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散文
夜莺
在神秘的银月的光辉中，树叶儿啁啾地似在私语，地似在潜行；这时候的世界，好似一个不能解答的谜语，处处都含着幽奇和神秘的意味。
有一只可爱的夜莺在密荫深处高啭，一时那林中充满了她婉转的歌声。
我们慢慢地走到饶有诗意的树荫下来，悠然听了会鸟声，望了会月色。我们同时说：“多美丽的诗境！”于是我们便坐下来说夜莺的故事。
“你听她的歌声是多悲凉！”我的一位朋友先说了，“她是那伟大的太阳的使女：每天在日暮的时候，她看见日儿的残光现着惨红的颜色，一丝丝的向辽远的西方消逝了，悲思便充满了她幽微的心窍，所以她要整夜的悲啼着……”
“这是不对的，”还有位朋友说，“夜莺实是月儿的爱人：你可不听见她的情歌是怎地缠绵？她赞美着月儿，月儿便用清辉将她拥抱着。从她的歌声，你可听不出她灵魂是沉醉着？”
我们正想再听一会夜莺的啼声，想要她启示我们的怀疑，但是她拍着翅儿飞去了，却将神秘作为她的礼物留给我们。
都德的一个故居
凡是读过阿尔封思·都德（Alphonse Daudet）的那些使人心醉的短篇小说和《小物件》的人，大概总记得他记叙儿时在里昂的生活的那几页吧。（按：《小物件》原名Le Petit Chose，觉得还是译作《小东西》妥当。）
都德的家乡本来是尼麦，因为他父亲做生意失败了，才举家迁移到里昂去。他们之所以选了里昂，无疑因为它是法国第二大名城，对于重兴家业是很有希望的。所以，在一八四九年，那父亲万桑·都德（Vincent Daudet）便带着他的一家子，那就是说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他的女儿阿娜，和那就是没有工钱也愿意跟着老东家的忠心的女仆阿奴，从尼麦搭船顺着罗纳河来到了里昂。这段路竟走了三天。在《小物件》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到里昂时的情景。
在第三天傍晚，我以为我们要淋一阵雨了。天突然阴暗起来，一片浓浓的雾在河上飘舞着。在船头上，已点起了一盏大灯，真的：看到这些兆头，我着急起来了……在这个时候，有人在我旁边说：“里昂到了！”同时，那个大钟敲了起来。这就是里昂。
里昂是多雾出名的，一年四季晴朗的日子少，阴霾的日子多，尤其是入冬以后，差不多就终日在黑沉沉的冷雾里度生活，一开窗雾就望屋子里扑，一出门雾就朝鼻子里钻，使人好像要窒息似的。在《小物件》里，我们可以看到都德这样说：
我记得那罩着一层烟煤的天，从两条河上升起来的一片永恒的雾。天并不下雨，它下着雾，而在一种软软的氛围气中，墙壁淌着眼泪，地上出着水，楼梯的扶手摸上去发黏。居民的神色，态度，语言，都觉得空气潮湿的意味。
一到了这个雾城之后，都德一家就住到拉封路去。这是一条狭小的路，离罗纳河不远，就在市政厅西面。我曾经花了不少的时间去找，问别人也不知道，说出是都德的故居也摇头。谁知竟是一条阴暗的陋巷，还是自己瞎撞撞到的。
那是一排很俗气的屋子，因为街道狭的原故，里面暗是不用说，路是石块铺的，高低不平，加之里昂那种天气，晴天也像下雨，一步一滑，走起来很吃劲。找到了那个门口，以为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却仍然是那股俗气：一扇死板板的门，虚掩着，窗子上倒加了铁栅，黝黑的墙壁淌着泪水，像都德所说的一样，伸出手去摸门，居然是发黏的。这就是都德的一个故居！而他们竟在这里住了三年。
这就是《小物件》里所说的“偷油婆婆”（Babarotte）的屋子。所谓“偷油婆婆”者，是一种跟蟑螂类似的虫，大概出现在厨房里，而在这所屋里它们四处地爬。我们看都德怎样说吧：
在拉封路的那所屋子里，当那女仆阿奴安顿到她的厨房里的时候，一跨进门槛就发了一声急喊：“偷油婆婆！偷油婆！”我们赶过去。怎样的一种光景啊！厨房里满是那些坏虫子。在碗橱上，墙上，抽屉里，在壁炉架上，在食橱上，什么地方都有！我们不存心地踏死它们。噗！阿奴已经弄死了许多只了，可是她越是弄死它们，它们越是来。它们从洗碟盆的洞里来。我们把洞塞住了，可是第二天早上，它们又从别一个地方来了……
而现在这个“偷油婆婆”的屋子就在我面前了。
在这“偷油婆婆”的屋子里，都德一家六口，再加上一个女仆阿奴，从一八四九年一直住到一八五一年。在一八五一年的户口调查表上，我们看到都德的家况：
万桑·都德，业布匹印花，四十三岁；阿黛琳·雷诺，都德妻，四十四岁；曷奈思特·都德，学生，十四岁；阿尔封思·都德，学生，十一岁；阿娜·都德，幼女，三岁；昂利·都德，学生，十九岁。
昂利是要做教士的，他不久就到阿里克斯的神学校读书去了。他是早年就夭折了的。在《小物件》中，你们大概总还记得写这神学校生徒的死的那动人的一章吧：“他死了，替他祷告吧。”
在那张户口调查表上，在都德家属以外，还有这那么怕“偷油婆婆”的女仆阿奴：“阿奈特·特兰盖，女仆，三十三岁。”
万桑·都德便在拉封路上又重理起他的旧业来，可是生活却很困难，不得不节衣缩食，用尽方法减省。阿尔封思被送到圣别尔代戴罗的唱歌学校去，曷奈斯特在里昂中学里读书，不久阿尔封思也改进了这个学校。后来阿尔封思得到了奖学金，读到毕业，而那做哥哥的曷奈思特，却不得不因为家境困难的关系，辍学去帮助父亲挣那一份家。关于这些，《小物件》中自然没有，可是在曷奈思特·都德的一本回忆记《我的弟弟和我》中，却记载得很详细。
现在，我是来到这消磨了那《磨坊文札》的作者一部分的童年的所谓“偷油婆婆”的屋子前面了。门是虚掩着。我轻轻地叩了两下，没有人答应。我退后一步，抬起头来，向靠街的楼窗望上去：窗闭着，我看见静静的窗帷，白色的和淡青色的。而在大门上面和二层楼的窗下，我又看到了一块石头的牌子，它告诉我这位那么优秀的作家曾在这儿住过，像我所知道的一样。我又走上前面叩门，这一次是重一点了，但还是没有人答应。我伫立着，等待什么人出来。
我听到里面有轻微的脚步声慢慢地近来，一直到我的面前。虚掩着的门开了，但只是一半；从那里，探出了一个老妇人的皱瘪的脸儿来，先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先生，你找谁？”她然后这样问。
我告诉她我并不找什么人，却是想来参观一下一位小说家的旧居。那位小说家就是阿尔封思·都德，在八十多年前，曾在这里的四层楼上住过。
“什么，你来看一位在八十多年前住在这儿的人！”她怀疑地望着我。
