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小说界革命”后的创作转向

在晚清四千余种报刊小说中，梁启超竭力推崇的政治小说虽然也有，但在小说创作或翻译的总量中已只占极小的比例，尽管那些作者或译者大多都以“改良群治”相标榜。该现象在读者的需求、书局的择稿标准以及作者或译者自己的偏爱共同制约下而产生，这实际上是小说已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逐步纠正过于抬高政治小说作用与地位的偏颇，其实就连《新小说》自己，在出版中断十个月后，即从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刊行第八号开始，已显示出这种纠偏的倾向。对小说创作整体而言，纠偏实际开始的时间还要早得多，其标志应是在此前一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问世的《绣像小说》。

《绣像小说》的创刊，显然与《新小说》风行一时，销路甚捷的刺激有着很大的关系。商务印书馆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后，一直在敏锐地捕捉阅读市场上的各种机会，也关注小说界的动向。其时梁启超为推介政治小说，在《清议报》上先后连载《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连载过程中就急着将已刊载的部分结集出版，连载结束后又出版全本。但在日本出版后再运回国内销售毕竟范围有限，商务印书馆便抓住机遇，紧跟着接连出版了这两部小说的单行本。眼见《新小说》的风行，商务印书馆立即跟进仿效，也创办了家小说专刊，那便是半月刊《绣像小说》。《新小说》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绣像小说》则于翌年五月初问世，若扣除刊物筹办与组稿时间，可见商务印书馆是迅速决策，立即动手操办。不过，商务印书馆并不想办成另一个鼓吹政治改良的小说专刊，同时它又很清楚：一个杂志的风格和它的主编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一个小说刊物的风格，则和它的主编的小说创作实践密切相关。于是，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按办刊意图的设定聘请李伯元主办。李伯元创办过《指南报》、《游戏报》与《世界繁华报》，有“小报界鼻祖”之称。那些报纸刊载了许多官场笑话、民间趣闻，甚受市民们的欢迎。虽然多为消遣性的内容，但那些游戏之说，嘲骂之文向读者展现了当时贪官污吏的丑恶，人们不难体会到编者揭露、讽刺、谴责政治腐败现象的意味。李伯元又创办过艺文社、海上文社等文学团体，身边聚集了一批热爱文学创作的人士；而在《世界繁华报》连载的《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等小说，足以奠定他的小说家的地位。既熟悉市井，了解百姓们的喜好，又是出色的小说家，商务印书馆确实找到了最适合的人选。商务印书馆推出《绣像小说》时，通过插入创刊号的那篇《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宣告了该刊的办刊宗旨。

这篇《缘起》中有几个关节点值得注意：首先，文章一开始便说“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搏桑崛起，推波助澜”，即欧美与日本的崛起，与以小说改良群治有着莫大的关系。这其实是梁启超反复详细论述的观点，商务印书馆承袭于此，但以十六个字作精炼表述。其次，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猛烈地批判了“旧小说”，又用一千三百余字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历数了“小说之陷溺人群”的情状，商务印书馆沿用梁启超的观点，但概括为“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几乎百不获一”等语。再次，梁启超指出小说的感染力极强，并具体论述了它的熏、浸、刺、提四种表现，从而归于“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缘起》同样表达了这层意思，但较弱化，只是简单地说：“夫今乐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第四，梁启超鉴于小说强烈的感染力，提出“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故而倡导“小说界革命”，《缘起》则以“藉思开化夫下愚”一语带过，虽锋芒大为减弱，但两者的意思在根本上仍为一致。以上四条足以证明对梁启超观点的沿用，《绣像小说》乘《新小说》之势而创办是明摆着的事实。

两者关系如此明显，《缘起》却只字不提梁启超与《新小说》，而是告诉读者：“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其后又有“则请以兹编为之嚆矢”之语。“嚆矢”者，首创之意也。无论是“首辑”还是“嚆矢”，商务印书馆都是在明确地宣布《绣像小说》为小说专刊第一家的身份。为争夺小说市场的份额，这或是商务印书馆如此宣布的原因，但纵观《绣像小说》刊载的那些作品，又可体会到此宣布别有含义在。《缘起》中“庚子一役，近事堪稽，爱国君子，倘或引为同调”的陈述并不激烈，但要表达的意思谁都清楚。《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家已陷于被瓜分的险地，《绣像小说》希望“爱国君子”能以创作小说的方式感化百姓奋起，改变中国的现状。然而，编者并不赞同《新小说》的创作格局：作者怀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从事的多为理念先行的图解式的写作，描写直白，充斥其间的议论乏味无趣，中国传统小说的韵味极为淡薄。商务印书馆在这点上将与《新小说》分道扬镳，它将编辑出版的是符合中国读者审美趣味与阅读习惯的小说刊物，不是直接宣扬政治思想，而是通过小说艺术的形式，批评社会现状，教化民众。就这个意义而言，《绣像小说》确可称为“首辑”或“嚆矢”，此宣称似有自封承接中国小说正绪第一人的含意，它只字不提梁启超与《新小说》也就可以理解了。

