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第一节 校史杂说
冯友兰：京师大学堂
现在讲北京大学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清朝的慈禧太后篡夺了政权以后，把光绪皇帝在变法的时候所行的新法都作废了，只有京师大学堂继续存在下来。这也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纪念品吧。我跟着父亲在崇阳的时候，在他的签押房里看见过当时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用木板红字印的，有好几大本。当时我什么也不懂，只记得在分科之中有一科叫“经科”。每一种经都有一个学门，例如“尚书门”、“毛诗门”等。在本科之外，还设有通儒院，大概相当于西方大学的研究院吧。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学大臣管理。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朱偰：北大三阶段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已有50年的历史。在这50年中，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1898年到1916年蔡元培长校为第一阶段，名称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
（二）从1916年蔡元培长校到1927年张作霖派刘哲改组北大为第二阶段，名称从北京大学又改为京师大学。这10年中，是旧北大的全盛时期。
（三）从1927年复校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段，名称从北京大学院又改为北京大学。这一阶段中经过抗日战争，学校迁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
沈尹默：6万两的存折
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章惇士大约是秘书长，颇专权，因严复抽鸦片，示其辞北大校长职。严复之被赶，抽鸦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学不服教育部管。严复之一向不服教育部管，也不仅仅是他的来头特别大，而是他有一个6万两存折在手中，这个存折是东清铁路股票，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这个存折相沿在京师大学堂校长手中，蔡元培、章惇士到教育部后，就要严复交出这个存折，被严复拒绝，教育部必得之而甘心，因此，示其辞职。
这个6万两的存折，其实是空的，一个钱也没有。我后来听道胜银行买办沈吉甫谈起这件事。他说：“这笔存款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当年清室曾投资6万两于东清铁路，这笔款子由某王公经手，但被那个王公吞没了，拿了道胜银行一个存折，钱并没有交。道胜银行碍于清室的面子，不好否认是空头存折，但要去取钱是取不到的。”虽然是空头存折，严复却可以凭他的面子去几家银行押款。北大在严长校期间，确也仗了这个存折解决了一些经费上的困难。这个存折的内幕，当时的教育部并不晓得。何燏时代理校长后，教育部也命其交出存折，而各科学长不同意，鼓动学生反对。以后，这个空头存折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我和北大》
冯友兰：蔡元培任校长
1916年春天，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是清朝的翰林，后来弃官不做，到德国去留学，通德文，翻译了一些书。用“兼通新旧，融合中西”这个标准说，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吴汝纶所不能比拟的。辛亥前后，他也奔走革命。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孙中山让位后，蔡元培又担任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代表，来北京催促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社会上无论哪个方面，都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来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通告说：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沈尹默：蔡元培之长北大
蔡元培之长北大，皆出于沈步洲之策划。天下事说来也怪，沈步洲为什么要作此策划呢？原来，沈和他的好友胡仁源发生了矛盾。据说，胡平日语言尖刻，在开玩笑的时候，得罪了沈步洲。沈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所以欲谋去胡而后快，他就抬蔡元培来，通过教育总长范源濂向北洋政府推荐，蔡先生为海内外知名之士，沈给出蔡来长北大，当然振振有词。北洋政府对办什么大学并不感兴趣，但是大学之为物，外国都有的，中国也不能没有，且蔡元培这块名流招牌也还是有用的，范源濂一推荐，当局就首肯了。
那时，我曾在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兼课，医专的校长是汤尔和。有一天，我到医科学校上课，汤尔和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看沈步洲这个人荒唐不荒唐，他要蔡先生来当北京大学校校长。你看北大还能办吗？内部乱糟糟，简直无从办起。”我回答说：“你以为胡次山（仁源）在办学校吗？他是在敷衍，如果蔡先生来办，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汤说：“呀！你的话和夏浮筠一样，他也认为蔡先生可以来办北大，既然你们都认为如此，那我明天就去和蔡先生讲，要他同意来办北大。”
夏浮筠和蔡元培在德国同学，夏回校较早。严复长北大时即来北大，浮筠和尔和是同乡，很得尔和的信任。果然，汤尔和去见蔡元培，极言北大之可办。蔡先生之同意出长北大是否即由汤之一言，我不得而知，但总之，蔡先生在1917年1月就到北大来当校长了。
《我和北大》
冯友兰：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这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其目的也是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叫他们在大学中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当时的具体办法之一，是民主选举教务长。照当时的制度，校长之下，有两个长：一个是总务长，管理学校的一般行政事务；一个是教务长，管理教学科研方面的事务。蔡元培规定，教务长由教授选举，每两年改选一次。我在北大的时候，以学生的地位，不很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究竟是怎么个治法。后来到了清华，以教授的地位，才进一步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的精神。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为学术而学术
