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门外·大栅栏·牛街：谈政治也谈风月
王克昌：何孟雄战斗在宣南
北京早期优秀的共产党人、北京地委第一书记何孟雄在宣南留下许多足迹。如果问北京历史上第一次纪念五一节的宣传游行在什么时候？那是1920年，在李大钊领导下，五一那天，何孟雄率领七名北大学生分别乘两辆汽车，在大街上宣传五一国际劳动节。当他路经菜市口时被反动军阀非法扣押。在监狱里，他与反动政府斗争半个多月。这一年，他与毛泽东、杨开慧、缪伯英在菜市口西南侧千年古刹法源寺里，参加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的悼念活动。寺里悬挂挽联，摆放花圈。毛泽东为先生守灵，何孟雄极为悲痛地参与先生的丧事。法源寺附近有湖南会馆，何孟雄经常到这里会见湖南籍朋友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共商国是。当反动军阀张敬尧鱼肉三千万湖南人民时，他多次在会馆里与朋友研究驱张事宜。经过大家共同奋斗，驱张运动取得胜利。
1923年元宵节，何孟雄参与领导了学界反政府提灯大游行。队伍途经大栅栏、珠市口、香厂路以及南新华街时，遭到反动军阀的镇压，许多人受重伤，这是有名的元宵节流血惨案。何孟雄还多次在南新华街北高师（今师大附中）一带参加关于学生、工人运动的重要会议。二七大罢工遭到镇压失败后，北方一片白色恐怖。曾经领导二七大罢工的何孟雄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纪念二七烈士大会。并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讲演：“烈士们最大的本领是能领导数万工人与军阀宣战，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与军阀宣战。”大会推动了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
《宣南革命活动追述》
李金龙：名妓辈出的陕西巷
今陕西巷旧时为一等妓院的聚集区。清末民初时有南北小班十四家。其中以晚清名妓赛金花开办的怡香院为首，其房屋建筑及布局如今保存尚好。中西合璧式的二层洋楼和楼前两进的大四合院相得益彰，现虽分为前后两处民居，但结构布局变化不大。在赛金花之后，民初时这里又出了一位小凤仙。她是陕西巷云吉班内才艺双全胆略过人的名妓。小凤仙支持蔡锷将军反袁护国的斗争，一时传为佳话。
《八大胡同旧事概况》
汪建刚：收买议员交易所
我到京时，闻袁党拉拢议员的招待员和交际员已由200人增加到500人左右，就中各色各样的人都有，任你好清谈、好漫游、好嫖赌或好古董字画，他们均有人投其所好，引你“入胜”。妓女荟萃之区的八大胡同，成了袁党收买议员的交易所。汪菊友系参议员，他是任何交际场所都不愿去的，只有琉璃厂三五个古董商常拿些东西来请他鉴定，有时亦邀他逛厂甸，哪知他们当中就有一个交际员。菊友酷爱明末石涛的手笔，有一天，该交际员以引看石涛的字画为名，把菊友骗至一权要人物梁某之家。梁拿出石涛山水数幅，一面大谈其政治，弄得菊友啼笑皆非。嗣后菊友对古董商来往，亦具戒心。
《国会生活的片段回忆》
汪建刚：不谈政治谈风月
当时国民党总部设有议员会，会内设有联络组，联络组之活动特别着重在党外。至团结各省议员之任务，是由省党部就本省议员中指定一二人或三四人担任，其任务则着重在联络本省本党的议员，尤其是对于摇摆分子，须监视他们，团结他们。安徽省党部把这种任务交给我和常恒芳、吴汝澄三人。我抵京之次日，常、吴二人即告诉我，袁党如何挥金如土收买议员，国民党议员的阵容如何混乱，安徽新入党的议员态度如何鬼鬼祟祟等。
……
为了想在团结工作上尽一分力量，我们三人曾跑了许多筹备国会事务局的招待所，也学会了逛八大胡同。我们还费了许多事向安徽同乡会交涉，借用后孙公园安徽会馆作本籍议员公寓，目的是想把皖籍议员弄来住在一起，便于团结。尽管我们跑得很勤，但他们只和你谈风月，不和你谈政治；即便偶尔谈政治，也是笑我们太愚蠢，不识时务。迁至安徽会馆的也只有十余位老同盟会员。
《国会生活的片段回忆》
华觉明：废止读经