《绣像小说》同样也“藉思开化夫下愚”，却是尊重读者的审美趣味与阅读习惯，通过小说的艺术形式，批评社会现状，教化民众。创刊号明显地显示出这一特点，它的前三篇小说出自李伯元与“讴歌变俗人”之手。《文明小史》描写了“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的故事。此篇取材于现实，反映了锐意改革者与顽固守旧派之间的激烈冲突，以相当的篇幅暴露了维新运动的阴暗面，活现了其时鱼龙混杂，以假维新而招摇撞骗的故事。仅此首篇，已可窥见该刊立场与《新小说》的相悖。《活地狱》以十五个惊心动魄的案例，暴露与批判中国旧式州县衙门。作品以生活实录的方式，将中国黑暗恐怖的监狱现状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品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最下层的县衙门的差役、捕快、牢头等人的罪恶行径刻划尤具特色。《醒世缘弹词》则着重于宣传破除迷信、反对缠足和吸鸦片，“讴歌变俗人”在第一回里说：“我只有因势利导，将他们慢慢的开导一番，以期他们渐渐悔悟。”《文明小史》第一回则说“须用上些水磨功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这固然表明了不赞成激进改革的立场，但就小说而言，却是符合其潜移默化地感染读者的特性，而不像梁启超等人痛快地针砭一番，以期收立竿见影之效。创刊号上开卷接连三篇宗旨风格相似的小说的组合，已清楚地表明了《绣像小说》的办刊方针与立场，而这三篇小说都连载了多期，长期地支撑着该刊的宗旨与风格，后来新刊的作品如《邻女语》、《负曝闲谈》与《未来教育史》等也都与此保持一致。

稍作比较就可以发现，前几期《新小说》的作品政治理念鲜明，作者常插入大段政论或以宣传口吻说教，表白直露，小说本应具备的艺术特性以及可读性要求反被忽略了。《绣像小说》也有改良社会以及改良文学的宗旨在，它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致，刊载的小说多涉及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热点，如揭露官场黑暗、宣扬破除迷信、妇女解放、宣传科学知识等。然而编者有自己的文学定见，无意作政治宣传，重视经济利益的商务印书馆对读者群的预设，是人数众多的社会中下层有知识者，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与社会变革，但态度较为温和。这其实也是梁启超与李伯元两位主编间的差异。不过，《绣像小说》也有意识地注意对《新小说》的衔接。它刊载《维新梦传奇》与《梦游二十一世纪》时曾说明道，这是与是《新小说》“命意正复相同”，而将梁启超极为重视的《经国美谈》，被改编为“新戏”刊出，目的是“俾吾国少年读之，当使爱国之念油然而生”。反过来，《新小说》在长时期停刊后，开始连载吴趼人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内容与风格都恰与《绣像小说》相呼应。连《新小说》自己宗旨与方针也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此时小说创作从政治向文学回归的大方向已定。

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一日(1904年9月10日)，《新新小说》在上海创刊，与《新小说》、《绣像小说》并行于世。在“新小说”前又加一“新”字，从刊物命名就可以看出编者对《新小说》颇不以为然。创刊前两个多月，该刊先在报上刊载《‹新新小说›叙例》，宣布自己的文学主张与办刊方针。它首先承认“小说有支配社会之能力”，以及“欲新社会，必先新小说”，这是承袭梁启超的观点，可见“小说界革命”影响笼罩之厚重。然而，它更强调的是“小说新新无已，社会之革变无已，社会进化之公例，不其然欤？”甚至又进一步提出“向顷所谓新者，曾几何时，皆土鸡瓦狗视之”，已颇不以梁启超为然，但赶紧又加上一句“吾非敢谓《新新小说》之果有以优于去岁出现之《新小说》也”，但句中一“果”字，却透露出欲胜于《新小说》的意图，而且已将《新小说》当作已翻过去的一页。其实何止《新小说》，该刊主编龚子英实际上对整个“新党”都不以为然。《新新小说》第二号还刊载了一篇《新党现形记》，其中写道：“到了此时，风气大开，打这面旗儿的，也就一天多似一天。无论是人非人，乐得借此营生。”该刊的创作主张见于《‹新新小说›叙例》中的第一条：“本报纯用小说家言，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意在浸润兼及；以一变旧社会腐败堕落之风俗习惯。”语中之“浸润”以及批判旧社会“腐败堕落”等语仍是采用梁启超之主张，但声称“纯用小说家言”，却是针对《新小说》图解政治理念的做法；而第四条所言作品当期刊毕，也是针对《新小说》多为连载，“令阅者有久待之憾”。

