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的酝酿

近代小说是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过渡环节，但并非历史步入近代，小说就立即发生相应变化。近代前三十二年里，小说发展态势一如以往，直到同治末年《申报》开始刊载翻译小说，其内容与传播方式才呈现出新因素，而从“小说界革命”到清亡的十年里，小说面貌与现代已渐至相差无几。同治末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的那三十年，报刊附载小说逐渐蔓延，小说读者群不断膨胀，人们对小说的关注度随之提升。同时，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逐渐取代了传统雕版印刷，在物质层面上为小说爆炸式增长做好了准备。其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相继发生，社会剧烈动荡刺激了创作，也为创作提供了极为生动的素材。此时小说形式虽仍依旧，内容却已向于社会现实与政治事件倾斜。人们也开始关注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不断提出改良主张，这是“小说界革命”重要的创作实践与思想舆论的准备。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梁启超宣传变法时注意到，“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于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他发表这一论点的五天后，天津《国闻报》连载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对小说的功用作了较深入的论述，其中主要议论有二：“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捷，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其他人一般是在戊戌变法之后，甚至是庚子事变之后才关注小说的社会功用问题，可是早在戊戌变法的一年前，这篇论文已提出了“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的观点。梁启超当时“狂爱”此文，它那些重要观点实际上是后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重要立论基础之一。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对小说也极为重视，他提出“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故而主张“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又介绍“泰西尤隆小说学哉”。总之，他的结论是：“今日急务，其小说乎。”梁启超同时也接受了他的老师的这一思想。在戊戌变法前夕，无论是北方的天津，或是南方的上海，几位文化界、思想界名重一时的学者，都已意识到可借助小说推进社会变革。类似的观点几乎同时发表，这表明在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已是共识。

再次看到论述小说与社会变革关系的文字，已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对小说功用的关注日甚一日，但他感兴趣的是如何利用小说以助变法维新。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他创办了《清议报》，在第一册上就刊载了《译印政治小说序》，该文之末云：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在发挥一年前各人已提出的观点的同时，梁启超也提出了他自己独有的意见，即“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这是对小说功用的极其功利的见解，他对形态丰富的小说只是中意其中的一种题材而已。这一着眼于政治的取向在当时有特定的积极意义，但也给后来的小说创作造成了困扰。梁启超在这篇论文里还宣布，《清议报》将连载“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的翻译小说，即《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前者连载一年有余，似未见有何社会反响，只是梁启超自己在《清议报》第二十六册发表《饮冰室自由书》，再次强调“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同时也归纳了如何借政治小说以助维新的路径：先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助长了“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的声势。于是很自然地，“翻译既盛，而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紧接着，便是日本政界人物自己动笔了，“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这些作品政治目的十分明确，“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其实这些作品的小说意味也较淡薄，也较难“专以小说目之”。《佳人奇遇》之后是《经国美谈》的连载，《清议报》宣传时称它为中国“政治小说之嚆矢”。这时，梁启超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上海《中外日报》接连发文，既称读该书“志气为之激昂，神采为之飞舞”,还评论道：“君子读《经国美谈》一书而知欲振起千年之弱国，挽救濒危之种族，诚非大开民智不可。而暴君污吏必以遏抑民智为第一义者，诚亦非无故也。”这两年里，梁启超小说理论阐述似无进展，现能见到的“小说家势力之牢固雄大，盖无足以拟之者已”，“说界之腐坏，至今日而极矣。夫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巨端，立意既歧，则为害深，是不可不知也”云云，也只是先前论述之重复。这些见解的刊布，似只在较小范围内产生影响，这期间，小说界更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林纾与王寿昌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引起阅读热潮，它再次验证了“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的论断。

小说界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有较多事件发生。二月，杨紫与包天笑翻译的《迦因小传》问世，目的只是“以资茶话，觇西俗将附于艳丽”注2，并未宣称有何改良小说或社会的宏旨。该书与《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及福尔摩斯侦探案一起打开了翻译小说进入中国的通道，只是译者似未曾想到这层意义。四月，“忧亚子”翻译的《累卵东洋》在东京出版，当时清政府正在与八国联军谈判，“其时和议未成，而俄又索三省专约也”。此书描述了印度亡国故事，于中国现实有强烈的针对性，“是真足为吾中国之车鉴”。如何方能拯救祖国于危难，译者的答案是仿日本之例，从向民众推介政治小说做起：

