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构性

最近看了《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片子出来的时间似乎不短了，想必看过的人很多。片子的想象力还是不错的，身体死亡的科学家临终前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了超级计算机上，于是这种具有了意识的人工智能开始自主演化，因为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很快它就突破了重大的科学难题，有了办法让森林恢复、让污水清洁、让雾霾消失……但是，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它就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反对者最终用病毒将其摧毁。结局是，城市失去了电力，笔记本电脑只能当作塞门的垫石。

看完片子后忍不住要做一点儿反思，这样的片子看多了，基本架构都差不多。我想，是什么导致这样的相似性呢？有些片子甚至都不用看，也可以对情节做出基本猜测——肯定是一方灭掉另一方，典型的二元论的结构。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西方的观念就是“仇必仇到底”，直到矛盾的一方被消灭，矛盾消失。二元论是西方文化的基本法则，消灭敌人或是消灭矛盾的一方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西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同构性”。

有趣的是，与二元论相辅相成的是上帝作为终极的存在，人工智能之所以被质疑，那就是有人认为它取代了上帝的角色。它似乎无所不能，不是上帝又是什么呢？片子反映西方人一种很矛盾的心理，既期待上帝的出现，解决人类的困境；又害怕真有这么一种力量，让人失去了选择的自由。片子所支持的价值观无疑就是个体本位的，强调个人自由高于一切。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熟悉的西方价值观。作为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我看这部片子，比较容易发现这些明显的特征。我相信，西方人甚至不会注意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最近看霍德的新作《纠缠：人类与事物关系的考古学》（Entangled:an Archa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Things），他首先强调，我们很容易忽视一些经常存在的事物，比如说电视机，有多少人注意到电视机有个屏幕呢？人们关注的是电视节目！那些我们看到很不同寻常的东西，对西方人而言，早已熟视无睹，甚至根本就没有感到其存在。反过来说，我们自身文化中人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西方人可能又觉得不可思议。

同构性无所不在，却不是那么容易看见的。最近还看了本有趣的书，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书写得很精彩，其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理论线索，即微寄生与巨寄生。前者很好理解，即微生物对宿主的寄生，如果宿主都死掉了，微生物也无法生存下去。许多微生物原来的宿主都不是人类，只是因为人类侵入到了其生态环境中，而且人类的人口密度足够高，于是就有了成为宿主的价值。巨寄生指的是一个社会内部统治阶级之于被统治阶级的寄生。狩猎采集时代，人们的剩余财富极少，无法养活统治阶层。农业起源后，生产剩余增加，人口密度足够高，社会分工加剧，此时统治阶层也分化出来。统治阶级如果过于残酷，被统治阶级活不下去，或是死亡，或是造反，统治阶级也不得好过。

麦克尼尔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影响力非凡。微寄生很科学，很好理解；但是巨寄生更像是一个比喻，而不是对自然界规律的揭示。不过麦克尼尔将两者并称，让人不知不觉地将其自然化了。你会不知不觉地接受其中暗含的观点，即统治阶级剥削被统治阶级是合理的，是“自然的”。他所希望的就是统治阶级行一点“仁政”，不要搞得民不聊生，阶级矛盾过于尖锐，这样对自己也没有好处。是不是有点意思呢？那些看似天经地义的东西的背后是不是都有同构的观念在支撑呢？电影《勇敢的心》的最后，造反者华莱士被绞死前，高呼“Freedom”，翻译成中文就是“自由万岁”！与其说是华莱士的话，还不如说是当代美国社会的核心观念，把启蒙运动以后形成的个人本位思想推到了从前（当然，其中可能还有分化削弱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作用，最近苏格兰闹独立很厉害，其民族主义与这类电影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

回过头来看考古学，我们的研究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同构性呢？以前读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人类的起源》（Origin of Humankind），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流行达特“凶杀者，猿”这样的假说，20世纪60年代出现第三次技术浪潮，这时流行研究技术，俨然是原始版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68年，“Man, the Hunter”会议之后，女权主义开始影响到考古学，考古学家开始重视女性采集对于古人生活的贡献，后来强调男性在狩猎中的作用主要是猎杀，之前的追踪，之后的屠宰，女性都有参与，所以不能说只有男性才狩猎，如此等等。考古学家的研究其实深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考古就是一个极端的表现。

了解同构性可能会促使我们反思自己视为天经地义的某些东西。比如“中国式的”实用主义，干什么都要问问有什么用，究其所谓“用”，仍不过是权与利。这样的“用”还是在社会关系层面上打转转，而没有深入到精神层面上去。即便是高谈阔论，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实用的，所以事情难以做好。

同构并不限于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制度设计，技术与社会也具有同构性，人类学家早已有论述，尤其是法国人类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昂（André Leroi-Gourhan）。这种思想与旧石器考古关系重大，因为它意味着从技术出发是可以去研究古人的思想的。不是吗？机械唯物主义流行的时代就是一个机器开始流行的时代，人们总是追求机器一般的确定性，笛卡尔的思想、牛顿的力学，甚至拿破仑与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都透露了机械的力量与精确性。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网络时代，中心在瓦解，结构日趋扁平化，权威、确定性等都受到挑战，从后现代哲学到后现代科学，再回到后现代社会，无不如此。克莱夫·甘布尔（Clive Gamble）研究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特别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网络（network）。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几百万年，似乎现在才突然明白只有在关联中我们才能理解个体与社会。因为今天我们完全依赖网络生存，人的存在似乎是以手机是否运作为标准的，没有了手机网络，虽然人还活着，就好像已经弃世了。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揭示了同构性存在的机制问题，为什么会有同构性存在，那是因为人类生活诸层面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我们之所以会如此关注网络，那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之不可分割。而在小农经济时代的中国，流行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在社会制度中就是皇权，人们的宇宙观也是围绕太阳展开的；男权对女性的主宰也用太阳与月球的关系天然化了。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着自然节奏的生活不知不觉地深入到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

同构性是我们研究考古学思想史的理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很难理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很注意从社会背景、思想潮流，甚至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但是他没有点明同构性这个理论基础。简言之，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就有了理解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