《新新小说》创刊号的首篇是主编龚子英的《中国兴亡梦》，该篇以太虚君的经历为线索，演绎东北三省的抗俄斗争，也借此宣泄国家、种族兴亡的感慨，他的另一篇《菲猎滨外史》仍着眼于中国：“其视吾东方病夫，任人宰割，犹复谓他人父，忝颜事仇者，固未可同日语也。”但创刊号更值得注意的是陈景韩的《刀余生传》，这是该刊“侠客谈”系列的首篇，后来《新新小说》一直贯彻了创刊时“叙例”中所说的“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后来还明确宣布，前十二期“则以侠客为主义，故期中每册，皆以侠客为主，而以他类为附”。然而，虽是既宣扬了国家、种族兴亡的思想，且文艺性也较强，但一个小说刊物始终只集中于“侠客”题材，作品中又宣告“吾恨不得炸弹，贯南北极，毁灭地球，一泄种种不平；又惜无风马云车，飞渡别一星球，吸新空气，以洗所沾染之龌龊习惯而恣吾乐也”，一种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但其办刊方针，实是走上了偏锋，读者面自然是大受影响，杂志刊行也遇上了种种不顺。《新新小说》仅出了十期便悄然停刊，而且作为月刊，这十期的出版居然拖拖拉拉地持续了二年八个月。编者曾宣布第十二期以后将更换主要题材，但它并未能坚持到那一天。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又一家小说专刊《新世界小说社报》在上海问世。它雄心不小，创刊伊始就宣称其作品“事迹之离奇，文笔之优胜，无体不备，无美不臻，洵足推倒一时小说。”此豪言壮语当是针对其时正陷入勉力维持之境的《新小说》、《绣像小说》与《新新小说》而发。它的办刊宗旨也不再涉及政治，而是“为开通社会起见，誓合四万万同胞饷以最新之知识”。创刊号上《发刊辞》称：“过去之世界，以小说挽留之；现在之世界，以小说发表之；未来之世界，以小说唤起之。”编者对小说地位、功用的认知，仍有承袭梁启超思想的一面，但申明小说应反映现实，却是对梁氏主张偏颇的匡正。《新世界小说社报》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活动家都不满意，创刊号上的《新中国之豪杰》，第一回便是“南海县教主传道，北京城公车上书”，毫不含糊地向读者挑明了影射对象，对康、梁及维新运动颇有几分鄙视；同时在《发刊辞》里又严厉批评革命党：“新党之革命排满也，而继即升官发财矣。”编者的思想自然影响到该刊少谈政治而着眼文艺的倾向，而从小说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正是它在“小说界革命”后逐步与政治脱钩的一种表现。可是，尽管雄心犹在，《新世界小说社报》还是很快陷入不顺之境，它只坚持了九期，不过编者或可聊以自慰的是，《新小说》、《绣像小说》与《新新小说》都已先于它停刊了。

近代小说史上第一份小说专刊《新小说》在出完二十四号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停刊，因为自第八号起就是主要撰译者的吴趼人与周桂笙与该刊脱离了关系，应邀去创办《月月小说》。《新小说》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它的问世曾使全社会都关注小说的地位与功用，而新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已成燎原之势，追溯其首功，则非它莫属。《新小说》对小说界的最后一个贡献，是它的盛名为《月月小说》的问世作了铺垫：后者创刊后接连刊载广告宣称，原为新小说社总撰译员的吴趼人与周桂笙已是它的总撰述与总译述：“兹横滨《新小说》业已停刊，凡爱读佳小说者闻之，当亦为之怅怅然不乐也。继起而重振之，此其责舍本社同人其谁与归？”

《月月小说》的创刊号也显示出正宗继承人的气势，吴趼人的《‹月月小说›序》分析了自《新小说》创刊以来小说发展的态势，指出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后，“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在肯定《新小说》开创局面的历史功绩后，吴趼人又指出，市场上充斥的大量作品实际上“于所谓群治之关系，杳乎其不相涉也”，可是那些译著者却都声称：“吾将改良社会也，吾将佐群治之进化也。”《月月小说》则不然，其宗旨是“辅助教育、改良社会”，而其内容则有“读之能使振起精神，助长智慧”之功效，这与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其实已有明显差别。重走只突出政治题材的老路无疑是自绝生路，曾为《新小说》担纲近两年的吴趼人何尝不清楚这一点。他的策略是，接过“小说界革命”的旗帜，同时修正其内容，故而在这篇《序》中又宣布说，“吾于群治之关系之外，复索得其特别之能力焉”：“一曰足以补助记忆力也”，“一曰易输入知识也”。对于后者他解释道：“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之而不自觉也。”如果将他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些，那就是小说应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从而发挥寓教于乐的功能，而并不是政治理念先行，强行对读者灌输，这显然是对《新小说》前期状况的检讨与反思。由“小说能具此二大能力”的前提出发，吴趼人又论及作者与译者：“凡著小说者、译小说者，当如何其审慎耶！夫使读吾小说者，得一善知识焉，得一恶知识焉，何莫非吾使之也。吾人丁此道德沦亡之时会，亦思所以挽此浇风耶？则当自小说始。”不过，吴趼人过分强调了作者与译者的主宰地位，在这点上他又与梁启超的思想归于一致。