注2蟠溪子(杨紫):《迦因小传》篇首语，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1901年4月3日)《励学译编》第一册。

日本明治初叶，维新自讲明于上，而民气自固蔽于下。邦之先觉，谋有以布化之者，乃相率而纂译政治小说。不敷载而民智大辟，骤进文明国之权力，骎骎乎与欧罗巴诸大邦相拮抗，不可谓非政治小说之功也。

小说的功能原只是“怡性悦情之具”，而政治小说“卒能转移国运”，因为它能“移易风俗，激发人心”，“英美法收其效矣”，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更是范例。这部《累卵东洋》“言英人蚕食印度种种之虐政之惨黯无天日”，可借以警醒中国民众，所以译成后“亟付手民，以饷同志”。政治小说在此特殊历史条件下倍受重视，但译者并不是照本翻译，而是在叙述中“又益之以政家之言”，译者还认为这样比原作“更益完善”，而理由则是可更好地起到“开豁民智”的作用。若将译本与原本对照，“辄芟改之，盖十之五六，增益之亦十之三四也”。小说已被定义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为了更好地实现目的，自然是改易增删全视我之需要，后来《新小说》刊载的那些似翻译又不全是翻译的作品，其实也正是这一观念的产物。

到了五月，意在改良小说，并借此唤醒国民的《杭州白话报》问世，其创刊比《新小说》早了一年五个月，对其办刊宗旨与风格，上海《中外日报》曾刊发专文介绍：

整襟危坐，庄言高论，洵足以动学士之听，悦文人之目矣，而阛阓之市夥与村落之耕夫，类皆识字无多，虽欲纵观而苦于不能通其文义，则反不如向所谓之小说、平话、盲词之耐寻味资谈助也。故十人之中嗜小说者有八九，嗜报章者无二三。《杭州白话报》同人有鉴于此，爰仿旬报体裁，月出三册，一以通俗之语言演之义，取粗浅不嫌质俚，而后真如白香山诗，老妪都解，其苦心孤诣，诚加人一等。将来风行内地，民智大开，则斯报之功大有造于支那矣。

介绍还概括该报特色是“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以期达到“使人之喜看者亦如泰西之盛，变中国人之性质，改中国人之风气”之目的。在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之前，《杭州白话报》已开始改良小说，并借此唤醒国民的实践，而且数年始终如一。它从创刊号开始就连载了《波兰国的故事》，讲述俄国与列强如何将波兰“同那分西瓜一般，都占去了”。这篇小说的式样与以往传统小说迥然有异，而它的内容于当时的中国又有极强的针对性，作者还特地在篇首向读者点明了这层意思：

我因为这件事体，同我们中国的情形有几分相像，所以把波兰灭国的故事告诉你们。要晓得你们再不明白，再不振作，恐怕别人家把我们的堂堂中国当作波兰看待。孟夫子说的，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便是这个道理。

一个月后，它又开始连载讲述美国独立故事的《美利坚自立记》，篇首题解云：“美利坚就是美国，‘自立’就是自己强起来的意思。”篇末结语则道：“列位，你不要把这部书当做《三国演义》、《封神传》看。我们演书的意思，是要望你大家一心一意学这美国人，后来好替我们中国争争气呢。”可以看出作者既注重通俗普及，开发民智，又宣传中国当自强的思想，同时还隐含了批判旧小说，提倡新小说的意味。

第十一期又开始连载《俄土战记》，故事虽在讲土耳其如何被列强欺凌，但着眼点仍在中国，故而篇首的点题中写道：“据外国人的公论，他道东边有两个国度，好像病人一般。这两个国度是谁？原来一个是土耳其，一个就是中国。”故事结束时作者又向读者呼吁：“列位，我们都是中国人，照现在的景像比较起来，与土耳其也相去不远了。但是大家若果有志气，还可以救得转来。”紧接着，十五期开始连载《非律宾民党起义记》，故事讲述菲律宾百姓如何反抗侵略，但作者的写作宗旨却是号召中国人团结起来，“讲究那保护种族的道理”。至于第二十期开始连载的《檀香山华人受虐记》，则是以事实让读者明白，倘若中国灭亡，人们将会遭受怎样的冤惨。