“我的意思是说想看看这位小说家住过的地方。譬如说你老人家从前住在一个什么城里，现在经过这个城，去看看你从前住过的地方怎样了。我呢，我读过这位小说家的书，知道他在这里住过，顺便来看看，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哪一个小说家？”
“阿尔封思·都德。”我说。
“不知道。你说他从前住在这里的四层楼上？”
“正是，我可以去看看吗？”
“这办不到，先生，”她断然地说，“那里有人住着，是盖奈先生。再说你也看不到什么，那是很普通的几间屋子。”
而正当我要开口的时候，她又打量了我一眼，说：
“对不起，先生，再见。”就缩进头去，把门关上了。
我踌躇了一会儿，又摸了一下发黏的门，望了一眼门顶上的石牌，想着里昂人的纪念这位大小说家只有这一片顽石，不觉有点怅惘，打算走了。
可是在这时候，天突然阴暗起来，我急速向南靠罗纳河那面走出这条路去：天并不下雨，它又在那里下雾了，而在罗纳河上，我看见一片浓浓的雾飘舞着，像在一八四九年那幼小的阿尔封思·都德初到里昂的时候一样。
记马德里的书市
无匹的散文家阿索林，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将法国的书店和西班牙的书店，作了一个比较。他说：
在法兰西，差不多一切书店都可以自由地进去，行人可以披览书籍而并不引起书贾的不安；书贾很明白，书籍的爱好者不必常常要购买，而他之走进书店去，目的也并不是为了买书；可是，在翻阅之下，偶然有一部书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买了它去。在西班牙呢，那些书店都是像神圣的圣体龛子那样严封密闭着，而一个陌生人走进书店里去，摩娑书籍，翻阅一会儿，然后又从来路而去这等的事，那简直是荒诞不经，闻所未闻的。
阿索林对于他本国书店的批评，未免过分严格一点。法国的书店也尽有严封密闭着，像右岸大街的一些书店那样，而马德里的书店之可以进出无人过问翻看随你的，却也不在少数。如果阿索林先生愿意，我是很可以举出两地的书店的名称来作证的。
公正地说，法国的书贾对于顾客的心理研究得更深切一点。他们知道，常常来翻翻看看的人，临了总会买一两本回去的；如果这次不买，那么也许是因为他对于那本书的作者还陌生，也许他觉得那版本不够好，也许他身边没有带够钱，也许他根本只是到书店来消磨一刻空闲的时间。而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不理不睬，由他翻看一个饱。如果殷勤招待，问长问短，那就反而招致他们的麻烦，因而以后就不敢常常来了。
的确，我们走进一家书店去，并不像那些学期开始时抄好书单的学生一样，先有了成见要买什么书的。我们看看某个作家是不是有新书出版；我们看看那已在报上刊出广告来的某一本书，内容是否和书评符合；我们把某一部书的版本，和我们已有的同一部书的版本作一比较；或仅仅是我们约了一位朋友在三点钟会面，而现在只是两点半。走进一家书店去，在我们就像别的人们踏进一家咖啡店一样，其目的并不在喝一杯苦水也。因此我们最怕主人的殷勤。第一，他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使你不得不想出话去应付他；其次，他会使你警悟到一种欠意，觉得这样非买一部书不可。这样，你全部的闲情逸致就给他们一扫而尽了。你感到受人注意着、监视着，感到担着一重义务，负着一笔必须偿付的债了。
西班牙的书店之所以受阿索林的责备，其原因就是他们不明顾客的心理。他们大都是过分殷勤讨好。他们的态度是没有恶意的，然而对于顾客所发生的效果，却适得其反。记得一九三四年在马德里的时候，一天闲着没事，到最大的“爱斯巴沙加尔贝书店”去浏览，一进门就受到殷勤的店员招待，陪着走来走去，问长问短，介绍这部，推荐那部，不但不给一点空闲，连自由也没有了。自然不好意思不买，结果选购了一本廉价的奥尔德加伊加赛德的小书，满身不舒服地辞了出来。自此以后，就不敢再踏进门槛去了。
在“文艺复兴书店”也遇到类似的情形，可是那次却是硬着头皮一本也不买走出来的。而在马德里我买书最多的地方，却反而是对于主顾并不殷勤招待的圣倍拿陀大街的“迦尔西亚书店”，王子街的“倍尔特朗书店”，特别是“书市”。
“书市”是在农工商部对面的小路沿墙一带。从太阳门出发，经过加雷达思街，沿着阿多恰街走过去，走到南火车站附近，在左面，我们碰到了那农工商部，而在这黑黝黝的建筑的对面小路口，我们就看到了几个黑墨写着的字：La Feria de los Libros，那意思就是“书市”。在往时，据说这传统书市是在农工商部对面的那一条宽阔的林荫道上的，而我在马德里的时候，它却的确移到小路上去了。
这传统的书市是在每年的九月下旬开始，十月底结束的。在这些秋高气爽的日子，到书市中去漫走一下，寻寻、翻翻，看看那古旧的书，褪了色的版画，各色各样的印刷品，大概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乐吧。书市的规模并不大，一列木板盖搭的，肮脏、零乱的小屋，一共有十来间。其中也有一两家兼卖古董的，但到底卖书的还是占着极大的多数。而使人更感到可喜的，便是我们可以随便翻看那些书而不必负起任何购买的义务。
新出版的诗文集和小说，是和羊皮或小牛皮封面的古本杂放在一起。当你看见圣女戴蕾沙的《居室》和共产主义诗人阿尔倍谛的诗集对立着，古代法典《七部》和《马德里卖淫业调查》并排着的时候，你一定会失笑吧。然而那迷人之处，却正存在于这种杂乱和漫不经心之处。把书籍分门别类，排列得整整齐齐，固然能叫人一目了然，但是这种安排却会使人望而却步，因为这样就使人不敢随便抽看，怕捣乱了人家固有的秩序；如果本来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的，我们就百无禁忌了。再说，旧书店的妙处就在其杂乱，杂乱而后见繁复，繁复然后生趣味。如果你能够从这一大堆的混乱之中发现一部正是你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书来，那是怎样大的喜悦啊！
书价低廉是那里的最大的长处。书店要卖七个以至十个贝色达的新书，那里出两三个贝色达就可以携归了。寒斋的阿耶拉全集、阿索林、乌拿莫诺、巴罗哈、瓦利英克朗、米罗等现代作家的小说和散文集，洛尔迦、阿尔倍谛、季兰、沙里纳思等当代诗人的诗集，珍贵的小杂志，都是从那里陆续购得的。我现在也还记得那第三间小木舍的被人叫作华尼多大叔的须眉皆白的店主。我记得他，因为他的书籍的丰富，他的态度的和易，特别是因为那个坐在书城中，把青春的新鲜和故纸的古老成着奇特的对比的，张着青色忧悒的大眼睛望着远方的云树的，他的美丽的孙女儿。
