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战国策》文形成的原因
上编 《战国策》背景研究
第一节 “纵横”含义的演变
《汉书·艺文志》在溯源诸子学术时以为：“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行人游说在春秋时很普遍。有一大批行人奔走于诸侯之间，聘问、斡旋。因而行人在春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一个活跃的群体。关于行人在春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历代论述已非常充分。正由于行人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即使像孔门弟子，也有奔波于游说之途者。“利口巧辞”[1]的子贡便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说客。《论语·先进》云：“言语：宰我、子贡。”《孟子·公孙丑上》言：“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扬雄《法言·渊骞》认为：“辞而不解，子贡耻诸。”但此时的说客不是纵横家。春秋行人的职责，游说的动机、目的，与战国纵横家有很大差别。
对于战国的“纵横”概念，历代有不同解释。《韩非子·五蠹》云：“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忠孝》云：“纵成必霸，横成必王。”《淮南子·览冥训》云：“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其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高诱注：“苏秦约纵，张仪连横。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合为横。”高诱此说若指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前的情形是对的，但若指整个战国时的“合纵连横”就欠妥。《史记·周本纪》云：“（周赧王）五十九年，秦取韩阳城负黍。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纵。”《集解》云：“文颖曰：‘关东为纵，关西为横。’孟康曰：‘南北为纵，东西为横。’瓒曰：‘以利合曰纵，以威势相胁曰横。’《正义》云：‘按：诸说未允。关东地南北长，长为纵，六国共居之。关西地东西广，广为横，秦独居之。’”《张仪列传》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横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对其中“成其横道”，司马贞《索隐》云：“张仪说六国，使连衡而事秦，故云‘成其横道’。然山东地形纵长，苏秦相六国，令纵亲而宾秦也。关西地形横长，张仪相六国，令破其纵而连秦之横，故谓张仪为连横矣。”《文心雕龙·论说》云：“纵横参谋，长短角势。”刘勰将“纵横”与“长短”视为同一概念。
对“合纵连横”，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还有这样的说法：“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今人徐中舒的说法就更为具体、切合实际。即战国时的“所谓合从连横，原是以三晋为主，北连燕，南连楚，为从，东连齐或西连秦为横；合从既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连横既可以连秦，也可以连齐。自齐闵王失国以后，齐即一蹶不振，继以长平战役，秦坑赵降卒四十余万，赵亦从此削弱，六国中再没有可以与秦抗衡的力量了，于是合从连横，就凝成了一个定型，无论合从或连横，都是以六国为一方而以秦为又一方，这样形势沿至秦并六国以前，都没有什么改变”。[2]
第二节 战国社会风气与士人追求对《策》文形成的影响
春秋除了没有战国时的“纵横”概念外，春秋时一般士人的职事如《国语·齐语》所说：“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其时人们奉行“忠臣不事二君”的信念。《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子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国语·晋语九》记鼓子之臣夙沙厘在回答穆子“鼓有君矣，尔心事君，吾定而禄爵”之劝时说：“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这种遗风在战国初年还可见。《战国策·赵策一·晋毕阳之孙豫让》载豫让之语曰：“且夫委质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怀二心以事君也。吾所为难，亦将以愧天下后世人臣怀二心者。”
后来上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3]诸侯国因出于兼并他国的现实需要而重士，即如《吕氏春秋·贵直》所言：“贤主所贵莫如士。”虽说战国诸侯国君不都是贤主，但在重视士人上却有共识。《战国策·楚策一·威王问于莫敖子华》载秦王说：“寡人闻之，万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燕策一·燕昭王收破燕》载郭隗说燕昭王时，指出对士的不同态度及导致的结果是：“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在诸侯国君重视士人的同时，战国诸侯割据的政治格局，又使士人有充分的人身自由。“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4]扬雄《解嘲》称其时“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说得更透彻：“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战国纵横家“生于乱世，事乱君”，[5]“口道天下之事”。[6]即如《战国策·楚策三·秦伐宜阳》所说：“寡人闻韩侈巧士也，习诸侯事。”这些“习诸侯事”的纵横家，应该是亡能存、危能安的“贵知之士”。[7]他们“释本而事口舌”，[8]且只要“舌在”就“足矣”。[9]
