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柳田国男的日本人论

一 关于日本人论

日本人论是兴起于日本近代、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下简称“战后”）的一门学问，旨在系统、综合地研究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特质。自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导入日本人论研究以来，文化人类学一直是日本人论研究的主流方法论，如中根千枝等从社会结构角度、土居健郎等从心理学视角对日本人的性质特征进行了有效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总结出日本人的诸多代表性特征，为在日本人论领域的研究中导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少的缺陷，即被批评为带有以偏概全的个案主义、排他式的经验主义、简单概括主义、西方一元论等倾向。这些批评也的确切中了上述日本人论的要害，随即引起了日本人论与日本人论批判之争。

在日本人论与日本人论批判之争中隐含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界定日本人论的问题。由于《菊与刀》在日本战后学术界中的巨大影响，人们往往按照《菊与刀》的范式对日本人论进行界定，以文化人类学的“从外向内”的视角，即“他者”的视角对日本人的特质进行研究。而与此相对，民俗学者柳田国男虽然早在《菊与刀》之前就已将文化人类学导入了日本人论研究，但由于柳田国男为了弘扬日本文化，将其学问定位为“当地人之学”，尽量隐藏其学问中的西学因素和抹煞文化人类学的痕迹，因此他所采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民俗学的方法，即从“内在”的“自我”视角对日本人的特质进行研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长期以来学术界并未将其认定为日本人论者。这种将从“自我”视角、基于民俗学的日本人论排除在外的日本人论，不仅在方法论上不能反映日本人论学派的全部，而且在研究成效上也会影响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特质的深入探究。因此，本课题将柳田国男及其民俗学纳入日本人论的研究视阈，对柳田基于民俗学的日本人论进行尽可能全面、细致、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一）定位柳田国男为基于民俗学的日本人论者之原因

在日本学界，柳田国男被誉为日本民俗学的开创者和泰斗，也被视为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诞生于明治时代初期，人生历经了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等几乎整个近代。明治时期的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经济、教育、科技等诸领域迅速西化，整个日本社会处于西化浪潮的冲击中，民族文化、民族身份受到外来威胁。随着日本国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兴起，柳田国男创立了日本民俗学。柳田国男在近代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在传统文化不断流失的危机感中，试图通过民俗学发现民族、国家的文化原型，并建构出独特的民族性和国民性。由于柳田民俗学的基本宗旨是通过各种民俗资料中描摹、阐释的日本人，对日本人进行反思和重构，并由此进一步达到民族身份认同，因而其民俗学的本质可称是一种基于民俗学的日本人论。

从柳田民俗学的学问方法来看，“民俗学”是柳田日本人论的独特方法。这一点，既是其民俗学在本质上属于日本人论的根据，也是其日本人论长期以来并未被视为日本人论的原因。因为柳田日本人论是从“自我”内部进行建构的，局限于“日本内部”的“当地人”的视角，很容易使人认为柳田不是在“自我”与“他者”的矛盾中寻求“自我认同”，而仅仅是一种实证的民俗学。但是，柳田国男在其著作中再三强调，民俗学只是一种方法，其目的是实现日本人的“自知”。这种通过民俗学进行自我建构的认同方式，是将自我和他者的比较淡化，主要着眼于“日本内部”而进行自我建构，因而与一般的日本人论的方法——在自我和他者的比较中，即从他者的立场进行建构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日本人论可以分为“他者”的日本人论和“自我”的日本人论，一直以来以文化人类学为支撑的“他者”日本人论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而以柳田国男为代表的、以民俗学为支撑的“自我”日本人论却被人们忽视。

