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
一
今天第一講是尙書。尙書可說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書，而且也可說是中國第一部古書。中國還沒有比尙書更古的書留到現在。中國古代，有兩部古書，有韻的稱詩，沒有韻的稱書。「尙」者，遠古、上古之意，尙書就是一部上古的史學文集。孔子以前，春秋時代，賢大夫多讀詩書，在左傳上可看到。孔子以詩書教弟子。孔子以後，像墨子、孟、荀，也都讀詩書。故可說尙書是中國古代一部大家都讀的書。但在今天來講，尙書已成了一部很難讀的書。
尙書分虞、夏、商、周四代。後人把夏、商、周稱三代，唐虞屬於五帝，因此尙書也可說是一部五帝三代之書。從唐虞到現在，該已四千多年；從西周以來，也有三千年以上；尙書眞該說是一部中國的遠古書。漢代太學設立五經博士，中有尙書。照現代話來講，尙書是那時一部國立大學規定的教科書。可是經過西漢到東漢四百年，這部尙書實在也並不能字字都講通。漢代去古未遠，但這部尙書已沒有能完全講通，當然以後會更講不通。唐代韓昌黎說過：「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他亦說是難讀了。直到清代，講經學最為有成績，訓詁、考據，工夫下的特別深；但清代兩百幾十年，這部尙耆還是沒有能一字字地講通了。民國初年的王國維，是當時同輩行中對古代經學最有工夫的人，但也就說尙書不能盡通。可見我們今天來讀尙書，只求得其大義便好，不可能逐字逐句都要講得通。
我有一位朋友顧頡剛，同在大陸的時候，他就想為尙書做一番現代白話文的註解和翻譯。我想這工作會是徒勞無功的。據說此刻他翻譯的尙書已經出版，但我沒有看過。無論如何，他不能把尙書裹難解的問題都解決了，是必然的。古書不易通，並不是說拿白話一翻就可通了。註解已難，拿白話文來翻譯古文，其事更難。並不是幾千年前人說的話，都能用今天的白話就能恰好翻得出。這些都是做學問走錯了路的。暫不講這一問題。
二
其次，我們要知尙書是一部多問題的書。文字問題外，便是本子問題，即是尙書的眞偽問題。尚書有兩種本子，一種叫今文尙書，一種叫古文尙書。今天我們只說今文尙書是眞的，而古文尙書則是假的。我今天且先把此問題簡單一講。
尙書究有多少篇？舊說有一百篇，此說不可靠。當秦始皇焚書時，有一博士伏生，他就收藏著一部尙書，回到家，裝進壁裹邊，偸偸地保留下來。秦亡漢興，重覓尙書，只知道有伏生的一部。那時伏生還在，快一百歲，老了。他是山東人，不能叫他從山東到長安去，因此政府特地派了一位有學問根柢的晁錯到他家去求此書。但伏生已經不大能講話，他和晁錯雙方口音有講不明白處，由伏生一女兒在旁作翻譯。這樣幾個月，晁錯就帶著這部尙書回到政府。這一部尙書此下稱做「伏生尙書」，因是從伏生家裏得到的。那時中國文字也不斷地在變，古代是寫篆體，秦代漢代普通都寫隸體。篆體寫的叫古文，拿那時通行的隸書寫的叫今文。伏生尙書本是一部篆體古文的，不易認識，伏生就告訴晁錯改寫成隸書，因此伏生尙書同時又稱「今文尙書」。漢廷把來設立博士，傳授學生，所以這部尙書我們也可為它定名稱作「博士官尚書」。此是當時尙書的第一種本子。
後來武帝時有魯共王，為蓋造房子，弄壞了孔子舊居的牆壁，在壁中發現了許多古書。大槪也是因秦代焚書，孔家後人就把很多書藏在壁裏。此刻發現了，當然為孔子後人所有，此人便是孔安國，在武帝朝做官。剛才講的晁錯到伏生家中求尙書，那是漢景帝時的事。此刻又出現這一部尙書，則稱作「孔壁尙書」，亦稱孔安國尚書，亦可名為古文尚書，因它都用戰國以前所用的篆體書寫，不像伏生尙書已經改寫成今文，所以這一部則稱做「古文尙書」。此書未立博士，即是當時朝廷博士官不用來教學生。