同时，战国时世态炎凉，整个社会弥漫着趋利媚势的气氛。《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载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但后来说赵□王成功并受相印。“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齐策四·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载：“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谭拾子迎之于境。谓孟尝君曰：‘君得无有所怨齐士大夫？’孟尝君曰：‘有。’……谭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这种现象更刺激了士人们入仕的渴望，而游说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很好途径。在诸侯国君重视游说之士的环境下，游士们能有机会与诸侯王展开论辩。《秦策二·秦王谓甘茂》载：“秦王谓甘茂曰：‘楚客来使者多健，与寡人争辞，寡人数穷焉，为之奈何？’”《汉书·叙传》载：“游说之徒，风扬电激，并起而救之。其余猋飞景附，煜霅期间者，盖不可胜数。当此之时，搦朽摩钝，鈆刀皆能壹断。是故鲁连飞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顾眄而捐相印也。”因而有一批游士为了自己的利益，朝秦暮楚，连祖国、家乡的概念都没有了，哪还有什么忠君念头？他们倒是对那些奔走于诸侯之间并获得成功的说士很欣赏。“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10]《战国策·齐策三·楚王死》楚景鲤对齐薛公田文说：“今苏秦，天下之辩士也，世与少有。君因不善苏秦，则是围塞天下士而不利说途也。”
战国士人大都如著名纵横之士张仪、陈轸、苏秦、范雎一样出身卑微，所谓“士生于鄙野”，“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者鄙野坚门闾里，士之贱也亦甚矣！”[11]《战国策·秦策三·秦攻邯郸》范雎自称“东鄙之贱人”，《秦策五·四国为一》韩非说姚贾为“梁监门子”（即守门之人），《赵策三·郑同北见赵王》郑同向赵王称自己为“南方草鄙之人也”，《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苏秦自称“东周之鄙人”。因为出身下层，依靠如《汉书·叙传》所说的“亡命漂说，羁旅骋辞”的游说，在别国取得高位时，像范雎、甘茂、腹击诸人均称自己为“羁旅之人”。社会风气的趋利附势，处于社会下层的现实，使纵横策士力图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愿望十分强烈。《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苏秦代表纵横家所说的“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是他们的宣言。《史记·李斯列传》载其“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辞荀卿并将西说秦王时言：“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卑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託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扬雄《法言·渊骞》云：“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汉书·叙传》以为“游说之徒……因势合变，偶时之会，移风易俗，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从人合之，衡人散之。……彼皆蹑风云之会，履颠沛之势，据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依靠游说不仅可以摆脱这种状况，改善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求得高官厚禄，跻身权势行列，进入上流社会，而且可以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史记·张仪列传》载“秦惠王封仪五邑”。《苏秦列传》载其自言：“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后汉书·蔡邕传》云：“连衡者六印磊落。”《文心雕龙·论说》亦云：“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也才有了如《战国策·韩策三·韩人攻宋》所说的“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纵横家公然宣称：“不用臣言以危国”，[12]用则可以“决霸王之名”。