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007年8月23日，苏尼特草原上一次盛大而特别的那达慕大会开幕了。这是笔者继2004年7月初访西苏旗之后的第四次田野调查，笔者和当地的几个朋友穿着鲜艳的蒙古袍坐在看台上兴奋地期待着这场筹划已久的仪式盛典，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热情很快便被骤然而起的风沙淹没了。文艺演出在沙尘暴中开始，安放音响的小蒙古包险些被狂风卷走，著名歌唱家德德玛在漫天黄沙中结束了她那首《蓝色的蒙古高原》，而看台上的我们早已被覆上了一层厚厚的沙土，大风裹挟着沙粒割得人满脸生疼……这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无疑给这次那达慕的喜庆气氛蒙上了一层尴尬的阴影，人们纷纷念叨着“老天惩罚啊！”草原之夏原本是最美好的季节，而如今却与严重的干旱和强沙尘暴联系在一起。1999年至2001年这里经历了连续的特大干旱。2001年尤为严重，当年1月后出现7级以上大风天气40次，其中沙尘暴25次，在8月中旬还出现了一次强沙尘暴。2005年8月，笔者亲身经历这里的又一次特大旱灾，“赤野千里”的景象令人触目难忘。而2007年8月的这次不适时的沙尘暴再一次为人们对草原环境的预期平添上悲观的色彩。面对“失序”的“自然”，关于草原退化原因的争论从未停止。但有目共睹的是，国家试图为草原生态重建“秩序”，并为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2000～2006年，西苏旗所在的锡林郭勒盟，国家投资的生态建设项目达32亿元，西苏地处西部的荒漠化草原带，是锡林郭勒盟的重点投资区域之一，国家项目投资累计约2.6亿元。但是，很明显，草原生态的恢复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而2008年，几乎所有国家投资的生态建设项目都要到期了，地方政府正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地“恳请”中央政府延长投资期限，声称若中止治理资金必将前功尽弃。我们不得不追问，“绿色奥运”年之后，草原生态的命运将会怎样？国家何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国家在生态保护上的角色？

在这次那达慕会场的不远处，坐落着笔者2004～2005年间开展调查的生态移民村。与2004年奶牛养殖刚刚起步时相比，这里已经迅速地萧条下去。国家投资建设的“规范化”的生态移民村在几年的风沙侵蚀下已显破败之象，村子最后一排房屋的后墙已经被沙土掩埋了大半。2005年起，政府推动下的奶牛养殖业迅速饱和，在几乎未得到任何收益的情况下奶户们便进入了市场的寒冬。2007年，作为蒙牛集团奶源收购站的移民村已经分崩离析，不堪重负的奶户纷纷迁回了牧区；原本为奶牛养殖配备的高产饲料地如今已经转包给外省的农业公司种植土豆；奶源收购站的老板这两年已积累下可观的资本，个体奶户的退出给这些大资本的进入带来了空间，奶站收购了奶户赔本出售的奶牛，外地的牛贩子也在四处搜寻可供给省外养殖大户的廉价货源。昔日满怀希望的牧民被套空了家底，大呼上当，黯然离开；而曾经大力鼓吹养牛致富的地方政府，虽不愿再踏入奶牛村半步，但在以“减人减畜”为核心的生态治理思路的支持下，新的人口转移计划仍在继续推进。在草原上讨生活的农牧民难道真的是“贪婪”的“超载过牧”的罪魁？“环境”究竟是谁的“环境”？这些背负了“道德责难”的普通人，他们在被政治与资本的“合力”裹挟进全球性的市场体系中后是否注定了牺牲者的命运？我们如何面对“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危机”？

连续数年的田野经验激励着笔者继续致力于草原生态与发展的研究。如果说“生态移民”是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最终难免以失败结局的话，那么，接下来对于草原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探索，必须依赖针对草原退化的社会学原因与机制的深入而全面的解析。厘清历史过程中生态问题背后潜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是进一步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正是笔者在本书的写作中期望达到的目标，也是这项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一 国内研究

1992年，由美国的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组织的“草原研究回顾”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草原与草原科学的研究状况。在以“草原”为对象的学术表述中，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部畜牧局草原处以及相关的地方科研院所为核心开展的自然科学研究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地位。在这本研究报告中，马戎介绍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分1980年代之前、1980年代和1980年代之后三个时期列出相关的研究成果，在此不赘述。这些文献覆盖了包括内蒙古草原区在内的广大西北地区。1980年代以前的文献以新中国成立前的文献为主，多为囊括人文、地理与历史综合性概述的“志略”“纪行”等。而1980年代后，配合改革开放的进程，“草原”进入了农业部、国务院农研中心等政策研究部门和社会科学院中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如马戎所述，此时大家关心的问题是：第一，什么是西部发展的最佳战略，主要争论在于东西部的发展次序问题；第二，是否应该向西北进行大规模的移民，主要争论在于西北地区地广人稀与环境脆弱的特点是否适合移民，但依然没有脱离经济发展中东西部的关系问题。而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对于内蒙古草原的研究始于1984年费孝通先生的“赤峰篇”，以及之后1985～1990年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以“中国边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为题的研究计划。社会学研究视野的引入，无疑更为清晰地呈现了草原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图景及其变迁状况。研究者特别注意到汉族移民的大量进入给内蒙古草原的人口构成、民族关系、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并将其作为外力推动下社会文化变迁的首要因素。在这些研究中，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自然环境的失调”即“赤峰篇”中的核心问题。但是在提出了“人口压力”“粗放农耕”“农牧民的掠夺式经营”等几个较为含混的概念之后，研究者并未对草原退化的社会学原因与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与解释。而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亦无可避免地诉诸“改变传统的粗放的农业与畜牧业生产方式，建立新型的工业”。换言之，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

1990年代后半期，对内蒙古草原的社会学研究鲜有进展。在现代化理论所统摄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之外，研究者并没有获得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野。而自1990年代末起，草原生态的急剧恶化，特别是连续的干旱与强沙尘暴的肆虐，使“草原”及其生态状况第一次声势浩大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风沙源地”成为最常见的对草原社会想象的标签。这一时期，针对草原荒漠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和国际合作研究陆续涌现。而面对草原生态危机，国家的生态治理行动随即展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生态移民”。自2002年以来，已经有众多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参与到对“生态移民”的研究中来，并有了相当的学术积累。综合来看，社会科学研究者对草原沙漠化以及国家生态政策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制度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作用的认识，并进一步探讨了可资借鉴的有利于生态保护的制度选择。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些研究的内部是相当分散的，甚至无法形成有效的共同议题，这使研究成果作为知识积累的价值降低。以“生态移民研究”为例，研究者曾对生态移民的定义展开争论，但生态移民本身作为政策表述很难成为一个有效的学术分析概念，其本身亦是特定时空条件下多重社会力量互动的产物。如今，随着生态移民政策负面效果的凸显，“生态移民”这一词汇也逐渐从官方话语与公众舆论中淡出。而这意味着在今后的研究中，提出更易激发讨论且更便于促进研究成果的积累的有生命力的学术分析概念是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值得思考的是，生态移民政策实践中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支配1980～1990年代社会发展与变迁研究的“现代化理论”范式在面对环境问题，特别是面对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时几乎完全丧失了解释能力。在2000年之后，社会学与人类学中一些零散的涉及草原社区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上也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麻国庆、阿拉腾和朱晓阳的作品。麻国庆和阿拉腾分别以翔实的民族志细节肯定了蒙古族游牧制度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合理价值，而朱晓阳则结合案例研究解释了国家草畜双承包体制下，地方实践对制度设计的偏离，并回应了“公地的悲剧”与地方现实的不契合性。在研究视角上，三位作者都更为重视地方性知识与实践的叙述与描写。这与以往宏大叙事的表述框架下，常常缺乏对地方知识与实践之相对自主性与能动性的关注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 国外研究

