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金特的宏观经济因果实证研究——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首先需要说明两点：第一，网络上有一些文章认为，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与托马斯·J．萨金特都属于理性预期学派。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虽然萨金特和西姆斯都非常重视预期，但西姆斯并不认可萨金特和卢卡斯所定义的理性预期，从而并不认可政策无效论。值得一提的是，西姆斯无论是接受或反对凯恩斯主义、弗里德曼的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都是基于自己研究的结果。如果研究证明，自己过去曾接受的某一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西姆斯也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是应该肯定的。第二，在这里只是做一点尝试，即用辩证的方法来评价萨金特“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虽然计量经济学中的因果关系与通常的因果关系在含义上是不同的，如西姆斯将因果关系定义为一类事物决定另一类事物的递归顺序，从而认为直观的因果顺序，并不一定是计量经济学的因果顺序。但是，西姆斯也认为在多数的事例中，直观因果顺序与计量经济学的因果顺序的思想完全一致。
一 萨金特的“因果论”能够成立吗？
萨金特和西姆斯获得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是他们“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里所讲的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是特指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指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告中，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理解宏观经济如何运行的困难之一，是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关系，即经济政策会影响宏观经济，宏观经济也会影响经济政策。由于瑞典皇家科学院接受了萨金特的理性预期理论，从而将理性预期视为这种双向关系的基础，进而认为萨金特所创立的方法，能够将这种双向关系转换为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这样，理解宏观经济如何运行的困难也就随之解决。
具体来说，市场主体对未来经济和政策走势的理性预期，必将影响他们现在在薪酬、价格和投资方面的决定。而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的理性预期，又必将影响其现在的政策制定。如果将这种基于理性预期的双向影响纳入萨金特的动态宏观分析中 (即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或长期多重时间序列中分析)，则可以揭示出市场主体的理性预期必将导致政府政策的无效。早在20世纪末，萨金特与华莱士的共同研究就得出了政府政策无效的结论。萨金特承认，其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思想简单，但其细节可能涉及高深的数学方法”。
在我们看来，科学地研究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双向关系，必须分两个层面进行，即现象层面和本质层面。就现象层面来说，假定其他情况不变，仅分析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则两者之间无疑是一种双向的或互为因果的关系。由于经济政策源于政府行为，宏观经济变量源于千百万异质的市场主体的行为集 (而不是同质的单个市场主体的个体行为)，因此，将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转换为政府行为与市场主体行为集之间的关系，是不会改变所讨论的主题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保留地赞同萨金特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讨论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双向关系时，将市场主体、政府和预期引入。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引入必须是政府行为与市场主体行为集以及预期的引入，而不是政府行为与单个市场主体行为以及理性预期的引入。
需要指出的是，以政府行为与市场主体行为集之间的关系替代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未改变双向的或互为因果的关系。而要把这种双向关系转换为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或时间片段。因此，究竟是政府主导市场主体，还是市场主体主导政府，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并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就现象层面来说，任何一种普适的教条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另外，就本质层面来说，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决定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因此，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最终取决于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缓和或激化了这种内在矛盾。
总的来看，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现象层面的变化，往往受制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具体表现。基于这一观点，则不难看出萨金特“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不过是用高深的数学语言在复述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神话。
在西方经济学中，把政府行为与市场主体行为之间的双向关系转换为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凯恩斯方式”，即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政府的行为主导市场主体的行为，或者说经济政策主导宏观经济。另一种是“萨金特方式”，即萨金特认为在一个动态的市场过程中，理性经济人的行为主导政府。
就理论分析而言，无论从较长的历史过程或长期多重时间序列中确定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来判断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效果，还是从具体的历史环境 (或时间片段) 中确定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来判断经济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效果，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假设条件，否则在逻辑上都难以成立。就这点来看，“凯恩斯方式”的假设条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而“萨金特方式”的假设条件是经济人的理性预期。仅就逻辑上而言，在相应的假设条件下，“凯恩斯方式”和“萨金特方式”都能成立。但进一步的分析将会使我们看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所假设的条件是否与现实相符。如果所假设的条件与现实不一致，则即使在逻辑上没有问题它也是错误的。基于这个关键点来看，在危机期间，“凯恩斯方式”的假设条件是与现实相吻合的，而“萨金特方式”的假设条件则是与现实相违背的。