我在马德里的大部分闲暇时间，甚至在革命发生，街头枪声四起，铁骑纵横的时候，也都是在那书市的故纸堆里消磨了的。在傍晚，听着南火车站的汽笛声，踏着疲倦的步子，臂间挟着厚厚的已绝版的赛哈道的《赛房德思辞典》或是薄薄的阿尔多拉季雷的签字本诗集，慢慢地沿着灯光已明的阿多恰大街，越过熙来攘往的太阳门广场，慢慢地踱回寓所去对灯披览，这种乐趣恐怕是很少有人能够领略的吧。
然而十月在不知不觉之中快流尽了。树叶子开始凋零，夹衣在风中也感到微寒了。马德里的残秋是忧郁的，有几天简直不想闲逛了。公寓生活是有趣的，和同寓的大学生聊聊天，和舞姬调调情，就很快地过了几天。接着，有一天你打叠起精神，再踱到书市去，想看看有什么合意的书，或仅仅看看那青色的忧悒的大眼睛。可是，出乎意外地，那些小木屋都已紧闭着了。小路显得更宽敞一点，更清冷一点，南火车站的汽笛声显得更频繁而清晰一点。而在路上，凋零的残叶夹杂着纸片书页，给冷冷的风寂寞地吹了过来，又寂寞地吹了过去。
再生的波兰
他们在瓦砾之中生长着，以防空洞为家，以咖啡店为办事处，食无定时，穿不称身的旧衣，但是他们却微笑着，骄傲地过着生活。
波兰的生活已慢慢地趋向正常了，但是这个过程却是痛苦的。混乱和破坏便是德国人在五年半的占领之后所留下的遗物。什么东西都必须从头做起。波兰好像是一片殖民的土地，必须要从一片空无所有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经济秩序和一个政治行政。除此以外，带有一个附加的困难：德国人所播下的仇恨和猜疑的种子，必须连根铲除。
这里是几幅画像。在华沙区中，砖瓦工业已差不多完全破坏了，而华沙却急着需要砖瓦，因为它百分之八十五的房屋都已坍败了。第一件急务是重建砖瓦工业。那些未受损害的西莱细亚区域的工场，在战前每年能够出产七万万块砖瓦。它们可能立刻拿来用，但是困难却在运输上。铁路的货车已毁坏了，残余下多少交通材料尚待调查。政府想用汽车和运货汽车来补充。UNNRA已经开始交货了，而且也答应得更多一点。
百分之六十的波兰面粉厂已变成瓦砾场了。政府感到重建它们的急要，现在已开始帮助它们重建了。在一万二十间面粉厂之中，二千间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这些大都是被赶去了的德国人的产业。其余的面粉厂也由官方代管着，等待主有者来接收。
华沙是战争的最悲剧的城，又是世界上最古怪的城。在它的大街上走着的时候，你除了废墟之外什么也看不到。这座城好像是死去而没有鬼魂出没的；可是从这些废墟之间，却浮现出生活来，一种认真的，工作而吃苦的生活，但却也是一种令人惊奇的快乐的生活。
你看见那些微笑的脸儿，忙碌的人物，跑来跑去的人。交通是十分不方便，少数的几架电车不够符合市民的需要，所以停车站上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今日华沙的最动人的景象，也许就是废墟之间的咖啡店生活吧。化为一堆瓦砾的大厦，当你在旁边走过的时候，也许会辨认不出来吧。瓦砾已被清除了，十张桌子和四十张椅子，整整齐齐地安排在那往时的大厦的楼下一层的餐室中，门口挂着一块招牌，骄傲地宣称这是“巴黎咖啡店”。顾客们来来去去，侍者侍候他们，生活就回到了那废墟。在今日，这些咖啡店就是复活的华沙的象征。
人们住在地下防空洞，临时搭的房间，或是郊外的避弹屋。这些住所是只适合度夜的，成千成万的人都把他们的日子消磨在咖啡店中。那些咖啡店，有时候是设在一所破坏了的屋子的最低一层，上面临时用木板或是洋铁皮遮盖着；有时设在那在轰炸中神奇地保全了的玻璃顶阳台上；但是大部分的咖啡店，却都是露天的。在那里，人们坐着谈天、讲生意、办公事。他们似乎很快乐，但是如果你听他们谈话，你可以听见他们在那儿抱怨。他们不满意建筑太慢，交通太不方便。
这种临时的咖啡店吸引了各色各样的顾客：贩子们兜人买自来水笔和旧衣服，孩子卖报纸，还有一种特别的人物，那就是专卖外国货币的人。什么事情都有变通办法，如果有一件东西是无法弄得到的，只要一说出来，过了一小时你就可以弄到手。和咖啡店做着竞争的，有店铺和摊位。只消在被炮火打得洞穿的墙上钉几块木牌，店铺就开出来了。那些招牌宣告了那些店铺的存在和性质：“巴黎理发店”，“整旧如新，立等即有”等。在另一条街上，在破碎的玻璃后面，几枝花和一块招牌写着“小勃里斯多尔”——原来在旧日的华沙，勃里斯多尔饭店是最大的旅馆。
这便是街头的生活，但是微笑的脸儿却隐藏着无数的忧虑。人民的衣服都穿得很坏；在波兰全国，衣服和皮革都缺乏得很，许多人都穿着几年以前的旧衣服，用不论任何方法去聊以蔽体。有的人则买旧衣服来穿，也不管那些衣服称身不称身，袖短及肘，裤短及膝的，也是常见的了。
在生活的每一部门，都缺乏熟练的人手。医生非常稀少，而人民却急需医药。几年以来，他们都是营养不良而且常常生病。孩子们都缺乏维他命和医药。留在那里的医生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不得不去和希特勒的饥饿政策和缺乏卫生的后患斗争，然而人民却并不仅仅生活。他们还亲切而骄傲地生活。那最初在华沙行驶的电车都结满了花带。那些并不比摊子大一点的店铺都卖着花。在波兰，差不多已经有三十家戏院开门了，而克格哥交响乐队，也经常奏演了。
报纸、杂志和专门出版物，都渐渐多起来，但是纸张的缺乏却妨碍了出版界的发展。小学和大学都重开了，但是书籍和仪器却十分缺乏。
在波兰，差不多任何东西都是不够供应。物价是高过受薪阶层的购买力。运输的缺乏增加了食品分配的困难，但是工厂和餐室，以及政府机关的食堂，却都竭力弥补这个缺陷。在波兰的经济机构中，是有着那么许多空洞，你刚补好了一个洞，另外五个洞又现出来了。经济的发动机的操纵杆不能操纵自如，于是整部车子就走几码就停下来了。
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还有精神的不安。精确地估计算出，从一九三九年起，波兰死亡的总数有六百万人。现在还有成千成万的人，都还不知道自己的家属的存亡和命运。幸而人民的精神拯救了这个现状。他们泰然微笑地穿着他们不称身的衣服，吃着他们的不规则的饭食，忍受着物品的缺乏和运输的迟缓。他们已下了决心，要使波兰重新生活起来。
香港的旧书市