在学术界中，由于柳田国男一直被视为民俗学大家，其学问的日本人论性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关于柳田国男是否属于日本人论者，学界至今尚无定论。著名日本人论者南博在梳理日本人论的发展脉络时，虽然也提到了柳田国男，但并未给予明确定位。但是人类学者万逊树提出，柳田国男是创造了“思考日本人”原型的人。而文化人类学者船曳建夫则认为，面临“西方”“他者”时日本人论是与日本人对自己“身份的不安”紧密相连的，是试图在和“外国”的比较中为自己定位的，而柳田国男虽然论及日本和日本人，但其刻意回避了西方，而把其学问的前提定位为远离西方而巍然屹立的学问，并试图证明这一点。因而柳田国男的论述只能算是“日本之论”“日本人之论”，而不是日本人论，柳田国男只是论及日本人、日本文化，他并不是日本人论者。但船曳建夫同时也认为，从柳田国男学问的整体来看，其战略是日本的“大迂回”，其背景仍是“对身份的不安”，这一点和日本人论是相通的。而笔者认为，柳田国男虽然在其论著中排除了外国而只论及日本，但这只是他的策略问题，在他的思想深处以及学问中，仍然是以外国他者为对照物的。大部分日本人论者是直接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的比较中进行日本人身份建构的，而柳田国男则是侧重于从“自我”的内部进行建构，两者只是方法的不同，其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对日本人在世界上的身份进行建构和认同。因此笔者认为，柳田国男是个不折不扣的日本人论者，民俗学只是他实现日本人论的方法。基于这种认识，本书试图从民俗学的角度考察柳田国男的日本人论，探讨柳田国男所描绘的日本人形象和在日本人论领域提出民俗学方法的重要性，揭示其在内外比较中建构日本人身份并重视从内部进行民族文化认同建构的日本人论特质。

（二）日本人论的兴盛轨迹及其目的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不仅孕育了中华民族，也深深影响着日本民族，成为日本文明发展的重要源泉和民族“自我认知”的巨大“参照物”。在巨大的“中国他者”和“朝鲜他者”面前，自江户时代中后期开始，日本人强调有别于中国和朝鲜“他者”的“自我”意识愈益浓重，出现了日本国学的兴盛，这也标志着日本人论的肇始。日本人论从诞生至今，共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治维新至昭和前期，第二次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时期，第三次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人论每次都是在日本民族、国家面临重大挑战、危机和变革机遇的背景下兴起的。

从幕末开始，日本“自我”逐渐脱离追随“中国他者”而接近“西方他者”，经明治维新变革迅速走上了西化道路，成为东方第一个实现近代化的国家。明治维新至战败是日本近代国家的草创期，“日本国家”“日本人”的意识开始形成，涌现出大量的日本人论。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日本人论著作有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内村鉴三的《代表性的日本人》、冈仓天心的《茶之本》等。这一时期的日本人论虽然初具规模，但没有一定的理论做指导，往往是从一定的侧面来描摹日本人。1945年日本战败后，百业凋敝，“精神无主”，重新确立民族自信心成为时代的要求，出现了大量反省式的日本人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本尼迪克特将文化人类学导入日本人论，使日本人论具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这使日本人论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问，可以说，本尼迪克特是学问意义上的日本人论的真正开创者。随后从1955年至1973年间，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奠定了日本“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这一时期日本人论兴盛一时，代表性著作有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土居健郎的《娇宠的构造》等，基本上都是沿袭了本尼迪克特的文化人类学方法。一百多年来，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恢复期、经济高速增长期、经济衰退期。在日本民族国家这种兴衰跌宕的历史进程中，日本人的“自他认识”一直没有摆脱“西方他者与日本自我”的构图模式，而日本人论，就是基于这种日本与西方二元模式的学说，备受世人瞩目。