《杭州白话报》第一年各期的小说着重以外国的实例警醒国人，亡国后会落到怎样的惨状，第二年各期的小说则较多地介绍外国百姓如何从自己做起，终于使祖国富足强盛。《日本侠尼传》通过一个普通日本女尼救国的故事，向读者宣讲自强救国的道理。作者写道，日本原先“内政不修、外邦欺侮的情形，却和中国现在相仿”，而今日它之所以厕身于强国之列，“这多是他们国民的头颅掉换得来，志士的热血浇灌出来的。”作者还直接向读者呼吁道：“瓜分的说话已听惯了，奴隶的苦处要到快了”，亡国的危机已在眼前，中国人必须立即觉醒，当普通百姓“脑筋里也有国家思想，也有国民精神”时，国家就有希望了。至于《三大陶工故事》，作者将创作的意图在篇末讲得十分明白：“愿诸君想想中国的商务怎样受亏，工艺怎样不振，也设个法子，把极贫极弱的中国，变成极富极强的中国。”《女子爱国美谈》则是收集了各国女子的爱国故事，作者在篇首就感叹道：“难道我们女界中竟没得一个英雄豪杰么？”她希望中国女子行动起来，“也做些爱国救民的新事业，替中国争光呢！”

《杭州白话报》也连载传统形式的通俗演义，但纯用白话，而且有意识地与旧小说相对立，《救劫传》的作者就认为读他的小说，“恐怕比看《三国志》、《水浒传》还要多得些益处哩。”这部小说系统地描述了从义和团起事到八国联军入侵的整个过程，使读者明白中国之所以沦落到如此地步的原因。所以作者在篇后的跋中又写道：“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四百兆，虽经此番创钜痛深，安在无自强之日”；而具体的做法是“非开智无以自强，非自强无以弥患”。另一篇通俗演义是讲述中日战争全过程的《中东和战本末纪略》，作者“平情客”同时向读者灌输道：尽管不断丧权辱国，但“中国仍旧不肯变法，不肯维新”，以致于国势几不可收拾，作者写小说是直接诉诸大众，希望大家向曾败于法国的普鲁士学习：“普国百姓大家发愤，同心报仇，不上几年工夫，终究胜了法国，吐气扬眉，成为地球上一个强国。”这两部小说采用传统的形式是有意而为，正如《救劫传》后的跋所云：“欲开民智，莫如以演义体裁，编纂时事，俾识字而略通文义之人，得以稍知大概。”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六日(1901年7月21日)，上海《中外日报》在“外埠新闻·杭州”栏透露说，《杭州白话报》“日来销路甚旺，每期可售二千分(份)”，这在当时实是相当不错的业绩。就办刊者秉持的思想、提倡的宗旨而言，《杭州白话报》与后来的《新小说》几相仿佛，拥有的读者也不是小数，它改良小说以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烘托了迎接“小说界革命”到来的氛围，也说明社会同样有此需求。当然，就社会影响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在近代小说史上的作用而言，《杭州白话报》确实还远逊于《新小说》，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两者在许多根本性质上的相同或相似。

九月，因《茶花女》而一举成名的林纾出版了新的译作《黑奴吁天录》，其序先于七月刊于报端，既是为新书做广告，同时也借此介绍译者的翻译意图，序末则以连续发问警醒国人：

呜呼！以吾四百兆之同胞而忍听其支庶，受人禽畜耶？矧黑奴成辙，正将来黄种之殷鉴。神京破后，气象如何？西北教案凌侮州将如何？指斥华人动曰贱种。贱种者，奴种也。吾四百兆众讵无智力志概，乃俯首而甘为人奴与？不及此濬其智慧，合力以图自强，讵有待于林肯之援我乎？欧洲亚洲同为男子，印度已矣，吾华苟不自弱，人又乌从弱之？所愿读书者人人以黑奴自惕，勿恃有林肯之援而日鼾睡于豺虎之侧也。