[13]有些纵横策谋之士如卫鞅“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而魏将以禽于齐矣，冲橹未施而西河之外入于秦矣。”[14]范雎为秦制定的“远交而近攻”[15]的策略所取得的成绩，在《战国策·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写蔡泽说范雎应功成身退、让位于己时做了充分说明。李斯《谏逐客书》称“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另如《说苑·尊贤》载：“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以齐、赵至，苏子、屈景以周、楚至。于是举兵而攻齐，栖闵王于莒。”对战国纵横“辩士”的作用，《文心雕龙·论说》这样评价：“暨战国争雄，辩士云踊。纵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驰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因而纵横之说盛极一时。纵横之士“为公画阴计”，[16]诸侯王“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17]从而形成如章学诚所说的“战国者，纵横之世也”[18]特征。而纵横家合纵连横的游说活动，是形成这种特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了配合游说活动，纵横之士在揣摩人主或权贵心理的基础上写成游说稿，这便是《策》文的雏形。
《战国策》许多《策》文的原始底稿，应如《秦策一·说秦王》《战国纵横家书》中苏秦的书信那样，是一篇完整的说辞。不像今本《策》文前有背景，后有结果交代；或前有背景，后为说辞；或说辞后有结果交代的形态。依先秦书写方式及记载文字媒介为竹帛的情况而言，这样的长篇大“说”之辞，现场不可能记录下来。今本《策》文中说辞以外的部分，应是收集、整理者依据自己的理解，为了说明游说的原因或结果有意加上去的。最初的《策》文形态与今日所见《策》文之间应该有差别，或者部分《策》文有差别。但今本《战国策》文内容是复杂的，不是被收入《战国策》的所有文章都为纵横说辞，也不是所有文章均为纵横策谋。对不同内容《策》文当区别对待。
第三节 战国学术的特点与《策》文的形成
除了前已谈及的原因，战国有的君主对学术予以重视，有的还附庸风雅，这样就形成了几个大的学术中心。有些学术中心人员规模以千人计。
战国初年“独魏文侯好学”。[19]所以《吕氏春秋·谨听》言：“齐桓公之见小臣稷，魏文侯之见田子方也，皆可谓能礼士矣。”《下贤》云：“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察贤》云：“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国治身逸。”而据《论语·先进》记载：“文学：子游、子夏。”子夏是孔门掌握文献知识最丰富的。《史记·魏世家》云：“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新语·本行》对此也有记载。《汉书·艺文志》亦云：“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正因为魏文侯礼贤诸人，而“子夏居西河”，[20]才有了战国时的第一个学术中心——“西河学术中心”。这个学术中心的著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著录“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自注：“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21]《诸子略》“法家”著录“李子三十二篇”。自注：“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兵书略》“兵权谋家”著录“吴起四十八篇”。
魏文侯之后，“（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22]因而使“稷下学术中心”大盛。“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之士也。”[23]《盐铁论·论儒》《风俗通义·穷通》等对此也有说明。这个学术中心的著述，《史记·孟荀列传》《汉书·艺文志》或说明或著录。正因为统治者有这样的态度及做法，并有一大批充满睿智的思想家，学术领域“辩”风盛行。在“诘辩”中形成的诸子百家，要宣传、树立自己的观点，就必须辩驳另外的观点。这样使得“辩”成为战国学术的一大显著特点，在论辩中形成了许多思想的结晶，“辩”是战国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春秋时人们认定“辩而不德，必加于戮”。[24]然而，“暨战国争雄，辩士云踊。”[25]战国士人以“辩”为能事并不受“德”的约束。尽管《老子》第十八章云：“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墨子·修身》云：“慧者心辩而不繁说”；《荀子·非相》指出“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庄子·知北游》云“辩者若默”。其区别只是“辩”的方式不同，但都不否定“辩”。“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26]公孙龙对魏牟说自己“困百家之智，穷众口之辩。”[27]《史记·孟荀列传》言：“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孟子·公孙丑上》提出了“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的辩术。