综上所述，日本人论萌芽于幕末时期，兴盛于日本近代，战后以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导入文化人类学为标志，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那么，究竟何为日本人论呢？南博从日本国民性的视角指出，日本人论就是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所谓日本国民性，是指以日语为共同语言、属于日本这个国家大部分国民共有的意识及行动特质，这种国民性是超越阶级、阶层、性别、年龄、地域的差异而存在的。青木保则从日本人论的文化性提出，日本人论即日本文化论，是指为了回答“日本人是什么”“日本社会是什么”“日本文化的性格是什么”“如何定位日本”等问题而产生的对日本的整体性论考。罗斯·摩尔和杉本良夫则将日本人论上升为意识形态，认为日本人论是一种信念体系，它能在各种历史条件下，给某些日本人带来文化上的归属感。吉野耕作进一步将日本人论引入文化民族主义领域，认为日本人论是关于日本人的文化、社会、国民性特征的一般论述，是强调日本民族特殊性的论述，它并不是日本国民性的客观研究，而是应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经济状况以及国际形势的产物。中国学者尚会鹏认为，所谓“日本人论”，是指解答“日本人是什么”“日本社会是什么”以及“日本文化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而产生的关于日本的整体性论考，这在日本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个流行的热门话题。上述对日本人论的界定视角和表述各有不同，概括来说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日本人论是对日本文化所作的整体性论考，是以日本人为对象的文化身份认同；②日本人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它不仅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社会话语。

总之，人们通过日本人论需要弄清楚的是，日本人与外国人相比是何种身份，即作为日本人的正统性，这种身份认同的需要，正是日本人论“经久不衰”的根源所在。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的有识之士不断书写、阐释、反思日本人论，并以此不断调整着日本及日本人的自我定位，日本人论可以说是日本人不断探索“西方他者与日本自我”关系、日本人“自我”身份的尝试。只要日本国家存在，日本民族存在，就会有这种身份认同的需要，日本人论也就会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三）日本人论的方法论

上文已经提到，日本人论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个社会话题，因此在日本人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日本人论者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人。①社会学家或文化人类学家，他们将日本人和外国人相比较，把日本人的行为、思维方式和日本社会的独特性加以理论化并进行系统的论述；②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者、新闻工作者、评论家、企业界人士等，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自己所处的周边环境，总结出日本人、日本社会的某一侧面的某些突出特征。我们把第一类日本人论作为关注重点，也就是排除作为社会话题的日本人论，仅以作为学问的日本人论为对象，对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日本人论进行总结，按照其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并对日本人论的方法论加以阐析。

日本人论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是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指导为契机的，因此日本人论的方法论也主要是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内展开的。日本人论的最主要目的是从文化上给日本人一种身份归属，这种身份归属主要产生于内外两种需要，一种是“外”的需要，即世界对日本人认同的需要，另一种是“内”的需要，即日本人自我认同的需要。因此，日本人论也必然有两种研究视角，即“外部”“他者”的视角和“内部”“自我”的视角。本尼迪克特和后来的中根千枝、土居健郎等，都是采取了基于“他者”和“自我”的对比而建构日本人论的“他者”视角，而我们要讨论的柳田国男的日本人论，则是以“他者”和“自我”的对比为背景，站在“自我”的立场上建构日本人论的“自我”视角。基于这种日本人论“自他”视角的差别，并结合其具体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我们把文化人类学指导下的日本人论分为三个学派。①社会学派，代表人物如本尼迪克特、中根千枝、尚会鹏等；②心理学派，代表人物如南博、土居健郎等；③民俗学派，代表人物如柳田国男等。在这三种日本人论研究中，民俗学派，也就是其中的民俗学方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原正男在《国民性传说》中谈到日本人的国民性可以从神话、传说、童话、故事中找出最受欢迎的话语，是以民俗方法研究国民性的重要起点。但迄今为止，作为民俗学泰斗的柳田国男，其日本人论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社会学派和心理学派都是属于“他者”立场的日本人论，而以柳田国男为代表的民俗学派则是基于“自我”立场的日本人论。从方法论来说，“他者”的日本人论由于其视角的局限，难免带有经验主义、西方一元论等倾向，而“自我”的日本人论由于采取了不同于“外部” “他者”的“内部”视角，因此具有“他者”的日本人论所不具备的优势。即柳田国男的“自我”日本人论是以民俗学为基础的，它以大量的民间实证资料为依据，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广泛的意义。并且，由于它是基于“内部”视角展开的，更容易体现出日本人的自我主体性，因而相对于“他者”的日本人论而言，具有弥补其个案主义、经验主义、简单概括主义和西方一元论等缺憾之作用。因此，柳田基于民俗学的“自我”日本人论，可以说是与基于文化人类学的“他者”日本人论相对应的一种“内在”日本人论，二者在日本人论视阈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通过上述对近代以来日本人论的研究历史及其方法论的整理，我们认为，所谓日本人论，其实是对日本文化的整体性论考，其根底是对日本人文化身份的一种认同。在方法论方面，主要包括“他者”立场的日本人论和“自我”立场的日本人论。本书将柳田国男的日本人论定位于文化人类学中的民俗学派，以其基于民俗学的日本人论为对象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二 关于柳田国男的日本人论

