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版序言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影响力之大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在我看来，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社会变革，其在世界历史长期进程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这样一些通常被认为是历史转折点的事件。

近几十年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急剧、大规模且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是多方面的。中国人的生活几乎没有一个方面不受其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经济增长、教育普及和人口转型三个方面。

中国的经济产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规模的持续增长。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GDP和人均GDP显著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人均GDP在1978～2008年间的年增长率为6.7%。相较于如此大规模、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就连美国的黄金工业化时期（1860～1930年）也黯然失色——当时美国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仅为1.5%，远远低于中国近年来人均GDP年增长率。

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在近年来也明显提高，尤其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长期以来，中国大学生的人数以平稳增长为主，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开始激增。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数量的快速增长既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过这场非凡的教育扩张，中国完成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有可能迅速超过美国。

在这几十年间，中国同时也完成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急剧下降，从6降为2，正好处于人口更替水平。预期寿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稳步提高，目前为70岁，与发达国家1970年左右的水平相当，并远远超过其他欠发达国家。

经过这场人口转型，中国开始享受“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这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年龄结构。不过，人口老龄化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我认为这三个领域的变化——经济增长、教育普及和人口转型——是中国在过去30～40年间发生的最重要的社会变化。当然，在其他领域，很多重要的社会变迁也正在发生并且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比如，社会不平等的日益加剧，离婚率的上升，婚前同居现象的增多，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等等。

我们这一代社会科学家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能够目睹中国发生的这些社会变化，并有机会在它们发生的同时对其进行观察、记录、分析和解读。当然，中国的变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生。中国的社会变革恰恰是由于伴随着全球化才显得尤为令人瞩目，它不仅反映了世界整体发生的社会变革，而且显现了中国在政治体制、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的独特之处。

有的读者也许会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会问：“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由于篇幅所限，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要留到我日后的研究中。而在此处，我仅强调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确实存在类型上或至少程度上的差异。

首先，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力非常强大。原因有三点：第一，政府在为全民提供福利方面占据核心地位，并且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拥有对所有关键资源的控制权，这些资源包括土地、金融机构、通信、交通、教育、能源、自然资源和医疗卫生。第二，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及覆盖各个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控制体系，强化了政府的控制力。第三，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在其总体环境中的迅速增长强化了包括中国官员在内的很多中国人的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的确有益于中国人民。

其次，与上述特征相关，企业和政府结成联盟，并分享共同利益。这一点在地方层级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联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能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获利，并以此为治下民众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

最后，中国长期的层级式家长统治（layered paternalism）传统不仅在家庭、血缘关系和社会网络中根深蒂固，而且延伸到工作单位和政府机构中。这里的“家长统治”指的是一种等级结构，在该结构中，处在较高地位的人不仅有权对晚辈和下属发号施令，而且有义务对晚辈和下属的福祉负责。在儒家传统中，一个理想的官员亦是一个道德权威，是一位能对治下民众负责的“父母官”。“层级式”则意味着这种家长统治是层层相嵌的，因此，夹在中层的官员极容易陷入对上级忠诚和对下级负责的矛盾中。这种结构通过一种精心设计、以业绩为基础的晋升体制来维系，并从汉代延续至今。由此看来，单位对今天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影响，不仅是共产主义时代的遗物，而且可以看作是古代层级式家长统治传统的延续。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中国经济必然走向美国式的完全资本主义模式。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参与者作为“理性人”追求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协调。因此，供求定律在控制这些独立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上变得尤为重要。而在中国，这种关系却受到政府行政的强烈干预，政府不仅垄断关键资源，而且通过社会结构强化层级式家长统治的传统。因此，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不平等并非来自与生产力相关的个人禀赋的差异，如受教育程度和职业，而是产生于各种将人划分为不同类别的社会界限，如地区、城乡、单位和社会网络。

即使如上文所言，中国社会的变革具有独特性，而且需要我们研究这种独特性，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特例除了满足社会科学家的学术好奇心之外就没有其他更普遍的借鉴意义了呢？我认为当然不是。中国所经历的这场独特的社会变迁，不仅其独特性本身具有研究价值，而且它还具有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潜力。在过去将近三个世纪里，由于西方社会主导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其演变路径几乎成了“现代化”、“发展”和“进步”的同义词。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的演变建立在两大支柱的基础之上：一是作为唯一合法政治体制的民主制度；二是作为唯一可行经济体制的自由市场。而如今，中国自近三个世纪以来头一次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对西方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既没有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也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平稳增长却持续了30多年。相比之下，美国等西方经济体在近年来却面临滞涨与衰退。这是否说明中国模式可能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甚至更好的发展路径呢？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与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不仅有趣，而且迫切地需要我们加以关注。为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搁置对中国的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或来自对别国经验的照搬，或出于理论上的推断。一个朴素的事实是：社会科学家即使做出了研究上的努力，也依然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知之甚少。要了解中国，我们必须将中国置于它自身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情境中；要了解中国，我们还必须以谦虚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并将我们的研究构筑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而非纯粹的想象上。