如果说林纾翻译《茶花女》有着悼念亡妻的偶然因素，那么他推出《黑奴吁天录》则是出于对国家危亡的现实的焦虑。该书出版时林纾又另作序跋，其《跋》提及当时轰动的美国虐待华工事件，并以此告诫读者，当人们“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时，不能忘记“虽文明者亦施我以野蛮之礼，则异日吾华为奴，张本不即基于此乎”？而他翻译此书的目的，则是“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

十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中国逸人后裔”所译的《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其《自序》写道：日本“举国之民激昂慷慨，莫不有爱国心”，而那些“雄奇哀艳，沁人心脾”的小说促使了这一风气的形成。与此相对照，译者“深慨夫吾支那之稗官野史，不为怪谬荒诞之言，则记污秽邪淫之事，何其相悬也”。译者同时又称赞欧美小说“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此语出自一年前《清议报》第六十八册《小说之势力》，其间的联系显而易见。当中国尚无自己创作的政治小说时，翻译海外此类作品便成了当务之急，译者也毫不讳言其政治目的：维新变法当师法日本，“以同洲同种同文，而又同为君王之国，其立宪政体于我支那为尤宜”。

在这一二年里，还有数种政治小说的翻译。冯自由以“热诚爱国人”为笔名在东京出版了译作《女子救国美谈》，其友人“杞人”在该书的序中指出了一个使爱国人士困惑且十分焦虑的现象：“自甲午而后，志士仁人欲文明吾国也，敝舌唇以抵抗时流，标新说以号召天下，卒至赴汤蹈火，不惜身命以为我国民者，其苦心亦至极矣。然上下懵懵，今犹熙然。”国家已陷入将被列强瓜分的深重危机，爱国志士为拯救国家危亡奔走呼号，甚至洒鲜血、抛头颅，可是百姓的反应为什么却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呢？作序者寻得的答案是，“其殆人民智识程度未及此，不足以容斯高义也”，“此所以志士日劳，而收功卒未能万一焉”。如何才能开启民智，高涨民气呢？总结欧美与日本的经验，结论是“舍小说无由也”，“盖先导之术，至浅显而至切要也。”作序者称赞《女子救国美谈》的“开民之脑机，导之以文明之前路”的宗旨，并借此发出号召：

更欲我邦人士，多集小说而编译之，则“六经”所不能教者，小说可以教之，语录所不能感者，小说可以感之，法律所不能治者，小说可以治之。吾知其裨益于民智民气，较报章典籍必百倍其功矣。有社会国民之义务者，其以五言为然乎？则吾国人于黑暗暗地狱中，当放一道大光明也。

译者冯自由追随孙中山，其革命立场不容于梁启超的保皇主张，但关于只有借小说方可开启民智，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见解却是一致，上文中“‘六经’所不能教者，小说可以教之”，就是对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中“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一语的化用。

与冯自由相类似者又有郑贯公，他早年曾受知于梁启超，参与编辑《清议报》，后来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交往，因倡言革命而被梁启超驱逐。郑贯公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由香港华洋出版了《瑞士建国志》，书封面上赫然标明为“政治小说”。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他为该书作序时并未对小说功用之类发表长篇大论，只是扼要地写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览是书者，其亦知著者之用意而闻鸡起舞，则幸甚。”但他的朋友赵必振却是作了较充分的论述。他先是引西方哲学家的话：“入其国，问其小说何种盛行，即可以觇其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思想。”可是在中国，看到的是“家弦户诵者，非《西游》、《封神》之荒唐，即《红楼》、《品花》之淫艳，而所谓《七侠五义》之类，词既鄙俚，事亦荒谬。或谓《水浒》一书，稍有国家思想，亦凤毛麟角矣。”而可相对照的英、美、德、法、日本等国，却是倚赖小说而振兴，“小说之功，亦诚伟矣”。为此，他对郑贯公翻译的《瑞士建国记》寄托了很大希望：“以视二万里幅员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而低首下心，甘为奴隶而不求脱羁勒者，庶几知所兴起矣。异日者，吾同胞之四百兆感发振兴，步武瑞士而与列强相角逐，则此书之功也。”同时，李继耀的《校印‹瑞士建国志›小引》从另一角度肯定了郑贯公的译作：“小说之多，不可胜数；小说之益，不可胜言。惟我中国政治小说如晨星之落落，每欲得一善本，足以发聋振聩、有补民智者，苦不可得。”而郑贯公在“小说界革命”提倡政治小说之前已致力于此，确可谓得风气之先者。