这里有生意经，也有神话。
香港人对于书的估价，往往是会使外方人吃惊的。明清善本书可以论斤称，而一部极平常的书却会被人视为稀世之珍。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亲戚珍藏着一部《中华民国邮政地图》，待价而沽，须港币五千元（合国币四百万元）方肯出让。这等奇闻，恐怕只有在那个小岛上听得到吧。版本自然更谈不到，“明版康熙字典”一类的笑谈，在那里也是家常便饭了。
这样的一个地方，旧书市的性质自然和北平、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地不同。不但是规模的大小而已，就连收买的方式和售出的对象，也都有很大的差别。那里卖旧书的仅是一些变相的地摊，沿街靠壁钉一两个木板架子，搭一个避风雨的遮棚，如此而已。收书是论斤断秤的，道林纸和报纸印的书每斤出价约港币一二毫，而全张报纸的价钱却反而高一倍；有硬面书皮的洋装书更便宜一点，因为纸板“重秤”，中国纸的线装书，出到一毫一斤就是最高的价钱了。他们比较肯出价钱的倒是学校用的教科书、簿记学书、研究养鸡养兔的书等，因为要这些书的人是非购不可的，所以他们也就肯以高价收入了。其次是医科和工科用书，为的是转运内地可以卖很高的价钱。此外便剩下“杂书”，只得卖给那些不大肯出钱的他们所谓“藏家”和“睇家”了。他们最大的主顾是小贩。这并不是说香港小贩最深知读书之“实惠”的人，在他们是无足重轻的。
旧书摊最多的是皇后大道中央戏院附近的楼梯街，现在共有五个摊子。从大道拾级上去，左手第一家是“龄记”，管摊的是一个十余岁的孩子（他父亲则在下面一点公厕旁边摆废纸摊），年纪最小，却懂得许多事。著《相对论》的是爱因斯坦，歌德是德国大文豪，他都头头是道。日寇占领香港后，这摊子收到了大批德日文学书，现在已卖得一本也不剩，又经过了一次失窃，现在已没有什么好东西了。隔壁是“焯记”，摊主是一个老是有礼貌的中年人，专卖中国铅印书，价钱可不便宜，不看也没有什么关系。他对面是“季记”，管摊的是姐妹二人。到底是女人，收书卖书都差点功夫。虽则有时能看顾客的眼色和态度见风使舵，可是索价总嫌“离谱”（粤语不合分寸）一点。从前还有一些四部丛刊零本，现在却单靠卖教科书和字帖了。“季记”隔壁本来还有“江培记”，因为生意不好，已把存货称给鸭巴甸街的“黄沛记”，摊位也顶给卖旧铜烂铁的了。上去一点，在摩罗街口，是“德信书店”，虽号称书店，却仍旧还是一个摊子。主持人是一对少年夫妇，书相当多，可是也相当贵。他以为是好书，就一分钱也不让价，反之，没有被他注意的书，讨价之廉竟会使人不相信。“格吕尼”版的波德莱尔的《恶之华》和韩波的《作品集》，两册只讨港币一元，希米忒的《莎士比亚字典》会论斤称给你，这等事在我们看来，差不多有点近乎神话了。“德信书店”隔壁是“华记”。虽则摊号仍是“华记”，老板却已换过了。原来的老板是一家父母兄弟四人，在沦陷期中旧书全盛时代，他们在楼梯街竟拥有两个摊子之多。一个是现在这老地方，一个是在“焯记”隔壁，现在已变成旧衣摊了。因为来路稀少，顾客不多，他们便把滞销的书盘给了现在的管摊人，带着好销一些的书到广州去开店了，听说生意还不错呢。现在的“华记”已不如从前远甚，可是因为地利的关系（因为这是这条街第一个摊子，经荷里活道拿下旧书来卖的，第一先经过他的手，好的便宜的，他有选择的优先权），有时还有一点好东西。
在楼梯街，当你走到了“华记”的时候，书市便到了尽头。那时你便向左转，沿着荷里活道走两三百步，于是你便走到鸭巴甸街口。
鸭巴甸街的书摊名声还远不及楼梯街的大，规模也比较小一点，书类也比较新一点。可是那里的书，一般地说来，是比较便宜点。下坡左首第一家是“黄沛记”，摊主是世业旧书的，所以对于木版书的知识，是比其余的丰富得多，可是对于西文书，就十分外行了。在各摊中，这是取价最廉的一个。他抱着薄利多销主义，所以虽在米珠薪桂的时期，虽则有八口之家，他还是每餐可以饮二两双蒸酒。可是近来他的摊子上也没有什么书，只剩下大批无人过问的日文书，和往日收下来的瓷器古董了。“黄沛记”对面是“董莹光”，也是鸭巴甸街的一个老土地。可是人们却称呼他为“大光灯”。大光灯意思就是煤油打气灯。因为战前这个摊子除了卖旧书以外还出租煤油打气灯。那些“大光灯”现在已不存在了，而这雅号却留了下来。“大光灯”的书本来是不贵的，可是近来的索价却大大地“离谱”。据内中人说，因为有几次随便开了大价，居然有人照付了，他卖出味道来，以后就一味地上天讨价了。从“董莹光”走下几步，开在一个店铺中的，是“萧建英”。如果你说他是书摊，他一定会跳起来，因为在楼梯街和鸭巴甸街这两条街上，他是唯一有店铺的——虽则是极其简陋的店铺。管店的是兄弟二人。那做哥哥的人称之为“高佬”，因为又高又瘦。他从前是送行情单的，路头很熟，现在也差不多整天不在店，却四面奔走着收书。实际上在做生意的是他的十四五岁的弟弟。虽则还是一个孩子，做生意的本领却比哥哥更好，抓定了一个价钱之后，你就莫想他让一步。所以你想便宜一点，还是和“高佬”相商。因为“高佬”收得勤，书摊是常常有新书的。可是，近几月以来，因为来源涸绝，不得不把店面的一半分租给另一个专卖翻版书的摊子了。
在现在的“萧建英”斜对面，战前还有一家“民生书店”，是香港唯一专卖线装古书的书店，而且还代顾客装潢书籍号书根。工作不能算顶好，可是在香港却是独一无二的。不幸在香港沦陷后就关了门，现在，如果在香港想补裱古书，除了送到广州去以外就毫无办法了。
鸭巴甸街的书摊尽于此矣，香港的书市也就到了尽头了。此外，东碎西碎还有几家书摊，如中环街市旁以卖废纸为主的一家，西营盘兼卖教科书的“肥林”，跑马地黄泥甬道以租书为主的一家，可是绝少有可买的书，奉劝不必劳驾。再等而下之，那就是禧利街晚间的地道的地摊子了。
悼杜莱塞
美联社十二月二十九日电：七十四岁高龄的美名作家杜莱塞，已于本日患心脏病逝世。
这个简单的电文，带着悲怅、哀悼，给与了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进步的人。世界上一位最伟大而且是最勇敢的自由的斗士，已经离开了我们，去作永恒的安息了，然而他的思想，他的行动，却永远存留着，作为我们的先导，我们的典范。
杜莱塞于一八七一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之高地，少时从事新闻事业，而从这条邻近的路，他走上了文学的路。他的文学生活是在一九〇〇年开始的。最初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加里的周围》和《珍妮·葛拉特》使他立刻闻名于文坛，而且确立了他的新现实主义的倾向。