在清末民初，人们还是把学校教育当成为变相的科举。哪一级的学校毕业，等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人们都有一个算盘。学术成了一种做官向上爬的梯子。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针对着这种思想而发的。他当了北大校长以后，虽然没有开会宣传“不做官”的原则，但从他的用人开课这些措施中间，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学生们逐渐知道，古今中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些人。就中国的历史说，那些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在做官的余暇做学问的。他们都可以说是业余的学问家，学问的爱好者，虽然是业余做学问，可是成功以后，他们的成绩对于国家、人民和人类都大有好处。学问这种东西也很奇怪，你若是有所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无所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来了。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翟俊千：改革课程编制
北大在1916年以前，胡仁源校长时期，课程编制大致因袭京师大学堂旧制，各科功课均系硬性规定，不能随意选择。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后，经过重大改革，课程编制焕然一新，所有科目分为必修基础课与选修课两类。实行学分选修制，学生自由选课，实质上可起“自由择师”的作用，这就可以促进教学。因此，凡是学有专长、精益求精的教授，无不受到学生的欢迎；反之，学问停滞不前或思想落伍的，就不免相形见绌。另一方面，同是名师，只因治学方法不同，或学术专业有异，学生从师亦有选择余地。当时学生中曾有过这样一个印象：黄季刚（黄侃）、钱玄同两位教授同出国学大师章太炎之门，亦同富有精深造诣，但黄是恪守师说，研精阐微；钱则在师承中深入浅出，时有新义。学生对此亦可结合个人情况选修功课。又如逻辑一课，任教者多人，教法各有不同，学派亦有差异。章士钊讲逻辑，引用周秦诸子名家学说，论证近代逻辑，援古证今，引人入胜，从学者众。总的来说，学分选修制推行后，自由讲学盛况空前，各科系名师硕学济济一堂，顺应潮流者精进不已，违反潮流者销声匿迹。一贯跟随康有为宣传孔教的陈焕章亦只好在课堂中偃旗息鼓，在讲中国史时，就史讲史，不能借题发挥。清王朝覆亡后，仍然拖着辫子的辜鸿铭也只能就自己专长讲解英国古典文学。讲得好的，对学生仍然有利。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沈尹默：向政府提要求
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您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蔡说：“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
我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我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我和北大》
千家驹：六年更名三次
我1926年秋进入北京大学，1932年夏在北大经济系毕业，前后共六年。这6年是中国政局大动荡时期，也是北京大学的大动荡时期。1926年北京还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之下，先是段祺瑞的执政府，后来张作霖组织了安国军司令部。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国民党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北大也经历了它艰难的历程，从北京大学改为京师大学文科与理科，再改名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最后恢复为北京大学。六年中，校名变更了三次，这也说明了它所走过的坎坷的道路。我进入北大时，它早已成为强弩之末，所谓中国的“最高学府”也者，其实是名不副实，只不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罢了（这句话是蒋梦麟校长一再引用的）。我就在这风雨飘摇的北京大学，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我在北大》
沈尹默：迁校风波
五四运动时，胡适以“革命”为幌子，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幼渔、玄同、士远、大齐等人正在商量事情，胡适、罗家伦、傅斯年进来说：“我们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我们回答说：“这件事太大了，要商量。”罗家伦和傅斯年接着说：“搬上海，要选择哪些教员，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们去。”我们一听，这是拆伙的打算，不能同意，因为弄得不好，北大就会分裂、会垮台。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7时开评议会讨论。开会之前，我们要沈士远去看胡适，告诉他，搬上海，我们不能同意，评议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迁上海。胡适就来找我，他说：“以后北大有什么事情，你负责！”我说：“当然要负责，不能拆北大的台。”
《我和北大》
朱偰：北大的三派文风
以当时北京大学的文风而论，大约可分为三派：
第一派竭力提倡骈文，以黄季刚、刘师培为代表。黄季刚名侃，是章太炎的学生，他为文必效法郦道元、杨衡之，做诗必取法颜延年、谢灵运，说“颜谢之术，乃五言之正轨”。他当时在《中华新报》上发表的一些诗文，完全是模仿这四家。刘师培字申叔，在旧中国文坛上颇擅盛名，他完全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为文好用古字，也写骈文。
第二派竭力提倡古文，以姚仲实、陈石遗为代表，姚氏是安徽桐城人，自以为文章正宗，更提倡桐城派的古文。
第三派则主张骈散不分，以为文章本来面目是纯乎自然，只要说理畅通，描写生动，可以用散文，也不妨参用一些骈句。持这一派主张的人较多，先父朱希祖当时为北大文科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在1917年11月5日日记中写道：“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
选自《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