1990年代，以草原生态环境问题为核心关注的一系列国际合作和跨学科合作项目在包括我国内蒙古地区在内的中亚地区展开。其中以凯若琳·汉弗瑞（Caroline Humphrey）与戴维·史尼斯（David Sneath）合著的《游牧的终结？——中亚的社会、国家与环境》和迪迈克·威廉姆斯（Dee Mack Williams）的《长城之外——中国内蒙古草原的环境、认同与发展》最具有代表性。

在《游牧的终结？——中亚的社会、国家与环境》中，作者致力于剔除对草原畜牧（pastoralism）以及流动性（mobility）的种种偏见和刻板印象，指出中亚草原地区流动的畜牧（mobile pastoralism）并非外界惯用的“游牧”（nomadism）这样一种脱离历史的无时间感的文化分类，而是一系列在特殊的历史场景中保持着自身活力的地方性知识与技术。通过对中亚地区的俄罗斯、蒙古、中国三个国家的草原生态区的比较研究，作者得出以下主要的结论：①草原的退化与放牧体系流动性的丧失密切相关。同样经历着去集体化和私有化取向的市场化改革，一些流动性放牧保持较好的地方其生态状况要好于那些基本放弃了“流动”的区域。②大规模的集体性的制度安排是保持“流动性”重要的制度基础。③粗放的游动的畜牧经济并不是一个“低投入、低产出”的落后生产体系。在流动放牧的模式中，是通过长距离、高频度的流动增加投入、提高产出，但这不会给草场带来密集型的压力；但在定居的圈养模式中，依靠饲草料种植和新的繁育技术，并寄希望于提高单位牲畜的产出率，这必然给草场带来高强度的压力。④牧民同样渴望着城镇化的现代生活，但城乡一体化过程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案例研究表明，“城市化”可以与高度流动的畜牧经济契合共存，而并不一定与常年的定居经济联系在一起。⑤中亚的草原区域的发展正显示出明显的“极化”过程，亦即草原区域成为依赖中国和俄罗斯的中心区域的政治与经济的“边陲”，而在此过程中其有利于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性知识”也受到污名化的贬损。⑥与草原生态特点相契合的地方文化的衰微与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一方面是地方知识精英在积极地致力于文化复苏，另一方面是新的外来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尽管知识分子中间对环境保护还存在意见分歧，但环境保护主义是一个已经萌芽并在成长的因素。

这无疑是一项极为有启发性的研究，一方面，作者发挥了比较研究的优势，使流动性畜牧的意义与价值得到充分凸显。游牧文化并非是僵死的结构，而是有着自身的能动性，积极地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当中进行文化再创造。另一方面，也正是比较研究的方法使作者无法处理一个区域内纵深的制度演进过程，但正是这一过程给生态的现状与未来“设定”了“框架”，不解释这一过程便无法找到前进的路。比如，眼下草原牧区的生态与社会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地恢复到“流动性的畜牧”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迪迈克·威廉姆斯的《长城之外——中国内蒙古草原的环境、认同与发展》立足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的那斯汗（nasihan）苏木的乌兰奥都嘎查的民族志调查，勾勒了后改革时代这个草原社区所经历的去集体化进程。草畜承包制度的确立，草场划分与网围栏的建设，“密集型”（intensified）生产体制（舍饲圈养、饲料地、机械化水泵、化学肥料）的推广等，重塑了草原的自然环境，并再定义了当地社区资源的利用方式。草原空间与生态结构的改变引发了土地的迅速退化以及牧民家户之间巨大的经济分化，而这意味着一系列地理景观与社会景观（landscape）的剧烈转型。“景观”的概念是该研究的一个亮点。“景观”是指包含了人与环境之间物质与符号性互动的主观生命空间，这一概念指出了对于相同的物理环境“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可能存在重要的差异。外部视野中的“不毛之地”，很可能是内部视野下的“栖居之家”。

另外，作者利用研究项目之便使其与一个草原科学研究站的汉族草原科学家有了交流。作者敏锐地分析了官方政府、汉族科学家、西方科学家、农牧民等多重立场、多种声音对草场退化进行解释的“模糊性”: ①土地退化知识的客观性成为可争议的话题，政府通过随意指责他人为自身开脱，并认为草场围栏政策拯救了草原且给当地人提供了安全与发展的基础。②西方科学文本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土地退化的假设：文化因素相对于政治、经济因素的次要性；私有化是解决土地退化的完美方案。以上的误识都固化了将农牧民作为破坏草原的罪魁的说法，环境危机被建构成一个只有通过“国家管理”才能解决的问题。作者罗列了影响土地退化的诸多因素：中国政治经济现实，如国家投资少，不确定的草原权属，去集体化摧毁了规模经济，基础设施的薄弱，失效的草原法与“政策的海市蜃楼”（policy mirage），国家发展策略的改变和与全球资本的连接等。但作者并没有用民族志细节来支持这种关联，也没有解释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换句话说，作者借助有效的概念敏锐地呈现了现象，但却没有解释这些现象与其生态后果之间的关联机制。

综上，笔者借鉴以上研究有价值的成果，但并不假设任何制度对于草原生态保护有着优先性，而是尝试着深入历史的过程，揭示以“国家”权力的成长与延伸为核心的多重力量的互动与实践，发掘自然、知识、制度、道德等要素在社会历史时空中的相互建构的机制，从而为探索切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奠定知识上的基础。

第三节 理论脉络与核心概念

在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的难题后，社会科学再也无法运用“自然”与“文化”、“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将“自然”或“环境”排除在其研究视野之外，或者仅将社会与文化要素视为人类适应自然的方式。在当代环境社会学、生态人类学、政治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重要进展中，无不将“环境”是看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历史性产物。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在重塑自然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也重塑了自身。