从当时出版界的情况来看，受庚子国变的刺激，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十八年(1902)间，有选择地翻译小说以促国家变革已是一股新潮流，它也并不仅以政治小说为限。沈祖芬翻译的《绝岛漂流记》是我国《鲁滨孙漂流记》的最早译本，其题材属于冒险小说，但译者翻译的目的也是“欲借以药吾国人”，高梦旦对他“勤事此书，以觉吾四万万之众夫”也赞扬不已，而报上关于此书的介绍是，“惊奇骇怪之事，章回演说之文，最足感动人心之脑筋，智我国民其小说乎”，并又称赞它“叙事明，行文畅，当可与《爱国精神谭》各擅胜场矣”。《爱国精神谭》一书现未见，报上介绍说读此书可作“我国国民之当头棒喝”，“知所以激励国民，养成同仇敌忾之风”，并还引导读者思考：“当时法国程途与我今日之中国等，乃不数十年而仍为地球之雄国。”据此，这也应是一部政治小说。

其时创作也开始有同样的宗旨。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上海《世界繁华报》开始连载《庚子国变弹词》，篇首有作者李伯元的说明：

殊不知我们中国的人心，是有了今日，便忘了昨朝；有了今日的安乐，便忘了昨朝的苦楚。所以在下要把这拳匪闹事的情形，重新演说一遍。其事近而可稽，人人不至忘记。又编为七言俚句，庶大众易于明白，妇孺一览便知。无非叫他们安不忘危，痛定思痛的意思。

没有政治术语，也没有开启民智的理论阐述，但意思同样讲得明明白白。

当“新小说”方面的创作与翻译颇为可观时，系统的理论主张也已出现。北京的“小说改良会”发表《小说改良会叙》，开篇即言“今中国危弱极矣”，“于是译书籍，著报章，凡所以改良吾民之思想者，日出而月盛”。然而“救国如治疾”，须得“抉去其致病之道而更易之也”。那么，“吾国人之思想界，其最致衰病者何在？曰：小说是已”。小说数量多，传播面广，“近今推流扬波，种类日增，数居通国印刷物中最大之一部”，其结果却是陷大众于“荒怪淫邪、卑污鄙贱”：

俗情莫不崇仰古人而喜声色利禄，吾国小说率能巧摹声色利禄之状态，而又托其事于古人。是以上自王公贵人，以至乡里童妇，莫不爱好之，而弹词戏剧又复取其事迹，饰以声音，表其形状，使樵丁农子不识文字者，皆得览观焉。噫嘻！举四万万余人聪明智慧之脑质，举而纳之荒怪淫邪、卑污鄙贱之小说范围中，舍此外无所知闻，无所效法。哀哉！哀哉！国安得而不垂尽也。

该文又“举小说之弊中于人心、见于事迹者”。首先，小说好描述“或学仙而得异术，或战斗而用秘宝”的故事，“白莲、八卦诸会匪屡惑于此，因以作乱；至庚子而拳匪之变，几沼中国”。其次，小说好描述状元及第、封侯拜相，今日“国权渐尽，异族日侵，而官吏犹专营其富贵，岂非以小说之印于脑中者不易刊耶”？第三，小说好描述“男女之相慕，倡妓之狭邪，仙狐之匹媾，艳冶淫靡，穷情竭态”，致使“少者驰心于荡冶，老者溺情于荣乐”，于是“坚强磊落国民之躯干、气概，不复可睹矣”。总之，“举凡生人之事，自有生至于老死，无一不本于小说”，由此可得出结论：“中国近古以来，操溥通教育权者，莫小说家若也。”

