，顿时活跃起来，欢跳、鼓掌。
中苏之间为签订新约问题而形成的僵局已经打开，事情正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着。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讲话，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古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23]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前来看望，双方就若干国际外交问题交换意见。随后，莫洛托夫将艾奇逊的讲话交给了毛泽东，并建议由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个声明，对艾奇逊的造谣予以驳斥。毛泽东表示同意。第二天，毛泽东即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写了一篇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十九日发回北京，二十日由新华社播发，赶在二十一日见报。毛泽东以犀利的笔锋和他特有的风格，尖锐泼辣地驳斥了艾奇逊。谈话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24]
一月二十一日，苏、蒙两国同时以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苏方对中国采取的方式感到不快，认为中国没有用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减弱了力量。
对于苏方的不快，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去作什么解释。在他看来，中国发表这份针对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辟谣文件，根本不需要用外交部部长的名义，以新闻总署署长谈话的形式就可以了，这是恰当的。
毛泽东回到莫斯科后，就接到正在赴苏途中的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会谈和活动的情况，以及对于条约内容的考虑。
周恩来一行是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离开北京的。这是一个阵容不小的工作班子，其中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等。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在毛泽东主持下紧张地做会谈准备工作。一月二十二日，毛、周同斯大林等举行会谈，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翻译）。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翻译）。
这次会谈，主要讨论中苏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
斯大林一开头就提出：我们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这些条约和协定之所以必须修改，是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
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拒绝签订新约，理由是必须顾及雅尔塔协定。这一次改口了，旧的条约和协定必须修改，理由是日本已经投降，情况变了，旧的已经过时。雅尔塔协定可以不去管它，原来所说中国的政府主席和内阁总理都来莫斯科对外观感有不利影响，也不是问题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毛泽东说：我们应当通过条约和协定巩固我们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在同盟友好条约中，应当把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还应当规定必须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他说：我提出的以上两点，是我们的新条约同现有条约的根本区别。新的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毛泽东还提出，在新的条约中应当规定就国际问题两国进行协商的内容。斯大林非常痛快地说：当然要写上这一条。
会谈进行得相当顺利。
接着，讨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问题。斯大林问，你们对中长铁路问题有哪些建议。毛泽东用委婉的口气回答：也许需要像旅顺口协定那样，把在法律上保持中长铁路协定效力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允许修改。斯大林立即回答：就是说，你们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要作出相应的实际修改。斯大林坦率地说：我们认为，关于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他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宣布旅顺口协定在缔结对日和约以前仍然有效，签订和约后，苏军撤出旅顺港；另一种是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苏联从旅顺港撤出军队。
中方考虑到，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海军尚未建立，苏军在旅顺港再留驻一个时期比较有利，但又必须规定一个废除协定和苏联撤军的时限，否则即使现在就撤军，它随时可以进驻。所以毛泽东赞成前一个方案。斯大林又复述了一遍这一方案的内容，毛泽东同意，双方达成一致。在以后的具体会谈中，根据中方的要求，这个过渡期规定为三年，即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从旅顺撤军。
在讨论大连问题的时候，毛泽东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大连将保持为自由港吗？
大连为自由港，是旧的大连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确定的，这涉及大连的地位问题，自然受到中方的关注。斯大林说，罗斯福在世时，他坚持大连为一个自由港，这涉及英、美的利益。斯大林说，是否把大连变成一个自由港，由中国自己决定。
会谈又讨论中长铁路问题。毛泽东同意中长铁路继续由两国共同管理，但中国应起主要作用，还要缩短旧协议的期限，确定双方的投资比例。周恩来提出，应取消原有的管理体制，铁路局的主要负责人改由中方担任；双方投资比例由各占百分之五十，改为中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苏方占百分之四十九。但苏方坚持各占百分之五十不变。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进一步研究。
关于贷款协议问题，谈得很顺利。斯大林希望把它定下来。毛泽东表示，贷款协议总的来说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斯大林说，我们向人民民主国家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二，给中国以低的贷款利率，是因为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外，还谈了贸易问题。[25]
这次会谈，在主要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取得重大进展。这为以后的会谈奠定了基础。
从一月二十三日起，在毛泽东指导下，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
在协商新条约的时候，苏方最初按照中方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中方认为有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提出修改。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新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苏方对这个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双方没有任何争论，即成定案。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中方提出新约可在旧约名称的基础上加“互助”二字，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也接受了。
关于中长路和旅顺、大连协定，会谈时争论最大的是中长铁路的归还问题。中方提出，中长路已经过多次波折，照目前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了，这对两国的团结更加有利。斯大林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应当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实行。中方又提出，如果对日和约三年还不能缔结，应当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和中长路归还中国。斯大林表示同意。中方还提出，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或租用的产业，由中国政府接收。斯大林也表示同意。[26]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二十二日，我们连师哲共六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方法。二十三日，周、王、李三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三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二十四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27]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经过讨论，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中苏会谈顺利地进行着，条约和各个协定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双方在加紧进行。
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情况，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贷款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以上五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五件明一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又说：“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三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一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28]
这就是说，涉及中国主权的三个重要问题，大体上已得到符合中方意见的比较圆满的解决。
二月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中苏关于贷款协定三个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但是，谈判并不都是顺利的。在谈判的后期，突然出现一个小的波折。二月六日，上海遭到蒋介石集团飞机的轰炸，中方要求苏方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29]这实际上是苏方想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搞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考虑到当时美、英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作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以后，斯大林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在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个客厅里举行，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字。他们的身后，并排站着毛泽东、斯大林，以及中方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方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两国缔约。毛泽东又邀请斯大林出席第二天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这一次破例接受邀请，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
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差不多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订不订新约这个主要问题上，一开始，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发生根本分歧，相持近半个月。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不论对谁，即使对在国际共运中享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毛泽东有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性格，凡是他认准要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谁也阻挡不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加上其他因素，斯大林终于改变了观点，同意签订新约和其他新的协定。
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又善于作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中长路谈判中，苏方最初不愿交还，中方坚持，最后苏方同意归还中国。但在归还前的过渡时期内共同经营的股额问题上，中方作了让步，最后达成协议。
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在回顾中苏会谈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些话：
“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30]
