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本主义萌芽的基本状况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关系，首先是从手工业开始发生的。通常大家认为这种萌芽主要表现在下列诸部门中，即丝织业、棉纺织业、矿冶业以及陶瓷业等。现在就对这些部门的生产分别加以考察。

（一）棉纺织业

1．棉纺织业生产

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棉纺织业，几乎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现在已经接触到的材料看，明代至鸦片战争的几百年间，棉纺织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仍然处于个体性质的家庭手工业阶段。

从明代起即号称“衣被天下”的松江布，其主要出产地就是在农村，是小农于农暇时作为家庭副业生产出来的。嘉庆朝《松江府志》记载，“乡村纺织，尤尚精细，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有止卖纱者，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徐锡龄《熙朝新语》引尹会一《敬陈末议疏》谓：“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另一个有“布码头”之称的棉纺织业重要地区——无锡，农民除种田外，每年有几个月时间阖户纺织。无锡人黄卬说：“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他邑，为他邑所莫及。乡民食于田者唯冬三月，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之声又徧村落，抱布易米以食矣。……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又如太仓、嘉定，因“土高不宜水稻，农家卜岁而后下种，潦则种禾，旱则种棉花、黄豆。比闾以纺织为业，机声轧轧，子夜不休，贸易惟棉花布”。“居民以花布为业，男耕女织，冬夏无间，昼夜兼营，食粝衣粗，仅堪资给。”“布经市，必在日中，往返远者三四十里，必穷日之力也”。再如浙江，“去南浔之东百里而遥，地沿海，田之高仰者宜木棉，其乡民大半植此。夏种秋收，采积既多，即捆载而易钱于西贾。……浔市居其中，四乡之民，自农桑外，女工尚焉，推车踏弓，纺线织机，率家有之。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妇女日业于此，且篝灯相从夜作，亦一月得四十五日工，计日成匹，旋以易棉，蚩蚩续来而已”。嘉善县“穷民无本，不能成布，日卖纱数两以给食。故谚云：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

棉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南方如此，北方也不例外。宁河县农民皆“聚家之老幼，姑率其妇，母督其女，篝灯相对，星月横斜，犹轧轧纺车声达户外也”。山东“每夜纺车之声，比屋相闻”。

农村如此，城市棉纺织业的生产关系又怎样呢？在松江，“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间。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在苏州，“妇人勤于纺织，足不履户外，在城者兼工针指，在乡者兼事耘锄，殊胜别邑”。浙江嘉善县，“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不难看出，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棉纺织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也仍然是个体生产的小手工业。

个体生产的农家副业或城市小手工业，基本上都是一种以自给性为目的的生产。但它并不排斥生产者能够和需要出卖一部分产品。实际上，当时中国小农乃至城市小生产者的特点正是一方面排斥商品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排斥商品流通，甚至需要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为其补充。

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纺织成的纱或布，除自用外，经常是零星出售的。而他们生产所用的原料——棉花乃至棉纱，有自产的，也有购买来的。城市棉纺织生产的原料需要购买当然毋庸置疑。至于乡村，由于种植棉花需要具备一定的气候、土壤、技术条件以及农民的种植习惯，因此，有的地方可能大片种植，例如，松江“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有的地方则自己不种植，靠购买来满足，如无锡“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他邑”。为了便利收购棉纱棉布，商人在农村设置了收购点。《沪城岁事衢歌》中说：“贫家往往待织妇举火，布成，漏或四下矣。其夫若子负之出，虽霜雪不敢惮也；村行苦寂，必有侣伴。布肆列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郭外静处，觅屋半间，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为出庄。”为了收购和出售棉花棉纱，在棉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无论是城镇或乡村，都可以见到众多的“花市”、“花行”，在一条街上，在一个镇上，并列杂陈。《嘉定县志》记载：“花商向聚东门外。”《沪城岁事衢歌》记载：“郭稍东而南，几于比户皆售花者，名花市。”

伴随着棉纺织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业资本表现得异常活跃，并从中积累起巨额财富。由经营棉纺织业起家的富商大贾，明清文献中俯拾皆是。范濂《云间据目抄》中说：“松江善织，故布易办……今北边每岁赏军市虏，合用布匹，无虑数万。朝廷以帑藏赴督抚，督抚以帑藏发边官，边官以帑藏赉至松郡，而牙行辈指为奇货，置酒邀请边官，然后分领其银，贸易上海平湖稀布，染各样颜色，搪塞官府。”《阅世编》中亦说：“前朝（指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许仲元《三异笔谈》中记载：“沪渎梭布衣被天下，良贾赖以此起家。张少司马未贵前，太翁已致富累巨万，五更篝灯，收布千匹，运售阊门，每匹可赢五十文，计一晨得五十金，所谓鸡鸣布。”《具区志》中记载了盛泽两个大商人的历史：“翁笾字文夫，号少山……少挟资渡江逾淮清源，清源百货之凑，河济海岱间一都会也。乃治邸四出临九逵，招来四方贾人，至者襁属，业蒸蒸起。已察子弟仆有心计强干者，指授方略，以布缕、青靛、棉花货赂往来荆襄、建业、闽粤间，甚至辽左江北闻其名，非少山布勿衣勿被，于是南北转毂无算，海内有翁百万之称。”“席端樊，号左源。东山人，亦以行贾起家，富埒翁氏，翁氏衰而席始兴。兄弟贾松江，治生敏办，年十七父卒，协力同心，运筹握算，遣宾客，北走齐燕，南贩闽广，不二十年，累资巨万。凡吴会之梭布，荆襄之土靛，往来车毂，无非席商人左右源者。”为了贩运棉制品，在一些城镇中，布号布店达到了相当兴盛的程度。根据苏州碑刻记载，康熙九年，苏州碑刻上列名的布号有21家，康熙三十二年列名的为76家，康熙四十年为69家，康熙五十七年为72家，乾隆四年为45家。这是否为当时苏州布号全数尚未可知，但即此已经很可观了。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得出来，布商不仅资本雄厚，而且深入村镇进行贩运活动。但是他们所联系的对象依然是分散在农村的家庭手工业者和城市小手工业者。

需要探讨的问题是：这类商业资本究竟是采取何种形式与家庭手工业者结合的。

马克思曾指出，商业资本支配小生产是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进的途径之一。列宁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著作中，对包买主的活动也很重视，曾加以极详尽而精辟的论述。

列宁指出农民小工艺中有包买主，工场手工业中也有包买主。农民小工艺中的包买主，在俄国，是直接从小手工业生产中分化出来的。商业资本控制农民手工业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它的发展阶段，列宁把它归纳为四种基本形式。简单说来就是：（1）商人从小商品生产者手里购买制成品；（2）农民从商人手中借贷货币，然后以自己的商品抵偿债务；（3）商人以商品偿付从农民那里购买的制成品；（4）商人以小手工业者在生产上所必需的各种商品（原料或辅助材料等）来支付。前三种形式是商业资本剥削小商品生产者的一般关系。关于第四种形式，列宁说：“出卖原料给小工业者，也可以构成商业资本的独立活动，跟购买制成品的活动完全相同，如果制成品的包买主开始以 ‘家庭手工业者’所需要的原料来偿付，那么这就表示在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上前进了很大的一步。”何以是这样呢？这是因为通过这种形式，“把小工业者同制成品市场的联络割断之后，包买主现在又把小工业者同原料市场的联络割断，这样就使家庭手工业者彻底屈服于自己”。列宁接着指出，“这种形式只差一步就达到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所谓最高形式即是指“包买主把原材料直接分配给家庭手工业者，使之为一定的报酬而制作”。“包买主的商业资本在这里转变为工业资本”。在这种最高形式中，由于主要生产资料——原料是包买主直接分配的，这意味着原料的所有权，从而制成品的所有权发生了变动，家庭手工业者失去了对原料和自己制造的成品的所有权，变成在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真正雇佣工人。这种最高形式的包买主，就是列宁指出的工场手工业中的包买主。这种包买主作为一种资本，他是工场手工业的附属物，他和工场主往往是二位一体的。他的作用在于使“小作坊成为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场外部分”。具体表现形式则是：大资本家占有雇佣上十乃至成百工人的作坊，同时又把许多细节工作，连带原材料一起分配给家庭工人——城市的和乡村的家庭手工业者去做。这些小生产者在自己家庭中或小作坊中把材料制成成品，以赚取计件工资。因此说，在这种形式控制下的家庭手工业者，实质上已是资本家的雇佣工人。