他以后的著作，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过去的，他抓住了现实，而把这现实无情地摊陈在我们前面。《财政家》如此，《巨人》如此，《天才》也如此，像爱米尔·左拉一样，他完全以旁观者的态度去参加生存的悲剧。天使或是魔鬼，仁善或是刁恶，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文献，一样的材料，他冷静地把他们活生生地描画下来，而一点也不参加他自己的主观。从这一点上，他是左拉一个大弟子。
他的写实主义不仅仅只是表面的发展，却深深地推到心理上去。他是心理和精神崩溃之研究的专家，而《天才》就是在这一方面的他的杰作。
在《天才》之后，他休息了几年，接着他在一九二五年出版了他的《一个美国的悲剧》。这部书，追踪着雨果和陀斯托也夫斯基，他对于犯罪者作了一个深刻的研究。忠实于他的方法，杜莱塞把书中的主人公格里斐士的犯罪心理从萌芽，长成，发展，像我们拆开一架机器似的，一件件地分析出来。到了这部小说，从艺术方面来说，杜莱塞已达到了它们的顶点了。
然而，杜莱塞真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美国社会的罪恶、腐败，而无动于衷吗？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于这一切肮脏、黑暗，他会不起正义的感觉而起来和它们战斗吗？他所崇拜的法国大小说家左拉，不是也终于加入社会主义的集团，从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吗？
是的，杜莱塞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艺术家，他之所以没有立刻成为一个战士，是为了时机还没有成熟。
这时，一个新的世界吸引了他：社会主义的苏联。在一九二八年，他到苏联去旅行。他看见了。他知道了。他看到了和资本主义的腐败相反的进步，他知道了人类憧憬着的理想是终于可以实现。从苏联回来之后，他出版了他的《杜莱塞看苏联》，而对于苏联表示着他的深切的同情。苏联的旅行在他的心头印了一种深刻的印象，因而在他的态度上，也起了一个重要的变化。
从这个时候起，他已不再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一个明知道黑暗、腐败、罪恶而漠然无动于衷的人了。新的世界已给了他以启示，指示了他的道路，他已深知道单单观察，并且把他所观察到的写出来是不够，他需要行动，需要用他艺术家的力量去打倒这些黑暗、腐败和罪恶了。
在一九三〇年，他就公开拥护苏联，公开地反对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进攻，从那个时候起，苏联已成为他的理想国。他说：“我反对和苏联的任何冲突，不论那冲突是从哪方面来的。”在一九三一年，这位伟大的作家更显明了他的革命的岗位。他不仅仅把自己限制于对于时局的反应上，却在行动上参加了劳动阶级的斗争。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去揭发出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劳动者们所处的地位是怎样地令人不能忍受。他细心地分析美国，研究美国的官方报告，经济状况，国家的统计，预算，并且亲自去作种种的实际调查。经过了长期的研究、调查、分析，他便写成了一部在美国文学史上空前，在他个人的文艺生活中也是特有伟大的作品：《悲剧的美国》，而把它掷到那自在自满的美国资产者们的脸上去。
杜莱塞的这部新著作，可以说是他的巨著《一个美国的悲剧》的续编。在这部书中，杜莱塞矫正了他的过去，他在一九二五年所写的那部小说是写一个美国中产阶级者的个人的悲剧，在那部书中，杜莱塞还是以为资本主义的大厦是不可动摇的。可是在这部新著中呢，美国资本主义的机构是在一个新的光亮之下显出来了。杜莱塞用着无数的事实和统计数字做武器，用着大艺术家的尖锐和把握做武器，把美国的所谓“民主”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法西斯的面具，无情地撕了下来。
这部书出版以后，资本主义的美国的惊惶是不言而喻的了。他受到了各方面的猛烈的攻击，他被一些人视为洪水猛兽，然而，他却得到了更广大的人，奋斗着而进步着的人们的深深的同情，爱护。
从这个时候起，他已成为一个进步的世界的斗士了。他参加美国的革命运动，他为《工人日报》经常不断地撰稿，他亲自推动并担任“保卫政治犯委员会”的主席，他和危害人类的法西斯主义作着生死的战斗。西班牙之受法西斯危害，中国之被日本侵略，他都起来仗义发言，向全世界呼吁起来打倒法西斯主义。
从这一切看来，杜莱塞之走到社会主义的路上去，决不是偶然的事，果然，在他逝世之前不久，他以七十四的高龄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毅然加入共产党，是因为西班牙大画家比加索和法国大诗人阿拉贡之加入法国共产党，而受到了深深的感动，亦是为了深为近年来共产党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勇业绩所鼓舞。在他写给美国共产党首领福斯特的信中，他说：“对于人类的伟大与尊敬的信心，早已成就了我生活与工作的逻辑，它引导我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然而，我们如果从他的思想行动看来，这是必然的结果，即使他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也早已是一个共产党了。
然而在这毅然的举动之后不久，这个伟大的人便离开了我们。杜莱塞逝世了，然而杜莱塞的精神却永存在我们之间。
载《新生日报·文协》第四期，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
玛丽亚
西班牙 阿索林
玛丽亚是海水浴场的欢乐的标志。
“玛丽亚，你给我一朵石竹花吗？”