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提醒我们的，在“国家”的视野中，“森林”只不过是透过财政收入来看的一个数字：木材每年给它带来的财政收入。树的多种多样的用途都被单一木材和燃料的体积代表的“抽象树”所取代。而大部分的植物，包括草、花、地衣、蕨、苔藓、灌木、藤都不见了。爬行动物、鸟、两栖动物以及数量众多的昆虫也不见了；同时那些涉及人类与森林之间相互影响的事物也几乎全部被遗忘了。国家很关注偷猎，但是有关森林其他众多的、复杂的、可协商的社会用途，如打猎、采集、放牧、打鱼、烧炭、挖设陷阱捕兽、采集食物和矿物，以及森林在巫术、崇拜、避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往往都被忽视了。我们看到，这种至为简单化和清晰化的“管道式”的视野及其将之强加于现实之上的能力是现代国家权力的重要性质之一。正是在这种“操控”（manipulation）中，国家制造了树种单一的森林以便于试验与管理，但其在生态上却极为脆弱。在此，我们看到，“国家”不仅是一个权力的实体，它更是一种观察事物的眼光，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而在这种眼光和思维下，“自然”发生了巨大的“改观”。

对斯科特的上述阅读是笔者最终决定将对“国家”概念的再思考作为本书理论脉络的重要动因。在本书中对“现代国家权力”性质的探讨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但是为了避免长久以来的刻板印象，本书的副题中笔者并没有将“国家”列为一个核心的分析概念，同时也没有将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概念罗列其中，而是选择了“生态”“权力”与“道德”三个分析性概念作为本书展开的主轴。鉴于社会科学分析中难以避免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如“国家/社会”“市场/计划”“自然/社会”等，笔者希望借助上述三个更具有“整体性”和“实践性”的概念来对遮蔽着我们学术洞察力的“二元论”进行反思。在下文中，笔者将结合对“生态”“权力”与“道德”三个分析性概念的解析展开本书的理论思路。

一 生态

“生态”即英文中的“ecology”，其概念含义中本身就包含了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成分。它所指代的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整体性的关系。它的词头“eco”源自希腊语“oikos”，即家屋；其词尾“logy”与“logos”近似，即话语、系统性研究之意。“Economy”一词与它有相同的词头，但有一个不一样的词尾“nomy”。“nomy”来自希腊语的“管理”（nomia）以及“法”（nomos）。“Economy”已经由它最初的家政管理（management of household）发展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进而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economics）。“Ecology”一词扩展了生境“habitat”一词的含义，成为对动物与植物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各自的生境之间的研究。1931年威尔斯（H. G. . Wells）将经济学作为生态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即是研究人类物种的生态学。这一用法预见了“生态”一词今后的发展，即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涵。1960年代之后，“生态”一词在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理论中被广为阐释，其核心关注是人类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对这一关系的理解是社会与经济政策的必要基础。由上述词源学意义上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是一个融合了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性的概念。在本书中，“生态”既指代实体意义上的人与环境的关系体系，特别是草原干旱区的生态系统，也包含了观念层面上的人对环境的认知，即自然观的层面。

在此有必要对草原区的游牧生态系统的特点进行简要的介绍。游牧是人类在农业资源匮乏的生态区域中利用有限资源的生计方式。因为发展农业需要适当的日照、雨量、温度和土壤。农业区的年降水量至少要在250～400毫米以上，而且对降水的稳定性要求较高。世界上的游牧地区都是极为缺水的干旱区或半干旱区，我国的内蒙古草原也在此列。这些区域的突出特点是降水量很低，而且降水极不稳定，降水的时间、地点和雨量都很不确定。在我国的内蒙古草原地区，降水量由东南到西北递减。东部大兴安岭、哲里木盟与昭乌达两盟南部与大青山南麓等地，年降水量虽有400毫米，可以支持农业，但是由于降雨量集中、变率大，春旱严重，很不利于农业的发展。而在西部从二连浩特沿中蒙边境到乌拉特后旗，以至贺兰山，此为150毫米等雨量线所经，此线以西便是年降雨量不足150毫米的干旱荒漠化草原和草原化荒漠区了，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也可以靠游牧维生。本书所研究的苏尼特草原即荒漠化草原，尤其是调查点所在地的额仁苏木则更是此种生态环境的典型。在这样的生态条件下，“移动”是人们应对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的最佳方法。游牧人群借助牲畜的移动力在这样的不确定环境中规避风险、追寻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在晚近草原生态学研究中，人们引入了不同于以往的“平衡生态系统理论”的“不平衡生态系统理论”。它指出了干旱生态系统的三个特点：生态可变性（ecological variability）、不可预知性（unpredictability）和高度的弹性恢复力（high resilience）。事实上，这一研究成果与游牧区牧民的很多本土的环境认知是一致的。以往的基于生态平衡理论的草畜平衡原则认为放牧密度和植被覆盖之间是一个平衡关系，在一定的草场面积上的载畜量是一定的，过度放牧将导致草场退化。这样放牧密度是草原管理中唯一被考虑的变量，载畜量是一个年度的确定值。但是在“非平衡生态系统”理论中，干旱区的生态很少处于平衡状态，是非常多变的。气候是影响环境最重要的因素。植物对牲畜的采食也不是被动的反应，采食有利于植物的生长，不采食反而会引起退化。所谓的载畜量是一个不确定的动态值。在这样的环境中，游动率越高，资源的利用率就越高，单位面积的生产能力就越强。这样，草原退化与否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牲畜的数量，而是和定居驻牧、农业开发和矿业开发等因素有关。

二 权力

对权力的早期理解通常将“国家”视为权力的唯一的中心来源。在社会科学中，对国家的讨论也几乎成为政治学家的专利。他们或将国家视为一个难以清晰描述其边界的“政治系统”，或将其看成一个明确分立于“社会”的封闭体系。而在菲力普·伯拉姆斯（Philip Abrams）、提摩西·米歇尔（Timothy Mitchell）、迈克拉夫·朝勒特（Michel-Rolph Trouillot）等学者对上述观念的批判中指出，“国家”并不是一个分立、固定、整合的且独立于其他制度之外的实体。提摩西·米歇尔更指出国家表面上的分立而相对独立的形象即是经由日常社会实践的不断建构的实质化结果，而且如何界定国家与社会的疆界本身已经成为权力与社会控制的实践。有鉴于此，我们便应放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框架，而将“国家”视为内在于（within）其他制度化模式并通过其他的社会关系（家庭、组织、经济等）得以激活的制度形态。在这种“国家”的概念里，国家已经不再被置于社会的顶端，也不再是权力的中心集中地。它置身“关系”之中，也是“关系”的创造者。

受惠于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理论贡献，“权力”概念也获得了克服“结构与行动”“观念论与物质论”等二元对立的“实践”面向。首先，它摆脱了仅被置于政治领域中加以考量的命运，并突破了传统的“单向度”的模式，权力无所不在地弥散于整个社会网络，是一张活生生的力的关系网，应置于多重力量的“关系体系”中去思考；权力也不再仅仅属于强者，理解权力也必须看到“弱者”的“武器”以及那些可以批判和抵抗的“隐藏的文本”；权力尽管可以体现为意识形态的霸权（hegemony）亦会为其统摄的对象所部分地“洞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国家也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实体概念——一组肩负了“治理”与“安全”功能的制度系统。我们还应注意到国家的“文化”面向，亦即人们如何想象“国家”，这种想象如何为其特定的与国家相关联的情境所塑造，“国家”又如何在人们的生命过程里呈现自身？在笔者的田野经验中，“国家”在牧民的叙述里不止一次地被表述为一个“超自然”的近乎神秘的力量，它既无所不能地控制着阴晴雨雪，又越来越与“靠天吃饭”的养牧人的利益相“对立”。与此同时，国家既是“帮扶者”“引导者”，又是“惩罚者”与“监管者”；既为濒临绝境的生活提供庇护、为未来提供机遇和希望，又时刻制造着不确定的恐惧和越来越多的“陷阱”。“国家”以这般“多重”的意象融入牧民的日常实践，融入各类政策的实施过程，从而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再造”自然的生产实践与道德实践。