既要与“小说界革命”精神衔接，又须另辟新路，吴趼人最终选定了历史小说。既传播生动有趣的故事，又叙述旧时的雄风或惨痛的教训，同时还联系“今日赔款，明日割地，被外人指笑我为病夫国”的现实，即所谓“寓教育于闲谈，使读者于消闲遣兴之中，仍可获益于消遣之际，如是者其为历史小说乎！”《月月小说》创刊号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主张，首篇小说便是吴趼人的《两晋演义》，继而又是《美国独立史别裁》，他还发表了《历史小说总序》，阐述了历史小说与“年来吾国上下，竞言变法，百度维新”形势的关系。与梁启超直白地宣讲政见截然不同，这些作品确为小说，也确然于“改良群治”有助。吴趼人毕竟自己就是个小说家，又熟悉阅读市场的环境，办刊方针的决定较合乎小说本体发展的要求，他虽重视历史小说，却又不只偏重于此。《月月小说》的创刊号刊载了12个门类的小说，门类如此丰富，可以满足不同口味读者的需要，这其中当然包含了主办者考虑销路的算计，但作为一个小说期刊，兼容并收确也是它应有的风格。在这些门类中，历史小说、社会小说与国民小说对现实政治的针对性最强，而其他门类的作品则符合吴趼人所说的“输入知识”的宗旨。其实，就是那些作品，与当下的社会现状一般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即使如滑稽小说《新封神传》，其回目有“元始天尊大展法力，净坛使者又抱孤鸾”之类，似乎纯在吸引读者的好奇心或供其娱乐消遣，但作者的创作，也是取材于现实。如猪八戒向元始天尊请命办学堂时便说道：“不晓得你老肯出几个钱薪水，须知我们东洋留学生的价值是很高的呢。”这哪里是在写什么神怪故事，分明是对当时一些新派人物的讽刺与挖苦，而看到此类描写，读者定然是会心一笑。

虽然《月月小说》创刊时，小说专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该刊确表现出与以往的不同之处。最初《新小说》创刊号共刊载小说七篇，其后《绣像小说》与《新新小说》创刊时都是刊载了五篇，可是《月月小说》的创刊号却刊载了十七篇小说。数量的明显增加只是它们之间不同的一个表象，其原因在于办刊意图的差异。《新小说》以小说为工具，目的是改良群治，故而所载诸作以政治思想为主。《绣像小说》注重作品为社会中下层民众所接受，同时也赞同小说应裨益于群治之改良，故而所载为社会小说居多，且意在揭露社会黑暗与种种腐败现象。《新新小说》对小说应裨益于社会现实的主张无异议，同时编者对所载作品的选择有强烈的个人特点，所出各期“皆以侠客为主，而以他类为附”。它们主旨较为单一，意味着主办者编辑刊物时已锁定了某一群读者，内容也在努力适应以及引导该读者群的口味。《月月小说》创刊号以历史小说显其主旨，但内容却不单调，作品多，门类也多，于是水准、口味不同的读者群都能成为刊物的购买者，这也许是主办者在总结了其他刊物的经验教训后采取的决策吧。相较于先前诸刊，《月月小说》可算是较为成功的一种，难怪编者会踌躇满志地宣称：“当兹小说争竞世界，惟本报独能立于经久不败之地”，“每次出版，购者争先恐后，户阈为穿。”可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月月小说》出版第二年第十二期后却悄然停刊了。最后一期上的启事表明编者还在考虑其后的出版，突然停刊当是主办者不愿再办，而一旦失去资金的支持，即使编者办刊的意向再执着，杂志也只能停刊，其实晚清时许多刊物的命运都是如此。

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小说林》创刊，它正好接上《绣像小说》的停刊。这是近代小说史上第一家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回归小说本体，其实践也为此而努力的刊物，它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与风格，则是由其主持人所决定。主编黄人自光绪三十年(1905)便开始编写讲义《中国文学史》，这部洋洋约170万言的著作为中国第一部文学史，他对几千年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与变化已有通盘的了解，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为他日后在《小说林》上探索小说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主编徐念慈二十岁左右便通英、日文，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文学生涯，在短短的五年里，著译甚富，是《小说林》的重要支柱。至于曾朴，他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于上海结识了曾在法国侨居多年的陈季同，并在其指点下，三四年内集中阅读了大量法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论著，以及许多法译的西欧各国文学名著。光绪三十年(1904)，曾朴与丁初我、徐念慈创办小说林社，大量发行译、著小说以鼓荡新风气，在此基础上方创办《小说林》杂志。这三位江苏常熟人经历、修养与见识在当时都较为独特，他们共同主办《小说林》，这份刊物自然能独树一帜于文坛。

