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过程与方法
(一) 研究过程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多次摆到我国党政领导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加强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中共十六大在论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凸显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21世纪初叶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因此,2003年初笔者把《论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硕士论文选题。在论文答辩中有一位专家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你是如何认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有‘捕获’国家的危险的?”当时虽然做出了回答,但是也使笔者更加关注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问题。在2007年9月到2008年6月,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访学。访学期间笔者抓住难得的学习机会,一方面大量地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课,听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学校的讲座;一方面徜徉在人民大学图书馆、书店之间,搜索并阅读了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的关于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专著,阅读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资料,发现理论界对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研究已经形成热点。同时,也遗憾地发现其中没有关于福建省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系统阐述。笔者在福建省会城市工作生活了近二十年,亲眼见证、亲身体会了福建省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省份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福建省私营经济对福建经济贡献巨大,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在与不同行业的私营企业主打交道的过程中,福建私营企业主勤勉、坚忍、踏实、内敛,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发现他们非常关心政治,非常关注国家政策,他们也在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地方政策和地方事务。由此引发系列思考,他们政治参与的动机是怎样的?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途径实现其政治参与的目标?他们参政议政的总体情况如何,在全国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他们参政议政的绩效如何?他们的参政议政对于福建私营经济的发展,对于福建民主政治建设影响如何?等等。带着这些问题,在原有研究基础上,笔者在2008年3月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尝试对福建省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希望借此能对福建省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理论拓展尽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绵薄之力。
(二) 研究方法的选择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抽样问卷调查与个别深入访谈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对于本研究而言,问卷调查拥有诸多优点:一是能突破时空限制,在广阔范围内,对众多私营企业主同时进行调查;二是便于对调查结果进行定量研究;三是由于自填式问卷调查的匿名性特点,有利于笔者询问那些不宜于当面询问的敏感问题、尖锐问题和隐私问题,也有利于私营企业主如实反映自己的真实情况、想法和感受;四是私营企业主可以利用空余时间填答问卷,可以从容地思考和推敲如何回答,可以去查询某些资料或情况,有利于提高回答的质量。
在设计问卷时,笔者事先经过了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总结,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已有成果和待研究的对象进行逐步锁定,做到了心中有数。然后,根据现有的理论成果和数据资料对问卷设计的理论逻辑和问题维度进行初步拟定,并征求专家、私营企业主和政府官员的意见;对问卷初稿进行设计,并针对问卷设计内容进一步征求专家和调查对象的意见;再在小范围内对私营企业主群体进行试调查。最后,对试调查中反馈回来的信息进行分析,对问卷进行定稿。
笔者于2008年9月开始在福建全省范围内发放抽样问卷。问卷共设计69个问题,采用封闭型回答与开放型回答相结合的回答方式,主要通过邮政问卷、送发问卷以及网络问卷等方式,通过私营企业主所在地的政府部门和利用私营企业主集中开会的时机,在福州市 (包括长乐、福清)、南平市 (包括武夷山、顺昌、建瓯)、厦门市、泉州市 (包括石狮、莆田)、龙岩市 (包括上杭)、漳州市发放问卷700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577份,并于2010年5月统计完毕。因为所有的问卷都是通过朋友、同学、同事和亲戚帮忙发放,选择调查对象时考虑到地区、性别、年龄、行业、资产规模、政治参与的层次等,因此问卷的回答质量应该有一定的保障,调查的数据也应该具有一定的效度和信度。这是本研究获得的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之一,对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综合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问卷调查法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问卷缺乏弹性,常常失去进一步发掘资料的机会,很难作深入的定性调查;只能获得书面的社会信息,而不能了解到生动、具体的社会情况。因此,对于那些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问卷调查法很难单独完成,需要更直接的调查方法弥补它的缺憾。所以,本研究于2009年4月使用了个案研究的方法,即定性研究方法,具体地运用个别深入访谈法,对福建省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进行个案的、动态的、过程的、多视角的实地考察,揭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发展过程。个案研究对于认识和理解私营企业主这一社会群体阶层意识、政治参与动机、非制度性、非正式政治参与途径,掌握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政府、制度间的相互作用的微妙和多元的演变过程,分析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形式的产生和运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深度的个案研究使本研究深入到微观中去,发现那些真正起作用的隐秘的机制,探究实践的逻辑。访谈对象的样本采集使用目的性选样的方式,为本研究提供最需要、最有价值的信息。同时,兼顾方便性选样方式,以扩大样本量。在访谈对象的配额上,兼顾了企业规模、所属行业、所在区域以及企业经营者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创业经历等多种因素。这是本研究取得的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之二。
由于本选题研究内容十分庞杂,涉及的学科范围比较广泛,所以本研究在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又同时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归纳演绎法等理论研究方法,开展交叉性、综合性研究,多角度、全方位地论证,希冀取得比较全面的科学的认识。
文献分析法:文献资料的分析虽较实地调查资料缺少现状的认识,但对于过去调查的事实资料进行历史的分析,对本研究来说也是极为有益的。本书所需的研究福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文献和资料的主要来源包括:一是已经发表的学术资料。虽然文献中很少有福建的内容,但是由于学界已对有关全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给本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坚实的理论平台。二是官方文献。包括福建省委统战部、福建省工商联、人大、政协、民政厅、统计局等部门提供的相关材料。如《福建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4~2010)、《福建民营经济调研论文集》(2008~2011)、《福建光彩》(1997~2008)、《福建统计年鉴》(2001~2010) 等。这些资料中一些数据和实证的内容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三是传媒资料。如福建省政府有关部门相关网站资料以及其他学者的调研案例。网站内容具有更新比较快、数据比较新等特点,便于掌握动态变化情况。
比较分析法:相对于全国或其他省份私营企业发展状况、全国或其他省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状况,福建私营企业的发展、福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发展处于怎样的状况和水平;福建省不同区域之间、不同受性别之间、不同企业规模之间、不同受教育程度之间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程度如何;福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渠道的不同、政治身份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政治参与效果等,诸如之类的问题都需要使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但比较方法本身也存在缺陷,运用不当会使研究过程和研究的结果出现很大的片面性,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比较都不会十全十美”,“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它方面”。
历史分析法: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社会现象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当我们研究历史上所发生的社会现象时,不但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产生时的历史背景,而且还要说明现象产生的历史过程,亦即从历史的静态分析到历史的动态分析。
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主以及由此衍生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更是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当我们把握福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时,不但要分析福建私营企业产生的历史背景,而且还要说明福建私营企业产生的历史进程,进一步了解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福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面临的不同主客观环境,把握福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其基本特征,继而进行历史纵深的比较研究。这或许也将是本书奉献给读者的另一个特殊价值。
归纳演绎法:笔者在论述福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以及应该采取相应措施时,通过对现状进行透彻分析,综合运用了归纳演绎的方法,剖析影响福建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因素,提出扩大福建私营企业主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预测福建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理论工具选择和研究方法的使用上,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在对福建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这一敏感课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现象、政治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力求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和方法。同时,充分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成果的一些基本理论模型,特别是方法论层面的合理成分。二是本研究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贯穿始终,敢于直面政治现实,透过纷繁的政治现象寻找内在的联系,寻找形成制度性、规范性的因素,对促进当前和未来的福建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的现实价值,有利于把握福建乃至全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