孔安國尙書和伏生尙書有什麼不同呢？伏生尙書只有二十八篇，而孔安國尙書多了十六篇，共四十四篇。其二十八篇中，文字亦略有不同。到了西漢末，劉歆移書上太常博士，曾請求把好幾部古書增列博士，其中就有古文尙書。當時沒有通過。直到東漢，這部尙書始終沒有列為學官的教本，只在學術界私下流行，並未在國立大學内成為一分正式的教科書。
漢末大亂，一切書籍多散失，此書也不見了。到了東晉，忽然有人獻上尙書，稱是孔安國本。大家說是古文尙書失而復得。以後便把尙書兩個本子今文、古文合而為一。如唐代初年孔穎達編五經正義中的尙書，就是今文、古文合而為一了。再以後直到南宋朱子，對此尙書發生了疑問。他說：「為何這部尙書中間伏生尙書都難懂，而孔安國尙書卻又都是容易明白的？」此中理由不可講，朱子遂發生了懷疑，不過朱子也沒有深進一步作研究。待到朱子學生蔡沈，寫了一部書集傳，和朱子自己寫的詩集傳，到了元代，成為科舉考試所必治之書。蔡沈書集傳裏面在尙書每一篇題目之下，都注明了「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無古文有」字樣。「今文古文皆有」這就是今文尙書。「今文無古文有」的，這就是古文尙書。蔡沈乃承朱子意，把一部尙書重新分別開來，使人知道尙書裏有這古文的問題。於是下到元代吳澄，明代梅鷲，開始出來懷疑古文尚書是假的，靠不住。
這一問題要到淸代初年，閻若璩百詩才開始十足證明了從東晉以後的所謂古文尚書是一部假書，不是眞的孔安國尙書。他寫了一書名古文尙書疏證，「疏證」就是「辨偽」之義，此事才得成為定論。在他稍後有惠楝，也寫了一部古文尙書考，同辨古文尙書之偽。這是在近代學術史上所謂辨偽問題上一個極大的發現。這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驚天動地的大功績。
諸位不要認為自己學歷史，可以不學經學。或說學近代史，可以不學古代。或說學社會史、政治史，可以不治學術史。當知做學問人大家該知道的，我們總該知道。學術上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大家都知，我獨不知，孤陋寡聞，總對自己研究有妨害。我們該知，尙書字句不能全通，此並無害。但前人辨今古文眞偽，已得結論，其大綱節所在，若亦全不理會，此大不可。諸位莫誤認為學問必待創闢，須能承續前人成績，此亦至要。
今天諸位做學問，都知看重材料考據。但一堆材料在這裏，怎樣去考，總該懂得一些艱苦門道的。如像古文尚書，諸位若把閻、惠的書拿來細翻一遍，便知牽涉太多，儘有麻煩。我們把前人已有定論的來潛心研求，自可長自己見識，訓練自己工夫。即如閻百詩寫此一書，同時便有毛奇龄寫了一本古文尙書寃詞來作駁議。毛氏著述極多，博學善辯，那究誰是誰非呢？此須把閻、毛兩家書合來細看。當然我們現在都信閻百詩是對了，但仍有許多話講錯。毛西河的話，當然不為後人所信，但此書至今尙存，仍可一讀。這裏面還有較複雜的問題存在，我所著近三百年學術史，曾對此事講了很多淸儒所未講到的話。可見學問實是無窮，已成定論的大問題之内，仍可有小問題。
現在我們對這問題暫停不論，只要知尚書有兩種本子，古文尙書是假的，便够。諸位若讀尙書，讀蔡沈集傳最容易了。史記上說伏生尙書二十八篇，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十六加二十八只有四十四篇，而現在的尙書是五十八篇，這裏又有問題。