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家、思想家，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内容涉及文学、语言、农政、民俗、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由于其内容纷繁庞杂，人们将研究柳田国男的学问统称为“柳田学”。对柳田国男的日本人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将日本民俗学导入日本人论研究的视阈，进一步拓宽和深化日本人论研究，这是本书的创新之处，也是本书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所在。在日本人论的研究方法方面，强调民俗学方法在其中的重要性，民族身份建构不仅需要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的比较中进行，还需要从“自我”的内部进行，而且，从民俗学角度建构日本人的民族身份更能体现出“普通”日本人的特质。另一方面，研究柳田国男的日本人论对于缓解国际化进程中的文明冲突，促进异质文化的多元并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柳田国男日本人论的学术意义

本尼迪克特将文化人类学导入日本人论研究，这对日本人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奠定了《菊与刀》在日本人论中的地位。下面，我们通过柳田国男对《菊与刀》的评价，来考察一下柳田国男日本人论与本尼迪克特日本人论的区别，并探讨柳田国男日本人论的意义。

在《菊与刀》（1946）中，本尼迪克特把“文化模式”作为分析的中心概念，对日本式的行为、思维方式的独特性进行了探讨。她从看似相互矛盾的日本式行为的深处提取“日本文化的模式”，从义理、人情等概念进行考察，将日本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在“罪感文化”中，有既定的绝对的道德标准，如果违反就会被定罪，同时，罪也可以通过忏悔或是赎罪来减轻。而在“耻感文化”中，表白自己的过错反而会招来耻笑，这使人时时在意他人的评价，并以他人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行事准则。

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曾经轰动一时，1949年柳田国男在《民族学研究》发表《寻常人的人生观》，针对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发表了他对日本人论的看法。本尼迪克特虽然是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是《菊与刀》中也涉及大量心理学方法，因此，柳田国男的《寻常人的人生观》可以看作民俗学派日本人论与社会学派、心理学派日本人论的对决。下面，我们就比较一下柳田国男与本尼迪克特日本人论的异同。

1．柳田国男与本尼迪克特的对立

（1）理论基点：文化人类学的“他者”立场和“自我”立场。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文化人类学的“他者”立场，而柳田国男的日本人论是文化人类学的“自我”立场，即民俗学立场。从考察方法来说，他者立场的日本人论往往强调文化的外部维度，注重从外部他者的视角认识文化及其对人的影响，偏于客位研究。一般是他民族或本民族的学者，在本民族和他民族的对比中考察并建构某一民族的民族形象。而自我立场的日本人论往往强调文化的内部维度，注重从内部自我的视角认识文化，偏于主位研究，一般是本民族的学者通过对本民族的考察从民族内部建构民族形象。也就是说，本尼迪克特是站在“日本的他者”的立场上观察“日本自我”，是从外国人的视角进行言说的“他者的日本人论”，后来沿袭本尼迪克特方法的日本人也是这种“他者”立场。而柳田国男是站在“日本自我”的立场上观察“日本自我”，是从本国人的视角进行言说的“自我的日本人论”。他者的日本人论是从日本人的外部，通过外国人和日本人的比较来建构日本人的身份，而自我的日本人论是从日本人的内部，通过日本人的自我认识来建构日本人的身份，两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构成日本人论的内外维度，共同促进日本人论的发展。