根据列宁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包买主这种商业资本怎样通过控制小生产者，进而转变为实质上的资本主义产业资本，这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将商业资本控制小生产者的任何一种形式，都扣上一个资本主义包买商的帽子，显然是错误的。

现在的问题是，明清封建社会里，棉纺织领域内的商业资本，对小生产者控制的性质，至鸦片战争以前，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这个领域内的商业资本的经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基本上还是一种单纯的出售棉花棉纱或购买棉纱棉布的商业活动。其中控制最严的情况也不过是“以花换布”、“以花换纱”。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族人名焜者，在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金开棉花庄，“换布以为生理”。《南浔镇志》记载：“市之贾俟新棉出，以钱贸于东之人，委积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者踵门，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随有西之人，齎钱计布值，合则出剂与之去，而钱存焉。”松江府华亭县志记载：“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通过这类形式，商业资本对小生产者的控制无疑是紧密的，小生产者在原料和销售市场上，对商人的依赖也是明显存在的。然而从性质上来看，这正是列宁说的商业资本以小生产者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作支付手段来换取棉布。这种形式很接近资本主义性质，正如列宁所说，“只差一步就达到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了。由材料本身，尚看不出商人是以发货人的资格，直接将原料分配给手工业者，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首先应该回答是什么推动商人拿出一笔钱来囤积棉花，并以之交换家庭手工业者的布匹。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商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商人利用棉花收获季节差价，廉价囤货，然后再以高价出售或直接换布换纱，从而赚得惊人的暴利。据说嘉庆前后常熟地区“富户花行居奇积塌，以春间三四十文一斤之花倍而又倍”, “花价自八九十渐涨至一百一二十文”。“贫民买花一斤，去子弹熟仅得五两以外，以一百一二十文之本，费三四日之功夫，纺纱五两，而卖纱每两不过十八九文，本钱亏折”。

其次，这种形式的存在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分不开的。在花行布号林立的情况下，对于多数小生产者来说，他们在用自己的产品同商人的原料交换时，还没有必要被固定在某一商人的控制之下。小生产者虽然必须依存于商业资本而出卖制成品，或购买原料，但他们可以把产品卖到这一家也可以卖到另一家，可以到这一家购买棉花也可以到另一家购买。同样，对于多数商人来说，由于小农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广泛发展，急于购买棉纺织原料和急于出售制成品用以糊口或偿付租税的小生产者到处都是，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在自己认为有利的条件下，随意变动主顾，随便购买和出售。他们不需要将原料固定分发给哪一家手工业者，也不需要固定从哪一家拿回成品。同时，这种办法对商人反而有利，因为他们可利用小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来压低收购价格。所以无论从小生产的角度看，还是从商业资本的角度看，二者之间的交易即或是以原料换取成品，但与一般的交易仍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小生产者买回原料后，他们是原料的所有者；在他们出售生产物以前，他们是自己生产物的占有者。在这个意义上说，商业资本还没有把小生产者的生产活动变为自己的“场外部分”。

就大量情况看性质是如此。然而“以花换布”、“以花换纱”的情况又是不尽相同的。极少数小生产者实质上沦为资本主义雇佣工人的情况肯定是存在的。我们见到在温州有这样一条材料：“贫不能鬻花苎，则为人分纺分绩，女工巧拙，视布之粗细。”材料本身虽比较简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买不起棉花的女工，为别人分纺分绩，而不是买回棉花纺织。

此外还必须指出，由于有些论者混淆了牙行经纪与一般商业资本，从而对棉纺织业包买商的存在做出过分夸大的估计。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对褚华《木棉谱》上的一条材料的解释。原文是这样的：“明季从六世祖……精于陶猗之术，秦晋布商皆主其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戒行李时，始估银与布捆载而去。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至国初犹然。”这个作者关于他的从六世祖的记述，生动地刻画出牙行的盛况，也说明了其业务范围主要是为富商大贾收买棉布。但有人却把它说成为“包买商”。

牙行经纪和商人是两种职业性质显然不同的人，不能混为一谈，这可从别的记载得到佐证。唐甄《潜书》写道：“有言可经贾者，于是贱鬻其田，得六十金，使衷及原贩于震泽，卖于吴市，有少利焉。已而经之得失不常，乃迁于城东，虚其堂……使衷原为牙，主经客，有少利焉。今者客主满堂，酒脯在厨，日得微利，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于市廛，日食不匮。”唐甄在这里说他自己最初是经商，业务是“贩于震泽，卖于吴市”；后来改为牙行经纪，业务是“主经客”，并发展成为客主满堂的大牙行。所谓“主经客”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这可由明代小说《醒世恒言》中的描述得到生动的说明。该书卷18《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有这样一段：“施复到个相熟的行家来卖[绸]，见门前拥挤着许多卖绸的，屋内坐下三四个客商，主人家站在匮身里，展着绸匹，估唱作钱。施复分开众人，把绸递于主人家。主人接来，解开包袱，逐匹翻看一过，将秤准了一准，唱定价钱，递于一客人道：‘这施官忠厚人。不耐烦的，把些银子与他。’那客人真个只拣细丝（银）秤准，付与施复。”此处的“行家”指牙行，“主人家”指店牙，“客人”指收买丝绸的商人。这段材料清楚地表明，牙人是介身于收购商与小生产者之间，在商品转手中插入一手，以剥削小生产者的一种人（有时甚至介身于大商人与小收购商之间），他既非买主又非卖主。牙人与一般商人显然不同，更非包买主。

在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下，由于小生产者分散孤立，牙人牙店凭借封建势力，垄断着自己控制范围内的市场，和封建官府、商业资本共同榨取着小生产者，从而分取一部分商业利润。而商人在细小生产同大宗贸易矛盾的情况下，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乐于利用牙行作中介。对于封建官府，牙行更是他们需要的一种收税和管制地方市场的工具。总之，牙行是在封建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需求下存在的，是封建社会所必要的。牙行经纪不仅不参与直接生产过程，即使对流通过程也仅仅起一种中介人的作用。它之普遍存在及其势力之庞大，说明手工业生产者在遭受封建官府和商业资本的剥削搜刮之外，又多一层中间榨取人，使生产者的处境更加悲惨。牙行之广泛存在只能更加说明这个社会的封建性之深。如果想用牙行控制生产者的状况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那只能得到相反的回答。

2．棉纺织品的加工整理业

就现有材料可以看到的有两种，一种是棉纺织品的染色和踹光；另一种是棉布的再制品——缝制暑袜。

如前所说，棉纱棉布主要是以家庭手工业的形式分散生产出来的。布商从初级市场上购买来的布匹，大都是白色的原布。商人零星购布的目的固然是出售，但为了整批出售的销路和市场本身的需求，对于原布进行初步染色和整平也就成为必要。

染坊一部分是专染丝绸的，一部分是兼染丝绸的，专门染棉纺织品的材料我们掌握得又不多，因此，在这里对染业不拟作专门说明。踹坊则专为棉布染后整理加工而设的。踹布的任务在于把已经染色的布压平，使之光滑美观。踹坊又称踏布坊、躧布坊，踹匠或称蚜匠。

从明朝到鸦片战争以前，江南棉布整染业中已有不少的作坊和工人。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记载：“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清代雍正时“苏州阊门外一带，充包头者共有三百四十余人，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踹匠数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百余块，人数称是”。

从已知材料来看，踹布业的经营形式，绝大多数和商业资本——布商发生关系，但其中也有少数是布号直接经营者。我们见到这样一条材料：“康熙初，里中多布局，局中所雇染匠蚜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这里所谓“局”大概指布商而言。至于内部生产关系的状况更是不清楚，因此对其性质也就很难做出合适的判断。

比较大量的形式是商业资本采取种种方式控制踹布业。在这种形式中，布商的主要业务是贩卖，其经营活动基本上是循着商业资本的一般运动公式：货币—商品—货币运行的。组织棉布的染踹，仅是他们的附带工作。他们将零星购得的棉布，又重新分散出去染踹。但他们并不是直接分发原料给小生产者，从而支配生产过程，而是将棉布分散到踹坊。布商与直接生产者——踹匠之间并无直接支配关系。对布商直接负责的是踹坊，组织踹匠的也是踹坊。以清初苏州踹布业为例，雍正八年李卫的奏折中说，踹坊老板曰包头（一包头往往设数坊，故每坊又设坊长），他“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皆为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