玛丽亚采下一朵石竹花，掷到街上去。那个浴人走过去了：他是一个青年人，戴着一顶软草帽，穿着一双光亮的红皮靴。
“玛丽亚，你给我一朵石竹花吗？”
玛丽亚采下一朵石竹花，掷到街上去。那个浴人走过去了：他是一个笑嘻嘻的老人，生着扭曲的灰色的髭须。
“玛丽亚，你给我一朵石竹花吗？”
玛丽亚采下一朵石竹花，掷到街上去。那个浴人走过去了：他是一位生着长胡须的先生，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放得很低。
“玛丽亚，你给我一朵石竹花吗？”
于是玛丽亚笑着、叫着，快乐而喧嚣地答辩着，接着便离开了露台。因为玛丽亚已经没有石竹花了，或是——这是更可靠一点——她不想再把她所剩余的来割舍了。
你们观察过大画师戈牙的《狂想》吗？你们记得那些袅娜、脆弱、波动、蜿蜒的女性的姿容吗？我眼前就有着这些《狂想》中的一幅：那是一个懒洋洋地站立着的荡妇，梳着低髻，玄纱盖头一直垂到眼睛边，折扇贴着嘴。在她后面，一个丐婆贴得很近，向她求施舍；她呢，轻盈地摆开，向她转过脸儿去，带着一种鄙夷的姿态，而那标题是写着：“凭上帝原谅吧……而她是她的母亲。”
呃，这个荡妇就是玛丽亚，我并不是要说玛丽亚是不近人情，铁石心肠，凶暴。不是，不是。我之所以提起这幅《狂想》，是因为那位大师也许在这幅画中给予了一个最袅娜、最有风度、最愉快、最漂亮的妇女的典型。而玛丽亚就是一个与此类似的典型；可是如果你们对于她详加注意：假如你们观察她的态度，她的姿势，她的步行，坐下，起立，穿过一间客厅的样子，那么你们就可以看到——而这就是她的最独特的魅力——在她身上，那纯粹的荡妇典型，和比尔巴奥妇女的最新的典型，是交错而混淆着……而你们，读到这里，便要问了：是不是确实有一种比尔巴奥妇女的典型的？这不是一种无稽之谈吗？这也许不是一种对于女人的殷勤吗？不是，不是，读着。几天之前，在比尔巴奥那面，在天刚晚的时候，我从在桥对面的一家咖啡店的大门口，观察过那些美丽的妇女们的轻盈而不断的来来往往。
那时天是灰色，氛围气是凉爽的。马车、货车、汽车、电车，穿梭地奔驰来往着；在左面，一片黑色的浓烟在拉·洛勃拉车站的铁和琉璃的拱廊前面升起来；在右面，大路上树木的新叶罩上了它们的鲜明的幕。尖锐的叫子声，机关车的隆隆声，车掌的呼喊声，马蹄的得得声，电车触轮的磔格声都传过来……而在那宽阔的大路上，在嘈杂之中，向桥走过去或是从桥走过来的，是那些来来往往的比尔巴奥的妇女，戴着白色，粉红色，青色的夏季帽，稍稍有点向前偻，稍稍有点直挺挺，多筋肉，强壮，也许脚微微大了一点，但却全部穿着袜子，全部——而这一个细微之点是万无差错的——穿着毫无缺陷的靴子，黑色的靴子，光耀的靴子，漂亮的靴子……
这里我已经随便三言两语表白出比尔巴奥妇女的特性来了；有时，如果她是属于高等阶级的，你就可以从那个在一个骤然致富的时期成长而教育出来的她的身上，注意到她服饰中有一种炫夸和率真的依微的渲染。可是，在她的强健的美貌前面，在她的断然的态度前面，在她的性情的奔放和气概的不可一世前面，这一切你便不久就完全忘记了……
玛丽亚也是强健，多筋肉的，她有着一个温柔的下颏，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曲折在那熨平的直领上面。玛丽亚走路的时候也上身微俯向前，而她的手臂是轻松地沿着身体垂下去的。玛丽亚走路也同样是——也许这是比尔巴奥的妇女的最显眼的特性吧——并不匆促，并不一往直前，并不跨着一致而匀整的步子，却是和谐地时快时慢，正出奇地和这种态度的典型相符。在早晨，玛丽亚在白色的衫子上面披上一方盖头，这样把脸儿遮住一半，在做弥撒回来的时候，在那有石竹花的露台上显身出来。这样你们就以为自己看见了我上文对你们说起过的戈牙的那种荡妇，或是这位大师所画的圣昂多纽修道院中的那些凭着栏杆的游女。
夜里，晚饭之后，她在钢琴边唱一支小曲子，或是跳华尔兹和丽戈同舞……那年轻的贝呈达瓜侯爵，直挺着身子，并着脚，带着一种“绅士”的僵直的动作，向她鞠了一个躬，“玛丽亚，你可以赏脸和我跳这华尔兹舞吗？”于是玛丽亚站了起来，于是他们两人便在大厅中，在那又亮又滑的地板上，很快地转着转着了。因为玛丽亚是寡妇，所以当她舞着，当她走路，当她坐下，当她站起的时候，你便在她那里看到有某一种平坦，某一种庄严，某一种也许宣漏出无限的幻灭的安静……
倍拿尔陀爷
西班牙 阿索林
这个人是徽章的反面，就是说，一个使你们引起某种狂想，但实际上却毫无异常的人……当你们在食桌上安静一点的时候，你们就听到一个人大声怒喊着：
“可是这是多么笑话？难道我要一辈子这样下去吗？”
这就是倍拿尔陀爷，他在责叱一个女仆，因为她上菜上得太慢了。你们对于倍拿尔陀爷的这种发脾气觉得奇怪吗？你们也觉得在圆桌上这样嚷嚷是过分吗？你们并不以为奇怪；倍拿尔陀爷，据他的自白，是在二十九年以前从萨尔第瓦尔来的。怎么没有权利嚷嚷呢？如果强叫牙床一动也不动至四分钟之久，怎么没有权利发脾气呢？想象一下一个红色的、发光的、椭圆形的大斑点吧；在那上面，放两粒小小的芥子上去；在下部，抹一笔白色，然后，垂直于这一笔，再阔括地抹一笔白色……于是你就会得到倍拿尔陀爷的肖像了。
“倍拿尔陀爷，”刚杜艾拉说，“你知道那天我在索拉雷斯看见了谁？是倍尼多。”
“嘿！”倍拿尔陀爷用一种有力的声音惊叹着。
于是便是一个长长的沉默；而当你以为这短促的话题已被忘记了的时候，倍拿尔陀爷又大声说道：
“我已长久没有见过了！”
“他现在很胖了。”刚杜艾拉回答。
“不，”倍拿尔陀爷说，“我说我已经长久没有看见索拉雷斯了。”
“那一定是一个新建筑物吧。”刚杜艾拉说。
“是古老的。”倍拿尔陀爷回答，“但是已经修改过了。”
请你们不要再问我倍拿尔陀爷的嘉言懿行。我所知道的尽于此矣；没有人知道得更多一点，知道得更多一点是决无此理。当你们退席到衣帽架上去拿你们的帽子的时候，你们看见一根巨大的藤，活像是一棵树的极大的树干。这就是倍拿尔陀爷的手杖；他曾在林中把它斩了下来，并且在藤皮上用小刀刻划了许多有趣的圈子和花纹。而在饭后，倍拿尔陀爷便扶着这巨棍，带着他的极小的眼睛，带着他的发光的脸儿，带着他的白色的胡子，像一位牧神似的，孤独而狰狞地，到俱乐部去了。
婀蕾丽亚的眼睛
西班牙 阿索林