（2）立论前提：文化静态论与动态论。从动静维度来说，在较短时段内，文化是相对静止、稳定的形态，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在短时期内保持稳定。同时，在较长时段内，文化又是不断变化、流动的，不同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也表现出较大差异。文化静态论和文化动态论的差别就在于考察的时限是有所差异的，静态论着眼于较短时距，而动态论是选取了较长时距的。本尼迪克特关于文化模式理论的前提之一就是文化静态论，认为文化模式是一个国家或种族保持着的静态存在，是不会因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本质变化的。而柳田国男认为文化是动态的，如本尼迪克特把“义理”和“恩”作为分析日本人人际关系的两个关键词，但这两个词的意义也是不断变化的。“义理”一词来自中国，原本是指武士高尚的行为，后来转为指代社交的惯例。“恩”一词也来自中国，在日本一开始具有非常厚重的道德意义，而随着人际关系从上下关系走向横向对等的关系，“恩”也逐渐由道德用语变为一种政治用语。因此，柳田主张文化动态论，认为文化静态论是妨碍对自我的正确认识的，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而不曾变化，这是不可能的。

（3）论据资料：二手资料与一手资料。本尼迪克特本人并没有到过日本，她所采用的资料多为二手资料，如描写日本的文学、电影等各类作品。柳田国男认为，这些资料很多都没有真实地反映出日本的普遍状况，比如说是“现代”却描绘了江户时代，等等，这些“虚假”的资料很容易误导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物质文化方面还比较好判断，而眼睛看不到的气质、性情、癖好等，就更难以捉摸。所以，在现在民族知识的精确度并不高的情况下尝试文化模式的分类还为时尚早。因此，柳田国男认为，虽然本尼迪克特拥有对文化人类学相关理论的高超驾驭力和精妙的推理能力，但由于其没有接触过现代日本人的实体，加之使用资料的不当，所以只描写了明治中期以前日本的情况，其中很多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这也显示出本尼迪克特对资料的使用存在问题。换言之，本尼迪克特所描写的日本人是基于“虚假”的民族资料的“虚假”形象。而柳田国男所致力的民俗学是组织各地的民俗学者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可以说，民俗学针对的正是“民族知识的精确度并不高”的现状，所以这些民俗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知识的精确度。因此，基于民俗学的柳田国男的日本人论采用的是一手资料，这样得出的关于日本人的结论，会更接近日本人的真实面貌。同时，受所采用资料的限制，包括本尼迪克特在内的大多数日本人论者的共同缺点是，忽视了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生活，在士、农、工、商这四民中，只选择武士这一阶级作为日本人的代表，而实际上，武士阶级还不到日本人总数的10%。所以，一般的日本人论在调查取样方面是十分片面的。而柳田国男则提倡民俗学，关注广大普通民众的生活，这样，通过民俗学研究日本人论在调查取样方面具有一定的全面性。

（4）结论：罪耻文化对立论与非对立论、关键词论与无关键词论。本尼迪克特认为西方是罪感文化，与此相对，日本是耻感文化，而柳田国男认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在日本是并存的。“罪”这个词是日本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佛教中的罪业观在日本有着广泛的影响，人们认为此生的困苦都源于前世的恶业。不过，佛教中只能祈求通过轮回转世寻求来世的幸福，而神道则不同，可以通过禊、祓清除此生的罪恶而获得当世的幸福。同时，“耻”在日语中一开始是指肉体上的缺陷。所谓由于被别人批判、暴露于外界而引起的“耻”，一开始在日本是并不存在的。追溯耻感文化在日本的根源，所谓“耻”，是指被嘲笑。后来，耻的种类不断增加，在中国的影响下，有了“面子”一说，不过中国的“面子”侧重于个人，而日本的“面子”侧重于群体。在家族、部落、会、党等相对立的群体之间，要十分注意言行，谨防遭到对方的嘲笑，而在群体内部，则有很多放纵、默认，甚至屈辱。将这种“耻”的观念与中世以来的罪业观对立起来是不合适的。同时，本尼迪克特及其后来的继承者往往通过一两个关键词来把握日本人论，如“耻感文化”“纵式社会”“娇宠心理”，等等，而柳田国男的日本人论则无法概括出一个关键词来，这也是柳田国男长期以来没有被看作日本人论者的原因之一。这种关键词论与无关键词论的对立来源于文化模式静态论与动态论的对立，关键词论在具象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过于简单化、片面化的缺点，柳田国男主张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主张从历史的变迁中对日本文化、日本人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并没有固执于一个关键词的提炼。