在本书中，权力概念的理解与对现代国家权力建构的理解密不可分。它既表现为国家对社会秩序的持续定义与重置，也表现为以科学世界观为核心的知识霸权，更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联合力量对地方社区生态与社会文化空间的再结构以及对当地人道德实践的重塑中。

三 道德

笔者对“道德”概念的理解与分析来自于对涂尔干社会思想的解读。在下面的论述中，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对“道德”的社会学意涵进行阐释。

首先，在涂尔干看来，社会是道德存在的基本条件。事实上，道德即社会。道德就是迫使人们重视他人、限制自私主义行动的所有规则。人只有生活在社会中，才是一种道德的存在。一旦社会生活消失，道德生活也就随之消失。道德是由预先决定行为表现的行动规范体系所组成的。这些规范规定了一个人在既定的情境中应该怎样行动；举止得当就是从良知上服从。人们实际上服从的就是超越于自身之上的“社会”。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道德性。

卢梭很早以前就说过：倘若在人的身上把社会赋予他的一切都剥夺掉，他只能化约成一种感觉，这样，他与动物也就没有多少分别了。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事物，倘若没有语言，一般的或抽象的观念在现实中就无法立足，更高级的精神活动也是如此。仅凭自己，个人只能依靠体力。如果他有能力摆脱凡俗、解放自己、培育人格，那是因为能够得到自成一类的力量的庇护；这是一种强力，一种来源于所有单个力会聚而成的合力，一种心智力和道德力，因而也能够中和本性中盲目的和非道德的力。这就是集体力。

如果道德或义务和责任体系确实存在着，那么社会就是一种在性质上与构成社会的个体或形成社会的集合有所不同的道德存在。这种观点与康德所热衷的有关上帝存在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康德假设了上帝的存在，因为倘若没有这一假设，道德就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假设社会与个人截然有别，否则道德就没有对象，义务也就不会有其根基。……根据公共舆论，道德的起点也是无私和献身的起点。只有当行为对象比作为个人的我们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时，无私才会变得有意义。在经验世界中，我知道只有一种存在比我们本身具有更丰富、更复杂的道德实在，这就是集体存在。我错了，还有另一种具有同样地位的存在，即上帝。在上帝和社会之间存在选择。在这里，我不想检验哪种解决方式更为合适的原因，两者都是协调的。我只能补充说，我本人并不关心这样的选择，因为我看到上帝不过是社会的变形和象征性的表达。

其次，道德与伦理的思想诞生于社会情境（the context of society）。一个道德宣称的正当性根植于一个社会中既有的作为规范的某种制度，比如婚姻的忠贞的观念以一夫一妻制为前提。伦理思想不能根植于理性，或作为纯粹形而上学抽象的直觉，或者功利主义的算计。理性（reasoning）诞生自社会结构与文化的脉络并以此为先决条件。涂尔干非常重视“情境性”（contextual）。涂尔干认为伦理思想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现实，不同的社会条件产生不同的道德。涂尔干反对人类具有单一永恒不变的人性本质的观点，认为人性事实上是在不断地演化、在整合与再塑造过程中的。人性远远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随着时间与地点的变化而表现出无限的多样性。在他看来，任何普遍规范都不过是一种抽象。康德的道德律令或边沁、穆勒或斯宾塞所构想的功利法则，认识或认可不了任何规范或社会规定。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哲学家的概括、理论家的假说，而道德是引导我们行动的规范，不是理论的空洞和普遍的程式，而是特殊的规范。

再次，涂尔干是在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的批判中确立道德的属性的。他认为可求性和义务是道德的两个特征。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分别强调了复杂道德现象的一个方面，需要在二者之间取一个折中的路径。康德强调了道德的义务性的一面，却忽略了人们对社会依恋和对他们认为是善好之事的企求。而功利主义强调了人们希望做有利之事的一面，却忽视了道德规范的约束和人们的义务感。在涂尔干看来，“义务”与“善好”是同样重要的元素。道德动机有两个来源：一是道德约束“discipline”，可以找到它的宗教起源，即冯特所说的“对超人类存在和力量的敬畏。”二是对社会的依恋“attachment to society”，依恋和可求性即“desirability”，对人性吸引力的感受。“我们不能仅仅以为被要求那样做就付诸行动，倘若它们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道德不仅仅是义务性的，它必须是可欲求的，并被欲求。这种可求性是所有社会行动的第二个特征。”

涂尔干最终总结了道德的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义务”（obligatory），即纪律精神。道德规范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威，正因为这些权威令行禁止，所以我们必须服从它们。而道德规范的这种权威，来自社会本身，来自社会习惯体系和社会舆论的约束力。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体系是一个命令体系。但这种“命令”，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外力的强制，而是一种内在的遵从。

第二个要素是“可求性”（desirability），即道德中的“善”，是对社会群体的依恋。涂尔干认为，对我们来说，仅仅遵照命令去行动而不考虑行动的内容，是不可能采取行动的。若要我们成为行为的能动者，这一行动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能唤起我们的感受，并以某种方式呈现给我们。义务或责任只能表达从道德抽象出来的一个方面。某种程度上的可求性是道德的另一个特征，其重要性丝毫不逊于前者。道德行动追求非个人目的，集体利益是道德行动的目标。但集体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而是超越于个体的自成一类的存在。人只有属于群体的时候，道德才开始出现。社会生活的起点就是道德的起点。而人只有属于几个团体时才是完整的，道德本身也只有在我们感到认同于我们参与其中的那些不同的群体，如家庭、工会、商行、俱乐部、政党、国家和人类，才是完整的。这些群体道德相互叠置而又不相互排斥，这也是后来涂尔干强调在家庭与国家之间的法团群体和职业伦理的重要性的根据。

第三个要素是自主性。在涂尔干看来，道德行动不仅意味着遵从规范和忠于集体理想，还意味着我们必须对我们行为的理由有所了解，尽可能清晰完整地明了这些理由。这些自觉意识为我们的行为赋予了自主性。在现代的世俗道德中，智识是道德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也就是说，规定行为的规范必须是人们自愿向往的规范，这种自愿的接受，是一种启蒙了的赞同。道德不欢迎外来的强加，而接受解释，即对规范本身、规范的根源和存在理由进行符号解释。