沈尹默：蔡先生离职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有一天早上，我到学校，黄幼轩（蔡的郎舅，在北大当会计）跑来告诉我，蔡先生走了。我大惊，和幼渔、玄同、作人等计议。幼鱼问：“怎么办？”我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学校要靠我们大家维持下去。大家想想这话对，就开评议会商量。这时候，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
《我和北大》
王道元：蔡校长飘然下野
蔡校长领导之下的北大，可视为大学的再造，或者中兴，殆非过誉，实至名归，理固不爽，然古语有云“道高毁来，德修谤兴”，亦事所难免。那时徐世昌任大总统，他看到了政府官僚们对蔡校长时常加以非难，反假惺惺地不断周旋，且约请蔡到总统府会面，共筹国是，并曲表慰劳之意。阳为联络，阴实嫉之，去之唯恐不速，但不敢明目张胆公然免职而已。他们也了解到蔡元培是知机勇退的人，用不着过事排挤，自然而然地就可能达到目的。殊不知薪尽火传，燎原的火苗，早已播种下了。蔡校长果然不动声色，毫不犹豫而飘然下野，落一个洁身而去。当时伴送同行的，即北大庶务段宗林。蔡在赴上海途中，寄北京政府辞职书，并致函蒋梦麟，暂行维持校务。消息大白，一时各大学学生奋起挽留蔡校长的运动，迫使徐世昌用明令恳切挽留，教育部傅增湘亦自动辞职而去。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朱偰：辞职启事
5月8日晚上11点钟，忽然传来急报，大概是不利于蔡的消息，又说徐世昌已下惩办学生的命令。蔡遂于第二天一早只身出京，在报上留一启事道：
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迄可不休，我愿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这个启事短短几句话，传遍了全国，蔡的声名益大，学生的挽留益坚。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
梁漱溟：文理为基础
蔡先生一向主张办大学要以文、理两科为主，所有其他法、商、工、农、医等科都是在这两科学术基础上的发挥应用。故而，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其任务全在把文理两科办好。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陈仲瑜：各科都来了新教授
文科在当时原来就是质量较好的，如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朱宗莱、马叙伦、马裕藻、陈大齐、陈汉章、杨敏曾、周作人等等，本来已是旧学既好，思想又新，自从新聘陈独秀为学长以后，胡适、刘半农、梁漱溟、陶孟和及李大钊等都陆续来校。1920年，周树人亦来任教中国小说史。理科也新聘了许多新的专家，并大力增添实验设备。理科的地质系与北洋政府的地质调查所合作研究，1920年又在校自设了地质研究所，很有成绩。当时三位重要教授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都在地质学方面有相当的国际地位。法科方面原是校中比较陈腐的一科，教员多是正牌老爷，很多是司法界的现任官僚。如司法部大理院一些高级官吏，有的就很爱在大学里教几点钟课，来装点其学者门面。教的讲义，年复一年都用的是老稿子，到了堂上，像小和尚念经或留声机放唱片，照本宣读，一字不改。有时竟写上整个钟头的黑板，叫学生照抄。但也有还算不错的，如余荣昌的民法、左德敏的刑法和何基鸿的法学通论。法科经过整顿以后，也增加了生力军，添聘一些新教授，如周鲠生、燕树棠，便都是当时法科的新台柱。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刘元功：首开女禁
1920年春，北大首先开放女禁，招收女生。率先应招来北大学习的是王兰（当时北大在校学生王昆仑的胞妹）和邓春兰两位女士。她俩在哲学系作旁听生。后来又来了赵懋云、赵懋华两姊妹以及奚贞和另外一个女士（忘其姓名），分别在哲学系、英文系和中国文学系旁听。依照当时校方的规定，先让她们作旁听生，一俟学期测验及格，即转为正式生。暑期测验的结果，奚贞和我忘记姓名的那位女士考试及格，分别转为英文系和中文系的正式学生，王、邓和二赵仍在哲学系作旁听生。后来旁听的女生续有增加，正式女生亦续有增加。
《漫谈北大》
范体仁：招收女生
五四运动后，一般中等学校毕业女生要求投考一般大学的很多。当时少年中国学会出版的《少年中国》月刊编辑李大钊、王光祈等，先后主张北京各大专院校开放，招收女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应女生要求，于1920年准女生王兰、奚贞等四人在预科及本科旁听。于1921年正式招收女生。那时北京顽固派先后在《公言报》《顺天时报》著编反对，认为：“男女青年正当性欲初开之时，没有很高的修养，容易冲动，有伤风化。而且由于男女中学校数额相差悬殊，中等学校女生不及男生半数，即大学招收女生，势必远不如男生之多，则男女生交际对象极不平衡，势将因追求女友，竞争激烈，荒废学业。”
《北京国立七校招收女生的创举》
刘元功：率先有了女教师
北大有了女生后，接着又率先有了女教师。聘请留美学历史学的陈衡哲（任鸿隽夫人）为西洋史教授，聘请曾留学美国的刘廷芳夫人为女生指导员，聘英人克拉克夫人（克拉克是当时英文《北京导报》的主编人，同时也是北大教西方戏剧的教授）为西方小说教授。杜威来中国讲演时，又聘请和他同来中国的第二个女儿为西洋文明史的教授。
《漫谈北大》
刘元功：授予名誉学位
五四运动以后，北大曾有一次授给外国学者名誉学位的举动，这一举动不但是北大仅有的一次，也是旧中国仅有的一次。约在1921年春，北大举行了授给杜威、班罗卫、芮恩斯三个人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当时杜威正在北京讲演；班罗卫曾做过法国国务总理，是法国有名的数学家，当时正留居北京；芮恩斯曾长期做过美国驻中国的公使，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也有几本著作。举行仪式的那天，北大简陋的大礼堂，布置得整整齐齐，台上还有鲜花台布等，这在当时校舍零乱的北大来说，已经是够美观的了。开会铃声一响，北大女教授陈衡哲和女生指导员刘夫人走在行列前头，引导着杜威、芮恩斯、蔡元培校长、蒋梦麟教授等鱼贯而入并登上了讲台。那天陈衡哲身着颜色清淡的女西装，举止安娴，风度典雅，颇露出女学者的气魄；刘夫人身穿绣花缎旗袍，腕戴金镯，耳垂玉环，带有贵夫人的气度；蔡校长平时穿长袍马褂，一向不穿西服，那天却穿着新西装，神采奕奕，气象从容。由蔡先生先致开会词，由蒋梦麟译成英语，旋由蒋梦麟介绍了杜威在哲学上的著作和成就、芮恩斯在政治上的著作和成就，以及他们同中国的亲密关系，遂即当场分别发给名誉学位证书，最后由杜威、芮恩斯致答词，芮恩斯的答词系用中国语讲的。北大男生和女同学同班学习的时候，已感觉很新鲜，此次又见到男女教师混合出现在授给外国人学位的仪式中，顿觉恍惚迷离，仿佛置身剧场，看演话剧。
《漫谈北大》
高兴亚：讲义费风波