因此，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是：像苏州踹布业中的这种包头制是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关于这个问题，一部分论者是加以肯定的。例如，尚钺同志说：“包头是踹坊的老板，生产资料所有者，踹匠是踹坊包头所招集的计件受值的工人，包头按月剥削每个工人房租生产工具费三钱六分。这些踹匠是不受行会支配的自由劳动者。”

这个判断是否正确，值得略加探讨。

第一，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包头所置备的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是生产工具和生产建筑物，都属于劳动资料。布匹是踹布生产的劳动对象，在踹布业的生产资料中占首要地位，但踹坊的布则是从布商处领来的，布的所有权属于布商。

第二，包头与踹匠的关系，包头除了有权直接管束踹匠的人身自由外，经济上的剥削，主要表现在包头置备巨石木滚等以向踹匠收取高达每月三钱六分的巨额租费。踹匠所得工价是由布商处领来的。包头与踹匠间不存在直接雇佣关系。包头逐月向踹匠榨取租金。租金的剥削并不具备剩余价值的性质，从而不能视为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踹匠付给包头的租金，与封建地主把磨、碾等农具租给农民使用而收取的租费是同等具有封建地租的性质的。包头每月所收租费三钱六分，远远超过巨石木滚应有的折旧费，超经济的榨取是明显不过的。更何况除此以外还有种种克扣勒索。这种剥削关系，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不如说是封建剥削的又一种形式更符合实际。

再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分发布匹的布商是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包买商，布商和踹匠间是不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首先，踹匠是踹布业的直接生产者，然而布商并不直接分配原料给踹匠，布商对踹匠的生产活动不发生任何直接关系，当然谈不上支配生产。康熙三十二年苏州府的一块碑刻中明文规定：“踹匠之来历，货物之失错，悉与布商无预，责有攸归。”其次，布商付给的每匹踹布工价银并不是全部代表工资，其中一部分是折旧费，因为踹匠是用租来的踹石木滚等以暂时存在的小生产者身份来进行生产活动的。在这个意义讲，布商付给的工价银不是什么计件工资，而是包括生产资料折旧费在内的一种加工费，而且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加工费。关于踹匠所受剥削之惨重，彭雨新同志曾作过一个较详细的计算：康熙中期，苏州府的米，每石值银四钱，至乾隆初年，米价高至一两五钱，后者为前者的3.75倍。踹匠的工价银在康熙中为每匹一分一厘三毫，乾隆初年这个基数仍未改变。乾隆四年苏州长、元、吴三县规定踹布工价碑载明：“缘苏郡踹价，历奉勒石定议，每布一匹，工价一分一厘三毫，如米价昂至一两五钱，每踹布千匹加银二钱四分。”假定踹匠每日踹布五匹，一月踹布一百五十匹，则每月不过增添三分六厘，只占原收入的2.1%。米价增加275%，收入则只增加2.1%。乾隆时一个踹匠如果一天踹布五匹，每月工资收入除了交给包头的租费外，只能买一石米。根据这个计算可以看出踹匠所受的残酷剥削。然而实际情况比此还要恶劣得多，因为布商发给的这笔工价银还要经过包头坊长的层层克扣。由此可见，对于踹匠来说，不仅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的一部分也被榨取去了。而布商、踹坊包头之所以能对踹匠进行这样惨重的剥削，首先因为布商和踹坊包头是生产资料所有主，其次还因为他们借助于封建制度和踹匠的人身不自由，强迫踹匠为他们工作。非经济的强制作用在这里处于重要地位。

关于踹匠是不是真正的自由劳动者，也有不同意见的。在理解什么是自由劳动者的问题时，有些论者经常引证受雇者是“膂力凶悍之辈，俱非土著之民，散漫无稽”, “孑身赤汉，一无携带”等类词句，似乎只要具备这些条件就是自由劳动者。固然，农民被逐出农村，一般说来是表明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但是，不能忽略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自由劳动者是双重意义上的自由。马克思指出，首先是“摆脱旧的被护民关系或农奴和封建义务关系的自由，其次则是没有任何个人财产和存在的任何客观的、物的形态的自由，即没有任何财产的自由”。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已经不断地发生着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农民失去土地，失去劳动条件之后，变成无所依栖的穷光蛋而流浪各地，最后，或沦为地主的佃农或雇农，或进入城镇觅求出路。在城镇里除沦落为乞丐、奴婢以外，他们还必然要遭到种种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阻挠。唐宋特别是明清以来，这种阻碍力量则主要是来自行会方面，和西欧中世纪的失业者类似，“他们在这里遇见了有组织的团体，对于这种团体他们是没有力量反对的，在它的范围内，他们只好屈从于由他们的那些有组织的城市竞争者对他们劳动的需要以及这些竞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处境”。这里所谓的“有组织的团体”指的是行会组织。除此以外，能够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却是不容易找到的。因此，就出现这样一种矛盾的局面：劳动者离开农村是自由的，但是要想把劳动力当做商品实现交换，就不可能或很少可能。对于他们，最大的可能只有重新被束缚于封建关系中。

踹匠所面临的处境就是为此。尽管他们自由地离开了农村，有的的确也是“孑身赤汉”，甚至“一无携带”，然而一旦插足踹坊，就要备受种种经济的和超经济的束缚和榨取。踹坊包头实际上是一种封建把头。包头在一般居民之外单独编甲，十二家为一甲，每月轮值者称甲长，甲长负责约束全甲内各踹匠。踹匠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被迫五人连环互保，一人犯了条规其他四人不检举则一体同罪。“踹匠投坊佣趁，必须坊长认识来历，方许容留”。踹匠的姓名、籍贯、何人保引及来去时日等一概都被登记在每甲的循环印簿上。踹匠“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踹匠在包头制下所受的封建剥削和束缚，不能与新中国成立前各类资本主义企业里残存的包工头的压迫相提并论。就后者来说，包工头只是资本家用来协助榨取剩余价值的一种落后的野蛮的工具，它的存在并不影响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而踹坊的包头、坊长，则是踹匠的剩余劳动和一部分必要劳动的直接榨取者之一。

棉纺织品的另一个加工业是缝制暑袜。

松江地区用棉布缝制暑袜的生产情况，是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696卷“松江府部”中记载：“郊西尤墩布，轻细洁白，市肆取以造袜，诸商收鬻，称于四方，号尤墩暑袜。妇女不能织者，多受市值，为之缝纫焉。”范濂《云间据目抄》中亦云：“松江……郡城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说明缝制暑袜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主要生活手段，从而说明这种生产已经形成为一种专门性生产。资料还说明，这些家庭手工业者受着暑袜店商人的直接支配。这类家庭手工业者之所以比一般棉纺织品小生产者更加需要依赖于商人资本，是和它所处的比较特殊的条件分不开的。这种名曰尤墩布的棉布，比一般棉布“轻细洁白”，是当时最适宜于缝制暑袜的原材料，用它缝成的暑袜销路很好，“称于四方”，从而也就推动了暑袜生产的发展，以至“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然而在当时的手工技术条件下，制成这等质量的棉布，是需要一些特殊的专门技术的，不是一般家庭手工业者所能织成的。因此松江城郊许多不能自织的妇女甚至男性劳动者，“多受市值，为之缝纫”，即为暑袜店商人缝纫。缝成后又交回暑袜店，从店中“取值”即取得报酬。事实表明这些家庭手工业者实际上已成为失去独立性的工资劳动者，暑袜商店商人大体上也具备了资本主义包买主性质。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棉纺织领域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显著的一个个别例子。

但是，对于这个现象也不能作过高估计，第一，它仅是松江城西郊这一极小的局部地区内的现象；第二，百余家暑袜店的性质也不尽相同，有资本主义包买商，也有前资本主义商业资本；有包买主控制下的工资劳动者，也有独立的家庭手工业者。上引资料中的所谓“市肆”、“给筹”、“收鬻”等字眼，则都是一些商品买卖关系的反映。