因此，早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人们指责理性预期假说赋予了经济人太多的经济体系知识。即使是萨金特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理性预期学派赋予经济人形成条件期望的能力，比如，从均衡条件下获取无穷大的数据样本并计算其均值”,“这里最本质的东西是‘让经济人和计量经济学家一样’”，甚至在典型的理性预期模型中“经济人比计量经济学家懂得更多。模型中的经济人知道实际模型中的参数，然而计量经济学家不知道，却需要去估计它们”。
对于这种“计量经济学家不比模型中的经济人做得更好”的理性预期模型，西姆斯作了这样的评论，他说：“学术性的宏观经济理论注重的是理性预期，它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可是领军人物如萨金特和卢卡斯，把理性预期与一种错误认识联系在一起”，“这种错误的矛盾观点，导致整整一代研究生相信，数量性的政策分析的精华，是以显现在模型中的那些随机变量值为条件作预测的，这是一种很深的错误，或者是有内在的矛盾的。其结果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对于货币政策的模型，没有什么人有学术方面的兴趣来进行建设或者批判”。而实际上，“在把核心宏观经济政策模型化这个问题上，计量经济学家是失败的”。
理性预期模型的失败，迫使萨金特不得不去学习宏观经济学中的“非理性学习理论”，以加强并拓展对于理性预期的理解，从而萨金特“发现了许多不同条件下信念收敛的环境，有点类似于理性预期的均衡是适应性经济人系统的唯一可能的极限点”。也就是说，萨金特基于“非理性学习理论”，发现理性预期只不过是经济人进行适应性预期过程中的极限点，而不是一种常态。
试问：萨金特以经济人预期的极限点作为假设条件，对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究竟在经济理论上有多大价值，在经济政策上又有多大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答案。在颁奖公告中，瑞典皇家科学院一方面承认萨金特建立模型的“前提条件是模型中个人的通胀预期，跟由模型本身生成的所预见到的通胀有关。使用这样的前提条件当然是说的比做的容易”，并且承认与萨金特的方法相比，“西姆斯的方法则更安全”。因为萨金特的方法“更受偏好，特别是因为它允许对经济政策中出现的系统性改变提出违反事实的分析”。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萨金特为“现代宏观经济研究构筑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宏观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分析的大发展。如果没有他和西姆斯的“基础性贡献”，宏观经济学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
实际上，萨金特将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是从凯恩斯倒退到斯密。
二 萨金特的“因果论”能为美国解困吗？
当前，无论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量扩张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反危机政策，都不仅未能使美国经济进入持续而强劲的复苏轨道，而且还导致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隐性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元在全球泛滥成灾。更为严重的是，推行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量扩张政策和凯恩斯式的反危机政策，使美国的高失业率与日渐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出现并存的趋势。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恐惧美国经济的二次探底，但更恐惧出现第二次“滞胀”。在这种背景下，不难想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委先生们，很容易联想起1973年至1975年的“滞胀”；很容易联想起以卢卡斯和萨金特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当年基于经济人的理性预期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弗里德曼的“简单规则”与现实的经济问题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因果关系，并由此得出政府政策的无效，甚至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结论；很容易联想起当年的里根政府采纳后推行放任政策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所以，他们决定将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萨金特，希望处于困境中的欧美政府重新回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中去。
所以，瑞典皇家科学院特别强调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各项经济政策相互关系及其如何影响经济方面的研究贡献，并认为其贡献能够解释是什么让世界经济形势至此，下一步全球宏观经济可能发生的变化，会导致经济政策发生怎样的改变。但是，真正具备这样的解释力和判断力的学者不是萨金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
程恩富认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2006年在上海，70多位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签署的《关于经济全球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宣言》中，也表明了对新自由主义及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这一主题的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形式发生了急剧变化，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原来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从而导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显著变化：(1) 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2) 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追求低通胀率而非低失业率；(3) 社会福利急剧减少；(4) 大型企业和政府打击、削弱工会力量，劳动市场格局的改变，使资方完全控制劳方；(5) 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6) 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体现在三个“可能加大”方面：一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它们的获益也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南北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指标相差悬殊。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具体体现在对外贸易、科学技术力量等方面。二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例如，1994年墨西哥发生的金融危机，1995年2月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接着阿根廷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与国际金融密切相关的苏东国家经济的大规模倒退，日本经济10多年启动不起来，处于新经济的美国也发生了衰退和次贷危机，等等。这些都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充分暴露出无序的世界金融市场等发展过程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三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性。