因“辩”是当时学术领域里的重要活动，所以战国成为一个“辩”的时代。“辩”不仅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而且成为衡量某人是否是士的重要条件与标志，故《荀子·非相》云“君子必辩”。虽说其时的辩士不都是君子，但许多思想与智慧的火花，就是在“辩”中碰撞而迸发出的。“百家争鸣”的学术之花，滋润在互相辩难的思想土壤里。若没有这些思想家的智慧之灯在闪烁，战国思想的天空只能是一片黑暗。“辩士”不仅形成了一个阶层，同时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群体。士与士之间对善辩者也极力推崇。《公孙龙子·迹府》云：“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战国策·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辛垣衍称鲁仲连为“天下之士”。《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载：“燕客蔡泽，天下雄俊弘辩之士也。”太史公还赞叹：“范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用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士以能成为辩士为荣，辩士正是因辩得以进身。故《韩非子·五蠹》指责：“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其用”。“辩”的思想成果使人们的观念上确实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如“说大人则藐之，毋视其巍巍然”，[28]“士贵耳，王者不贵”，[29]“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之类体现着观念上变化的认识，都是有振聋发聩的警醒意义的。
“辩”的另一成果是大量著述出现。《史记·孟荀列传》记淳于髡等“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庐；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正因为有了各人的著述，才有了《七略》的著录。
纵横家及诸子虽“辩”的内容有很大区别，但都是大辩士。其原因，正如《新语·辅政》所言：“小慧者不可以御大，小辩者不可以说众。”在同篇中陆贾还特别指斥“谗夫似贤，美言似信。听之者惑，观之者冥。故苏秦尊于诸侯，商鞅显于西秦”。“辩”与“智”紧密相关，而“辩”与“智”又是“说”的基本前提。“说”是要有理有据、能言善辩的。如《吕氏春秋·当务》云：“所贵辩者，为其有所论也。”《战国策》中称“辩士”者，俯拾即是：
周相吕仓见客于周君。前相工师藉恐客之伤己也，因令人谓周君曰：“客者，辩士也。”——（《东周策·周相吕仓》）
夫轸，天下之辩士也。——（《秦策一·陈轸去楚之秦》）
客新有从山东来者蔡泽，其人辩士。——（《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
今苏秦，天下之辩士也。——（《齐策三·楚王死》）
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谅毅者，辩士也，大王可试使之。”——（《赵策四·秦攻魏》）《战国策》中将“辩”与“智”（才智）、“博”（博学）并举。《东周策·石行秦》云：“欲决霸王之名，不如备两周辩知之士。”《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辩知并进，莫不来语。”《赵策一·苏秦说李兑》载“李兑舍人谓李兑曰：‘臣窃观君与薛公谈也，其辩过君，其博过君。’”才智、博学是“辩”的基础，“术”是“辩”的具体策略与方式，“计”是“为辩足以道人”的“辩”的具体内容。许多《策》文就是为了与君王“辩”而产生的，如《秦策一·说秦王》《秦策三·谓秦王》《齐策三·国子曰》《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等。而纵横策士的相互辩难在《战国策》中也已普遍，并成《战国策》文产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战国策》中最具文学色彩的张仪连横、苏秦合纵的成对出现的12篇说辞，既是在揣摩人主心理基础上为游说准备的底稿，同时也是策士或学纵横之术者相互辩难的产物。而从纵横家的言论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的主张还是有可取的方面的。
自春秋后期以来“诸侯力政”[30]的情况下，高喊仁义道德显然不合时宜。《吕氏春秋·遇合》以为：“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但不得干人君很是正常。战国初年时赵武灵王就说“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31]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中，对孟轲以仁义道德游说诸侯的做法，很形象地比喻成“持方枘欲内圆凿”。《索隐》这样解释：“谓战国之时，仲尼、孟轲以仁义干世主，犹方枘圆凿然。”司马迁还时不时直接用“迂”发表他对诸子中一些人主张的看法。如“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桓宽《盐铁论·论儒》以为：“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除儒家外，墨子“非攻”虽满怀良好愿望，但在当时情况下只有以“攻”才能达到“非攻”。