当时的北大，对军阀统治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坚持反对态度的，所以每次爱国运动，北大学生没有不参加的。因此，一般人以为北大团结对外，内部是不会发生风潮的。可是1922年春季开学时，爆发了一次讲义费风潮，轰动全校，僵持三天没有上课。发生的原因是，北大印发给学生的任何讲义，向不收费，蔡元培自欧洲回校后，主持了几次教授评议会，忽然宣布本校经费支绌，自本学期起，讲义开始收费；每一页讲义，一律收费一分。既没有说明经费支细的情况，也没有将讲义分别征费。各种讲义的印刷和价值，本来是极不相同的。理科书籍价贵而难买，外文系书籍稍次，这些系的同学对于征费和价格问题，一般争执不大；反对最激烈的是法学院。理科及外文系的讲义，印刷较精（都是铅印），纸张较好，甚至有用道林纸印的；法科的讲义则不然，大都是用土纸、油印，油印的字较大，容纳的字数少，每一种讲义达数百页之多，即需纳费数元，比一般书价贵得多，也是很多学生感到不平和难于负担的。所谓不平，即道林纸精印的一页与土纸油印的一页，成本不同而取费同为一分。法科书籍本来较便宜而易买，理科和外文书籍较贵而难买，现在反而比法科的讲义便宜得多。法科的讲义，多数都用油印，本来早为法科同学不满，现在这种不合理的征费办法一公布，更引起愤愤不平。法科同学的人数较多，因此反对征收讲义费的风潮，在法科首先发动，顷刻波及全校，其他各系的穷苦同学也相继响应。讲义不纳费，总是一件减轻学生负担的事，其余的同学也就附和或中立，全校都无形罢课，形成一致反对讲义收费的局面，没有一个持相反主张的人。
学生提出反对的理由：1.收费太贵，学生不能负担；2.待遇不平等，各种讲义不分，取费一律，领取纸质差的讲义者需多负担；3.学校的预算中列有讲义费，现在征费，是否有人企图中饱私囊；4.收讲义费是与贫苦同学为难。蔡元培在两天的罢课中，了解了现实的情况，承认征收讲义费的决定太冒失、太粗率，以至于办法不合理。于是在罢课的第三天，宣布接受学生的要求，仍然免收讲义费。
《北大拾零》
高兴亚：限制经费
为什么讲义忽然要收费呢？后来才听说，北大的经费，每年额定为72万元，北洋政府为了对大、专学校施加压力，以不发或少发经费来限制国立八校，欲使各校驯服或垮台。当然，北大首当其冲，政府每年对北大经费都有积欠。因此，北大想摆脱这种压力，对内的预算与对外不同，将每年支出的最高限度，压为不得超过50万元；而且想从中积累达到可以自行支持（政府不发或欠发经费时）8个月至1年的经费。于是，便打算从学生身上想一些办法，预计只有讲义征费的收入额较大，便贸然一下决定了，并未详细考虑学生的负担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同时，也没有把校方要征费的原因明白宣布，即使不愿让政府知道内幕，也该分别在各科、院、系内作小组的传达。校方并未如此办，而征费又不合理，既不平等又价格太昂，以致酿成全校罢课的大风潮。
《北大拾零》
高兴亚：自请开除
讲义费取消，风潮马上平息了。可是还遗留下一个问题：风潮中出头闹事的学生怎样处理？教授评议会中一部分人认为这次风潮，大大有损北大的校誉，非严办不可。即必须开除学生，并决定了开除10名。蔡元培认为收讲义费，校方考虑不周，也有应负的责任，不能完全归罪于学生；如开除这么多学生，势必再引起风潮，并不足维持校誉。维持校誉的方法，不在乎开除学生。评议会再三争执，最后让步了，但仍力主必须开除一名学生，作为象征性的处罚。在评议会与蔡争执时，学生中不免有人暗暗揣测，情绪波动。那些自揣在风潮中曾有过激言行的同学，有的痛哭流涕，甚至去向校长声明忏悔，恐怕被开除。到评议会力主必须开除一名而未决的时候，有一位法文系的同学冯省三挺身而出，自愿作为牺牲的羔羊。他说，我是一个穷学生，我反对讲义费最力，是首先发动风潮者之一，我自请开除，以解决学校的纠纷和同学的不安。当时蔡元培还主张一个学生不开除，冯已自行卷起铺盖离开学校了。本来我并不认识他，当他在红楼贴出告别书时，我不禁感到凄然了。讲义费风潮至此，才完全结束了。
《北大拾零》
郑天挺：要不要考试
1922年前后，许多同学在《北大日刊》展开考试问题的讨论，主张废止考试，并向学校提出要求。随后蔡先生也在日刊上作了答复。蔡先生认为，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学校有责任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没有考试就无从考核，也就难以发给证书，所以原则上不参加考试只好不发证书。于是这一讨论终止了。记得只有朱谦之声明毕业不要证书，也不参加考试。他确实这样做了。
《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
千家驹：教授星散
1926年4月，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进入北京，从此北京便处在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的铁蹄之下。张宗昌一占领北京，即以“赤化通敌”的罪名枪毙了《京报》社长、进步报人邵飘萍；8月间又枪杀了《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北大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教授，有的早已南下，参加广东革命（如陈独秀、徐谦、顾孟余等）；有的隐蔽起来（如李大钊避居在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内）；有的准备离京（如鲁迅应厦门大学之聘，是年冬离京南下）。有些学有专长、不问政治的教授则为教会学校（燕东大学、辅仁大学）所罗致。因为北洋军阀政府长年积欠教育经费，教职员每月只能领到二三成薪金。在这种情况下，哪还谈得上办教育！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非常失望。
《我在北大》
千家驹：合并国立大学
1927年8月底我回到北京。在这短短的两个月内，北京大学已经面目全非了。北京自张作霖组织大元帅府以后，任命刘哲为教育总长。这个奉系军阀走狗，所谓东北“元老”的刘哲把北京原来八个国立大学合并为一个京师大学，并自兼校长。北京大学第一院改称京师大学文科，第二院改称理科。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聘请前清遗老江瀚担任。江瀚是前清的四品官，忠于清室，不过人很正派。据报载他是刘哲的老师，刘哲对他“颇为恭顺”，江瀚亲自对我们说过：“恭则有之，顺则未也。”
《我在北大》
李九魁：澡堂坍塌
1934年秋天，有几个学生在学校浴室里洗澡，正洗得高兴，忽然房顶整个塌下来，把几个学生都砸死了；同学们表示哀痛，开追悼会，领导人一个也不到场，表示满不在乎。这是北京大学领导人“自由散漫”的又一个具体事例。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千家驹：北大是中国的缩影
北大是中国的缩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多少党派，北大学生中便有多少党派。所有的政党，无论是进步的、保守的、反动的，都可在北大师生中找到它的信徒，都有它们的公开或秘密的组织，这怕是任何大学都不会有的。
《我在北大》
第二节 校长，老北大之魂
冯友兰：海外留学生的起立
一直到1913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蔡元培）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旧学生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我们每人都拿出来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有一个久在北京教育界做事的留学生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的恭敬，说明大家真是佩服蔡先生。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管学大臣张百熙