综合以上有关棉纺织业及其加工部门的全部情况，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棉纺织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生产的家庭手工业；第二，在商业资本控制小生产者这条道路上，有很少一部分开始表现出资本主义关系的微弱存在，然而，商业资本控制小生产者的多数关系，仍然明显地停留在前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上；第三，整个棉纺织业特别是其生产本身，小作坊很少，手工工场几乎不存在。

从该部门内部来看，棉纱棉布生产本身和棉制品加工业之间又稍有不同。这表现在：第一，踹布暑袜等整理加工业生产都比较集中，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一种专门的独立生产部门，这就为“受同一资本指挥”创造了物质前提；第二，两方面比较起来，加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较明显一些，像松江生产暑袜那种形式，在一般棉纱布生产中尚未发现。但是必须指出，棉纺织品的整染加工生产又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因为棉纺织业的细小的个体生产从根本上限制了其产品的整理加工业大量地发展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营的可能。

（二）丝织业

丝织业在中国是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手工业，曾经长期成为小农副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官府手工业的重要部门。至明以后，专以络织为生的机户，即已大量存在。特别是苏杭松湖嘉常一带，其中的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丝织业脱离农业，专门化生产十分发达的现象。例如苏州“郡城之东，昔习机业”；杭州“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江宁“业此者不下数千百家”, “入贡之品，出自汉府，民间所产皆在聚宝门内东西偏”。

丝织业的发展甚至促进了若干城镇的兴起和繁盛。如苏州府属的盛泽、震泽就是这样。震泽在宋元以前，还没有人从事丝织业，至“明（洪）熙、宣（德）间（1425～1435）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化）宏（治）（1465～1505）而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镇及其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盛泽在“明初以村名著，居民仅五六十家，嘉靖间渐成市。国初户口日增，每日中为市。……乾隆五年，移驻县丞，以资弹压，遂称巨镇”。它的兴起，主要也是由于丝织业的发展，“镇之丰歉，不仅视田亩之荒熟，而且视绸业之盛衰。倘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敝之形，生计萧索，市肆亦为减色矣”。

不仅如此，在个别地区例如苏宁杭一带，丝织业生产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从织机数量来看，据记载，江宁在乾嘉期间，“机以三万计”，道光年间“仅缎机以三万计”, “纱、绸、绒、绫不在此数”。

总的来说，与江南地区棉纺织生产的分散性比较起来，丝织业在生产的专门性方面显得格外突出。

同时，在明清时代，因丝织业而发财致富以致拥有许多织机者，确也不少。张瀚说：“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多。”张瀚是杭州人，他的祖辈就是由商业资本转向经营丝织业，并发展成为拥有几十张织机的手工工场主。《醒世恒言》中所描绘的那个施复，也是由“妻络夫织”逐渐发展为拥有数千金资本、三四十张织机的工场主。少数机户拥有的资本更雄厚，《野获编》所记姓潘的，原来是机房的织手，后来脱离机房独立经营小作坊，传到后代潘守谦就发了大财，资本“至百万”。

这些拥有较多织机的机户，当然都不会是自己和家人亲自劳动。究竟是采取何种方式经营的呢？除了那些雇用工人在自己开设的作坊进行生产的以外，还有一种谓之“代料”的方式，《凤麓小志》记金陵乾隆以后的情形说：“开机之家谓之帐房，机户领织谓之代料，织成送缎主人校其良楛，谓之雠货。其织也，必先之以染经……经既染，分散络工。络工，贫女也。日络三四窠，得钱易米，可供一日，食于佣力之中。”在镇江，“江绸，为镇江出产之大宗……开设行号者十余家，向由号家散放丝经，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这类账房可以认为大致上是符合列宁指出的包买主性质的。

丝织业专门性生产的发展，以及少数地区和少数机户集中了较多织机的状况，是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似乎这就标志着丝织业已达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阶级呢？不能这样认为。总的来说，对整个丝织业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宜作过高的估计。这是基于以下两个决定性因素：第一，整个丝织业乃至包括这些专门化较发达的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生产的家庭手工业和小作坊；第二，那些拥有较多织机的机户的内部生产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其中的一部分还带有相当大的封建性，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丝织业中缫丝和织造的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仍然停留在手工业小作坊和家庭手工业的个体小生产阶段，这可由许多资料中得到证明。“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家杼轴而户纂组”的记载反映了盛产丝绸的苏州的东半城家家户户都从事纺织生产，并且是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状况。而“茧丝既出，各负至城，卖与郡城隍庙前之收丝客。每岁四月始聚市，至晚蚕而散，谓之卖新丝”，更是缫丝分散生产，零星出售的明显表现。再如《吴江县志》描述盛泽镇的机户，除了指出“有力者雇人挽织”之外，还详细地记叙了贫者的经营方式：“贫者皆自织，而令童稚挽花，女红不事纺绩，日夕治丝，故儿女自十岁以外，皆早暮拮据以糊口，而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即小农有岁无岁之分也。”《醒世恒言》中所描写的施复，在拥有较多的织机之前，也是依赖“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以度生活的，而织得三四匹之后，便在镇上出脱。《乌青文献》记载，震泽、盛泽、双林等镇的机户向乌青镇丝商“零买经纬自织”，这是个体生产、资金不足的表现。在浙江，《濮镇纪闻》的作者写道：“吾里机业十室而九，终岁生计，于五月新丝时为尤”，这里的机业之家到了育蚕季节就不再织挽。在江宁，“机业之兴，百货萃焉。丝行则在沙湾，所以收南乡之土丝也。……当四五月间，乡人皆背负而来，评论价值，比户皆然。”“南乡之民朴勤，常以饲蚕为业，朱门及横水桥人，比户皆然……茧成缲釜，负以入城，行户收买，谓之土丝。”山西潞安“机户终岁勤苦，夜以继日，妇子供作”。

至于机户身份的封建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封建官府的控制给民间机户带来的影响。上述丝织业的繁盛状况，只是集中在少数地区例如江宁苏州、杭州等地，这些地区又正是封建官府手工业占着统治势力的地区。宋朝以来，历代政府都在这些地方建立过庞大的封建国家所有制的官府丝织手工业。明朝在南京设有内织染局、神帛堂和供应机房，在苏杭各设有织染局。《清会典》载：织造在京有内织染局，在外江宁、苏州、杭州有织造局。首先，这类手工业本身就将大批机户束缚在封建徭役制度之中，以苏州为例，《苏州织造局志》载：“佥报苏杭常三府巨室，充当机户”，康熙廿四年苏州织染局人役1310名，总织局为1292名。其次，封建官府还通过这类手工业对民间机户进行控制和掠夺。官府控制和掠夺民间手工业的办法是多种的。略举数种用以说明，例如明至清初实行的“领织”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官府以钱粮银两发给机户或预先买好丝分发给机户，机户织好交官，按各种缎匹的官价计价，顺治初年苏州织造局的一块碑刻记载：“明季钱粮，每发后期，且多扣克，以朘削之余，市腾涌之料……本部（指清工部）创立新法，每于三、四月间，预期催收钱粮，丝出之际，分头市买，点验贮库，陆续照依原价，给发各机，以供织挽。一以济机户免买贵丝之苦，一以杜发银扣克之弊，其于织造，大有裨矣。”说这种办法是为机户着想，并可杜贪污之弊，这是掩饰之词，自不可信。通过这种办法控制民间机户，使之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徭役义务之网，并通过官价和克扣来掠夺民间机户，这才是官府的真正目的所在。又如清代实行的“承值”制度，即丝经摇纺和整染工作交由民间机户以承值形式代为加工。据记载说，凡官局丝绒染色，概由苏州民间绒铺承值，丝经摇纺系由车匠向织局按分量“包足”，染色也是染匠将经纬颜料“整顿领去”，染练晒干以后依两计价。官局为什么不自己设坊摇纺和整染呢？因为采取“承值”这种形式，官局不仅可以以很低的代价占用民间手工工匠的劳动，而且可以经常进行一些克扣工价的勒索。如1685年织局“议减工料价银二千八百两，在染匠、车匠、金、绒铺户四项均扣”。非常明显，这是以“承值”形式实行的一种封建差役制度。还有一种“领机给帖”制度，根据这种制度，织机属于官局所有，民间殷实机户可以承领，领机后就要对织局承担义务。当织局有临时织造任务时，由他们向织局领取原料，自行雇觅织匠织造，织成缴回织局。除此以外，织局控制民间机户的办法还有不少，在此不能一一列举。