赛斯多拿是一所漂亮、时髦、舒服的旅馆；乌尔倍鲁阿迦是一个疗养院。也许赛斯多拿，带着它的似乎是客厅的对称的宽走廊，使你发生一种耶稣会的最新式的书院的印象；也许乌尔倍鲁阿迦，带着它的曲折，刷石灰而低顶的狭甬道，使你起一种法朗西思各会的朴素的修道院的观念。这一个和那一个浴场都处在同一样的地位，在一个山谷的底里；但是在乌尔倍鲁阿迦，山坡互相逼得更紧一点，溪流是更湍急一点；那些栗林是更不宽阔一点，而且当你走到它的门前的时候，有一种好像是忧闷，好像是轻微的压迫似的情绪——已由一种偏见勾引起的——便向你袭来了。你更努力一点去隐蔽住它并克制住它吧；你跨过那浴场的门槛吧。那所建筑的整个结构是历年陆续地建造成的台基和亭阁底集合。主要部分耸立在一片微凹的洼地上；我们走下四级石级……于是我们就到了门前了；我们走进一个狭窄的门洞；在底里，开展着一条空洞的长走廊，它通到一个被三根柱石界分着的宽敞之处。这里有一扇小门通到石窟，那里有一道皎白而晶莹的活水涌现出来。我们再向前进一步；一间铺陈着长椅和木柜，摆设着盆花的小厅，在我们眼前显露出来。接着我们穿过一个小院子走到另一个走廊，然后我们又碰到另一个宽敞的地方，那里有邮务处，医务处，和陈着杂七杂八的东西的长长的陈列橱。我们再走几步；另一个客厅和另一个长走廊把我们引到那些喷雾室和蒸汽浴室……随后我们又退回来走那已走过的地方；我们重又看到那石窟，那医务室，那邮政办事处；我们重又经由原先的走廊去找寻那领我们到上层去的阶梯。到了那里，我们发现自己是在一条满是小门的甬道中；地板是用坚固的木板铺砌的，上过蜡，发着光；一道狭狭的反光消失在那边远处；我们闻到一种野生的新鲜的香草，氯气和以太的扑鼻的气味。我们为什么不随那走廊走过去呢？还有什么事比观览我们所不识的屋子更有趣呢？还有什么感觉比逐渐地去发觉那些突然涌到你眼前来的不寻常的事物更愉快吗？
这条走廊引到另一道走廊。向右转，穿过一个有玻璃门的短短的客厅，走下几级，于是你终于到了一个夸大的楼梯顶，面对着其他的楼梯级，你必须走下这些梯级，才走进一间很宽大的客厅，那里四面安着长椅，挂着横阔的镜子，陈着一架直立的钢琴，在背景上烘托出它的背面的红色的斑影来。你心满意足了吗？你是不是已把一种刚在这新环境中突然起来的，对于这新环境的综合的感觉，带给了你的贪切的心灵？这一切的走廊，这一切的楼梯顶，这一切的客厅，都是阒无一人的，静悄悄的；地板发着光，墙壁好像都已粉刷过。而不时地，在沉静之中，你听到一声短促的干咳，或是一声顽强的长咳。于是你感到在这氛围气之中，是有着一点亲切而深沉的下省情味：在那层次高低不一的客厅和走廊的交错中，在陈设的简单中，在那些病房的高和深之中，在仆役们的坦白和率真中，在菜肴的纯粹的平淡之中……但是你们，像我一样，是在一个你们欣赏着这一切那么西班牙固有的东西的时刻。不久之后，当你们在这大厦中再耽搁一小时的时候，你们的趣味就会充实地满足了。因为你们觉察到那你们所呼吸着的氛围气，不仅深深地是下省的，而且，由于一种合理而必然的联系，也是饱和着一种如梦而忧郁的浪漫精神。也许你不知道这些水的神效吧？你不知道那些从字眼真正的原意说的“审美的”病人都群趋到这些汤泉来吗？而你又怎样能够否认那存在于浪漫精神和苍白的脸色，黑眼圈，纤弱以及悲剧的永远的绝望之间的亲切的关系？如果你爱小城中的这些，那么温柔、那么悒郁、那么纤弱、那么富于幻想的少女吗？她们呻吟着，流着眼泪，突然从欢乐转到伤心，在小抽屉底里藏着一张褪色的肖像和一些有一家咖啡店或一家旅馆的印戳的信件，培养着寄生草，在钢琴上奏着“洋娃娃葬曲”，读着用报纸包着的冈保阿谟或倍盖尔所著的书，匆匆地照一下镜子看看自己是否变丑了，在冬天阴暗的日子隔窗帷守望着一个陌生的过客——也许就是一个能改变我们的生活的风流少年——的步履的……；如果你们爱这样的少女，到乌尔倍鲁阿迦来吧。那些日子我认识了欧拉丽亚、华尼妲、萝拉、珈尔曼、玛丽亚、萏丽葛妲，而我尤其看见过婀蕾丽亚的那双苍茫，悒郁的大眼睛。
“你在做什么，婀蕾丽亚？”一个我昨夜看见和她一起跳舞的青年对她说。
“没有什么，”她回答，“我在看河里的水……”
婀蕾丽亚倚身在桥栏上，显着一种凝神，潇洒和无拘无束的姿态。迦尔瓦尼便是在这种姿态之中，把那些一八五〇年的纤柔而苍白的妇女，安插在一个花园的平坛上或是一张长椅的扶手上的。婀蕾丽亚望着柔顺的河水；但是她的凝注的眼睛却并不看见柔顺的河水。她的侧影是在黄昏的灰色的天上描剪出来。
这正是大路施暴于浴人的时辰，但是你们并不唯命是听。在浴场的后面，傍着那条小河，有一条漫漫的白杨夹道的大路。你们移步向那边去吧。地上是铺着细草；一边耸立着荫着栗树的山坡；另一边舒展着一带低低的，繁密的苹果树，枝叶在水面横斜着。三四列的白杨把这白杨树林分成一些宽阔的路径。那些树干是细长、挺直、袅娜；枝叶不在枝干间，却是在很高的地方长出来，所以你们在其枝叶下经过的时候，就像在支撑着一个绿穹窿的一行行最精致的圆柱间经过一样。而当你们这边那边游倦了的时候，你们便在河岸上一个大水潭边坐下来。无数的水蜘蛛，行踪无定地，伸长着四只轻捷游移的脚，在水面上溜着。它们有时迅速地前进，有时停止，有时转着蓦忽而急骤的圈子。而它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在水面形成一个圆圈，去和其他无穷尽的圈子交错组合成一片飘忽而任意的花纹。
但是夜到来了。你必须回浴场去了。一口钟刚带着一种执着的声音敲过了。你们重新穿过楼下的甬道，又走上正屋的甬道。灯火已点上了，而那上过蜡的木板的长长的反光，像一条狭窄的水银带似的，消失在那边远处。一片人语的应响的烦嚣声，有点像一片低沉而悦耳的合唱似的，传到了你们的耳边：这就是在附近的圣堂里，正如每晚一样，浴客们在念玫瑰经。接着，你一边在走廊中踱着，一边听着这神秘的圣诗，于是你们的眼睛就第一次注意到那些挂在门上的古旧而可爱的小铃，疯狂的电铃的可敬的祖先。而这个无足重轻的琐事便已经把你们沉浸到一个浪漫的悠远的梦中去了。你们还缺少什么吗？你们还剩下那最主要的东西。晚饭之后，一定得到楼下客厅里去坐一会儿。这里，你们又碰到华尼妲，萝拉，珈尔曼，萏丽葛妲，欧拉丽亚，于是你们又看见了婀蕾丽亚的视而不见，茫然看着扇子上的风景的苍茫而悒郁的大眼睛。钢琴放出几声舒徐而响朗的音；那些漂亮而苍白的姑娘们都站了起来，一直走到厅的中央，慢慢地前进，后退，互相握住了一会手，又互相屈膝行礼而散开，终于跳着我们的母亲或祖母穿着满是褶褶的宽衫子所跳的那种恬静的“长矛骑兵舞”。于是你们似乎已经浓密地饱和着感伤的理想性了；可是在场的人都要求玛丽亚唱歌，于是玛丽亚愉快地笑着分辩，接着就正经起来，而在咳嗽了几声之后，她终于唱出一支懒散，忧郁，凄婉的歌来了……
于是你们便告退，在你们的精神上带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感。走廊是沉静的了。你们也许听到一声辽远的，突然的干咳，或是顽固的奇咳。而当你们上床的时候，你们便一边睡过去一边想着婀蕾丽亚的梦沉沉的大眼睛，以为自己感到了最大的荒唐和最大的诚朴，以为自己感到了慈爱的一片微茫的感觉。