《小说林》创刊伊始，就推出两篇有关小说的理论文章，“摩西(黄人)”的《小说林发刊词》位于创刊号之首。该文指出，“国民自治，方在豫备期间；教育改良，未臻普及地位。科学如罗骨董，真赝杂陈；实业若掖醉人，仆立无定”，可是当政治、教育、科学与实业均较落后之际，“独此所谓小说者，其兴也勃焉”。他认为这不正常，并视之为“弊”，“昔之视小说也太轻，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四年前，梁启超提出要新民、要改良，都须从新小说着手，整个社会的进步，也须倚重于小说。四年过去了，小说盛行已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比拟，甚至“一若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科本，家庭社会之标准方式”，可是政治状况依旧，甚至是更恶劣，也未发生“改顽固脑机而灵”与“祛腐败空气而新”的奇迹，事实否定了梁启超的理论，后来徐念慈也批评“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的见解是“誉之失当”。支撑“小说界革命”基础的论断第一次遭到了明确而系统的理论性的批评。那么，究竟该怎样看待小说呢？黄人认为，从实质上来看，“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紧接在黄人文章之后的“觉我(徐念慈)”的《小说林缘起》也说：“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后来他在《余之小说观》里还明确地下定义：“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他们的议论，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小说只是一种文学体裁而已，改良社会的重任全要由小说来承担显然不现实。其次，反观这几年的小说创作，应该承认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自己应有的轨道，过于地，甚至一味地强调小说的改良社会的功用，结果作品违背了“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的实质，简言之，这已经不能算小说了。其实，早在三年前已有人提出“小说本美的化身也”的命题，但没像黄人、徐念慈这般集中深入地讨论，也没能产生较大的反响。黄人、徐念慈等人的议论在文坛上得到了呼应，“冷(陈景韩)”写道：“有益而无味，开通风气之心，固可敬矣，而与小说本义未全也”，稍后，周作人甚至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梁启超：“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他又说道：“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欲言小说，不可不知此义。”

如果说，梁启超等人将小说供上了神坛，那么《小说林》诸人的主张则是抹去那虚幻的光圈，恢复了小说的实际面目。他们同样承认小说应有较高的地位，也不否认小说对社会的影响，有时这方面的作用还甚为可观，然而在更深一层追问小说是从哪里来的时，他们的回答是直截了当。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讲得十分明确：“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黄人则云：“小说之应(影)响于社会，固矣，而社会风尚，实先有构成小说性质之力，二者盖互为因果也。”这是从理论上回答了创作的源泉问题，它源于对这些年小说创作状况的反思，实际上是批判了梁启超诸人为宣传政治理想，或依据概念撰写小说，或设定主题后图解，并加以议论的创作倾向。

对于传统小说，《小说林》诸人也不赞同梁启超视其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从而彻底否定。撰写过《中国文学史》的黄人，在探讨小说性质、功用与地位，或评价具体作品时，常自觉地以中国文学发展的大局观为参考系实事求是地分析。他在《小说林》上以“蛮”为笔名，连续发表《小说小话》，通过具体分析，盛赞《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创作手法，他也不囿于历来的偏见，如对一直被斥为“淫书”的《金瓶梅》，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文学创作之水准着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然，黄人并非对传统小说都是一味地赞扬，遭他贬斥者也不在少数，如《野叟曝言》以及天花藏主人的那些描写才子佳人的作品，“其思想之下劣”就遭到他的严厉批判。黄人并不以“新”、“旧”为批评的标准，对新小说也是通过具体分析，或肯定，或批评，如对当时“就书之本文，演为俗语”的历史小说，他就批评为“历史不成历史，小说不成小说”，“演式而已，何演义之足云”。

徐念慈也从文学本体着眼，发表了许多有关小说理论的见解。《小说林》上不少作品都有徐念慈的点评，都是从总结创作的成败得失出发，或是评价与分析时下的创作，借此匡纠创作中的弊端。他还发表了《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余之小说观》，全方位地讨论了小说创作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相关的各种问题。首先批评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都惟有依赖小说的观念，使创作偏离了文学意义的方向；继而凸显了“著作者十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的现象，并指出经济考量是极为强烈的刺激因素。与此相类似，徐念慈又举出了一组各种题材小说销售的统计数字，发现侦探、艳情一类作品畅销，可是“有裨于立身处世”的小说人们偏不爱读，而追逐利润的各书局则是在迎合读者的喜好。面对这样的阅读市场，徐念慈发出了“社会之前途危矣”的惊呼。其后，在《小说林》上又可读到这样的文字：“世风日漓，言情小说，最合时尚。每见市上号为‘新小说’者，或传一歌妓，或扬人帷簿，人竞购之。自好者且资为谈助，下焉者将目为教科书矣。微论不足以改良社会，适足以败坏道德耳。”可是呼吁再急迫，也抵不上市场的诱惑，因此直到民国即将成立之时，人们论及小说出版时仍说：“现在新出的一般小说儿，是言情一派占多数，其中分艳情、浓情、哀情等类。”