1914年5月，任汤化龙为政事堂国务卿徐世昌下的教育总长，以次要分子梁善济为教育次长，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兼参政院参政，任汪大燮为参政院副院长，林长民为秘书长，凡该党稍有资望者，或任为参政院参政，或予以其他相当的位置。而汤化龙以众议院议长换一教育总长头衔，牺牲国会，颜猎官，当时舆论多非难之。袁世凯任他为教育总长的意思，原为敷衍进步党，他出而接受此职，也含有代表该党的意味，并非个人行动。汤于就职前夕，曾在丞相胡同刘崇佑宅召集该党主干人员商讨就职后的安排，分别有所决定。因此汤于视事之初，主张在中小学中废止读经，只在修身教科书里节取经训，以孔子为旨归。汤明知袁世凯头脑顽固，此案必遭反对，其所以仍然提出者，意在以此试探袁对该党是否尚能信任。自此案提出后，山东巡按使蔡儒楷首先通电抨击，斥汤为离经叛道，请予罢免。参政院参政陈树德亦在报上发表文章，对汤谴责甚力。汤上呈自行辩驳，结果仍准予照行。
《进步党和研究系》
尚绶珊：银号胡同
民国初年，江苏督军李纯在北京前门外施家胡同，开设义兴银号。因该号关系，后如华茂银号、华懋银号、华兴银号、信富银号、裕昌银号、同德银号、永源银号、正阳银号、积生银号、启明银号、同益银号、余大昌银号、余大亨银号、东三省官银号、四川浚川源银号、殖边银行、东陆银行、泉通银行等，均设于前门外施家胡同；尤以天津籍的银行或银号，多选该胡同为号址，因此施家胡同竟被称为“银号胡同”。
《北京炉房、钱铺及银号琐谈》
王楚卿：不打茶围的段祺瑞
至于老段本人，在一般军阀政客里，还得说是生活朴素的。当时的阔人们，差不多都有鸦片嗜好，而他不但不抽大烟，还最厌恶别人抽大烟。民国初年，正是北京八大胡同盛极一时的时候，差不离的阔人都在胡同里面花天酒地，把从老百姓身上刮来的造孽钱，尽量在那里挥霍，有的还从胡同里把姑娘接出来从良，如王揖唐、王克敏都是胡同里面挺有名气的人物，但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老段去打过茶围。
《段祺瑞公馆见闻》
冯友兰：两院一堂
当时的“八大胡同”（妓女所聚的地方）有“两院一堂”之说。“两院”指当时的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指北京大学（当时称为“大学堂”）。“两院一堂”就是说，去逛八大胡同的，以国会议员和大学生为最多。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许德珩：照相馆的另类作用
青岛事件发生，巴黎噩耗传来，广大学生群众非常愤慨。小组成员曾集中在高师讨论这个问题。议论一番后，大家认为静等政府制裁卖国贼是没有希望的。必须发挥国民外交作用，采用民众的力量来制裁。于是，当场就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并一致认为，一般的搞搞游行，想达到政府罢免曹、章、陆是根本不可能的。要采取暴力的行动，制裁卖国贼，才能达到收回胶济铁路的目的。为了有效地推动运动，我们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推定了负责人互孙、海潮、纵宇等具体部署工作。这个小组成员以国立八校为主。小组行动方案决定后，个个奋勇当先，斗志昂扬。
经小组研究，确定天放、雨溟等人去探查卖国贼的住宅，查明行动的门路，进出的路线。赓甫、澄宇等人则想办法认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面貌。为了认识曹、陆、章等人，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北京有个廊房头条胡同，是几家照相馆的集中地，当时政府的一些官员为了显耀自己，将各人的照片都陈列出来，我们就到照相馆去对认。这些准备工作都是事先完成的。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刘味根：中国的第一个话剧学校