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错综交织，使全球经济充满了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和各种危机。在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战、货币战接连不断，并波及整个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对别国的干预、制裁、威胁愈演愈烈，甚至发动军事侵略。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击，从而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摩擦和斗争。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资本主义体系的这些现象不足为怪。事实上，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塞缪尔·布里坦所认为的，在过去300年中，世界资本主义就一直在繁荣与萧条之间交替。列宁也早就指出过，资本主义国家时而发展占上风，时而停滞占上风。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更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其关联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1945年至1973年间，在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国中央银行和政府迫使金融资本尽量把钱借贷给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相反，它们被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只能从事指定类型的业务。1980年至198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这样，美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润。因此，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从事投机性业务。由于能给金融机构带来很高的回报，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不断增加。例如，避险基金(对冲基金) 每年的回报率高达25%，而要获得如此高的利润率，只有一种途径——把大量的钱借出去，提高债务水平。
第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GDP增长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口袋。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是相当的，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从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翻了番。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工人和工会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社会缺乏为工人提供援助的相应政策和计划，导致工资不升反降，而利润却不断上涨。贫富分化带来的问题是，谁来购买不断增加的产出？结果是，进入21世纪以来，工薪家庭的收入水平或者停滞或者下降，他们不得不把房屋作为抵押进行借贷以保持之前的生活水平。到2006年，这种债务已经变得过高而无法持续下去，工薪家庭发现他们已经很难再靠其收入进行正常借贷了，之前的债务也无力偿还了，于是，爆发了危机。去年年底，美国人口调查局公布的统计报告也可证明这一点。据称，2008年没有保险的美国人数量还有4570万；总人口中的12.5%生活在联邦贫困线标准以下，而贫困儿童的数量却增加了50万，达到1330万；工薪收入者中，1%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所有工资收入的23%，是1928年以来的最高值。
可以说，2007~2009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当前，美国的主流学界在讨论是不是需要对美国经济尤其是金融体系进行重构，以让国家对金融体系进行更多的监管。这就为进步群体提供了一次机会，他们可以推动对整个世界经济进行一些更具根本性的变革，而不仅仅是用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代替当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程恩富指出，这个替代和出路问题，2009年5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四届论坛——民族国家与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会议上进行过详细的讨论。他的一个基本看法是，20世纪以来有四种全球治理类型：(1) 列强争霸或帝国争夺型治理。1900~1945年，帝国之间冲突，两次世界大战加殖民主义战争，世界治理很无序，总体上各国是弱肉强食，但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世界治理出现新气象。(2) 两超阵营型治理。1946~1989年，两个超级大国分别支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战争纷纷胜利，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不断扩大，世界治理有所好转。(3) 一霸数强型治理。1990年至今，单边独裁或多边垄断，局部战加恐怖战，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帝国政策盛行，破坏了全球民主治理，世界治理有所退步，但各国人民正在觉醒和维护联合国主导的民主治理。(4) 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未来目标是各国民主协商，武力战大减；联合国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理事名额；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的组织和人员结构；尽快确立全球统一货币、世界语言；结论是全球化过程中迫切需要全球民主治理，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自卫化。
总之，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基本经济矛盾通过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一，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二，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三，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四，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显然，以上这些都不是萨金特的“因果论”可以解释和解决的。因为，即使给美国当前的问题开出一个短期的药方，也只能是将反危机政策的重点由拯救华尔街转向拯救占领华尔街的那些无辜者，让99%的无辜者回到工作岗位，回到他们的居所，安居乐业。但是，美国两党基于不同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在政治上的恶斗，使奥巴马政府根本不可能通过国内的经济政策做到这点。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凯恩斯回归派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欧美政府在2007年至2009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中，经济政策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放任政策转向凯恩斯式的反危机政策，那么，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萨金特在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则绝不意味着欧美政府会从凯恩斯式的反危机政策回归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放任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