道家所谓的清静无为，在当时条件下只能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以消极的不作为态度，给自己焦灼、苦闷的心灵涂上一点安慰的清凉剂，以求得暂时的慰藉。所以，尽管“凡兵，天下之凶器也”，[32]但在诸侯各怀兼并之心，杀伐不已的时代，只有以战争消弭战争，才能平息社会战乱，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才能对社会的进步有推动。“以战去战，虽战可也。”[33]谁能尽快以武力结束诸侯混战的局面，谁就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向，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我们不能说纵横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纵横家不管是合纵还是连横，有意无意地是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的，因而才能在战国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古今中外，人们都向往“善”并为此努力，但历史往往会捉弄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向往未来，总是希望出现一个‘善’的世界，但在过去的时代，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却是人的欲望，是‘恶’。”“自从各种社会阶级的对立发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而身处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于中取利，但也推动了统一天下的进程”。[34]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战国策》文中的长篇说辞应不会是现场记录下来的，但《战国策》也有许多《策》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记录了纵横家们合纵连横的主张。这种记录应该有现场记录，也有事后的追记。各种《策》文均成为战国学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反过来，就如同从诸子文能感受到战国时代思想纷呈的特征一样，从《战国策》许多《策》文，能很好感受到战国“纵横之世”的时代特征。《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汉书·艺文志》将“纵横家”作为“诸子十家”之一。但后来人们一提起纵横家，便会与“朝秦暮楚”“惟利是图”等道德层面的价值否定认识联系起来。纵横家虽不是如《吕氏春秋·长利》所说“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的士，但不言纵横家学术，实际上有失偏颇。在诸侯混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格局的社会环境里，统治者不像后代集权政治那样，可以让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主导思想。割据局面为思想的自由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宽松环境与活动空间。各家各派竞相树立自己的观点，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并捍卫自己学派的主张。而衡量某一派是否有学术成就，无非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有没有一批从事这一学术宣传的人，有没有大量代表这一派学术主张、观点的作品。这两点纵横家都是具备的。纵横家是有自己的学术主张的。战国时除道家外，各个学派都试图以自己的主张参与政治，是要以思想渗透到上层建筑领域。虽说纵横家的主要目的在于仕进，但在上述社会政治环境与“百家争鸣”的“论辩”学术氛围中也要树立自己的学说。在“众口之辩”[35]的诘难中发表自己的见解。纵横家与其他学派不同的是：他们从当时各国均想统一天下的愿望与需要出发，以具体的策略体现他们对统一天下的看法。这就需要因时、因地、因势制宜，有自己的主张，但又不受固定的思想、主张条条框框束缚，相机行事，不教条。下面这条出自《战国策》的材料对此有很好说明：
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王曰：“正亦可为国乎？”曰：“可。”王曰：“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曰：“可。”曰：“以正圉盗，奈何？”顷间有鹊止于屋上者，曰：“请问楚人谓此鸟何？”王曰：“谓之鹊。”曰：“谓之乌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韩策二·史疾为韩使楚》）