北京人艺成立于1922年秋天，她的全称是“私立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她不但是中国的第一个话剧学校，也是中国话剧由文明戏转向真正话剧的前驱。校址是在北京宣外丞相胡同南口南横街的一所古老的宅院里。校内除了教室有桌椅黑板，化装有几张台子、几面镜子之外，就再没有别的设备了。原订计划是分话剧和新歌剧两系，因为歌剧没人报考，只好单开办话剧系。“人艺”是人的艺术的意思，也就是说，戏剧是再现人的现实生活的艺术。学校的成员如下：校长蒲伯英，教务长陈大悲，总务长蒋人龙，社会学教授余天休，国语教授黎锦熙、王普，表演技术助理朱孤雁，制景张尔美，还有个音乐教师大约是姓柯，记不起他的名字了。男学生有：张兰朴（后来改名张寒晖）、邵惟、万籁天、刘味根、田自昭、叹今生、李朴园、谢兴、胡遁、向培良、王光汉、张捷三、张逊之、宋应麟、芳纹、徐公美、徐由、林籁清、王籁平、张韶仙、胡笑天、张鼎铭、刘铭勋、向兴夏、李治朴、李一飞、姚应征、龙逸生、孙师毅、李醒忱、董友竹、程有梅、陈根等。其余想不起姓名来了。女学生有：吴瑞燕、陈奕涛、刘静君、蒋镜茵、刘卓儒、杨子烈等。教职员和学生总计不过五六十人。
《北京人艺北京人艺——我国早期的私立话剧学校》
王克昌：罗荣桓在湖南会馆
1923年夏天，湖南省衡山县走出一个21岁的英俊少年，怀着对学识的追求、报国的壮志，他告别家乡，来到北京，住进了位于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他名叫罗荣桓。
当时，烂缦胡同湖南会馆内设有补习学校，罗荣桓在此如饥似渴地学习，准备报考大学。靠着父亲寄来的一点点生活费，罗荣桓过着清贫节俭的日子，经常是靠从街上买来的烤白薯充饥度日。每天他天明即起，背诵英语单词、阅读外文读物、复习各门功课。课余时间，他徜徉琉璃厂饱览百家书，用仅有的一点零钱购买书籍，他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同时，他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思潮有着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有一次，衡山县反动政客易家樾在会馆内散发小册子，吹捧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罗荣桓带着同学们高喊：“易家樾滚出去！”易家樾灰溜溜地被赶走了。
年轻的罗荣桓在走出家乡、走向社会的一年中，不仅增长了知识，于1924年夏，考取青岛大学预科；而且接受了先进思想，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宣南革命活动追述》
华觉明：在丞相胡同创办《晨钟报》
进步党停止活动之后，所余之款由研究系接收，用以办理机关报和刊物。袁死黎继，法统恢复，汤化龙、梁启超先后回京，复在丞相胡同创办《晨钟报》，指定刘道铿为经理，李大钊为总编辑。不久，值张勋复辟，该报迁往天津出版，却为段祺瑞做宣传。及乱事平定，仍迁回北京丞相胡同，改称《北京晨报》，以陈博生为总编辑，五四运动时著有相当声誉。
《进步党和研究系》
王克昌：马骏的崇高气节
马骏，于1895年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他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学校，跟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发起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是周、邓的亲密战友。1927年他为重建北平市委做了许多秘密工作，被捕后于1928年光荣就义，终年33岁。