凡此种种制度实施的结果，使得接受这些办法的机户，实际上沦为双重身份的境地。当他们在进行与官府有关的生产时，这种生产实质上是一种非商品生产，是在履行一种徭役性质的差役劳动。因为这类生产中的主要生产资料——或织机或原材料——的所有权属官府所有，机户不仅无权支配其中的主要生产工具或原材料，亦无权支配其产品，机户仅仅以一种服役者的资格来完成官府的加工订货任务，而官府正是通过这种所有权和其他种种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来占有民间机户的劳动的。但这个时期的机户与明成化以前的那种“皆隶籍于局”的机户又有不同，除了官府强加的任务外，还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支配权。所以，当他们进行自产自销的商品生产时，他们又是手工业工匠和小作坊主，甚至是小工场主，因为他们有时确实是雇佣了若干工匠来进行商品生产的。

既然机户机匠本身的身份这般复杂，既然这些机户本身生产的商品性又是极不完备的，这就不能不赋予他们的作坊乃至工场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以复杂性。因此，当他们在承担封建徭役义务时，即使是雇人织挽，又如何能武断它就是完全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呢？

总而言之，当我们估计那些拥有众多织机和众多织工的机户的生产关系性质时，就必须考虑到上述因素的存在。遗憾的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尚无法确切地指出直接受这类制度控制的机户到底有多少。但这类制度的存在及其控制范围之广泛确是无疑的。

明清时代的丝织业机户，不但不曾摆脱对封建国家的劳役义务，同时由它本身作为民间手工业者来说，也还不能脱离行会制度的支配。丝织业很早以来就作为一种行会手工业存在着。按照中国手工业行会的传统习惯，行会老板和工匠对本行业的祖师极端崇拜是加强行会会员之间团结的手段，并且还以某一有关寺庙作为本行同业者集议和祭神的会所。苏州丝织业最早于11世纪七八十年代（宋元丰初）即在祥符寺巷建立“机神庙”（名轩辕宫）为行会；1295年（元成宗元贞元年），丝织业同行又在元妙观内建立“吴郡机业公所”；明代仍以元妙观内的“机房殿”为会所，入清以后一直修饰“鼎新”。杭州丝织业至少历元明清三朝都是行会手工业，当地丝织手工业者，始终以据说是唐人褚遂良九世孙的褚载作为本行业的祖师而加以祭祀，并以庆春门北的“通庙圣”即“机神庙”作为行会集议的会所。据雍正年间钱塘人厉鹗的记事，机神庙为“隶于局者与自为缯以鬻者”的行会组织。可见，在杭州，不仅民间个体手工业者乃至籍隶于织造局的机户都同样受到行会的支配。在江宁，“缎机一业，为金陵大宗生理……向在南门外 ‘云机殿’为公所，遇有机业事宜，同行人等均在公所集议”。织染业创建正乙祠为公所。四川大足，丝织业者于嘉庆十七年建“玄女宫”（一称机神庙）祀黄帝元妃；染业于乾隆五十六年建“二仙宫”祀梅福、葛洪。

只要有行会组织的行业和地方，行会的强制力量必然存在并发生它应有的作用。以苏州丝织业为例，“苏城花素缎机生业，向分京苏两帮，各有成规，不相搀越”。不仅如此，甚至连有关丝织的几个辅助行业也未曾摆脱行会势力的支配。据记载，“机张之须用泛头也，有结综掐泛一业；如丝之须练也，有槌丝一业；如经之须接也，有牵经接头一业；如织花缎也，有上花一业。以上四业，均系世代相传，是以各归主顾，不得紊乱搀夺”。立于光绪年间的这块碑刻指出：“世代相传，数十年来，向章如此。”丝织业行会的强制作用在雇佣关系上也得到反映。道光年间的一块碑刻记载，散放丝经的机户和承领丝经工织的机匠属于同一个行会，他们立承揽字据时需要在行会所在地——机房殿内进行。承揽活动需要在行会内进行，表明这些活动只有在行会规章的限度内才被允许。散放丝经的承揽关系，在当时是被看做雇佣关系形式的一种。由此可见，清代苏州丝织业的雇佣关系中有一部分是在行会范围内受到其同行规约束的雇佣关系。另外的资料也载明，“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每桥有行头分遣”。这里所谓“匠有常主”就是指的机户和机工间，织户和织手间，老板和帮工间，在行会范围内的一种固定的雇佣关系。长工如此，短工亦然，“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每桥有行头分遣”说明短工都不能脱离行会而生存。这种“雇工”状况和上面提到的“散放丝经”构成的雇佣关系一样，都体现了行会制度下采取雇佣形式的一种相互依存关系。这里所谓的相互依存关系，实际上就是带有家长制色彩的一种人格依存的形式。他们之间是一种剥削关系，但同时又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宗法关系，正如恩格斯指出：“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不仅是为着工资和伙食去劳动，他们更多的是为着学习手艺，为着获得独立师傅的名义去劳动。”对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明得更为详尽，他们指出：“每一行业中的帮工和学徒都组织得最适合于师傅的利益。他们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使得师傅具有两重力量：第一，师傅对帮工的全部生活有直接的影响，第二，同一师傅手下的那些帮工的工作成了真正的纽带，它使这些帮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师傅手下的帮工，并使他们与后者相隔绝，最后，帮工由于自己也想成为师傅而与现存制度结合在一起。”这一切说明，封建社会也有它的固有特点的雇佣关系。行会的强制力量，使得人对人的自由榨取上加上了一层束缚。

在探讨丝织业生产关系时，如果忽视了机户机匠间尚存在这种宗法关系，只看到其雇佣形式，只看到“计日授值”“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等字句，就很容易对这些历史现象做出近代化的误解，就会不加区别地将所有带有雇佣形式的现象一概看作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表现。最终必然导致对这一领域内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做出夸大的判断。

最后，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丝织业发展的缓慢状态，还和它的消费局限性是分不开的。

首先就国内市场来说，丝织品虽然长期以来也是衣着原料的一种，但是它的消费却是极有限的少数人。清代的状况就是很好的例证之一。《清稗类钞》记载：“乾嘉间，江浙犹尚朴素，子弟得乡举始着绸缎衣服。”“常人眼光，每以共度冬之常服判之。上流必有狐裘，中流必有羊裘，下流则惟木棉。”因此当顾炎武这类士大夫人物也着布衣时，竟博盛誉。“顾亭林居家，恒服布衣，附身者无寸缕之丝。”甚至在盛产丝绸的江浙一带，广大人民服用丝绸者仍然极少，“浙江开化妇女之衣饰均甚朴素。绸肆无整匹之绫罗，盖售为镶鞋饰领之用，决不以之制衣也”。至于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汴中男女衣服，喜用青蓝两色土布，洋布极少，绸缎更稀”。同治光绪朝以前尚未种植木棉的甘肃，“民皆衣褐，褐以羊毛织成”。“熟黎上衣粗麻短衫，生黎用布一幅，穴其中，以首贯之”。所有材料说明，丝织业的国内市场也是有限的。这对丝织业的发展不能不是一种障碍。

再就丝织业国外市场看，不可否认明清时期丝织业在国外拥有一定的市场，对其生产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必须看到这种发展是有局限性的，这可由明清时期的一系列对外贸易政策上反映出来。例如清代前期对洋船载运丝出口，有一段时间是严加禁止的。乾隆二十四年令江浙各省督抚转饬滨海地方文武各官，严行查禁。“倘有违例出洋，每丝一百斤发边卫充军；不及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枷号一月，杖一百。……船只货物俱入官。”此后，由于换铜需要，清政府曾作若干弛禁措施，但仍有很多限制。乾隆二十五年，议定铜船准带绸缎数目为“绸缎三十三卷”, “毋许浮多”,“责成浙江之乍浦、江南之上海二处官员，将糖药绸缎各数，出口日期及所收税银，一并呈报该管上司转详报部，并令该抚转饬实力稽查。如有夹带偷越，及守口官员通司徇隐情弊，即行严治参罪”。此外，一般所说丝织业的国外市场，还包含了一部分朝贡贸易，这部分贸易，始终是掌握在封建政府及受其庇护为其服务的特许商手中。清代与琉球、安南等国的贸易关系就是如此。例如乾隆三十八年奏准：“安国贡使路过江宁购买绸缎，令将需买货，开单呈交地方官，传集铺户，分领织办，官为责催。”又如康熙以后与琉球的贸易，不仅必须由政府发给执照，而且品种数量也被严格规定着，《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二十八年“准岁买土丝五千斤，二蚕丝三千斤”。