刚杜艾拉
西班牙 阿索林
我是在什么地方认识刚杜艾拉的？在迦尔陀思的一部小说中吗？在《朋友芒梭》中，在《禁物》中，在《山德诺医生》中，在《昂葛尔·盖拉》中？刚杜艾拉正坐在桌边，在你们对面；他生着圆圆的，细致的脸儿，而在脸上，在两旁，在颞颥上，是两个长长的三角形的脱了发的鬓角；刚杜艾拉蓄着两撇好像是剪短的八字须，使你们回想起一八五〇年的文官的八字须，两撇浓厚、黑色，很快地收窄而变成两个尖锐的须端的八字须；刚杜艾拉穿着一套朴实的灰色羊毛呢的衣服；刚杜艾拉光彩地佩着一条难以言状的领带，这种领带，你相信是曾经在一个新委的军官，一个在咖啡店中演奏的提琴家，一个商店中的店员，一个医科大学生的胸前看见过一千次的；刚杜艾拉默不作声地进食像大家一样，像他的左面，右面，对面的同桌人一样。于是你注视了他一会儿，想道：“这里是一个完全平凡的人，这里是一个可怜的人，也许是一个什么部的职员，也许是一个做小本经营的人。”
但是你们错了。立刻，那位正在和倍拿尔陀爷谈话的刚杜艾拉，说道：“有一次我搭快车从勃鲁赛尔到巴黎去……”这样，你们就把那放到嘴边的叉子拿住不动，愕然地望着刚杜艾拉。而刚杜艾拉却从容不迫若无其事地继续吃着。于是你又想道：“无疑地，这位可怜的先生曾经偶然搭国外的特别快车旅行过一次。”可是刚杜艾拉又和爱米留爷谈起来了：“是的，我认识他，因为他在王家剧院的长期座位是在我的旁边……”于是你们又举起目光，格外诧异地，格外惊愕地，望着刚杜艾拉。这样，你们渐渐地明白，这位刚杜艾拉——一位著名的银行家的承继人——是拥有一笔极大的财产，曾经旅行过外国，住在一所豪华的住宅中，并且高兴的时候就坐着马车游玩。于是你们便凝思着，把你们的一切印象集合起来，于是又说道：“这里是一个朴素，充实，自然的人；这里是那些罕有，例外，具有一切长处，然而却有毫不显露的微妙的艺术的人们中的一个。”
而当日子渐渐地过去的时候，当你们已经和刚杜艾拉长谈过的时候，你们便看出这个可怜的人是一个地道的马德里人，真正的马德里人的例范和纲要；那就是说，一个精细，能屈能伸，善讽的人，有点儿平凡无奇，有礼貌，勤勉，直觉，伶俐……没有刚杜艾拉，萨尔第瓦尔的生活便不可领会。刚杜艾拉每年都来；他经过这里到圣塞巴斯谛昂，又从圣塞巴谛昂到比阿里兹去。刚杜艾拉是大家的朋友；他对你们讲两句关于这个或那个浴客的生活，他不时奉敬你们一句机智的话。刚杜艾拉凭着他有分寸而合时宜的和蔼态度得到一切妇女的欢心。他第一个问她们，在她们最近的旅行中作什么消遣；他扶持她们上落马车的踏脚镫；他为了某件或几件小事而向她们假装一种滑稽的微愠之色。
“侯爵夫人，我对你很生气。”
日涅福安德侯爵夫人，那位大家都认识的有点天真的粗心的贵妇人，呆望着他。
“为什么呢，刚杜艾拉？”
“今天早晨在公园里碰到你，你没有和我招呼。”
“天哪，刚杜艾拉！”那侯爵夫人用着一种使你们大家都不会忘记的那种哭丧着的声音喊着。
于是刚杜艾拉便低倒了头对着食盘，装着一种愁容满面的，可怕的沉默……
在快镜头下
捷克 却贝克
赶飞蛾
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本书或是一张报纸坐着；突然，他抬起头来，游目追望看空中的什么东西，好像望着一幅看不见的照相似的。接着他跳了起来，用手抓了一把，此后就跪了下来，用手掌拍了一下地。他又跳了起来，用手抓着空虚；奔到一个角隅去，一边拍着他的手，拍了一下墙，然后小心地看着自己的手。接着他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而走过去又坐了下来，怀疑地望着他刚才拍过一下的那一个角隅。三秒钟之后，他又一跃而起，跳到空中，击着手掌，倒在地上，打着墙壁和家具，发狂地挥动着他的臂膊，跳来跳去，头转来转去，然后又坐了下来。五秒钟之后，他又跳了起来，把这仪式一般的跳舞又重头至尾表演了一次。
追电车
这一件事，你须得要有一辆刚要开出去的电车。在这个时候，一个走到停车站去的人掉过头去，开始把他的腿更快地活动着，动作像一把剪刀似的；此后他像游戏一般地轻跳着，接着就跑慢步，一边还微笑着，好像这样做不过是玩玩而已。接着，他一手按住帽子，开始竭力奔跑了。那辆当时的确等过一会儿的电车，现在开足速力开出去了。那追电车的人绝望地奔跑了几步，而那电车却隆隆地毫不关心地驰过去了。这时候，那追电车的人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赶不上那辆电车了，他的热衷崩溃而消失了；他带着没力的奔跳向前跑了几步，然而停了下来，在那已去的电车后面挥着手，好像是说：“没有关系，你到地狱去也尽便，走吧！我可以等第二辆电车——比你更好一点！”
牵狗散步
一个牵狗散步的人，往往自以为他牵着狗，而不是狗拉着他。如果那头狗要嗅一下什么东西，它的主人也停了步子，望着周围的建筑物或是自然景象；而当那头狗爬下来大小便的时候（这样做便是降低它的主人的身份了），它的主人就慢慢地燃起一根纸烟，或是表示出他正需要在这里逗留一会儿，表示他正在凝想什么事情，竟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狗这时在做什么。
颠踬
一个人踏着什么东西滑了一下，或是为了什么完全外来的理由突然变更了他的步伐的韵律。他往往惊愕地挥动着他的臂膊，好像要抓住什么人似地，然后用那最失体面的匆忙去重获他的失去的平衡。但是他一这样做了之后，他就带着一种显著而有精力的敏捷继续走着，好像对一切过路的人说：“喂，你们在呆看什么？你们以为我要跌一交了吗？嘿，我没有跌，可是这又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你们不看见，我现在这样大踏步走着吗？”
避泥泞
一个踏过泥水潭的人实在是这样干的。他先站在潭边，想一个方法不弄湿脚越过那水潭；接着他轻轻地跨着步子，像一只猫似的，只用他的脚尖儿踏地；此后他振作起精神，在水潭中跳着，改变方向，非常小心地前进；然而，出乎他意料地，他恰巧踏在泥泞的最深最肮脏之处。那时这想避开泥泞的人，便会表现出一种喊“啊哟”的面目；他颓然地停止了一会儿，然后从泥水潭的最深之处挣扎出来。在长长的旅程中，像人生的旅程一样，这叫作安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