1927年12月3日凌晨4点钟，敌人包围了马骏的住所。他和韩幽桐、赵连芳、崔宗信被押到前门外鹞儿胡同侦缉总队。在那里，开始他只表示“不满意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所以参加共产党，但求一死，别的不知道。”后来，叛徒许锡仁当面指认，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公开承认：“我叫马天安，是新来的共产党市委书记，什么事我都清楚，什么事都是我安排干的，有什么话就问我吧！”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又派莫德惠劝降，均没有动摇一位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1928年他被反动军阀处死。
《宣南革命活动追述》
濮清泉：陈独秀的“寡人之疾”
陈独秀谈妇女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他的私人生活，本来不愿写，但为了忠实于历史资料，还是如实地写出来。陈的原配夫人高氏是个旧式家庭妇女，在乡中有贤惠之名，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延年，次子名乔年。陈从日本回国探亲，把高氏夫人的妹子高君曼，带去日本留学，日子一久，他俩就结成伴侣。这事曾引起了乡里的非议，说是太不像话。但陈处之泰然，一笑置之。后来原配死去，陈与高君曼正式双宿双飞，初期感情融洽，相处甚好。怎奈陈有寡人之疾（好色），在北京常跑八大胡同（妓院），高君曼愤然与之争吵，继之以打闹，最后以分居宣告破裂。高君曼斥陈为无耻之徒，陈则骂高为资本主义。清官难断家务事，亲朋不敢置一辞。高生了一男一女，没有参加革命，比他们的两位兄长延年、乔年二烈士相差远矣。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张文钧：骆驼阿四
当时八大胡同里最有名气的叫骆驼阿四。他买烟的时间最久，所用的烟土比较讲究，因此驰名。他就是在煮烟时羼对白兰地酒。他所以有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靠山硬。他是青帮，曾拜吴金宝为师，吴金宝是妓院里面称霸的人物。有了帮会给骆驼阿四撑腰，所以他在这些烟馆中间势力最大。
《旧社会吸毒、贩毒琐记》
张文钧：大烟馆
妓院的掌班、老鸨，十个之中，有八九个是离开鸦片不能过日子的。他们从妓女身上残酷剥削下来的金钱，有很大一部分就从烟枪中喷了出去。为了供给他们的需要，在八大胡同里面，真是烟馆林立。韩家潭、百顺胡同……哪一条胡同都有几家。名为烟馆，其实只是一间屋子。烟馆的主人多数是自己吸食了鸦片，不能另谋生计，就索性在家里开灯供客，卖上了大烟。设备是非常简陋的，漆黑的一间小屋子，床铺上放着一份充满油垢龌龊不堪的烟具。前来吸烟的人，都是些社会的渣滓，小偷、人口贩子等。这些大烟鬼，都是弯腰曲背，双肩紧耸。
《旧社会吸毒、贩毒琐记》
李金龙：妓院的等级
八大胡同是旧北京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妓院聚居处的代称。八大胡同东西在前门大街至和平门外琉璃厂文化街之间，南北在珠市口西大街至前门西河沿街之间。即现在的大栅栏地区内。如果只按其八条胡同的位置算，应限于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煤市街以西，五道街以东。这一小块地区妓女的数量，几乎占到当时全大栅栏地区的90%，相当全北京城妓女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一地区从清末开始，开办的妓院多为一等和二等，既有“北班子”，也有南方来京的“南班子”。一、二、三、四等妓院并存。曾有记载：“在这个不大的区域里容纳2500名妓女。”日伪时期，入册登记准予营业的妓院有117家，有妓女750多人，这个数字直到解放前夕，变化不大。
八大胡同的妓院，分为不同的等级，由西边的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到陕西巷为一等聚居区，石头胡同为二等。东边的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为三等居多。