对草原社会制度变革与知识转换的道德意涵的探讨贯穿本书的始终，意在通过反思作为道德实践的基础的社会条件的改变，来对道德实践的困境做出解释。在当下的草原社会，以单一的功利主义道德为基础的政策大行其道，基于草原社会特点的特殊规范体系却分崩离析，新的世俗道德还无法找到生成的根基。在个体的家户和庞大的国家之间，是共同体的缺失。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属于较为广泛意义上的实地研究，即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本书承袭了中国社会学当中社区研究的传统，并尝试着探索社区研究的新视野。

在关于内蒙古的社会学研究中，社区是“地域性”的单位。这一点在“边区”的区位意义中得到体现；同时，费孝通、马戎、包智明等对于赤峰半农半牧区的选择也注意到这一地域的特点对于蒙汉关系、农牧矛盾的意义；丁元竹对呼伦贝尔两个牧区、一个农区的生产类型的比较研究也希望通过其在不同资源与区位上的差异来比较性地探讨牧区特定的资源区位与发展途径选择的关系。社区的“地域性”是中国社会学社区研究中的核心特点。正如，丁元竹指出的“社区研究的整体性和学理性是基于对有限空间单位的选择和类型学意义来实现的。”我们注意到，这种“地域性”的选择与理解是与研究者本人的研究问题和理论视野密切相关的。比如，上述研究者的主要关切在于现代化发展的途径以及发展引发的社会变迁，那么这种“地域性”就是以现代化的区位结构为参照的。在本书中，“地域性”依然是社区的重要特质，不过这里的“地域性”更多是考虑到其自然生态环境的特点，这与笔者对于环境问题的关心是联系在一切的。本书所研究的苏尼特右旗是典型的干旱草原区，本书所着重研究的额仁苏木也是这类干旱的半荒漠化草原的典型。而且，这一区域也是当下草原生态危机与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另一方面，在本书中，笔者将社区更多地看成多重社会力量互动的场域，将社区的建构与再建构放入具体的社会历史脉络当中来加以考察。社区的“边界”在不断地变化，社区本身也日益为更大范围社会体系的运作所塑造，社区的观念也在随着发生变化。

可以说，本书是将所有的讨论置于一个最大范围的“社群”即“生态系统”中加以考虑，将传统社区研究中注重人类群体之间关系的探讨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探讨，尽管这种尝试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正如一位环境社会学家所说：“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社群。人、其他动物、土地、水、空气——所有这一切都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它们共同构成了某种整合，我们通常称之为‘生态’。如在任何一种社群中一样，在这些内在关联中也存在着冲突。环境社会学就是要研究这种最大规模的群体，试图去理解这些现实的社会与生物冲突的起因与可能的解决方案。……环境问题是社会性的问题，因这些问题威胁到了既有的社会组织模式；环境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它给我们的挑战在于如何变革这些既有的社会组织模式。”

本研究始自2004年，田野工作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04年7～8月，2005年7～9月，2007年4～5月、8～9月，2008年7～8月，2010年6～7月以及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

2004～2005年为田野调查的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对生态移民问题的研究上。笔者住在移民户家中，利用半结构式问卷访谈移民区农牧户61户。因为笔者所在的移民村属整体搬迁，所以在访谈中笔者也积累了丰富的社区史资料。

2007～2008年为田野调查的第二阶段，以草原退化的社会学机制为核心问题，通过入户深度访谈的方式针对社区历史、环境变迁、草原权属、生态政策、生产生计等相关主题展开调查。在报道人的选择上，笔者依据前期调查中积累的社区信息和人脉关系，在各嘎查选取熟悉当地人文历史和自然环境的牧民进行深度访谈。在调查过程中，因牧区家户之间路途遥远，交通就成了大问题。笔者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在偏远的北部嘎查，交通工具由苏木政府协调配合，访谈中苏木干部也在场；而在距离较近的南部三个嘎查，笔者则选择住在一户牧民家中，由他骑摩托车带领笔者在嘎查内的其他家户中进行入户访谈。笔者不会蒙语，调查初期存在一些障碍，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笔者发现很多牧民事实上都会说汉语，当他们与笔者建立了信任之后，汉语便成了主要的交流工具。第二阶段的调查还包括了对政府相关职能机构的调查与访谈，共涉及草原监理局、生态办、水利局、畜牧局改良站等部门，主要调查国家权力机构在草原的生长机制及其对生态与社会的影响。集体化时期的草原状况的分析则主要依据档案资料展开。

2009～2011年为田野调查的第三阶段，主要考察2000年之后国家生态治理政策引导的项目经济在草原的运作机制以及生态补偿机制的社会学影响。

第五节 田野图像

2004年7月一个微雨的清晨，笔者登上K3次“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前往苏尼特草原。列车一路途经河北张家口、山西大同再入内蒙古集宁而北上。列车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集二线——从东南向西北穿越西苏旗，到达中蒙边境城市二连浩特。然而，窗外并没有梦想中的草原——只见浅淡的绿色延伸天际，辽远无垠。

西苏旗位于锡林郭盟的西端，属荒漠化草原带，东接苏尼特左旗，西连四子王旗，南与镶黄旗、察右后旗、商都县为邻，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南北约220公里，东西为160公里，呈西北窄、东南宽的楔状图形，总面积26700平方公里。浑善达克沙带东西横穿旗的中部。浑善达克沙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180多公里，是距北京最近的沙源。浑善达克沙地平均海拔比北京高1000余米，被称为悬在北京头上的“大沙盘”，总面积710万公顷，沙漠化面积达43%，并以每年1.8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张。专家预测，如果浑善达克沙地不进行治理，将成为第二个腾格里沙漠。从地理位置来看，西苏旗是京津地区乃至整个内陆区域的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但是，与锡林郭勒盟东部的乌珠慕沁草原相比，苏尼特草原这片位于中北部边疆的偏远牧地绝不是草原观光者的首选。

K3次列车到达二连浩特站已是晚上八点多，第二天一早我们乘汽车“南上”到西苏旗政府所在地赛汉镇。之所以称为“南上”，是因为二连浩特这座与西苏旗休戚相关的城市所在的“二连洼地”是全旗最低的地区。西苏旗海拔高度在900～1400米。最高点在旗最南部的红花敖包山，海拔1670米。整个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梯，朱日和以南接连阴山山脉北麓地势最高，海拔在1200米以上，其中最南端的新民乡可达1400米，这一地区山丘起伏较大；朱日和以南、赛乌苏以北为第二阶梯，海拔在1000～1200米，地势较平坦；赛乌苏以北为第三阶梯，海拔不足1000米，多在900米左右，即为全旗最低的二连洼地。这三个地带构成了苏尼特右旗内部的生态异质性，它们在气候、降水、地下水分布、草场类型等方面皆有不同。在后面的研究中，这些环境的要素成为当地人生计变迁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一 气候与灾害

西苏旗位于阴山山麓之北，具有典型的大陆气候特点。这里的冬季严寒而漫长，盛行西北大风。夏季则干热而短促。春季气温急剧上升，秋季气温又迅速下降。一般而言，11月至次年3月为冬季；4月至5月为春季；6月至8月为夏季；9月至10月为秋季。该旗日照丰富，全年日照数为3200小时左右，无霜期只有125天。