综观整个丝织业，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丝织业脱离农业形成一种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的现象比较显著，甚至出现了个别丝织业专门化地区；第二，无论就整个丝织业乃至专门化程度较明显的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仍然是个体性质的家庭手工业和小作坊；第三，拥有较多织机和工人的手工工场已经存在，但内部关系又极为复杂；第四，该部门所受封建徭役束缚比较显著。

（三）矿冶业

矿冶业，在我国也是一种历史很长久的手工业。明清时代铜、锡、铅、金、银、铁、煤等的开采冶铸，遍布广东、云南、福建、湖南、山西、山东、陕西、河北等省。

矿冶业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有了不少规模较大、分工较细的手工工场。

以采矿业来说，云南铜矿最有名，规模也最大。康熙年间常有十七八处开采，雍正二年到乾隆八年常有二十余处开采，乾隆以后常有三十余处开采，乾隆三十七年有四十六处开采。各厂规模，据《清史稿》载，乾隆时“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这类大矿在别的省份也有，如广东“凡韶、惠等处，系无主官山，产出铁矿，先年节被本土射利奸民号山主矿主名色，招引福建、上杭等县无籍流徒，每年于秋收之际，纠集凶徒百千，成群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洞，刨寮住扎。每山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每炉聚集二三百人，在山掘矿，煽铁取利。山主矿主利其租税，地鬼总小甲利其常例，土脚小民利其雇募”。又如福建政和县铁矿，“据炉户何浦、程正大等告起铁炉二座于东平等处。……每炉一座，做工者必须数十百人，有凿矿者，有烧炭者，有煽炉者，其余巡炉、运炭、运矿、贩米、贩酒等役，亦各数十人。是以一炉常聚数百人”。魏源《圣武记》所描写的广西大矿场中，有凿工、挖工、洗工、槌工、锻工、搬运工、管事人及帮闲人，总数不下万人。此外如福建、山西、陕西、山东、湖南等都有很大规模的矿场。

在冶铁业中，广东佛山是很有名的。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铁莫良于广铁……诸炉之铁既成，皆输佛山之埠。”“其规模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则缩。”以上是“大炉之事”。此外还有一种炼熟铁的小炉，“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砧有十余人，是为小炉”。“其炒铁则以生铁团之入炉，火烧透红，乃出而置砧上，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此外陕西汉中秦岭、大巴山一带的冶铁业也具有相当规模，包括了采木、烧炭，开山、采矿、矿石熔炼、器具铸造等工种，“通计匠佣工，每十数人可供一炉，其用人最多则黑山之运木装窑，红山开石挖矿。运矿炭路之远近不等，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铁既成板，或就近作锅厂作农器，匠作搬运之人，又必千数百人。故铁炉川等稍大厂分，常川有二三千人，小分厂三四炉，亦必有千人数百人”。

由此可见，无论采矿业还是冶铸业，规模大、分工细是显著的。问题在于对其生产关系的性质应该如何估计。

就经营方式看，总的说来，明清两代的矿业是有区别的。明代官矿多，除用徭役工匠外，并大量使用囚犯服役，后期太监办矿亦甚流行。而清代各类矿冶业的情况又不尽相同，如铜铅多由官招商承办，如煤铁等多由民营，其中铁矿一般规模较大，而煤则多小型。生产者多由厂商招募或雇佣，除新疆煤铁厂外，一般都不用囚犯或徭役劳动。

下面择要考察一下铜矿业和铁煤业的经营方式。

1．铜矿业

由于它们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利薮，并直接关系到官府铸造货币的原料，因而历来受到封建政府的严密控制。云南铜矿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因为滇铜关系全国鼓铸，所以朝廷对于云南铜政极为重视，控制得极其严密，诸凡题开新矿、分配销路、酌定官价，乃至规定官员薪俸，酌给夫役火食，事无论大小，都必上奏候旨，定有则例。该矿历来都由政府发给“工本”，工本有月本（即上月发散，下月收铜）或底本（较月本时间长，各厂不一，或一年或数月）之别，两者都以定期缴铜的方式抵偿。就其性质看，这是一种预支铜价，不是投资。其主要投资人是“三江两湖川广富商大贾，厚积资本，来滇开采”者。厂商虽为资本的所有者，但是既没有经营管理权，也没有处理产品的自由。官府直接派行政官吏兼办厂务。云南铜矿内不少矿场的经营人员就是各该地的知县、知州和知府。这种制度从清初一直实行到咸丰年间。而产品的绝大部分为官府所控制，10%至20%，作为“课铜”无价缴给官厅；百分之七八十的铜料必须卖给官府，叫做“官铜”，官为定价，即使不敷成本，厂商亦不得拒绝。由此可见，官府的干预，使得这类企业的生产成为一种不完全的商品生产，不能自由经营的企业，商品生产都成为问题，资本增值更无从说起。

再就其雇佣关系看，这类企业也是极为落后的。清代称矿工为砂丁。云南铜矿的砂丁分为“亲身兄弟”和“招募砂丁”。美其名为兄弟，实际上就是一种分取实物工资——矿砂的工役劳动者。所谓招募砂丁，领取的虽然是雇价，但也不是自由雇佣劳动者。他们所卖掉的不仅是他们的劳动力，而且包括他们的整个人身和人格。所以一经受雇便在野蛮的封建管理制度下丧失了他们的全部自由，变成了农奴式的劳动者。王菘《矿厂采炼篇》写道：“一厂之（）铜多者四五十，少者二三十，计其数曰口。其管事又各置司事之人，工头以督力作，监班以比较背塃之多寡。其刑有笞，有缚。其笞以荆，曰条子；其缚以藤，曰揎，絷两拇悬之梁栋。其法严，其体肃。”很显然，他们被雇佣，被养活，但也因此失去了自由。这种“雇”“佣”与资本主义所谓雇佣劳动是完全不同的。

不仅滇铜，其他诸如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铜铅银等矿亦莫不如此。

在像云南铜矿这种类型的企业里，资本主义因素显然是不存在的。

2．铁工业

铁矿采冶和铁器铸造基本上都是商办的。例如，川陕间秦岭大巴山区的铁矿，就是由远居西安、盩厔、汉中的厚资商人所经营的。私人经营说明这是一种商品生产，可以比较自由地经营。而封建官府对于铁矿业也采取了显然不同于对铜铅银等矿的政策。可以说，对铜矿主要是采取一种从企业内部直接干预的政策，而对铁矿业似乎是从外部进行一般的统制，例如，禁止铁斤出洋，关于出铁地方的出铁情况、开采开炉姓名住址，铁斤运往何处，经过何处、卖给某字号某商铺等方面的稽查，对铁矿厂工人采取取结互保的保甲管理制度。总之，比之铜矿业，铁矿业来自封建官府的束缚要少得多。

然而其雇佣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就铁矿采冶说，根据我们的考察，看来很类似铜矿业，也是一种以招募形式出现的前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例如，川陕间大巴山铁矿“皆厚资商人出本，交给厂头，雇募匠作。厂民自食其力”。“凡开厂之商，必有资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驱使厂内之人，工人利其资值，帖然为用。各商护其资本，侦探贼踪，往往较官府为真。”这种所谓“驱使厂内之人”的“力量”，显然是一种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又如，上述福建政和县铁矿的几百人也是矿头招募来的。所有这些矿工，正像我们在踹布业中见到的踹匠一样，他们也都是游民，一无所有，他们能够处理自己的劳动力，因此他们可以自由地应矿头之招募。但来到矿山之后，他们就要遭到比封建官府统治更为厉害的一种超经济力量的驱使。从而，他们便在这种封建管理制度下丧失了全部自由，实际上等于卖掉整个人身和人格。