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学生们传说中的管学大臣是张百熙。他可以说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对北京大学有贡献的一位校长。据说，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就请吴汝纶为总教习。当时新式学校的教师都称为教习，总教习就是教习的领导。我不知道总教习的职务有什么明文规定，据我推测，他并不相当于后来大学中的教务长，因为教务长主要是管教务行政，而总教习是管学术方面的事，约略等于现在大学里管业务的副校长。
吴汝纶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当时所谓旧学的一位权威。他也懂得一点当时所谓新学；严复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他是一位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他在直隶（今河北）做官，在地方上办了些新式的学校。张百熙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表明了张的办学方针。据说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曾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吴汝纶不见。后来一天，张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站在吴汝纶的门外（一说是跪在卧房门外）等候相见，吴汝纶只好答应了他的邀请。但是吴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张百熙答应了。不料吴汝纶从日本回来以后，不久就死了，竟没有来得及到京师大学堂就任。吴虽然没有到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却传为美谈，我们学生听了，都很感于张百熙礼贤下士、为学校聘请名师的精神，和吴汝纶认真负责、虚心学习的精神。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陈仲瑜：说中文还是英文
预科学长徐崇钦是基督教徒、留英学生，继承了前校长严复的遗风，满口英语，不论上课或召集同学报告谈话，总不说中国话。我当时很是气愤，常常纠合本班及法文班同学表示不满。但徐崇钦始终不肯改变作风，而更遗憾的是很多英文班的同学自以习得英语为荣，反而拥护徐崇钦，说这是练习英语的好办法。1917年校长胡仁源去职，蔡元培继任，锐意整顿，学风不变。他第一次到预科召集学生训话时，学长徐崇钦主席，照例仍是一串流利的英语报告开会宗旨，把蔡校长如何德高望重、学识冠时等等吹捧一番以后，蔡校长讲话首先就说，要研究世界的学问，外语的确应当重视，但我们自己人相互之间讲话，还是讲中国话恰当一些。此时我们德法文班同学都拼命鼓掌欢迎，而且有喊好的，弄得徐崇钦很难为情，以后慢慢他也常说中国话了。
沈尹默：把《新青年》搬到北京
1917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来募款的。”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我和北大》
郑天挺：真实的“兼容并包”
蔡先生1917年到北大做校长，提出“兼容并包”。大家常举辜汤生（辜鸿铭，文科英文门教授，复辟派）、刘师培（刘申叔，文科国文门教授，帝制派）为例，这当然是事实，但容易被人们误解兼容并包只是包容反动落后的人物。其实，这只是蔡先生兼容并包的一个小角，而且是极小的小角。
过去中国学术上流派很多。经学有今、古文学派的不同，蔡先生同时聘请了今文学派的崔适（他的《论语足征记》《史记探原》均在北大出版），也聘请了古文学派的刘师培。在文字训诂方面，既有章炳麟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宗汉魏的黄侃。在政法方面，同时有英美法系的王宠惠，也有大陆法系的张耀曾。其他学科，同样都是不同学派兼容并包。这是蔡先生在北大兼容并包的较多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蔡先生一到北大，就请全国侧目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做文科学长（相等于文学院院长）；这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新兴起，蔡先生就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这种安排，震撼了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欢呼拥护。李大钊到北大，是蔡先生请来的；李四光到北大，是蔡先生请来的；胡适到北大，也是蔡先生请来的。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北大就请他用《逻辑》开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当时，很少学校开设世界语课程，北大开了，并附设了世界语讲习班。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北大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教授相当多，其中不少人和蔡先生并不相识，而是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请来的。这是蔡先生兼容并包在北大的主要表现，也是最了不起的一面。我想，北京大学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新思想新科学队伍的最前面，未始不发轫于此。
《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
沈尹默：连襟的监视
蔡先生到北大后，尽管我们帮他的忙，但教育部袁希涛对蔡很不好，遇事掣肘。袁是江苏教育会系统黄任之的左右手，时蒋维乔亦在教育部，他们就派教育部的秘书、蔡元培的连襟陈任中每天上午11时挟着皮包坐在北大校长室监视蔡先生，遇事就横加干涉。蔡先生曾经很不痛快地对我说：“这真是岂有此理，连我派的管账的人（黄幼轩）他们都要干涉，并且派陈任中监视我，干涉学校行政。”
《我和北大》
冯友兰：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那时我的兄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屋里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先生气象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高平叔：蔡先生遭嫉忌