冬季是最严酷的季节。这里的结冰期长达6个月，极端最低气温在-35℃ ～ -39℃，北部边境线二连市一带可达-39.4℃。在夏秋上足了膘的牲畜要挨过漫长的冬季并非易事。畜群在冬季也可利用枯草放牧，若是下雪牲畜则可以雪代水，极为便利地解决了饮水问题。若雪大成灾，畜群便会遇到生死存亡的危机，但冬日的茫茫雪原是别样的草原胜景。

西苏旗春季的大风与沙尘暴往往给外来者以极强的震撼。因为这里位于蒙古高压中心的东南缘，系大陆性气候与海洋性气候交错地带，气压梯度大，常形成偏西偏北的大风，尤其春季气旋活动频繁，大风次数最多。一年当中7～8级大风日数多达70～80天，风速一般在5米/秒。由于大陆气团的水汽含量甚微，相对湿度较小，降水不足，特别是春季更为突出。再加上植被稀疏，大风一起，便飞沙走石。2007年的4～5月，笔者亲身经历了草原的沙尘暴。汽车行驶在草原上极度颠簸，窗外的风越来越大，远处黄色的沙尘裹挟而上，如小龙卷风般迅速前行，转眼之际车窗外已是黑暗一片。

西苏旗的降水量少而集中，年平均降水量140～240毫米。雨水分布不均，自南向北、自东向西递减。如南部低山丘陵区年降水为250毫米，中部高原区降到200毫米，到二连一带仅有150毫米。降水在一年中又分布很不均匀，春季降水极少，而大部分集中在7～8月，占全年总降水量的50% ～60%；从降水日数上看，夏季最多，冬春最少。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大，最少年份降水量70毫米左右，最大年份降水量400毫米左右。旗境内蒸发量2650～2700毫米，约是年降水量的16倍。由于降水量少、雨季短、蒸发量大，春旱几乎年年发生，夏季也常有伏旱发生。1974年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可达113天。“下雨”是当地牧民最为盼望的事。但草原上的雨越来越难预测的，用牧民的话来说，近年来草原上的雨总是一缕一缕地下，降水覆盖的面积往往极小，而且来去匆匆。凡是雨水滋润过的草场，即使之前已经遭受了长时间的干旱，在短时间内也能很快地恢复活力。在雨水稀少的旱季，我们常能注意到一片草场绿意盈盈，散布着羊群，而其不远处的另一片草场则干旱枯黄，毫无生机。这种降水的“不确定性”使游牧策略成为干旱草原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在定居驻牧的今天，牧民之间的互惠利用受到了限制，大旱之年的倒场往往要付出高昂的草场租借费。

西苏旗是一个多灾的地区。其中旱灾、风灾和雪灾最为常见。在外部的视野中，频仍的自然灾害正显示了这一地区的“生态脆弱性”，自然灾害的危机常常成为外部干预的前奏。然而，在牧民的“局内人”的眼光来看，“抗灾”并不是复杂的规划与方案，而是融入牧业生计的日常生活的惯习，即所谓“不遭灾还叫牧民吗？”

在年平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荒漠化草原上，“旱”是一种常态。根据西苏旗气象部门的统计资料，从1949～1999年的50年间，发生较大旱灾年份达25年，占50%。在1990～2007年的18年中，有17年为干旱年，其中重旱6次，中旱6次，轻旱5次，无旱1次，总发生频率为77.8%。特别是近十年以来，重旱发生频率高达80%。牧民常常用“十年九旱”“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来形容西苏尼特草原的生态。春天，牧草返青的季节如果没有有效的降水，刚刚走过冬季里的羸弱畜群便很难维持生命；若是夏秋季发生干旱，羊群就抓不上膘，不仅无法在秋末卖个好价钱，更面临着寒冬的严酷威胁。冬季的干旱是无雪造成的，牧民称为“黑灾”，畜群常因缺少饮水而疫病流行或大面积死亡。

风灾即我们所说的强“沙尘暴”。西苏的牧民对1966年的“黄毛风”记忆犹新。1966年3月17日锡林郭勒盟西部地区出现8级大风，境内平均风力9～10级，局部12级，黄沙滚滚，大部分地区能见度距离小于100米，白昼点灯，牛羊丢失很多，草场受到严重破坏，有3人死亡。6月21日，又起大风，短时风力达12级，最小能见度0级，持续2小时，摧毁农田2万亩，吹走蒙古包8顶。是年3～9月干旱无雨，牧草生长不好，牲畜膘情差，冬季黑灾，全年损失牲畜37.4万头（只），全旗牲畜总头数下降39.5%，是新中国成立后牧业生产第一个特大灾年。从1949～1999年，50年中因大风形成的灾年就有6年，占年份的12%。

雪灾是草原的特色。冬季积雪过深，牲畜便无法采食牧草，体能虚弱的畜群常常在雪灾中损失惨重。1977年，从10月26日到翌年2月底发生特大白灾，雪深均在2尺以上，全旗死亡牲畜22.53万头（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畜牧业生产第二个特大灾年。从1949～1999年，50年中发生大雪灾的年份有14年，占年份的28%。最近的2009年12月24日，西苏旗发生了一次特大雪灾。风雪中走丢的羊群碰到网围栏后便扎起了“羊垛子”——前面的羊碰到围栏，后面的羊就会因寒冷和惊慌一层一层地堆上去，直到全部窒息而亡。

二 水草与畜群

西苏旗是一个水资源极为匮乏的地区。除了一条古河道能供应地下水以外，其他地区的地下水位一般在100米以下。在该旗境内无地表河流，只有季节性淖尔。而地下古河道的水也是依赖降水补给的。以打井为中心的水源开发一直是西苏草原建设与发展的重点。

西苏旗的植被属于欧亚草原植物区。植物地带属于中温型草原带。旗境内的中部、北部、西部具有典型的干草原向荒漠过渡的地带性植被特征。因受地形和浑善达克沙漠的影响，在地带性草原植被的基础上，又产生了非地带性残丘石生植被、沙生植被和盐化草甸植被。植物区地理成分以蒙古高原成分占优势，其中华北成分和亚洲中部荒漠成分也有少量渗入。建群或优势植物有克氏针茅、糙隐子草、冰草、羊草、冷蒿、蒙古葱、阿尔泰狗娃等。荒漠化草原成分有戈壁针茅、草芸香、兔唇花、多根葱、小旋花等。

西苏旗总面积3946万亩，其中牧草地面积3877万亩，占总面积的98.23%；可利用草场3556万亩，占全旗草场总面积的88.89%。全旗草场类型多样，分为低山丘陵干草原草场；高平原干草原草场；丘陵地荒漠草原草场；高平原荒漠草原草场；残丘坡地草原化荒漠草场；高平原草原化荒漠草场；河泛地、湖盆地盐生草甸草场；沙丘植被草场8个草场类，共有25个草场组、91个草场型。