以後我每次講一題目，只講一大槪，但諸位不能聽了便算。如此不僅記不得，絕對要忘，而且記得了也沒有用。當知做學問本來是要工夫的，沒有不花工夫的學問。諸位每做學問，好問方法；做學問最大第一個方法就是肯花工夫。一學者花十年二十年一輩子工夫來解決一問題，本是尋常本分之事。或許諸位現在沒有工夫，不妨留待完成碩士博士論文，職位解決了，再來讀書，再用工夫。
三
現在再回頭來講，尙書有今文、古文，古文尙書是假的，只有二十八篇今文尚書伏生傳下的是眞的。孔安國所傳本也是眞尚書，可是後來掉了。孔安國尙書並不假，只因為不立博士官，流傳不多，就亡失了。到東晉由梅噴所獻本才是假尙書。
但我此刻要講另一問題，那今文尙書二十八篇也不完全是眞的。講到此，就要講到所謂辨古書之眞偽這一問題上去。古書有眞有偽，我們該懂得分辨。這不是今天的新問題，從來學者都注意此一問題。依照我們現在眼光來看，我們該進一步說，今文尙書也未必全是眞，也多假的。可惜當前沒有人能進一步來研究此問題。這因民初以來，一輩講學問的講過了頭。即如辨偽，像顧頡剛的古史辨，他認為夏禹也無此人，這太講過頭去了。
其實也不該專怪顧頡剛，在前淸末年早有講過了頭的，像康有為，著新學僞經考以及孔子改制考。照康有為講法，所謂經學漢學，其實只是新莽之學。新是王莽的朝代名。淸儒都講漢學，康有為卻說是「新學」，經則都是「偽經」，由劉歆替王莽偽造。此書出版，經清政府下令禁了，把書銷毁，不准發行。但民國以來，大家喜歡講新，就看重了這部書。顧頡剛古史辨就是承此而來。後來康有為從事復辟，失敗了。但這只是康有為政治上的失敗。他在學術上並未失敗。他跑進北平東交民巷荷蘭公使館，就在裏面叫人再翻印他的新學偽經考，果然在北平市上還有很多人買他這書。他在學術思想上還是領導著一個新的方向。然而辨偽過了頭，其實是荒唐的。孔子改制考更荒唐，說孔子所說的以前古史，只是孔子「託古改制」；孔子自要創造一番新制度，而把來假託之於古代。這樣一講，全部中國歷史，第一個是孔子，第二個便是劉歆，卻都是造謠作假的。這樣的講下去，講到夏禹是一條蟲，才引起人家討厭。辨偽之學，便不再講了。
實際上，辨偽不該過分，但有許多眞偽還是該辨。如說尙書，我覺得即在今文二十八篇亵還有很多不可信。如尙書第一篇堯典。近代有人寫文章，辯護堯典裹所講天文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等類，這些二十八宿中的鳥星、火星、虛星、昴星，它們在天上的位置是要轉移的。據現在天文學考據堯典所云，卻是中國古代堯舜時代的天文；至戰國時候，則並不然。據此證明堯典不假。大槪這一套學問，在日本比中國研究的人多。因一般的科學知識，日本比中國發達。中國學者在此方面還是根據日本人講法。可是在我認為，科學知識比較專門，古人稱之為「疇人之學」。譬如種田，父親種的田兒子繼續種下去。古人研究天文學曆法，此種學問，大槪都是世襲的專家之學，父親傳給兒子，故又稱為「疇人之學」。疇人之學也許可以是先生傳學生。堯舜時的天文，也可以是從古傳下，或在文字上，或在口傳上。我們不能只根據這一點知識便認堯典全篇可信，只能說堯典中這些話有來源；其他的話，並不一定全可信。