事实上，蔡先生自长北大，容纳新潮，大倡改革，久为北洋军阀政府所嫉忌，早欲去之而后快。五四运动爆发后，反动政府即主严办学生，解散大学。据说政府会议时，傅增湘曾为蔡先生辩解，钱能训怒曰：“汝谓蔡鹤卿校长地位不能动摇，假如蔡死则何如？”言外之意，显然是阴谋暗害蔡校长，摧毁北大，瓦解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的蔡元培先生》
周作人：古怪的翰林
蔡孑民名元培，本字鹤卿，在清末因为讲革命，改号孑民，后来一直沿用下去了。他是绍兴城内笔飞弄的人，从小时候就听人说他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没有艳闻的知识人
蔡元培他的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做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做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寿先生的赞语
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90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下，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这些赞语或者不免有过高之处，但是他引庄子的话说是纯纯常常，这是很的确的。
《北京大学感旧录》
周作人：阿世
蔡元培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有人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排斥旧的意思，旧的方面却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报纸上也有反响，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来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孑民，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独秀、胡适之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氏恼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迫压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郑天挺：“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同学请蔡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坚定的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可以看出蔡先生在大问题上的不妥协。
《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
千家驹：匿名送支票
1933年春，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由，开除了靳瀛等九位同学。这时我早已毕业，吴廷璆也东渡日本，非常学生会群龙无首，陷于瘫痪状态。九位被开除的同学，每人都接到一封匿名信，内附支票300元，信中说：他对被开除的同学非常同情，谨送大洋300元作为用资云云。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三九二十七，这2700元大洋（尚未实行“法币”），决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地下党很穷，不可能，也无必要送此巨款，社会上也不念有此急公好义的人士，况且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被开除同学的姓名住址。这真是一个谜。经我们多方分析研究，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继续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采取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
《我在北大》
王廷林：胡适的高收入
胡适的正式职务是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另外还兼着几个重要职位，如“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太平洋学会”等都有他的位子。有人估计他的收入每月两千至三千元。他在地安门内米粮仓库胡同有宽敞雅静的私人住宅，有最时髦的私人汽车，生病要住协和医院的高级病房，理发要到北平高级理发馆——时代理发馆。
《北大见闻录》
王廷林：胡适的逃跑不抵抗主义
胡适是《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撰稿人之一，他公开鼓吹日本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中国人民的心。在一次讲课时，有同学问：“胡先生，北大的图书仪器南迁不？”胡适说：“你看过《打渔杀家》吗？”萧桂英说：“爹爹，这门还要锁吗？”萧恩说：“傻孩子，家都不要了，还锁这门干什么？”这段回答可看出胡适的逃跑不抵抗主义。
《北大见闻录》
王廷林：“打倒胡适！”
胡适排挤老教师，黄佩（《文心雕龙》专家）、吴梅（讲曲专家）、林损（专于古文）等先后都被挤出去了。胡还想把黄节（研究汉魏六朝诗专家）挤走，听说黄是汪精卫的老师，未敢动手。另一方面胡却安置私人，把“新月派”的几个成员都弄来北大讲课。在文、法学院中，大多数学生认为胡适浅薄不专，正在成为政客。法学院的学生喊“打倒胡适！”胡适上课时，听众并不踊跃。五四时期煊赫一时的胡适，到了30年代，每况愈下。
《北大见闻录》
李祖荫：胡适被赶下台
1934年秋季在第三院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那天天气晴朗，出席人数相当多。大礼堂内已经挤满，外面也站着许多人。到会的教职员有蒋梦麟、胡适、樊际昌、周炳琳、郑天挺、曾昭抡、戴修瓒、李祖荫等人。蒋梦麟主持大会，讲了一段法国“最后一课”的故事，作为开场白。主要目的是劝同学安心读书，不要过问国事。同学还克制忍耐，让他从容说完。他随即宣布请胡适之先生讲演，声音甫毕，在静寂中突然一声，有如霹雳，嘘声四起，加上喧哗，经久不息。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胡适身穿古铜色绸长袍，围灰绒围巾，双手握之，左右急剧飞舞，想压下这场想也想不到的下马威。只听他说：“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此言一出，如火上加油，轰轰然愤怒之声、叫骂之声，越来越厉害，胡适不得不从讲台上下来，抱头而去。从此以后，胡适就很少在北京大学公开场合里露面了。
《北京大学点滴回忆》
周作人：打油诗