徐念慈去世后，《小说林》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坚持出版了第十二期后就宣告停刊，它存世时间不长，《竞立社小说月报》则更是在文坛上一闪而过。既称“小说月报”，就应是一份文学刊物，但编者的目的却是政治性与社会性的：“爰立三大宗旨：一曰保存国粹，以树国本；二曰革除陋习，以端风化；三曰扩张民权，以维治体。”一言以蔽之：“惟求能救亡而已矣。”其理由是“丁此岌岌不可终日之时代，急欲出其回天手段，以拯死亡”。该刊强调政治性与社会性如《新小说》，专题集中惟一又如《新新小说》，但它仅出了两期即告停刊。夭折的直接原因是遭清廷的查封，但据刊物的宗旨以及所载作品的内容，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这样的小说刊物，实是难以得到阅读市场的认可。与它相类似，其时上海的《白话小说》、《十日小说》，浙江的《宁波小说七日报》，香港的《新小说丛》等，也都是匆匆来去的过客。其始也，编者雄心勃勃，大声呐喊；其终也，刊物不告而别，悄然消失。变幻如此之快，真有点令读者目不暇接。

发行时间较为长久的小说专刊，惟有清亡前夕有正书局创办的《小说时报》与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小说月报》，它们在民国时期都持续了好多年。这两家刊物不像以往小说专刊那般，创刊时慷慨激昂地宣称将承担何种历史使命。《小说时报》只刊载简短的通告，介绍为方便阅读而在排印格式方面的改革；《小说月报》只登了个《编辑大意》，声称所载小说体裁是“无美不搜”，题材是“各种皆备”，宗旨是“趍译名作，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与以往刊物相比，不知低调了多少，高调强调的则是名家撰译，“材料丰富，趣味醲深”。出版两期后又作了修正：“本报宗旨以怡情悦性、改良社会为主。”“改良社会”是前些年大家已熟悉的提法，延续此标榜可照顾一部分读者的喜好，但它却是要排在“怡情悦性”之后，而“为主”二字，则是表明还将兼顾其他的阅读需求。总之，它就是一家实实在在的小说刊物。

自《新小说》创刊至清王朝灭亡的八年里，十余家小说报刊此伏彼起，有的甚至旋办旋停。但若将“小说专刊”作为一个实体，那么它在社会上的生存与传播就从未停歇过；同时，一些重要的人物如吴趼人、周桂笙、陈景韩、包天笑诸人，则是先撰稿于这一家，后又主持了那一家，他们的创作与编辑活动也没有停歇过。小说专刊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传播样式，它有自己的行进轨迹，运行的方向则在不断调整。这种调整有时是通过某刊物办刊方针的改变体现，有时则表现为一家刊物停办，而宣告新宗旨的另一家刊物诞生。从《新小说》到《小说林》，再到《小说月报》，其宗旨经历了从“改良群治”到宣布“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再到以“怡情悦性”为办刊目的的路线。它以不断更替的方式经历了震荡，随着刊物宗旨与风格逐渐向小说本性回归，最终进入稳定状态。导致震荡且趋向明确的摄动力，是众多读者的共同选择，就这个意义而言，是多数读者的共同需求，终于使“小说界革命”的光环黯淡下去。

读者共同需求所形成的强大摄动力，在小说单行本创作与出版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这里只有书局与作者的关系，其间并没有那个要维护自己办刊宗旨的杂志编辑部，书局主事者的意志可以无阻扰地直接贯彻。出版要有裨于世道人心，或提倡维新改良，这是当时书局始终的宣传，但主事者真正在意的，却是书籍的利多售速。他们以经济尺度估量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并时刻敏锐地捕捉有关读者兴趣爱好及其变化的种种信息，对于来自评论界的贬斥与赞扬以及官方的禁毁与提倡，他们也总是基于利润得失的考虑而决定相应的对策。当某些作品出版甚至被热情地向读者推荐时，并不意味着书局就在拥护赞赏某种主张，而是当时那些作品的销售可带来可观的利润，只要能畅销，书局也会出版主张完全相反的书籍。书局与读者之间的通道基本上是单向的，前者有意地迎合后者的需求，一般不愿冒损失利润的风险，去承担引导、提高读者欣赏品味的责任。书局与读者间的这种关系，使我们可通过单行本的出版与销售，更清晰地看到读者群共同的选择而形成的摄动力，怎样使小说发展逐渐发生变化。