尽管有些社会科学家追求的是普遍有效的理论、不受具体情境影响的社会研究，然而，很多研究者也开始认识到这些宏大理论的价值局限性，并开始相信最好的社会研究一定是在具体情境下的研究。如果社会理论应该在社会情境中构建，社会研究应该在社会情境中进行，那么，我上文所例证的那些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大规模、快速的社会变革将尤其值得研究：它们的独特性存在于今天的中国——既不是别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的翻版，也不会在未来的中国重现。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仅发生在当代中国背景下的社会现象，这种背景包括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这些是别处都不具备的。因此，我们需要设计出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框架，专门用于研究中国当代的社会现象，而盲目地将美国式的西方社会科学照搬到中国，不仅是天真的，而且注定会失败。

我已经看到，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如这个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正在经历快速的变化。随时间的推移，以意见为主、意识形态化的、思辨式的讨论已渐渐失去了市场，实证研究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接受。这是必然的趋势。无论是公众、政府还是学术界都欢迎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因为这样的社会研究符合他们的利益。首先，与我们这些社会科学家一样，普通的中国人也不完全理解他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的一切，因此，他们自然有兴趣也切实需要去理解那些最直接地影响他们生活的变化。其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决策之前也需要掌握更准确的信息或依据，以便理性决策。最后，中国是重要的世界大国，它在所有重要的领域——从艺术、体育和金融，到自然科学、技术和世界和平——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也能做出卓越的贡献，这些贡献能在世界范围的学术圈中得到认可和赞誉。

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今的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些变革，那么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就仍不全面。尽管当代社会科学家能否完全理解中国正在经历的变化这一点值得商榷，但至少我们不应该错过这样一个收集经验资料的黄金时期，以便未来的社会科学家有可能超越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现有理解。我们有独一无二的机会来记录和保存中国社会的这段历史。因此，中国的实证研究是历史对当今社会科学家提出的迫切要求。为了应对这一迫切要求，我们更需要有专业的、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正因如此，我在《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我将这种独特性总结为三个原理，即变异性原理、社会分组原理和社会情境原理。我认为，这三个原理可作为我们运用实证方法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指南。本书的第一版自出版以来，在读者中收获了良好的反响，有的读者针对这三个原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有读者建议能否增加更多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案例。为此，我们推出新版以回应读者的要求。

在第二版中，我们除了修订第一版的印刷错误之外，还新增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奥迪斯·邓肯的学术成就——社会科学中用于定量推理的人口学方法》的英文原文于2007年发表在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上。在这篇文章中，我着重介绍了邓肯对总体逻辑思维的贡献。总体逻辑思维区别于类型逻辑思维，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这一思维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以经验为基础、以量化为导向去概括总体变异的系统模式，而不是去追求“普适法则”。这一思维还意味着由于总体变异的真实存在，利用观测数据获得的精算概率无法代替真正的个人概率，因此我们尽管能得到准确的描述，但仍然难以在个体层面上做出准确的因果预测。变异性问题是令邓肯困惑的难题，也是当前社会科学界研究因果关系的兴趣所在。我的三个原理正是基于邓肯对总体逻辑思维及定量方法的灼见提出的，我在本书中收录此文，不仅仅是纪念邓肯对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贡献，更是希望引起读者对总体变异性问题的关注。

第二篇新增的文章《下乡给知青带来了好处吗？——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乡人口流动的社会后果的再评价》是用定量方法对中国人曾经历过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该文章的英文原文于2008年发表在 Social Science Research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对Zhou和Hou提出的短期下乡对日后的教育可能带来正面影响这一观点的因果性提出了疑问：是由于考上大学而提早结束了下乡，还是短期下乡对年轻人的磨练有助于他们日后取得更高的教育成就？在分析上，我们强调了选择性或不同群体的异质性给因果推理所造成的干扰，即下过乡者和未下过乡者、短期下乡者和长期下乡者在社会经济后果上的差别也许是由这些群体间的原有差别造成的，而非下乡经历本身造成的。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使用了兄弟姐妹对数据（sibling data），比较了同时期兄弟姐妹中下过乡者和未下过乡者在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地位等多方面的差异。因而从方法上，我们控制了下过乡者和未下过乡者在家庭背景上诸多难以观测到的异质性，从而获得更可靠的估计。

我在前文中提到，中国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需要更多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来观察、记录、分析与解读。本书新增的第三篇文章《认识中国的不平等》总结了我对中国社会变迁中不平等现象的一些观察与思考。该文章根据2009年我在华中科技大学讲座的录音整理而成，并于次年发表在《社会》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我对中国的社会不平等提出三点看法：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集体因素（如单位、城乡、区域等）；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中国人对不平等有较高的容忍度，认为不平等是国家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在文中，我用过往研究和宏观数据对这三点看法加以佐证，但这三点看法是否成立仍有待未来的中国实证研究去检验。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可能将近年来我对中国的所有研究尽收录于此书，但希望以上这三篇新增的文章能够抛砖引玉，引导更多的读者关注并研究中国的社会变化。如果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实例能够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启发与帮助，我将从中感到无比的欣慰，本书的再版也将具有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最后，我要感谢我在世界各地的学生、同事、合作者和助理。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鼓励与帮助不仅仅使我有可能完成我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一直让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的想法写出来贡献给读者。当然，我能预料到，有些读者会比另一些读者更喜欢我的著作，这也恰恰符合了我的社会科学研究第一原理——变异性原理。

谢宇

2012年7月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