我与蔡孑民平常不大通问，但是在1934年年间，却接到他的一封信，打开看时乃是和我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现在抄录在这里，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受韵》，诗云：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
（原注：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么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
（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而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码。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语，容吾一样吃甜茶。
（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他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谈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
《北京大学感旧录》
高平叔：学术自由
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他在复林琴南的信中，阐明了他在北大推行的两种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五四运动时期的蔡元培先生》
沈尹默：到底是书生
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的包围，这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财。到北大初期受教授们包围，如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蔡先生一生，也只有在北大的那几年留下了一点成绩，蔡先生曾云：“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成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我和北大》
沈尹默：师爷汤尔和
蒋梦麟原来是蔡元培的学生，后由黄任之送他去美国学教育，目的当然是为江苏教育会系统培养人才。蔡先生到北大后，增设教育系，在评议会提出，聘蒋梦麟为教育系主任，大家同意。就打电报到美国去，要蒋梦麟回来。不料过了几天，蔡先生对我说：“不好了，黄任之大发脾气，说我抢了他的人，那就算了吧。”其事遂寝，蒋梦麟由美归国后，我们也就不提此事了。
五四运动结束后，蔡先生离京，不知何往。北大评议会议决，派我和马裕藻（幼渔）、徐森玉（时任职北大图书馆）、狄膺（学生代表）到杭州去找汤尔和，目的是迎蔡先生回来。汤尔和因北京各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罢课，即回杭州。我们不知蔡先生的行踪，但肯定汤尔和是一定知道的，因此，直指杭州。
到杭州后，先由我一个人去找汤尔和，我一到门口，尔和就迎上来，说：“我咋天就知道你来了，蒋竹庄从北京来电报说：‘某某阴谋家到杭州来了，你要注意！’”我听了也不搭腔，先问他蔡先生在何处，他说：“我明天陪你去看蔡先生。”
翌日，尔和偕我到西湖上某庄子（大约是刘庄），见到蔡先生，正在谈话时，尔和走开了（打电话之类的事），蔡先生对我说：“很奇怪，尔和昨天来告诉我，你们来了，要我回去，但尔和劝我不要回去，我说，不回去怎么办呢？他说要蒋梦麟代替我去做校长，你说奇怪不奇怪。我对尔和说，当初评议会通过办教育系，要梦麟来，任之大吵，你现在要梦麟代我当校长，要通过任之才行。尔和说：任之昨天在杭州，现在到厦门讲学去了，不必告诉他了。你说怪不怪，当初不同意，现在连讲都不必和他讲了。”
总之，蔡先生就答应了。蔡先生对汤尔和如此信任，任其摆弄，我始终不解其故。和蔡先生见面后，尔和要我们回北京说：“蔡先生可以回来，但暂时不能来，由蒋梦麟代理。”北大诸人亦不知其故，就此了事。
《我和北大》
附：
历任校长及校长演说辞
北大历任校长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其历任校长列表如下：
清朝京师大学堂时期（1898-1912）
孙家鼐（1898年7月-1900年春）
许景澄（1899年7月-1900年7月）
张百熙（1902年1月-1904年2月）
张亨嘉（1904年2月-1906年2月）
李家驹（1906年2月-1907年7月）
朱益藩（1907年7月-1907年12月）
刘廷琛（1907年12月-1910年9月）
柯劭愍（1910年9月-1911年11月）
劳乃宣（1911年11月-1912年2月）
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1912-1916）
严复（1912年2月-1912年10月）
何燏时（1912年12月-1913年11月）
胡仁源（1913年11月-1916年12月）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1916-1927）
蔡元培（1916年12月-1927年8月）
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1927-1937）
刘哲（1927年8月-1928年6月）
李煜瀛（1928年6月-1929年1月）
陈大齐（1929年1月-1929年8月）
蔡元培（1929年9月-1930年12月）
蒋梦麟（1930年12月-1937年7月）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37-1946）
汤尔和（1939年1月-1940年3月）
钱稻孙（1940年3月-1945年10月）
傅斯年（1945年10月-1946年8月）
复原后的北京大学（1946-1949）
胡适（1946年9月-1948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汤用彤（1949年5月-1951年9月）
马寅初（1951年6月-1960年3月）
陆平（1960年3月-1966年6月）
周培源（1978年7月-1981年3月）
张龙翔（1981年5月-1984年3月）
丁石孙（1984年3月-1989年8月）
吴树青（1989年8月-1996年8月）
陈佳洱（1996年8月-1999年11月）
许智宏（1999年11月-2008年11月）
周其凤（2008年11月-2013年3月）
王恩哥（2013年3月-2015年2月）
林建华（2015年2月）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
（1917年1月9日）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任）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营营）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蒋梦麟：北大之精神
（北大25周年校庆演说）