如图1-1所示，1949年西苏的牲畜总数只有17万头，经过民主改革时期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合作化运动，1965年全旗牲畜总数达到94万头。1966年3月17日和6月21日两次特大风灾导致全旗牲畜损失27.4万头，牲畜下降为总数的39.5%，历史罕见。1977年牧业年度，牲畜已回升到83万头，但10月份遭遇特大雪灾，牲畜死亡22.6万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个灾年。1983年草畜双承包体制建立以来，全旗的牲畜发展很快。1989年第一次突破了百万头大关，达到109.5万头。从1991～1999年，连续9年超百万头。1999年牲畜总数达到170.97万头。之后便遭遇了连续三年的大旱灾，牲畜再次锐减。2002年之后，国家正式启动了针对草原沙漠化的生态治理行动。

西苏旗畜牧业的牲畜结构基本适应本地的天然草牧场的特点。平原性草场多饲养马、绵羊。沙漠丘陵性草场多养牛、山羊。戈壁半沙漠草场多饲养骆驼和绵羊，小畜多于大畜。在图1-2和图1-3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类大畜和小畜的数量变化趋势。从比例结构的数据来看，大畜中，牛的比率比其他大畜多。这是多年牲畜发展的经验和适应自然条件的结果。草畜双承包制建立以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畜的比率日益下降，小畜逐渐占绝对大的比重。过去使用率较高的马、骆驼、牛等役畜，后因用小四轮、摩托、汽车等代替，使用率下降。1949年全旗牲畜总数中大畜占27.2%，到1997年其大畜比例下降3.9%，尤其是骆驼的比例下降到0.3%。

绵羊在1949年占48.6%, 1958年占57.3%，保持逐年递增的趋势，到1967年上升到63.1%。1968～1985年基本稳定在61.2% ～66.2%。因市场的变化，1985年后，随着山羊绒价格的猛涨，牲畜中绵羊的比例开始下降，到1997年绵羊下降到59.2%。

山羊在1949～1966年基本稳定在24% ～29%, 1967～1977年，下降到总数的16.4%。1985年山羊只数开始上升。随着山羊绒市场的日益兴旺，到1997年，上升到36.9%。2000年后，山羊啃噬草根破坏草原的说法开始流行，一些地方出现了杀死山羊、保护草原的做法。

西苏旗牲畜头数中，马的比例一向较低。1949～1978年，30年中基本保持在6.7%，其中马匹养殖最高年份为1970～1971年，占牲畜总数的8%。1977年的特大雪灾中，马的死亡率很高。1985年，随着社会的发展，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普及，马的市场出售率下降，因此马的饲养量也逐年下降。到1978年占牲畜总头数的4.2%, 1997年又下降到1.2%。近年来，苏尼特草原上的马群开始恢复，作为蒙古民族社会地位与荣耀的象征，马群的养殖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价值的考虑。在锡勒嘎查的平地草原上奔驰着400多匹蒙古马。

西苏旗牛的比例在大畜中最高，1949年占17.7%。牛是一种进食能力低、繁殖慢、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的牲畜。天然草场的退化和自然灾害的出现，制约着养牛业的发展，牛的发展头数趋于下降。1949年，牛占牲畜总头数的17.7%, 1958年降至9.4%, 1968年降至5.1%, 1969～1977年有一点回升，1969年占5.5%, 1972年占7.7%, 1977年占10.0%。经1977～1978年特大雪灾中又下降到8.5%。以后逐年下降，从1983年的9.1%降到1997年的2.4%。近年来，草原上的牛群主要是引进的奶牛和肉牛品种。目前，白灾对当地牧民已经不算灾害了，棚圈设施足以抵挡严寒风雪，养牛业的发展在逐步壮大。

骆驼虽然占牲畜总头数的比率低，但发展较为稳定。骆驼是一种耐寒冷、耐饥渴、抗灾能力强、养殖条件低的粗食家畜。1949年占牲畜总头数的2.8%。占比率低的年份是1963～1965年，1963年占1.3%, 1964年占1.2%, 1965年占1.2%。1978年又回升到最高，占3.5%。1990年以后逐年下降，到1997年下降最低，占0.3%。骆驼头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牲畜包产到户时，一户牧民只分到1～2峰驼，不好养殖，丢失的比例高。多数牧民逐年处理了。骆驼的绒毛价格不够理想，不如活卖划算，所以部分牧民将驼活卖了。机械化程度提高了，牧民有拖拉机、汽车、摩托，用骆驼的活儿少了，处理骆驼的牧民多了。没有适当调整骆驼的税收政策，没有采取有效方法提高骆驼的繁殖能力，所以骆驼的发展也趋于下降。2000年后，牧区遭灾严重，骆驼在生态适应上的优势又体现出来。加上市场化途径的增多，驼产品市场也丰富活跃起来。在吐门嘎查和锡勒嘎查，以前的骆驼倌已经成长为骆驼养殖专业户。额仁苏木目前有近500头双峰驼。

三 族群与社会

“旗”是清帝国进行边疆治理的产物。对于包含了多元文化与多元族群的清帝国来说，对内蒙古草原的审视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和军事”考量的“舆地学”视野。特别是清嘉道年间俄罗斯帝国东扩带来的边疆危机令“西北舆地学派”兴盛一时。其中的代表学者之一张穆撰写的《蒙古游牧记》（1867年）是当时最为详细的关于蒙古游牧社会的记述。张穆在《蒙古游牧记》的“卷之四：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游牧所在地”中对“苏尼特部”的记载如下。

苏尼特部在张家口北五百五十里。至京师九百六十里。东西距四百有六里，南北距五百八十里。东至阿巴嘎界，西至四子部落界，南至察哈尔正蓝旗牧场界，北至瀚海。汉，上谷及代郡北境。后汉，乌桓、鲜卑居之。晋为拓跋氏地。隋及唐初为突厥所据。辽置抚州。金因之，属西京路。元为兴和路地。明入于蒙古。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再传至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号所部曰苏尼特部。二旗。右翼旗扎萨克多罗杜陵郡王游牧。库克齐图长子布延晖台吉。子绰尔衮居苏尼特西路，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崇德三年绰尔衮子素塞，率属来归。七年，授札萨克多罗郡王。掌右翼，世袭罔替。佐领十三。牧地：冬至额尔苏霍台尔，南至乌科尔齐老，北至吉噜格，东南至杭吹泉，西南至托克托瓦陀螺海。东北至乌兰哈达。西北至额尔柯图。札萨克驻萨敏锡勒山。

在张穆的记述中，我们看到的是清帝国中心视野中蒙古贵族的分封继承关系及其领地的地理关系。张穆亦根据历史记载极为简略地呈现了苏尼特右旗的荒漠化草原的生态状况。

齐侍郎曰：内地自松花诺尼以西，外藩地自克噜伦以西，地多沙土，即少经流，然犹山川相间也。……至苏尼特二旗，竟在大漠中矣。

对于这里干旱多灾的生态风险，清帝国亦行赈济之责。

乾隆五十六年，普福奏，苏尼特连年被旱，自蒙恩赈济以来，并获雨泽，牲畜肥腯，即野外楚拉启勒，亦滋生甚多，颇滋口食。谨案，高宗纯皇帝预制诗注：楚拉启勒即沙蓬米生，蒙古沙地，荒年采以充食。