如堯傳天下於舜，舜命禹作司空，同時兼百揆，就是兼宰相之職；命棄作后稷，這就是農業大臣；命契掌五教，這是教育大臣；命皋陶做士，是司法大臣，也兼掌了兵；命垂作共工，是工業部大臣；命益做虞，是畜牧部大臣；命伯夷典禮，命夔典樂，命龍叫他做納言，掌皇帝命令。共凡九官。這一點便大大靠不住。首先是年代問題。禹是夏代之祖，契是商代之祖，棄是周代之祖，此刻都在舜下面變成同時的同僚。這且不講。特別重要的，瞬時已有一個宰相，又有管土地、管農業、管教育、管司法、管工業、管畜牧、管樂、管納言的，共九職，此是中國古代一個極像樣、極有組織、有規模的行政院。倘使在堯時中國的中央政府已有那麼九部大臣，為何下面夏、商、周三代，乃至於春秋戰國下及秦漢都沒有？這不是歷史上一大退步嗎？舜時大臣分九職，為什麼下面從來沒有？單據這一點，從舜到秦兩千年的歷史，變成無法講，講不通。所以我只能說堯典是戰國人偽造，舜官九職，是戰國末年人一個理想政府。他們懂得政府裏該有管教育、管農業、管司法、管音樂的等等官，那是一番很高的理想。這正如康有為所說的「託古改制」。
不過康有為不能拿這話來講孔子，說孔子以前，根本沒有堯舜，沒有尚書，沒有周公。但託古改制確是有的，先秦諸子中多有，儒家中間也有，但不能說過了頭。諸位當知，讀史不能辨偽，便會有許多說不通處。但辨偽工夫中寓有甚深義理，不能輕易妄肆疑辨。如康有為、顧頡剛辨偽疑古過了頭，又更多說不通。
上面是說堯舜時代不能有這樣一個政府，像堯典中所說。這些材料不可信，只有說到中國古代的天文或可信。
我試再舉一小例，如堯典篇首有「玄德升聞」四字。舜之德被堯所知，但為什麼稱「玄德」呢？「玄德」兩字連用，在古書中極少有，只在老子書裹才說：「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這「玄德」二字，只可用老子書來講，不能用孔孟書來講。下面魏晉時代講莊老之學的就叫做「玄學」。為何在堯典裏用此「玄德」兩字，這便可疑是戰國末年人看過老子書，來偽撰堯典，才用了此「玄德」二字。我們可憑文字使用來衡定年代，如我們此刻好說「中國文化」字樣，但前清末年人斷不會用此四字。
堯典以外，再講到禹貢。這是講中國古代地理一篇最重要的文章。其實也決不是出於夏禹時代的，而應是出於戰國時代的。如禹貢裹劃分荆州、兗州、豫州等九州，如何此「九州」字樣不見於夏代、商代、周代，直到春秋時代也沒有，到了戰國初期還沒有。什麼人把此禹分九州的制度廢掉的呢？為何有此九州而什麼書上從來沒有用這「九州」的字樣呢？那就又講不通。只舉此一例，便見禹貢不是一篇可靠的文章，它是一篇晚出書。我此刻不能詳講。
四
在我只認為尙書中最可靠的便是西周書，虞、夏、商書都有問題，只有西周書或許才是尙書的原始材料，原始成分。下到東周也有書，但也恐是後人添進。主要眞可信的是西周書。若使我們把一部尙書，即今文二十八篇，再分析到只剩十幾篇西周書了，那麼我們也須對此十幾篇文章有一個簡單而明晰的瞭解。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題名西周書文體辨[2]，便是要把此來看中國最古歷史文體是怎樣寫出的。現在此一問題，我也不想同諸位詳講。但到此另有一重要問題，便是要講到書背後的人。
既然講到西周書，那麼西周書中顯見有一重要人物躍然欲出，那便是周公。西周書中有很多文章便是周公所作，或是周公同時人或其手下人所作。要之，在當時，周公在此集團中，並傳至此後，有大影響。孔子一生崇拜周公。而我們要來研究周公的思想理論及其政治設施，當然這十幾篇西周書成了主要材料。