过去的妓院里规矩很多。我在采访中听老人们说：“一、二等有相当的排场。走进妓院，候在门口的‘茶壶’高喊一声‘见客啦！’客人进到客厅里，妓女们便一个个的出来见面。客人看中了哪一个，就把被看中的妓女带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坐在屋里喝茶，嗑瓜子，吃花生，谈戏剧，聊闲篇儿等。经多次交际，成为熟客之后，才可留宿过夜。”老人们提起三、四等妓院来，说：“那些个是往里头生拉硬拽，脸上脂粉虽厚，但绝对是没一丁点斯文的地方。”
《八大胡同旧事概况》
讷葊：戏班子
从前演戏，皆在外城，因正阳门一届天暮，即关城门，夜间一时半，开半扇，许进不许出，天明乃正式开门。内城为八旗汛地，原则上本无汉族人居住，当然不准建团演戏。外城各茶园、茶楼，兹略举如下：广和楼（又名查家茶楼，相传即月明楼，清康熙帝曾往观剧，有宝座）在肉市；中和园在粮食店；庆乐园、庆和园、广德楼园在大栅栏；同乐园在门框胡同；天乐园在鲜鱼口内小桥。其必名为茶园或茶楼者，因顾客以饮茶为主。当年每人收当10铜钱1300文（合制钱130文）亦名曰茶钱。各戏班轮流在园演唱，不负今天必唱某戏的义务，顾客亦不能以某角必演某剧为要求。所以既无后来之海报亦无预印之戏单。仅于门前见有某种砌末摆列，始知大轴子为某戏而已。各戏班在各园楼演唱，有一定的日期，其名曰“转儿”。每唱必连四天，如一至四，五至八，九至十二之类。观众到某一园，其照壁上即已预挂四块牌子如“本月初一至初四，三庆班；初五至初八，四喜班”之类，一望而知今天是某班在此演唱。
《北京梨园谈往》
霍实子：对日交涉
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被撤换后，由商震继任。川岸旅团将自古北口撤回承德，他们在回承德的前一天晚上，川岸邀请我到他的旅团部吃晚饭，算是“告别宴”，席上只有川岸、酒井和我三个人。
川岸接着说：“霍主任的风度像是‘满洲国’的外务大臣张燕卿（张燕卿是清朝大官僚张之洞的后裔，也曾在日本读书、生活多年），张是名门之子呀！”川岸说这番话的原意，是为了要捧我，而我对川岸的这番恭维话却非常恼火，真是岂有此理，竟把我比作大汉奸，这是对我极大的侮辱，当时我已经是满肚子的不高兴了。哪晓得川岸接着又说：“日本要扶植一个华北国，要以关内的四省三市脱离中央，以黄河为界成立华北国。所谓四省就是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三市就是北平、天津、青岛。在内蒙古已有李守信正在待命；关内有宋哲元、石友三、刘桂堂。还有山东省的韩复榘都已和日本有了默契。将来华北国成立时，要请霍主任担任华北国的外交部长。”我当即体会到川岸说出这个大阴谋来，是想拉我下水、当汉奸。那时我正是30多岁的青年，血气方刚，年少气盛，是胆敢在老虎头上捉虱子的。听了川岸这番话，就压不住心头怒火，马上回答川岸说：“旅团长阁下，我是中国政府的一名官员，派到长城南边古北口来和贵方办理交涉事宜的。将来如果华北国成立时，以黄河为界，那么我的办事处也可以迁到黄河南岸，仍然和贵方折冲樽俎，我自问不敏，不能接受贵方一手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外交部长。”
川岸愕然。酒井见我冲撞了川岸，急忙插嘴说：“旅团长醉了，酒后失言，请霍主任不要介意，旅团长刚才说的这番话，不过是闲谈罢了，请不要向外间讲出去呀！”酒井接着说：“啊！霍主任是广东人，十九路军也是广东人，广东人是抗日的。”我说：“不管是不是广东人，我们中国人是有气节的，是爱国的；压力愈大，抵抗力也愈大，这是物理学的定律。”于是这顿饭就吃得不欢而散。
我以川岸暴露了日本的一个大阴谋，是个极其重要的情报，俟明天川岸离开古北口后，打算立即返回北平向殷汝耕报告。那晚回到办事处时已是深夜，我立即下了一张条子给古北口的大昌长途汽车公司，上面写道：“明天早上开往北平的班车，要等我上了车，才好开出。”因为古北口开往北平的班车，每天只有一次。同时我又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到北平给殷汝耕，告知川岸旅团定于明早撤回承德，等他们走后，我即返平述职。
第二天一早，我仍然按照我一向在古北口办理对日交涉的方针“无事以礼相待，有事据理力争”来办理。所以，当川岸和酒井乘飞机离开古北口时，我仍是到古北口潮河的沙滩上送行，部队是乘卡车撤退的。
