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生来源、素质及教学成绩

该校学生大都是到接近敌占区的地方招收的，我知道该校曾先后派员到山东、河北、安徽阜阳、浙江金华去招生，所以该校有山东总队、河北总队、浙江总队等名称。据说这是与敌人争夺青年，训练完成后利用他们的家乡观念也有利于反攻。但当时敌占区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展工作，进行活动，所以其实际是在与党争夺青年。招收的学生，预定是要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而当时高中学生是大城市较多，小城市极少。招收的名额既多，招生的人员又不敢深入敌后进行工作，当然不可能全部录取高中生。为了充数，取录学生的文化程度极不等齐，教学上自然产生一些困难。再加以下列原因，教学成绩并不好。

（一）人事上的矛盾及制度上的关系。胡宗南对该校人事颇为重视，确也罗致了不少的人来为他办学，但因其重队职人员，轻教职人员，因而在人事上产生极大矛盾。凡该校队职人员，不仅容易调到部队任带兵官，而且大都是升级或升职录用。如该校总队长胡长青、顾葆裕、许良玉等都是调任师长，一些大队长也是调任副师长或团长。至于教职人员能改调同级队职，已经算是升职了。少数外调部队的，不是任幕僚也只是任同级职务，从未听见有升级或升职录用的。加以在制度上不是以行政保证教学，而是以教学受命于行政，因而担任队职的大都是趾高气扬，不仅对同级教官瞧不起，甚至对比自己级别高的教官也不放在眼里，对自己级别低的教官当然更不必说了。教职人员则大多心存自卑，甚至垂头丧气，满腹牢骚。同时队职人员（除区队长外）一般多少要从学生身上刮一点，生活也就比较好。教职人员则仅靠一定的薪饷过活，当时物价波动又大，生活也就较差。相形之下，教职人员更不安心，这样自然影响教学质量，影响教学成绩。

（二）作风上的原因。从以上介绍的一些情况，不难看出胡宗南是重表面而不务实际的。上述学校许多建设设施，如平操场，修筑射击场、演习场，整理道路和驻地环境等，都是由学生来担任。抗战以后，学生在校时间，已由三年缩短为两年，三年的课程以两年来完成，已经感到时间不够，再加上这许多劳动的耽误，自然更难保证教学质量。不仅如此，胡宗南还把该校作为他对外宣传、炫耀的工具，凡有大员经过西安时，他一定请他们到该校参观。甚至不该享受阅兵礼节的，他为了显示该校的组织庞大，人马众多，也要举行阅兵来表示欢迎。如1941年朱家骅（是当时国民党的教育部长还是中央党部宣传部长，我记不清了）经过西安时，他就是这样进行欢迎的。除大员们外，有代表团或中外记者到西安，他也要请去参观。如1941年一批美国记者到西安，他就请去参观过。他这种作风，自然下级有极大反感，参观既频繁，遇有参观时，甚至不惜停训整理道路，整理环境，准备欢迎。这样自然难按计划进行教学，自然影响教育质量。

（三）生活上的关系。当时驻陕西的部队既多（计有第一军、三十六军、五十七军、七十六军、九十军等），学校也多（除七分校外，尚有西北游干班、军令部西北参谋班、战干第四团等），粮食供给不可能供应面粉，因而对七分校的供给大部分是发麦子由单位自磨。队职人员对这件事极表欢迎，因当时规定每百斤麦子磨面75斤，他们尽量磨成连麸粗面，每百斤麦子可磨到90斤，即每百斤可中饱15斤。但却苦了学生，既多了运麦子、磨面粉的劳动，而吃的还是麸子粗面。同时因有许多部队驻在王曲周围村镇，燃料也成问题，要靠学生到终南山打柴解决。当时学生待遇既低，而物价波动又大，队职人员又从中中饱，因而学生生活过得很差，生活既差，劳动又多，自然影响学生安心学习，影响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