我们可通过下表考察近代小说单行本出版按时间段的分布：

道光二十年(1840)至同治十三年(1874)的三十五年里，小说创作的格局只是古代小说创作的惯性延续，出版方式一同以往，产出数量也仍保持着平均每年出版2至3种。光绪元年(1875)到光绪二十年(1894)是印刷业改造时期，此时两种印刷方式并存，但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印刷工艺在迅速消退，到该阶段结束时，从西方引进的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已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小说产出数量有所增长，但表现得不很显著：从光绪元年(1875)到光绪十年(1884)，平均每年出版3至4种新问世的小说；从光绪十一年(1885)到光绪二十年(1894)，新问世的小说平均每年出版4至5种，这是由于当时小说创作的观念以及相应形成的创作格局尚无较大的变化，而改造后印刷业的先进优势，则主要显示于传统旧小说的重版。在其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二十八年(1902)间，新问世的小说单行本出版的数量成倍增加，平均每年出版数已达13种。在此期间，甲午战败与庚子国变先后发生，小说格局因时局急剧动荡的刺激而发生变化，创作开始贴近现实。光绪二十一年(1895)台湾军民正在抗击日寇之时，《刘大将军平倭战记》、《刘大将军百战百胜图说》、《台战演义》、《新编台湾绣像巾帼英雄传》等作品已同步行世，创作与出版之快捷都创下新记录。创作格局的变化由广大读者共同的阅读需求所造成。不能否认书局老板们同样具有爱国心肠，但他们积极出版这类作品，主要原因还是着眼于阅读市场的新行情，那些作品出版后即被盗版，也证明了它们的热销。政治小说在这阶段开始出现，《佳人奇遇》、《经国美谈》在《清议报》连载后出版，后又多次再版，面对如此形势，书局的举措自然乐意与梁启超的主张合拍，这恐怕也是增强了梁启超倡言“小说界革命”信心的因素之一。不过，就影响之大且持续时间长而言，其时所出单行本中当首推《茶花女》与《包探案》，它们受欢迎的程度远超过以上诸作品，而且其问世预兆着言情与侦探两类，将是翻译小说中最大的两个流派。

从上表可看出，光绪二十九年(1903)小说单行本出现了跳跃式增长，这与“小说界革命”的关系显而易见，然而，梁启超推崇的政治小说却仍是“如晨星之落落”，“苦不可得”,标“政治小说”的作品只有3种，占当年出版的4%。这三种小说是上海明权社出版的《游侠风云录》、《自由结婚》与上海独社出版的《瓜分惨祸预言记》。《自由结婚》的作者还对该书标为“政治小说”的原因作了介绍：“关于政治者十之七，关于道德教育者十之三，而一贯之以佳人才子之情。今名政治小说，就其所侧重者言也。”作品宣传“倒异族政府”与“杀外国人”之类激烈的主张，这样的政治小说，显然不是倡导者梁启超所乐见。《瓜分惨祸预言记》的内容可概括为“东省事棘，瓜分祸迫。爱国志士，痛哭图救。急出此著，警醒国民。陈其惨状，容其后图，凡我同胞，速读以奋”。这部小说倒较符合“小说界革命”的标准，因而被推荐为“中国人必读之政治小说”。数据对比表明，政治小说在阅读市场上始终只占极小的份额，从光绪三十年(1904)至三十四年(1908)的五年里，小说单行本共出版629种，可是标“政治小说”者仅6种，还不到该时期出版总数的1%。宣统朝三年共出403种，只有宣统元年(1909)上海改良小说社的《醋海波》扉页上标“政治小说”，其内容只与政治稍有涉及，其封面又标“言情小说”。其时报刊刊载小说的情况也是如此，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宣统三年(1911)，刊载的4060种小说中，标“政治小说”的实在屈指可数，这其中还包括梁启超自己创办的《新小说》所载。从表面上看，似乎大家都在高举“小说界革命”的大旗，标榜“改良群治”、“开启民智”，但真正响应梁启超号召者实是寥寥无几。

不过，作者译者或书局对此都自有解释。当光绪二十九年(1903)鼓吹政治小说的呼声尚属高涨之时，“中国燕蓟少年”出版了标“侦探小说”的译作《侠男儿》，他在篇首写道：“这部小说的内容，虽是说男女的爱情、朋友的义气，原比不上政治小说”，却又认为作品仍然可“输入合众文明，开通国民智慧咧”。此话说得不无道理，然而真正的原因，则是他们着眼的是作品的销路。当政治小说刚开始行世时，其崭新的言论确有发聋振聩的作用，因而受到大众欢迎。可是接连读上几部这类“当一篇政治策论读，开口见喉咙”的作品，读者必然生厌。小说生产要经受阅读市场的检验，出版这类作品岂不是自寻绝路？即使在政治小说短时间红火之时，热销的仍是言情小说与侦探小说两大门类，只是它们多有“输入文明”与“开启民智”的包装。在当时，而既能风行于世，同时又与梁启超的主张有某些衔接的，则是后来被称为“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等作。鲁迅论及此类时，曾有“以合时人嗜好”之语，这虽是批评，但作品也因此得到销路上的保障。而且，作品的内容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其“匡世”之“命意”,不也可称为是“改良群治”吗？