2．柳田国男与本尼迪克特的共同点

柳田国男对本尼迪克特的日本人论虽然提出了上述的批评，但同时也从两方面进行了高度的肯定。

（1）日本人论的思考方式。本尼迪克特“从语言深层体察民族的心意、人生观和社会法则”，考察“长期以来指导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方式的倾向”。柳田国男对这种日本人论的思考方式非常赞赏，认为这种思考方式也会在日本流行，而之后日本人论在日本的盛行也印证了柳田国男的这种推测。

（2）实证精神。柳田国男对本尼迪克特通过收集大量资料进行实证考察的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虽然由于这些资料的精确度过低，导致本尼迪克特的一些结论有失偏颇，但这种实证精神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总之，柳田国男认为，考虑文化模式、从事“实证之学”的学者们，即文化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都应该考虑“日本将会怎样，希望日本怎样”的问题，而当时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在日本国内外几乎没有，这是让人感到很“寂寞”的。从提出日本人论这一论点来说，《菊与刀》具有重大意义。从柳田国男对本尼迪克特日本人论的评价可以看出，柳田国男的学术立场是，通过实证考察日本人论的思考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民俗学的“自我立场”比文化人类学的“他者立场”更容易把握第一手的真实资料，因此更应该以民俗学为方法进行日本人论研究。

因此，柳田日本人论在整个日本人论研究中的意义决不容小觑。研究柳田国男的日本人论，对民俗学方法在日本人论领域中的确立，对推动和深化日本人论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也是本书的学术目的所在。虽然柳田国男主张“只有日本人才能真正理解日本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把解读日本人特权化了，但是柳田民俗学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民俗资料，不仅为日本国内，也为日本国外的日本研究奠定了基础性的一环。解读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柳田国男民俗学的研究业绩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对于一名异文化者（他者）解读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柳田国男自我立场的民俗学无疑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因此，全面解读柳田国男民俗学，通过柳田国男的“当地人之学”来考察自我立场的日本人论，对从他者立场把握日本人的自我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二）研究柳田国男日本人论的现实意义

其一，由于日本人论是在“他者—自我”的构图中对日本民族自我认识和定位的探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文明的冲突”并起的当今世界，这一命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文明的冲突”只能依靠文明的对话来解决，合理的民族文化认同对促进异文化体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消除相互之间的隔膜，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发展、谋求人类和谐共存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而言也是如此，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不仅向世界各国展现了中国向外国学习而取得的巨大进步，而且展现了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在充斥着世界多元文化的国际市场上，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如何对本民族进行认同，已经成为不可轻视的课题，研究柳田国男的日本人论，可以为弘扬民族文化、强化中国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提供有益的启示。

其二，目前在亚洲，如何消缓矛盾冲突、实现亚洲的共同繁荣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亚洲各国之间，特别是中日之间跨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的问题。目前，中国关于日本人论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菊与刀》（本尼迪克特）、《武士道》（新渡户稻造）、《日本论》（戴季陶）、《日本与日本人》（小泉八云）等成为人们的爱读书目，几度再版，有关日本人论的书籍在中国也成为大众消费品，渐渐炙手可热起来。有关日本人论的书籍在中国的畅销，一方面反映出普通大众对“民族认同”命题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人对日本这一国家和民族的关注。因此，研究日本人的自我文化身份认同，对阐析中日两国在跨文化交流和理解中存在的隔膜问题、寻求中日乃至亚洲各国间相互理解和文化认同的途径、促进亚洲的共同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