纵横家学术的核心是由“计”“权”“时”“势”组成的谋略之学。《燕策一·燕王谓苏代》云：“且事非权不立，非势不成。”《齐策三·孟尝君在薛》云：“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这是因为：“智者之举事必因时。”[36]“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37]“人主之行与布衣异，势不便，时不利，事雠以求存。”[38]历代人们均不言纵横家学术，是因为受传统观念的制约。实际上，纵横家学术是致用之术，它不讲究传统道德观念，不以“教化”而以“实用”为目的。《战国策》也不像以前人们指斥的那样为“乱世之文”。纵横家在当时的纵横之术是“用世之学”。前已言之，在诸侯纷争的战国年间，公孙衍、张仪被称为“大丈夫”。孟子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要求衡量纵横家，不承认他们是大丈夫。但如果没有对时局的全盘把握，在英才云集的战国政治与学术天地，是不会有纵横家的立足之地的。《吕氏春秋·报更》就称张仪为“材士”。纵横家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不会打动君王或权贵的。只靠危言耸听、“巧言辩说取官爵”[39]也不会纵横驰骋于战国政治舞台，《汉书·艺文志》也就不会将其列入《诸子略》之中了。
《战国策》中出现的士，一批人既游说诸侯，有纵横家作风，像惠施、虞卿、鲁仲连这些人在诸侯间还很活跃，同时这些人又是诸子百家中某一“家”的代表人物。如申不害、韩非为法家，惠施、公孙龙为名家，吕不韦为杂家。《汉书·叙传》以为：“韩设辞以激君，吕设诈以贾国。”《战国策·宋卫策·公输般为楚设机》则载：“公输般为楚设机，将以攻宋。墨子闻之，百舍重茧，往见公输般。”折服公输般后，“墨子又见楚王”。在他的一番高谈阔论下，“王曰：‘善哉！请无攻宋。’”《燕策一·燕王哙既立》载“孟轲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燕王哙在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让位其相子之而引起燕乱，齐趁势攻燕，于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齐将匡章攻下燕国，此时孟子在齐。就齐攻燕事，《孟子·梁惠王下》有好几条材料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史记·鲁仲连列传》则称鲁仲连“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还有“先生高议，设为不宦”，[40]被《吕氏春秋·士容》称为“辞令逊敏”[41]的田骈。而像“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42]的颜斶，以“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王不好士”[43]劝谏齐宣王的王斗，虽在《史记》中未明确列入“稷下”，但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以为：“又按《齐策》：‘齐宣王见颜斶’。吴师道曰：‘《春秋后语》作王蠋’。又有先生王斗，吴师道曰：‘一本标《文枢镜要》作王升’。今按《汉人表》有王升颜歜。窃疑王升即王斶之脱讹，又误分颜王为两姓。观颜斶对齐宣王曰：‘斶前为慕势，王为前趋士，’而王升之对亦然，知其为一事两传矣。其后当湣王之亡，有画邑人王蠋，乐毅闻其贤，令环画三十里勿入，而使人请之，斶自经而死。此盖即宣王时高论士贵之王斶也。……其人盖亦稷下先生之贤者。当湣王之末，诸儒散亡，彼殆以邦土未去，遂以死节也。”《战国策》中出现的游说之士，许多人的作品，《史记》在《列传》中有说明，《汉书·艺文志》有著录。
《战国策》中出现的游说之士之间进行的学术辩论，《孟子·离娄上》有淳于髡与孟子关于“礼”，《告子下》有二人关于“名实”的辩论。而“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辩者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44]惠施与庄周的辩论在《庄子》中时时体现，《天下》记了他的十种观点。惠施与庄周的“有情”与“无情”之辩也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论题。二人在“濠上论学”中提出人与鱼乐之间关系的论题，在我国早期美学中，涉及了审美鉴赏中的“移情”活动。即所谓“物皆著我之情”的宇宙的人情化。惠施的著作已佚，但《庄子》《吕氏春秋》等对其思想多有体现。除与庄周论辩外，他与齐威王、魏惠王、匡章、白圭等时有论辩。像《战国策·宋卫策·卫人迎新妇》，《吕氏春秋·不屈》以为白圭议论惠施之语。另外，《吕氏春秋·听言》载：“不习其心，习之于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及应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议公孙龙，翟翦之难惠子之法。”高注：“公孙龙、孔穿、翟翦皆辩人。”《淫辞》载“孔穿、公孙龙相与论于平原君所。深而辩，至于藏三牙，公孙龙言藏之三牙甚辩。”关于公孙龙与邹衍辩论、邹衍绌公孙龙之事，《史记·平原君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邹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杼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坐皆称善。”
上述诸人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如下：
《六艺略》春秋家：“《虞氏微传》二篇。”自注：“赵相虞卿。”
《诸子略》作品更多：
儒家：“《孟子》十一篇。”“《孙卿子》三十三篇。”“《鲁仲连子》十四篇。”“《虞氏春秋》十五篇。”自注：“虞卿也。”
道家：“《公子牟》四篇。”自注：“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田子》二十二篇。”自注：“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