作者并非一概否定小说，因为它在欧美强国却有振兴国势之功用：

虽然，小说之为物，故不可存于中国与(欤)？是亦不然。欧美强国岁出小说以万计，适以益其文明，吾国小说界之坏，非其自坏，编著者非其人耳。苟返其道而用之，振作存立之理想，增进爱国之感情，小说亦乌可少哉，乌可少哉！

为此，“小说改良会”明确提出“改良吾国之小说，以新国民之思想”的号召，这也是它成立的宗旨。若将此文与五个月后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相对照，可以发现其思想主张、表述方式、论证范围以及最后之号召都极为相似。此文对传统旧小说批判之猛烈，论述之周详，何曾逊于后来的梁氏之文？在这里，不必计较此文发表在先，而梁氏之文问世于后，也不必探寻梁氏之写作对该文是否有所承袭。对此种现象较合理的解释，似应是当时已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小说持有这样的看法，从而才会在短时期内分别有人将此思想诉诸于文字，以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前曾论及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与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序》几乎同时发表，见解又相一致，现在见到的是此现象的重演。不过，对照时也可以发现相异之处。梁启超羡慕日本维新的成功，对日本也较熟悉，故而论述或举例都常囿于日本，而上文却着眼于欧美，尤推崇法国。然而国度虽异，实际上却是举不同的例子论证同一思想而已。

北京的“小说改良会”究竟是个怎样的团体，它拥有多少成员，有过怎样的创作活动？限于资料的掌握，今日已无法得知，但除了上文之外，可以在《经济丛编》第十册上看到一篇《小说改良会公启》。如果说，上文是通过集中批判传统的旧小说以证明改良的必要性，此文则是论述改良的方向与方法。它首先提出一个思想，即传统的旧小说应批判，但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小说却不可、也无法禁止废除：“小说者，人情所公好，中外古今所不能废也。”既然小说将永久长存，那么也就必须行改良小说之道。作者总结了以往小说为何会伤风败俗的原因：“无他，宗旨之非也。宗旨之非，无他，逞私意而不揆公是也，投私好而不求公益也。”因此所谓改良小说，就得从端正作家的创作宗旨着手：“天下无论不能言若何，其言而为揆公，是求公益之言，未有不可利天下者。”针对当时晚清的社会现状，作者又认为改良小说时有两点须得注意。一是尽管面对“敝政污俗，千状万态，愤嫉之甚”，但在创作“欲有以警醒之”的作品时，构思与表述都不能激切，因为“发言过激，使人不能堪”。一是其时“人民智慧，度越倍蓰”，开启民智的方式就必须以他们能够接受为度，否则“托想过深，使人不能悟”。这些意见的提出，是在《新小说》创刊八个月后，很可能是针对其中的一些作品而言，可是在当时，却似是淹没在“小说界革命”的巨大声势中。最后，该文作者申明成立“小说改良会”的宗旨，并向有心于此者发出呼吁：

如前所云，小说之弊，中于人心风俗者历历可数，是其所关系为何如也。忠寅等有鉴于此，爰立斯会，期以引伸理想，统一宗旨，洗旧说之弊，而使人群习俗，焕然新焉。凡我同胞，倘不河汉斯举，而有以相助者乎？

在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与创办《新小说》之际，改良小说的呼声已比较普遍，“小说改良会”的呼吁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总之，甲午战败后，上海、北京、天津、杭州以及日本横滨等地，都有人认为旧小说导致中国危弱，而欧美、日本之所以成为强国，其间小说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须得改良小说。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小说》创刊之前，此类包括创作与翻译的实践在内的呼声此起彼伏，已在小说界形成氛围。这其中有梁启超的贡献，他也正是受此氛围的感染，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写得淋漓酣畅，其主要内容是对众人种种实践、相关探讨、总结乃至呼吁的综合与归纳，而此前朝改良小说方向努力的创作、翻译以及办刊的各种活动，也支撑了该文的阐述与发挥。其时梁启超拥有巨大声望，此文又载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小说专刊《新小说》，于是以此为标志，“小说界革命”进入正式启动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