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之事。这几年来，我们全校一致的奋斗，已不止一次了。当在奋斗的时候，危险万状，本校命运有朝不保夕之势；到底每一次的奋斗，本校终得胜利，这是什么缘故呢？
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这是说一个人能容，才可以做总握万机的宰相。若是气度狭窄，容不了各种的人，就不配当这样的大位。凡历史上雍容有度的名相，无论经过何种的大难，未有不能巍然独存的。千百年后，反对者、讥议者的遗骨已经变成灰土；而名相的声誉犹照耀千古，“时愈久而名愈彰”。
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和死了的一般。
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
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好驶飞艇才好！
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小胆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恐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个思想上的小胆鬼，被本校渐渐儿的压服了。本校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
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
胡适：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演说
北京大学今年整五十岁了，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欧洲最古的大学，如意大利的萨劳诺（Salerno）大学是一千年前创立的；如意大利的波罗那（Bologna）大学是九百年前创立的。如法国的巴黎大学是八百多年前一两位大师创立的。如英国的牛津大学也有八百年的历史了，康桥大学也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今年四月中，捷克都城的加罗林大学庆祝六百年纪念。再过十六年，波兰的克拉可（Cracow）大学，奥国的维也纳大学都要庆祝六百年纪念了。全欧洲大概至少有50个大学是五百年前创立的。
在12年前，我曾参加美国哈佛大学的三百年纪念；八年前，我曾参加美国彭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二百年纪念。去年到今年，普林斯敦（Princeton）大学补祝二百年纪念，清华、北大都有代表参加。再过三年，耶尔大学要庆祝二百五十年纪念了。美国独立建国不过是一百六七十年前的事，可是这个新国家里满二百年的大学已有好几个。
所以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怎么配发帖子做生日，惊动朋友赶来道喜呢！
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它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124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但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两千多年的高寿。自从我到了北大之后，我记得民国十二年（1923）北大纪念二十五周年，廿七年纪念四十周年，都是承认戊戌年是创立之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也可以把校史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始）。
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他在这区区五十年之中，已经过了许多次的大灾难，吃过了不少的苦头。他是“戊戌新政”的产儿，但他还没生下地，那百日的新政早已短命死了，他就成了“新政”遗腹子。他还不满两周岁，就遇着义和拳的大乱，牺牲了两年的生命。辛亥革命起来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民国成立的初期，他也受了政治波浪的影响，换了许多次校长。直到蔡元培、蒋梦麟两位先生相继主持北大的三十年之中，北大才开始养成一点持续性，才开始造成一个持续发展的学术中心。可是在这三十年之中，北大也经过不少的灾难。北大的三十周年（1928）纪念时，他也变成北平大学的一个学院了。他的四十周年（1938）纪念是在昆明流离时期举行的。
我今天要特别叙说北大遭遇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并且要叙述北大应付那危机的态度。
话说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国币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蒋校长和他的同事们费了整整八个月的工夫筹备北大的革新。我们准备九月十七日开学，全国教育界也颇注意北大的中兴，都预料九月十七日北大的新阵容确可以“旌旗变色”，建立一个“新北大”的底子。
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十七日，新北大开学了。蒋校长和全校师生都很高兴。可怜第二天就是“九一八”！那晚上日本的军人在沈阳闹出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事件，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我们北大同人只享受了两天的高兴。九月十九早晨我们知道了沈阳的大祸，我们都知道空前的国难已到了我们的头上，我们的敌人决不容许我们从容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那八个月辛苦筹备的“新北大”，不久也就要被摧毁了！
但我们在那个时候，都感觉一种新的兴奋，都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国难之中，工作最勤，从没有间断。现在的地质馆、图书馆、女生宿舍都是那个时期里建筑的。现在北大的许多白发教授，都是那个时期埋头苦干的少壮教授。
我讲这段故事，是要说明北大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实在有点志气，能够在很危险、很艰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奋斗。我觉得这个“国难六年中继续苦干”的故事在今日是值得我们北大全体师生记忆回念的——也许比“五四”“六三”等等故事还更有意味。
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祝他能安全地度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度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