阴阳家：“《邹子》四十九篇。”自注：“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邹子始终》五十六篇。”颜师古注：“亦邹衍所说。”“《邹奭子》十二篇。”自注：“齐人，号曰‘雕龙奭’。”
法家：“《商君》二十九篇。”自注：“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申子》六篇。”自注：“名不害，京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韩子》五十五篇。”
名家：“《公孙龙子》十四篇。”“《惠子》一篇。”
墨家：“《墨子》七十一篇。”
纵横家：“《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
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自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
《诗赋略》赋家：“《孙卿赋》十篇。”
《兵书略》兵权谋家：“《公孙鞅》二十七篇。”“《吴起》四十八篇。”兵形势家：“《魏公子》二十一篇。”自注：“图十卷。名无忌，有《列传》。”
从纵横家自身情况看，他们虽大多出身社会底层，但大都从师学“术”，先读书后游说，所谓“游学干诸侯”。[45]学而优则说、说而优则仕。《商君书·壹言》认为：“故民之喜农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张仪）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遭辱回家后，其妻就曾责备“子勿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46]《论衡·答佞》更明确指出：“苏秦、张仪习纵横之术于鬼谷先生。”而《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甘茂“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纵横家特别重视“术”。原因如《论衡·答佞》云：“及其说人主，须术以动上，犹上人自有勇以威人。及其战斗，须兵法以进众。术则纵横，师则鬼谷也。”《盐铁论·论儒》云：“故商君以王道说孝公，不用，即以强国之道，卒以就功。”《汉书·叙传》云：“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应劭注：“王、霸、富国强兵，为三术也。”颜师古注：“王一也，霸二也，富国强兵三也。”“术”既包含游说的具体内容，又体现游说的策略。同时，在“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47]诸子百家广收门徒、聚众讲学，讲究学术承传的学术环境与氛围中，纵横家也有自己的门庭、师承与学风。《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当染》《尊师》均对先秦学术传承有论述。各家虽没有把纵横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派别，但其中论及的一些人就是纵横家。《吕氏春秋·爱类》记载：“匡章谓惠子曰：‘公之学去尊。’”其后《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论六家要旨”列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虽未将纵横家列入一家，但纵横家中的许多人同样被包括在六家之中。到《汉书·艺文志》则堂而皇之地将纵横家列入诸子了。
关于纵横策士应有自己的门庭、师承、学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其一，纵横家在游历之前，大都从师学“术”，对此前面已有说明。这样自然就形成一种承传关系。从纵横家游说时动辄引用典籍的情况，既可以看出他们对前代典籍的熟悉情况，又可以看出所受文化教育程度。
其二，纵横家大都有自己的著述。《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其中许多人的作品。像淳于髡虽《汉书·艺文志》未著录其作品，但《史记·孟荀列传》明确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其三，纵横家有自己的门客、弟子。《战国策·魏策二·史举非犀首于王》说明甘茂老师史举亦为说客。《楚策三·张仪之楚》载：“张仪之楚，贫，舍人怒而欲归。”《齐策二·张仪事秦惠王》云：“（张仪）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藉使之齐。”“四大公子”各养客以千人。《史记·孟尝君列传》载田文西入秦而被谗、免相并遭软禁时，求救于秦昭王幸姬。当幸姬向孟尝君索要已送给昭王的唯一一件狐白裘时，“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遍问客”说明“客”之多。今本《战国策》中是否有“四大公子”门客作品也未可知。《公孙龙子·迹府》云：“公孙龙，赵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叶也。穿与龙会。”二人有著名的“白马非马”之辩。《史记·平原君列传》云：“平原君善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名家”著录：“毛公九篇。”自注：“赵人，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论坚白同异，以为可以治天下。此盖《史记》所云‘藏于博徒’者。”巧合的是：《史记·平原君列传》有这样的记载：“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纵于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遂闻君将合纵于楚，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后毛遂使楚王与平原君合纵。“平原君已定纵而归，归至于赵，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我们虽不能肯定此毛遂便为《艺文志》的毛公，但也没有根据来否定不是毛遂。