川岸离开古北口后，我即乘了长途汽车径去北平，抵北平时已是万家灯火了。当我到了殷公馆（殷公馆就是租了东城大阮府胡同严复“严几道”的旧宅，房屋十分宽大，除殷夫妇的卧室、书房外，还有内外客厅和客房）时，殷已派了他的汽车在等我，并把我接到八大胡同美雯家（妓院）。我是用日语向殷汇报的，因为怕被美雯听见。我先把昨晚川岸在宴席上托我带给他的口信转告给殷后，我随即又把我和川岸、酒井的对话，一五一十地说了一番。我满以为会得到殷嘉奖我一两句，如“应对有方”之类的话。岂料殷听了我的报告后，竟以教训的口吻对我说：“川岸所说的，我还要比他知道得多些，你年纪轻，不会应对，以后要学乖些。”接着又说：“古北口是个重要地方，你快回去坐镇吧！”而殷对于马永德事件一字不提。
《逃出殷汝耕樊篱的经过》
张文钧：“燕子窠”
这种烟馆，设备都很简陋，南方话称之为“燕子窠”，那是很低级的。一般穿长衫的大人先生们，自然不便前去了。到了1935—1936（民国24—25年）年间，在石头胡同天和玉饭庄的旧址，开了一家大烟馆，里面备有铜床、铁床，来吸烟的人，可以在那里叫酒、叫饭、叫条子（娼妓），正好适合当时社会颓废堕落的风气，所以门庭若市。不到一年光景，韩家潭、百顺胡同、陕西巷等处，就先后开设了好几家这样的大烟馆。于是“燕子窠”的营业，自然相形见绌了。不过有些抽惯了“燕子窠”的人，还是不上大烟馆。
《旧社会吸毒、贩毒琐记》
周作人：冯汉叔打茶围
冯汉叔留学于日本东京前帝国大学理科，专攻数学，成绩甚好，毕业后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其时尚在前清光绪、宣统之交，校长是沈衡山（钧儒），许多有名的人都在那里教书，如鲁迅、许寿裳、张邦华等都是。随后他转到北大，恐怕还在蔡孑民校长之前，所以他可以说是真正的“老北大”了。在民国初年的冯汉叔，大概是很时髦的，据说他坐的乃是自用车，除了装饰崭新之外，车灯也是特别。普通的车只点一盏，有的还用植物油，乌黢黢的很有点凄惨相；有的是左右两盏灯，都点上了电石，便很觉得阔气了；他的车上却有四盏，便是在靠手的旁边又添上两盏灯，一齐点上了就光明灿烂，对面来的人连眼睛都要睁不开来了。脚底下又装着响铃，车上的人用脚踏着，一路发出琤的响声，车子向前飞跑，引得路上行人皆驻足而视。据说那时北京这样的车子没有第二辆，所以假如路上遇见四盏灯的洋车，便可知道这是冯汉叔，他正往“八大胡同”去打茶围去了。爱说笑话的人，便给这样的车取了一个别名，叫做“器字车”，四个口像四盏灯；两盏灯的叫做“哭字车”，一盏的就叫“吠字车”。算起来坐“器字车”的还算比较便宜，因为中间虽然是个“犬”字，但比较吠、哭二字究竟字面要好得多了。
《北京大学感旧录》
沈醉、郭旭：蹲点抓嫖
1946年5月间，沈醉和廖华平有一天在郑家吃晚饭，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组长罗日明去见郑。郑邀罗一同吃饭，并问罗：“还没有找到一个？”罗答：“还没有找到。”他俩说完这两句话后便没有再谈别的。
第二天，沈见到罗，才知道郑曾叫罗派特务跟踪住在北京饭店的中共人员，看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或在其他旅馆开房间。罗是负责旅馆与妓院检查工作的，郑叫他如发现有中共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便抓起来，让中共方面向他要人的时候再送回去，好给中共丢脸。七八月间，沈再度赴平，听说仍然没有在这些地方发现一个中共人员，使郑很感失望。当时他非常希望找出中共在平人员的毛病，采取了种种下流的办法，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点。
《我们所知道的郑介民》
全信和尚：法源寺
法源寺庙产之广，在北京寺庙中首屈一指。寺内房屋有数百间，南横街周围的房产，几乎都是法源寺的，而烂熳胡同、教子胡同也都有房产，菜市口还有很多铺面房，并拥有土地30余顷，分布在京郊黄村、彰仪门外新庄和长辛店等处。
《旧北京几个大寺庙的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