虽然我们尚未找到有关明清时期招募工人的更具体的材料，但从20世纪以来旧式采矿的遗留中可以找到佐证的材料。以下的例子说明实际情况和我们所作的判断是吻合的。

这里举20世纪30年代刊行的巴金著《沙丁》一书为例。它虽是艺术作品，但却是一幅前资本主义状态下矿工生活的缩影。

全书对公司如何招收工人、招收的对象、矿场的经营管理的方法以及矿工所受恶劣待遇等作了全面的描述。

公司招收工人的方法是欺骗、愚弄和强迫，目的在于搜罗供他们榨取无偿劳动的人手。公司以“一年三百元钱工资”的谎言欺骗诱惑应招的工人。应招的名叫“升义”、“吴洪发”等青年，正是这个社会中的一无所有者、急于寻找出路的人们。他们幻想着远方的矿山是自己谋生的场所。和我们在历史文献上见到的情况差不多，他们确是自由地离开了本土，自由地应招了，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束缚。但是等待他们的却不是什么自由雇佣合同，在旅途中第一个“接待”他们的、绰号“三角眼”的矿警首先道破了这种关系的实质，他对一个希望解除合同的应招工人说：“你不干，那由不得你！到了这里来是不能够活着出去的。”一路上，公司方面还使用了种种狡猾手段，例如，搞了一套挖锡矿老祖宗赵二祖宗庙的鬼把戏来愚弄矿工，企图用封建迷信来麻痹矿工，给他们以幻想，使他们安于被奴役的现状。被诱骗到目的地之后，公司“代表”以欺诈的手段单方面宣布了“十年雇佣合同”。所谓十年实际上就是一辈子。这是一种公开的强迫卖身。这不是极为明显的人身隶属关系吗？矿工是被迫从事劳动的。每天“每个人穿着同样的粗麻布衣，戴着粗麻布帽，掮着麻袋（用以装锡矿土），脚上钉了脚镣。每一个房间的沙丁排成一行列，由 ‘照应’这个房间的几个矿警押送着到工作地去”。矿工像工具一样被编成了号码，每人“背上挂了一个铜牌，记载着各人的号码，这号码就代替了姓名”。劳动条件也是极端恶劣的，矿坑里“没有阳光、没有风，空气臭得常常要使人呛咳或者气闷”。到了洞里，“人只能躺下爬着走”。等到每个人挖满一麻袋，人已疲倦得要死了。土块里包含着锡，是异乎寻常的沉重。但是还得将它背出洞口，换领空袋子和竹签。循此轮换才得以换取每天的最低生活。受不了这种过度劳动折磨的人，要么被折磨而死，要么用自杀手段结束生命。人们没有别的方法援救自己。在严密监视的情况下，任何“逃走”行为，其后果就是遭到枪杀。但是“公司方面没有什么损失，他们又招了许多新的沙丁来。公司每年照常拿进许多万的亮银元，老板发了财，师爷分了红……矿警得了奖”。这种在鞭挞的恐怖下被迫从事劳动的情景，赤裸裸地暴露出矿冶业雇佣劳动的被奴役状态。

这一切描述，正是上述“矿头招募匠作”、开厂之商除资本外还有一种“力量足以驱使厂内之人”等简单历史记载的演绎和具体化。

3．采煤业

采煤业分布较广，南北都有。比较起来，北方更为发展一些。与铜铁等显著不同，来自官府的封建束缚较少，一般说，清政府对于产煤的矿区，只要是“无关城池、龙脉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堤岸、通衢处所”都准许商人认采或听任民间自行开采。

民窑有两种，一为窑户向官府认领来的，并完纳税课；一为民间自有土地自备工本自行开采或租入土地自行开采，有的要纳税课，有的甚至不完纳税课。乾隆五年复准山东巡抚朱定元疏中记载：“勘得所属州县有煤可采并无关碍者，多属民地，请以地主为窑户；多属官地，请以领帖、输税之人为窑户。各听开采。……从之。”

一般来说，民窑生产过程简单，小规模经营，以供炊爨，或有剩余出卖。有的窑户雇佣少数人工开采，有的未尝雇人夫。

但有些地方则集中有数量较多的煤窑，例如，北京近京的西山、宛平、房山等处。据档案资料，乾隆年间（1762年）上述三地区旧有煤窑达700多个，在采的也有二三百个。这些民窑是供应京畿地区煤炭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这些民窑是怎样经营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如何，现在尚未找到可供全面考察的材料。根据邓拓同志搜集的民窑契约，“合伙做窑”看来是这里的重要经营方式之一。“合伙做窑”的性质比较复杂。从它的私人投资（即“自备工本”），雇工劳动（不是自己做工），出工本者特别占股份较多者有决定窑上“用人办事”、生产“或行或止”的主裁权等方面来看，可以说这类民窑大致上具备了资本主义性质。但是有些合伙关系又带有很浓厚的封建性，例如，顺治二年的一张契约合同载明：所得之煤，除在地主（地主所得一份实质上是资本家向他缴纳的地租）及开业主、出工本者之间分配外，户部王老爷也参与分配。这里将王老爷与出工本者分开，可见王老爷是没有出工本的。未出工本也参与分配，这是封建专制主义超经济强制掠夺的表现。

除此以外，在山东、四川，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煤窑，但一般来说，封建色彩较浓，例如，济南煤矿“出炭之井，豪族驵侩数人庐其上，畚揭上下，率以百计。凡佣工必书身券：戕其身，矢勿问。价值极丰，贫民竞赴焉”。

综观整个矿冶业，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矿冶业中已出现不少规模较大、分工细致的手工工场。第二，矿冶业中各类矿的经营方式很不相同，像铜矿多官督商办，生产关系极为落后，基本上是封建的。铁工业多商办，商品生产显著，但雇佣关系较落后，特别是一些较大规模的采矿业，几乎和铜矿业差不多，封建色彩很浓厚，很难说是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至于铁器铸造（如佛山的）方面的雇佣关系，似乎与采矿业不太相同，但具体情况也不够清楚，很难作出确切的判断。采煤业多民营，且规模小，所受封建束缚比上述几类显著较少，雇佣关系虽然也带有封建残余，但一部分民窑可以说基本上具备了资本主义简单协作或工场手工业的性质。可以说在矿冶业的各类矿中，采煤业的资本主义因素是较为显著的。

（四）陶瓷业

明清时期，手工业的发展超过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制瓷业就是特别显著的部门之一，其中江西景德镇尤为突出。景德镇很早就因制瓷而著名。但是它的地位在明以前还很不重要。唐代是越窑在南北盛行的时期，景德镇瓷器地位比不上它。宋代是南北各地名窑互相争胜的时期，景德镇瓷器在北方要与真定红瓷相竞，在南方要与龙泉青瓷相竞。就是在元代，景德镇的瓷业还是为南丰、临川、建阳等地瓷业所夺。直到明以后，景德镇才成为全国出产瓷器的最著名地区，其规模之大、分工之细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整个景德镇市镇也因此而繁荣。

关于景德镇的人口，历史记载很不一致，有说近百万，有说数十万，有说十万上下。根据《浮梁县志》，明代全浮梁县的人口，从洪武到万历，总是十万左右；清代乾隆全浮梁县的人口二十五万多。景德镇是浮梁的一个镇，按照景德镇的容量，根据当时的繁荣程度，再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数字（14万）比较，《景德镇陶瓷史稿》一书认为，明清时期景德镇人口约十万上下。这个数字看来比较符合实际。一个方圆十来里的小镇市拥有十万左右的人口，不能不算繁荣了。

景德镇是一个以陶瓷生产为主的工商业市镇。历史记载说：“浮处万山之中，而景德一镇，则固邑南一大都会也。殖陶之利，五方杂居，百货俱陈，熙熙乎称盛观矣。”“景德镇，江右一巨镇也。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之如鹜。”“观业陶者于斯，贸陶者于斯。天下大受陶之利，而举一镇名。”在这个十万上下人口的市镇中，“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土著居民十之三”。