其四，《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纵横家”共著录十二家，计107篇。但战国纵横家远比十二家要多得多。如《孟子·滕文公下》将张仪与公孙衍并提。这些人不仅为纵横家，活跃于战国政治舞台，奔走于诸侯之间，在战国纷纭变换的社会环境里，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表演着一幕幕鲜活而又生动的人生悲喜剧。他们几乎都为饱书之人，走着“学而优则说”“说而优则仕”的进身之路。纵横游说者为中国士人的进身创立了一种新模式。纵横家所学，如《史记·李斯列传》所说为“帝王之术”。纵横家游说的目的，如《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苏秦所说：“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他们成功的行为本身，不仅为当时许多人所倾慕，视为楷模，且为汉代如蒯通、主父偃、边通等人学习。因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作品。
从《艺文志》著录《苏子》、《张子》的情况可知，这些纵横策士的著述，或其门人、弟子以他们的经历为题材加工创作的作品，由其门人、弟子、后学收集、编纂起来。先秦诸子成书，一般不在诸子生前，而在卒后或由门人、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属于这一派的作品收集在一起，以代表人物命名其书。如《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之类。同时，当时纵横策士外出游说时，还带有门客。门客可能记载说辞，并根据其见闻创作说辞。故齐思和在“《战国策》著作时代考”[48]中引沈钦韩《汉书补注》云：“今见于《史记》、《国策》，灼然为苏秦者八篇，其短章不与。秦死后苏代、苏厉等并有论说，《国策》通谓之《苏子》，又误为苏秦，此三十一篇，容有代、厉并入。’以为《战国策》中所载苏氏之说，即取自《苏子》，其说甚卓。是故策中秦、仪每称子，此亦一证矣。《国策》中存张子说七国之辞凡七篇，短章凡十余首，当亦采自张子之书也。”[49]《史记·李斯列传》《索隐》引：“《庄子》及《苏子》曰：‘人而不学，譬之视肉而食。”若此《苏子》即《汉书·艺文志》所载《苏子》，则唐时《苏子》或尚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纵横家”著录“《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而《战国策》文中称“张子”“苏子”随处可见。另外如《秦策三·范子因王稽入秦》亦称范雎为“范子”，《齐策一·邯郸之难》称邹忌为“邹子”，《齐策六·田单将攻狄》称鲁仲连为“鲁仲子”。鲍注：“连也。”《齐策六·濮上之事》有“赘子”“章子”“朌子”。《史记·田完世家》“吾臣有檀子者……吾臣有朌子者”。《索隐》云：“檀子，齐臣。檀，姓；子，美称，大夫皆称子。朌子，田朌也。黔夫及种首皆臣名。事详具《战国策》也。”依先秦称“子”一般指老师或有德行前辈及《艺文志》著录情况看，这些作品或许为其弟子、门人所收集。
战国学术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纵横之士中还有像“文学游说之士”[50]淳于髡那样的“学无所主”[51]而又“滑稽多辩”、[52]无门无派的自由学术人。《吕氏春秋·离谓》记载：“齐人有淳于髡者，以从说魏王，魏王辩之。约车十乘，将使之荆。辞而行，又以横说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从之意，又失横之事。”淳于髡被司马迁列入“稷下先生”，并称其“数使诸侯，未尝受辱”。[53]同时，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言：“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至滕。……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而“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像“吴起学于曾子”[54]，但后成为兵家；公孙龙为名家，但《吕氏春秋·审应》载其与赵惠王谈偃兵，《应言》有“公孙龙说燕昭王以偃兵”；韩非师荀子，后为法家；李斯先“从荀卿学帝王之术”“知六艺之归”，[55]后游说秦王。这些人思想观点的变化，说明战国出现学术兼容的新气象。因而学术著作纷繁复杂。也就出现了刘向《七略》将以同一人名命名的著作，著录在不同科目下的现象。如《苏子》既列《纵横家》又列《兵权谋家》，《孙卿子》既列儒家又列《兵权谋家》，班氏父子在《汉书·艺文志》中进行了调整。也才有了《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公孙弘所学的《春秋杂说》，《太史公自序》所说的“整齐百家杂语”，《滑稽列传》褚先生的“好读外家传语”。《索隐》云：“东方朔亦多观外家之语，则外家非正经，即史传杂说之书也。”《战国策》便与这许多的著作一起构成了内容极为丰富的战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