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边界”的建构：国家的进与退

在当代关于草原退化的争论里，最常见的一个分析性概念就是“财产”或“产权”（property）。在经济学家的分析中一般意义上的“土地”（land）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它并不区分草原、山地与沼泽，对土地所处气候的差异、附着于土地之上的生物的性状亦不加区分。土地与笼统的自然环境的概念等同在一起。土地是一种自然力，但只有当这种自然力存在经济价值的时候才被经济学家关注。一个在现实中极为具体而复杂的自然力的系统，经过经济学家的巧妙的抽象而被视为“土地财产”（landed property）“property”直接指向一种对物质世界的所属关系。无论是“commons property”，还是“private property”，所表述的都是人对土地的占有关系。当“产权”成为表述人与土地的关系的唯一概念时，“土地”的性质也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简化。财产观念或产权观念“property idea”事实上指的是财产关系或产权关系（property relations）。在这一关系中，人与土地的关系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土地具有了可以交换或转让的商品的属性。

在此，我们不禁回想起那封广为传诵的印第安人酋长西雅图所写的《致美国总统的信》。19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给皮吉特湾印第安人酋长西雅图写信，要求购买部落的土地分给移民。在这位美国西北的印第安部落的酋长收到美国总统发来的收购其土地的信函时，这样回复道：“总统从华盛顿捎信来，说想购买我们的土地，但是，大地、天空、河流……怎能出卖呢？这个想法对我们来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正如不能说新鲜的空气和闪光的水波仅仅属于我们而不属于别人一样，又怎么可以买卖它们呢？这里的每一块土地，对我的人民来说都是神圣的，哪怕是一根闪亮的松针，一块有沙砾的海滩，一片林中的云雾，一颗清晨的露珠，还是一只鸣唱的小虫，所有这一切，在我们人民的记忆和现实中都是神圣的。我们熟悉，树液流经树干，正如血液流经我们的血管一样，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芬芳的花朵是我们的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我们的兄弟，山岩、草地和人类全属于一个家庭。”在古式社会中，土地是生命的赐予者，是一切善的来源。它是人们所熟知的栖居之地，它关联着神圣世界，也关联着祖先与子孙。对于土地而言，人类只是与其他生物一起共享，并不存在所属观念。但在现代的词汇中，土地只是生产要素。笔者虽无力追溯土地伦理的变迁史，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当今产权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者以个体的经济理性人假设为前提的“产权”概念是有其历史特殊性的。

“产权”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单纯从“产权”入手，解释草原退化的原因或者寻求解决方案，都会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过分简单化的处理。“产权”概念有其历史特殊性，产权诞生和生产的历史也是社会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缩影。在本章中，笔者试图将人与草原的关系放回其历史演进的脉络，从而使今天的关于草原产权的讨论回到真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而不是以“概念”为起点。“产权”观念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反映国家与地方社区的互动关系的社会过程，更确切地说产权关系的改变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改变。所谓“私有产权”观念确立的过程中充满了国家建构的影子。

“只有边界清晰的产权才能有效率”，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产权学派的核心结论。在时下关于草原退化的制度解决方案中，清晰的划定“边界”是最重要的制度手段。但必须指出的是，草原上的“边界”一直是存在的，并非混沌一片。即使是传统社会中的游牧群体也从来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随意地游走。在本章中，笔者从历史的角度，勾勒出“边界”建构的社会历史脉络。正是在“边界”的设置、重建与再分中，现代国家权力得以生成并深深扎根。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生态空间的再造与社会关系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