再从陶瓷的生产过程看，根据宋应星《天工开物》的记载，明代陶瓷生产分为采土、澄泥、缸器制坯、印器制坯、圆器制坯、汶水、过利、打圈、绘画、过锈装匣、入窑、供烧等不同过程。至清代，分工更细，唐英（乾隆时任江西窑务监督）《陶冶图说》把当时陶器生产过程总结为20项，分别是：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制造匣钵、圆器修模、圆器拉坯、琢器做坯、采取青料、拣选青料、印坯、乳料、圆器青花、制画琢器、蘸釉、吹釉、旋坯挖足、成坯入窑、烧坯开窑、圆琢洋彩、明炉暗炉、束草装桶等。其分工的细致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景德镇陶瓷生产的经营方式是很复杂的，有官窑和民窑。当时生产规模最大的是官窑。

首先看一看官窑。宋以来，有官居窑民窑之分，官窑者“由官拨款支销，设专官监督之，以进上方，备赏赍者”。但宋元所谓官窑是在民窑中“百中选一，千中选十”作为贡品，而且“有命则贡，无命则止”，没有设立生产御器的专窑。明朝开始设立专为生产御器的瓷厂——御器厂。同时派专官管理，称督陶官。

官窑的产品主要是供皇室和官吏使用，不是商品。官窑是一种非营业单位，绝对以美观为目的，因此其花样不厌精良，成本不计轻重，其经营是极为落后腐败的。官窑的生产者，是以存留工匠形式存在的一种轮班匠，不是雇佣工人。这就是说，它的生产关系是封建性质的。

其次，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一种与御器生产有关的所谓“搭烧制度”。所谓搭烧，即将御器生产任务包给民窑烧造。

“官搭民烧”，渊源于宋元以来“有命则供，无命则止”的办法。明代供御瓷器分为两种，一种是钦限瓷器（御用），一种是部限瓷器（赏赍）。官窑烧的是部限瓷器，民窑烧的是钦限瓷器。明正统时，已实行由民窑进瓷器五万，官偿以钞的办法。正统一朝烧造瓷器30万件，全都袭用这个办法。嘉靖以后，这个办法就成了定制。至清代，全部御器都是采取“官搭民烧”形式生产的。

明代，被官府搭烧的民窑有20座；清代御器，因为尽搭民烧，在数量上不为窑所限制。其定额名义上为二万多件，但供备赏用的数目实际是漫无限制，例如，自雍正六年迄十三年七年之间，“计费帑金数万，而制进贡圆琢等器不下三四十万件”，每年平均也在五万件以上。清代，景德镇每年上贡御器如此之多，足以反映在“官搭民烧”的形式下受封建官府控制的民窑数量之多。不仅如此，官府搭烧的窑户又都是经过挑选的，这就说明，官府控制的窑户不仅数量多，而且设备和技术力量也是比较优良的。

所谓包，不仅包烧，也包作。官窑出样品，有一定估价。如大样鱼缸的规格是高二尺八寸，阔三尺，每口估银五十五两，二样鱼缸每口估银五十两。但搭民窑烧造时，却给价极低，大样鱼缸每口只给银二十两，二样缸只给十八两。民窑所受剥削之重是不言而喻的。不仅这样，官府定烧的陶瓷器，大多数又是官窑烧不成或最难烧的，如龙缸那样的大型缸器，若未烧成，承烧窑户得按官府所估的官价赔造。而且，承烧御器还要遭受督陶官及地方官吏等的重重压制。承制御器实际上是一种强制履行的义务，不接受烧造任务是不行的，烧不成不赔也是不行的。正如吴允嘉《浮县陶政志》所说：“官府之制造，往往疲于供，盖民以陶利，亦以陶病。”完不成贡品任务，不仅会导致“倾家荡产”，甚至有“以命偿”的危险。这是封建专制主义关系的表现。

由此可见，官搭民烧制度不仅是一项苛政，而且使承烧民窑实质上沦为官窑的一部分，是封建官府手工业的一种变形。清代“官搭民烧”制度在景德镇的广泛推行，绝不意味着官窑被废除，更不是标志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战胜封建经营方式。

再次，关于民窑。

经营陶瓷业的统称窑户。窑户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专造陶坯的，而在别人的窑内烧成瓷器，称搭坯窑户；一类是专门为别人烧成瓷器，称烧窑户；再一类是自己制作陶坯，并在自己的窑内烧成瓷器，称烧囵窑户，这一类是很少的。这几类窑户都是如何经营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怎样，由于材料缺乏，现在尚不能对它作一番详尽而可靠的说明。就已知材料可以看到，景德镇民窑有这样一个特点：封建行会制度统治下的个体生产小作坊占优势。

封建行会势力遍布制瓷生产的各个环节。例如釉石采掘，以产釉而著名的地区——景德镇东乡窑里村，就是处在七姓封建垄断把持下：“窑里釉矿为当地吴、刘、赵、李、饶、王、旺七姓所专有，而以吴姓为最；每年开碓时只准一百日，自三月十五至七月初。……在此期内，须吴姓之碓开工后，各碓方可继续开工。”再如装陶坯的，“每日只能制规定之数额，例如两个利坯，每日二十四板，超过是数者，则违行规”。再如烧窑户，“为全业各窑获得平均之利益，有所谓窑禁制度，即规定每月开窑几次。在禁期内，坯户乃至窑户自己之坯即使坯满积坯房，多烧一次，亦所不准”。又“满窑一行，另有店居。凡窑户值满窑日，则召之至，满毕归店。主顾有定，不得乱召。俗传先是乐平人业此，后挈鄱阳人为徒，此康熙初事。其后鄱邑人又挈都昌人为徒，而都邑工渐盛，鄱邑工所满者反逊。今则镇分两帮，共计满窑店三十二间，各有首领，俗呼为满窑头。凡都鄱二帮满柴槎窑皆分地界”。景德镇经营方式的个体性，可由其技术之保守秘密这一事实得到佐证。《清稗类钞》说：“景德镇烧瓷，其用油、造坯、画花各有专行，而秘不示人。”具体来看，例如颜色釉有霁红、均红、南窑红、霁青、雨过天青、冬青、班翠、鳝鱼黄、美人醉、茶叶末、乌金、紫金、豆青、哥绿、花釉等数十余种。因为经营方式的个体分散，其原料之配合方法及其奇巧技能，为各作坊师傅私自掌握，不仅不轻易传授给徒弟，甚至传子不传女，其目的都在于保守秘密。亦因秘密而至失传多种。保守技术秘密这是分散的个体生产方式的反映。

最后，关于景德镇陶瓷业的分工问题。

有些论者认为，景德镇陶瓷业在鸦片战争以前，已发展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他们的论据之一，就是认为景德镇陶瓷业已出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事实证明这种估计是偏高的。《景德镇陶瓷史稿》一书，通过比较全面的考察，认为景德镇陶瓷业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这个判断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诚然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分工已经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但并不是任何性质的精细分工都标志着资本主义作业制度。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有本质上的差别，“社会全体内部的分工是各式各样的经济形态所共有的”, “是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实质是各种劳动者“在同一资本家的命令下，结合在一个工场内”。这种劳动者“不能独立作任何一件事，他必须当做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才能展开生产的活动”。那么景德镇陶瓷业的分工性质又如何呢？就以上述《陶冶图说》中所描述的二十项分工来说，它实际上包括了好几种性质的分工。有的属于社会分工性质，例如，生产陶瓷原料和制作陶坯，都是一些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之间通过商品买卖才发生关系。再如，烧窑户与搭坯窑户之间一般也是属于社会分工（除个别自制坯自烧者外）。有的属于独立手工业者所进行的“全范围内”的工作的几个必经的工序，例如，制作陶坯生产中的炼灰配釉、制造匣钵、圆器修模……蘸釉、吹釉、旋坯挖足等，完成这些工序的不是属于同一资本家命令下的各种工艺劳动者，而是一个小作坊内的师傅和帮工、徒弟乃至家庭成员。由此可见，由这种分工精细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总之，对于景德镇的陶瓷业，不能仅仅着眼于它的专门化程度之高、分工之精细等表面盛况，而应该看到官府所有的御器厂和被“搭烧制度”所控制的民窑的封建性，以及它们在景德镇陶瓷业中的优势地位。笼统地将景德镇陶瓷业都看做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是不妥当的。至于那些没有受官府直接控制的民窑，就已知材料来看，只知道封建行会势力统治和个体生产是其主要特点。其中究竟是否存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现在尚未找到足以说明其生产关系性质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