《官场现形记》的问世，激起了小说创作上的热烈反响。以“官场现形记”命名的小说先后有“白眼(许伏民)”的《后官场现形记》，“杭州老耘”的《新官场现形记》初、二集，南武野蛮的《新官场现形记》三集，“咏秋樵子”与“心冷血热人”各写了一部《新官场现形记》，另有二部《新官场现形记》与《续官场现形记》未署作者名，而“延陵隐叟”则写了部《特别新官场现形记》。“现形记”系列还向社会各个方面延伸，学界、商界、医界、女界、宗教界莫不都有相应的作品，有的格调相当低俗，如《海上风流现形记》、《和尚现形记》之类，而《嫖界现形记》就接连出版了三种。格调低俗者又有书名以“风流”为标榜的作品，这一类的单行本也不是少数，清王朝即将灭亡之际尤多，而且该系列之作又主要是描写官场，这既反映了其时官场之腐败，同时也折射出读者们猎奇，以及对官场愤慨并已不抱任何希望的心情。其时还有不少作品的书名虽未标榜“风流”二字，但题材仍为同类，如写过《官场风流案》三集的“天梦”，又写了《官场离婚案》，观其书名，书中内容也可想而知。小说界出现的这种堕落现象，正与当时社会风气之堕落相一致，而内外交困的清政府此时已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已不可能如清初那般雷厉风行地禁毁淫秽小说。

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小说出版呈跳跃性增长后，递增态势又持续了好几年。各书局纷纷宣示改良社会、开启民智的宗旨，可那只是追赶时髦的广告。其时许多狭邪、淫秽小说也都在作这样的宣示包装自己，连《九尾龟》等狭邪小说也称为“改良社会之新小说”。改良小说社出版艳情小说、狭邪小说甚多，可它自我标榜说：“本社为开通风气、改良社会起见，发行新小说不下百数十种，久已脍炙人口。”《苏州繁华梦》津津乐道于“偷情堕孽海”、“名妓出风头”、“大旅馆顿成野合场”等情节，可是它却被誉为“促迫改良社会之功臣”。当时有人批评道：“世风日漓，言情小说，最合时尚。每见市上号为‘新小说’者，或传一歌妓，或扬人帷簿，人竞购之。……适足以败坏道德耳。”王钟麒的批评更为严厉：

彼其著一书也，不曰吾若何而后惊醒国民，若何而后裨益社会，而曰吾若何可以投时好，若何可以得重资。存心如是，其有效益与否弗问矣。其既发行也，广登报章，张皇告白，施施然号于人曰：内容若何完备，材料若何丰腴，文笔若何雅赡。不惜欺千人之目，以逞一己之私。为个人囊橐计，而误人岁月，费人金钱不顾矣。夫以若斯之人格，而以小说重任畀之，亦安冀有良效果哉！

可是，只要有读者乐意掏钱购买，那批所谓的作者就乐此不疲，书局就有出版的积极性，于是这类作品一时间也就充斥于市场。

作者与书局此举也同样是“以合时人嗜好”，不过，并非所有读者的口味均是如此，书局同时也推出其他类型的作品以满足其需求。古代小说中的经典名著受读者的欢迎经久不衰，而晚清时，则出现了一系列的续作，如《新西游记》、《新石头记》等，凡较知名的作品均纷纷被“翻新”，而且常是被多次“翻新”。那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人们熟悉的小说人物都现身于晚清社会，展现出一幅幅奇异组合的图景：孙悟空在租界会有这样的举动？林黛玉到英国留学会是个什么模样？梁山泊上办起了股份公司，众头领尽其所长各自经营，如水军头领开办渔业公司，鼓上骚时迁则开设了侦探社。魏、蜀、吴三国都开始改良维新，各自的方向、措施不同，结果也迥异。那些作品创作水准不一，甚至有乏善可陈者，可是将历史上的小说人物置于现实社会后，生发出各式各样的故事却可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作者借此或对时局冷嘲热讽，或抒发自己关于新世界的理想，而这同样能激起读者的共鸣。自明末以降，续写名著的现象时常可见，但没有像晚清那样在短短的时间内集中出现，且时代特征极其鲜明。就总体而言，那些作者对国家的危亡极度忧虑，对官场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腐败极度愤慨，而从那些描写中，也可感觉到作者仍怀有人民奋起，国家由孱弱跃至强盛的希望，以及又苦于提不出实现此希望途经的失落。“翻旧”是为了“图新”，而在晚清的最后几年里，更出现了一些直接描写剧烈动荡的时局并寄托作者愤懑的作品，它们出现于国势大坏之际其实是个必然事件，与梁启超的主张并不相干。光绪二十七年(1901)小说仅出四十余种，而宣统三年(1911)竟已是近九百种，小说格局在晚清的最后十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小说界革命”是转折的关节点。国家危亡的刺激，催生了改良小说的呼声与实践，梁启超顺势倡导“小说界革命”，使小说提高到史上从未有的地位。作者、作品迅猛增多，阅读市场急速扩张，这种对近代小说发展的推动无论如何不可小视。可是，梁启超将小说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观念，与小说本性特质不符，在作者、读者、出版与理论探索的共同作用下，小说逐渐回归本体，因此没几年时间，梁启超的主张实际上已渐渐淡出人们关注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