1947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区域自治政府成立。1949年，西苏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西苏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境牧业旗。它北与陆地口岸城市二连浩特接壤，与蒙古国交界81.5公里。全镇辖3个苏木、3个镇、56个嘎查村、19个居委会。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全旗总人口6.88万人，由蒙、汉、回、满等11个民族组成，其中牧业人口5416户、18825人。蒙古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31%。2006年以前，西苏辖17个苏木（乡镇），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形成了西苏现有的行政区划格局。

若乘车从该旗南部进入，最南缘的农区生态已经严重退化。这一由清末的“放租地”演化而来的农村聚落已经破败：四周的山坡已经因过度放牧呈灰白色，其间散布的民居已经人去屋空，这里的大部分农民原来都是农牧兼营，现在则多数在城镇打工。而位于旗南端的整个朱日和镇已经成为西苏工业开发的基地，目前该旗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已经占了总产值的85%，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柱。本书的重点调查地额仁苏木位于西苏旗的西北部。在当地人的空间分类里这里常被形容为全旗的“最后底”，这不仅是因为额仁苏木是北部边境苏木，更反映出它是远离南部现代工业经济中心的“边陲”。该苏木草场面积辽阔，是纯牧业苏木。

事实上，随着不同历史时期汉族移民的迁入，西苏旗的社会文化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西苏旗，汉族移民的迁入主要经历了以下历史过程。清末“放垦蒙荒”，西苏旗地处长城以远而所受波及不多。1940年代末，没落的蒙古王公贵族为了得到地租收益，招进内地汉族农民耕种，实行“二八”或“三七”分成收取地租。汉族人口由此繁衍生息、发展较快。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一些木匠、皮匠、毡匠等手工艺人进入塞外草原。初期，“冬去夏来”在此地干活，日久天长便定居下来；一些“走草地”做买卖的旅蒙商开始暂时居住，走嘎查、串浩特以物易物，以后逐渐定居。牧区劳力缺乏，一些汉族农民给封建牧主放牧，后来也定居下来。

1949年后，为支援边疆地区，从内地调进一批汉族干部；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到此地工作的干部；“文革”后交流来的干部；招进一批为牧区种植饲草的农民，当然，也有的是投亲靠友而来的。20世纪50年代初，党和人民政府派来一批卫生人员，绝大多数留下来充实地方卫生防疫工作队伍。1953年，国家建集二铁路，当地政府曾先后组织3.7万民工参加筑路。一大批工人从全国各地应征进入西苏旗境内。1956年，集二线铁路全线通车营运。赛汉塔拉设工务段、机务段、车务段以及集宁铁路分局设在赛汉塔拉的水电段、生管段等派出机构。集宁铁路分局为统管这些机构，还设赛汉塔拉地区工委。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为汉族。1958～1960年，内地农村地区的饥荒推动了西苏汉族人口的激增，如图1-4所示，这一时期出现了明显的人口机械增长。

1970年初，内蒙古建设兵团开发查干淖尔碱矿，一批汉族人进入西苏旗境内。1990年查干淖尔矿区汉族人口有3740人，占全旗汉族人口的5.51%。20世纪70年代，集宁、呼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业，留居当地。到1999年末，西苏旗汉族人口43962人，成为全旗人口数最多的一个民族，占全旗总人口的64.49%。到2007年，汉族人口占全旗总人口的69%。

本书的重点调查地点额仁苏木可以说位于西苏旗“现代化”地图的最边缘。苏木政府位于旗所在地赛汉镇西北12公里处，辖6个嘎查和1个生态移民村：阿尔善嘎查、查干嘎查、乌苏嘎查、吐门嘎查、锡勒嘎查、郎图嘎查以及新宝力嘎生态移民村。额仁苏木是苏尼特右旗唯一的边境苏木，边境线长为18.15公里，草场总面积4512平方公里。这里地域辽阔，但草场贫瘠，故牧户家庭占有草场的面积也较大（见图1-5）。现在的额仁苏木由以前的旧额仁苏木、郎图苏木和阿尔善苏木三个苏木合并而来。2007年额仁苏木统计总人口为516户、1457人，其中牧业人口1276人。从年龄结构上看，各嘎查的人口结构基本一致，其中20～39岁年龄段占总人口的45% ～50%，而55～59岁的有传统放牧经验且有劳动能力的牧民不足5%。

郎图嘎查和锡勒嘎查原属于旧额仁苏木，位于现在额仁苏木的最北端，草场面积辽阔，多为戈壁和平地，适合养马和骆驼。郎图嘎查位于苏木所在地北140公里处，是西苏旗唯一的边境嘎查。嘎查草场面积：173万亩；锡勒嘎查位于苏木所在地北80公里处，草场总面积116万亩。旧额仁苏木1949年前称“杭锦苏木”，是蒙古族古代“杭锦”部落之一支。1949年后为四佐，1958年成立额仁人民公社，归二连市管辖，1962年行政区划调整划归西苏旗，1984年改为苏木人民政府。地势为西高东低，戈壁占1/3，南部为浑善达克沙地源头。气候干燥寒冷，无霜期短，苏木北部有天然榆树林，戈壁滩上多角碱蓬草，适宜养殖骆驼。苏木境内有国家二级保护珍稀动物——盘羊。2007年统计郎图嘎查51户、155人，其中牧业人口123人；锡勒嘎查60户、202人，其中牧业人口175人。这里草场面积辽阔，没有建网围栏。因此，该地牛、马、驼数量较多，2007年锡勒嘎查有牛154头、马404匹、驼482头。

吐门、乌苏和查干嘎查原属郎图苏木，境内地势较为平坦，多平原地带，水资源匮乏。吐门嘎查位于苏木所在地北部60公里处，草场总面积111万亩；乌苏嘎查位于苏木所在地西40公里处，草场总面积64万亩；查干嘎查位于苏木所在地西32公里处，嘎查草场总面积53万亩。1949年前属古尔古德苏木，1949年后属七苏木。1958年成立郎图人民公社，1983年改为苏木人民政府。下辖苏木境内地势较为平坦，多平原地带，水资源比较缺少。境内乌尔图沟为发展草业基地。2007年，吐门嘎查86户、288人，其中牧业人口232人。乌苏嘎查75户、205人，其中牧业人口176人。查干嘎查101户、195人，其中牧业人口168人。

阿尔善嘎查草场面积153万亩。阿尔善嘎查毗邻地下古河道，地下水资源丰富。额仁苏木办公地点即设在阿尔善嘎查的南端。1949年前属七佐。1956年建立私营牧场，1982年改为阿尔善图人民公社，1983年为苏木建制。下辖3个嘎查、1个农场。新宝力嘎辟为农业蔬菜基地，所产蔬菜供应赛汉镇居民。有的菜农甚至拉到查干淖尔碱矿和二连市出售。2002年，这里建成西苏旗第一个生态移民村，从事奶牛养殖。2007年，阿尔善嘎查143户，412人，牧业人口40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