我在上一堂已告訴諸位，做學問當從一項項的材料，進而研究到一部部的書。而在每一部書的背後，必然當注意到作者其人。倘使這部書眞有價値，不專是些材料的話，則書的背後一定會有一個人。此刻我們說中國第一部最早的史學名著就是西周書，而西周書的重要作者，即發明此體裁來寫出這東西的，就是周公。當然可以有幾個人，不專是周公一人。那諸位試拿此意見去讀西周書，看此許多篇書之内容是否一篇一篇的分裂著，各有不同的體裁、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言論，抑或可以看作是一套。
讓我姑舉西周書中召誥一段話來說。這顯然是召公說的，不是周公說的。它篇中說：
此是說皇天上帝把它元子改了一個，從前大國殷之命，現在給你成王的手了，商代變成了周代。好的固是沒有完，可憂的也同樣沒有完，你要當心呀。下文又云：
這是說古代中國有一夏朝，上帝不喜歡它了，它不能再做王朝共主。接著又有毆，現在也不能做這王朝共主。下面才接到我們了。我們獲得此天命，也正如夏、殷一般。那些話，在西周書裹屢見不已。首先可知中國古時有夏、商、周三代，那是眞歷史。現在我們雖因地下發掘得了商代的龜甲文，而沒有見到夏代的，卻不該說有沒有夏代成了問題。只能說我們沒見到夏代的文字，不能因此說沒有了夏代。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就講過。我們固然承認龜甲文，但我們也須承認西周書。至於把王朝共主稱為「天子」，認為是上帝命他來作天下共主。這個天命不給一族一人，給了夏，夏不好，又給商；商不好，又給周；周再不好，當又另給別人。故說「無疆惟休」，亦是「無疆惟恤」。
當知我上引一段話，固是召公所說，其實乃是周公所說。在當時，周公可以涵攝召公，召公也有時可以代表周公。周公是當時一位名世的聖人。讀西周書，便該領略到西周精神，同時便該領略到周公精神。一段歷史的背後，必有一番精神。這一番精神，可以表現在一人或某幾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幾人提出而發皇，而又直傳到下代後世。孔子一生崇拜周公，主要應該在此等處認取。若我們只把十幾篇西周書當一堆材料看，不能看到整部書之結集和其背後之時代精神與人物精神，即是失卻了其意義和價値。
周公的「天命論」，周公的「共主論」，影響後世甚大。周公首先提出「天命無常」的觀點。從前天命在夏，夏人不要了，天命又在商，後來又給周。但天命給周是為不為武王。天命所與，只在「文德」，不在武功。這一層在西周書裏也可看得明白。明明是周武王打了天下，但周公不那樣說，定說是上帝為周有了個文王，才給周以大命。可是周公這番思想和理論，其實也並沒有說錯，而且可以說在中國後代歷史上也一向發生了大影響。
因此可知我們研究歷史，更重要的在應懂得歷史裹邊的人。沒有人，不會有歷史。從前歷史留下一堆材料，都成為死歷史。今天諸位只看重歷史上一堆堆材料或一件件事，卻不看重歷史上一個個人，這將只看見了歷史遺骸，卻不見了歷史靈魂。
現在總結說，中國第一部大的史學名著應該是尙書。準確言之，應該是西周書。西周書的主要中心人物是周公，在中國歷史上影響著幾千年。
我今天所講，將到此為止。下面第二部史學名著我將講到孔子的春秋。孔子春秋精神便從周公與西周書中來。如此而下，周公、孔子不僅為中國史學主要的創始人，也為中國文化主要的創始人。我不認為中國從唐虞時代就有了歷史書。下至商代，可能有，但如今文尙書中盤庚篇之類，還只能當史料看。若論中國像樣的史書，則應從西周開始，而且又是從周公開始。其餘有關尙書的，尙有些話，來不及講，應在下一堂補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