“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老虎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31]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32]
毛泽东对第一次访苏取得的成果是很满意的。这次访苏，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同时，在国际上，也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变化。毋庸讳言，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一些大国主义作风，也给毛泽东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任务，于二月十七日结束访苏之行，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他在沿途参观了一些苏联城市和工厂。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三月四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在苏联参观时，特别留意考察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据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卫士李家骥回忆，当年毛泽东在离开莫斯科回国途中，每下车访问一个城市，就去参观工厂，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那么兴奋，不断地向工厂负责人询问工厂的情况。他一面询问，一面思索着。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回国到达沈阳时，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他的访苏观感：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他们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快地发展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33]
苏联的建设历史，引起了毛泽东这么浓厚的兴趣，这不是偶然的。建立一个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新中国，这是毛泽东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34]十月革命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不是很弱小吗？然而今天的苏联却有了许许多多大规模的工厂。从苏联的建设历史中，毛泽东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虽然还很落后，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中国会很快地发展起来，也会像苏联一样，有自己的大工业。这对于正在领导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吸引力，这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清楚。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新的中苏条约对旧的中苏条约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新条约第一条就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对于防止侵略战争，保障两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很快就被历史所证明了。
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这一条，对于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经济处于十分困难情况下的中国来说，极为有利。
此外，新条约还特地增加了这样一条：“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它规定：第一，“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第二，“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第三，“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
双方还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公告宣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35]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结果表明，尽管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双方谈判过程中间，出现过一些曲折和不愉快的事情，但这毕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它们在根本利益上和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从总体上说，这次谈判是在友好的、互利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因而取得圆满的结果。当时连西方国家的舆论也承认，中苏条约的签订，成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中苏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和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在讲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36]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地评价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37]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他一九四九年六月提出的“一边倒”方针的成功实践。“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的。邓小平曾经说，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并且认为，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对我越有利，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38]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把出访苏联看做是一件大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付诸实现。
“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决不意味着处处事事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更不是去作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
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方针之前，还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另起炉灶”，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春提出来的。同年三月五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39]
对于这个方针，周恩来作过很好的说明：“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40]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一二月间同米高扬的谈话中首先提出的。随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个方针就被正式确定下来了：“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41]
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也作过很好的说明：“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42]
毛泽东善于用形象、生动又通俗的语言，概括和表述自己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用“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述他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外交思想，就是一个例子。这三句话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导作用的基本方针。
注释
[1]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抄件，1949年11月8日。
[2]王宪举：《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首次透露50年前中苏建交经过详情》，见1999年9月8日《光明日报》。
[3]柯瓦略夫，即柯瓦廖夫，当时是在中国的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
[4]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稼祥电，手稿，1949年11月9日。
[5]菲里波夫，即斯大林。
[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毛泽东修改件，1949年11月12日。
[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9年11月25日。
[8]194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
[9]毛泽东在1950年1月3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支付，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
[10]毛泽东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内容，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11]通常译为费德林。
[12]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49年12月18日。
[13]刘少奇起草的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名义给毛泽东的电报，手稿，1949年12月21日。
[14]［俄］冈察罗夫：《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
[15]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49年12月25日。
[16]毛泽东在1944年4月9日给陈毅的信中曾说过：“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17]毛泽东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18]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14日至16日。
[19]1950年1月3日《人民日报》。
[20]毛泽东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2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40页。
[2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40页。
[23]转引自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手稿，1950年1月19日。见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24]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手稿，1950年1月19日。见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25]毛泽东同斯大林第三次会谈内容，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26]周恩来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手稿，1950年2月8日。
[27]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1月25日。
[28]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1月31日。
[29]《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1950年2月。
[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23日。
[31]毛泽东在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27日。
[32]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
[3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3月3日。
[34]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07页。
[3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8—123页。
[36]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4月10日。
[3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67页。
[38]《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34页。
[3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4页。
[4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85—8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5页。
[4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8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