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基于民俗学的“日本人论”解构

日本近代决然“欺邻脱亚入欧”，成为东亚唯一幸免沦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而率先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几乎亡国，但在被半占领状态下仅仅二十年又霍然登上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泡沫”崩溃使其经济一蹶不振，但惨淡经营二十年仍保持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这种起伏跌宕而不倒的日本，不得不让世人刮目相看。但与此同时，日本近代文明进程是与对邻国殖民掠夺同步、近代化国家发展是与对外侵略罪恶相伴的。而日本人总不能正视和真正反省自己的侵略历史，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也依然出现了强化极端民族主义，否定侵略历史罪责和为军国主义扬幡招魂的倾向，受到被侵略国家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谴责。或许正是这种起伏跌宕而不倒的奥秘和创造这一历史而不正视其中错误的日本人的怪异性，使得旨在探究日本人和日本民族性之特质的“日本人论”越来越备受关注，成为日本学研究中“炙手可热”的热点课题。孙敏博士撰著《日本人论——基于柳田国男民俗学的考察》一书，很大程度就是基于这一背景。

日本人论作为一门旨在整体性研究日本人、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之特质的学问（包括他者认同和自我认同），从学术史角度而言可以说是兴起于日本近代而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自公元3世纪陈寿（233～297）撰著的《魏志·倭人传》开始，可以说就已经有“日本人论”了。不过，《倭人传》中所认知的日本尚处在初沐稻作文明雨露的“金石并用”时代，尽管现代有些日本学者为强调日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称其为“绳魂弥才”的时代，但此时的日本人既不可能意识到什么是日本“魂”，更不知“民族自我认同”为何物，因而可以说，“日本人论”的发端，最初就是基于“他者”视角的。日本人自我认同的“日本人论”，最早的应推8世纪初《古事记》中的“肇国神话”，其后中世有北畠亲房《神皇正统记》的“神国论”，近世有国学家本居宣长所主张的去“汉意”而彰显“敷岛大和心”（近代被新渡户稻造发展为“大和魂”）等。但诸如此类的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无疑都是以中国为“他者”而展开的，直至步入到近代，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压力和强烈的文化焦虑心态之下，日本人才有了以世界为“他者”的旨在自我认同的“日本人论”，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冈仓天心的《茶之本》、内村鉴三的《标志性日本人》以及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可谓其代表。当然，近代日本人的“日本人论”的兴起，并不单单是为了自我认同，而是同时具有努力谋求让西方认同日本的目的。

然而现代“日本人论”的盛行，并非起因于日本人谋求“自我认同”或“他者认同”的需要，而是由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的问世触发的。本尼迪克特基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不仅将日本文化模式定义为与基督教“罪感文化”相对的“耻感文化”类型，而且以“菊”与“刀”为喻，入木三分地描绘了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这种相互矛盾的国民性格特征，成为迄今评述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特质的经典言说。但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论”的最大贡献，是其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导入了日本人论研究，从而使日本人论具有了理论依据，由一个大众话题上升为一个学术领域。与此同时，由于《菊与刀》的问世正值日本战败处于“精神无主”而急需进行自我反思和重构自我认同之际，故使日本人论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我们知道，就是在战后出现的这一研究高潮中，日本人论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影响下形成了三个学派，即①以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根千枝（《纵向型社会的人际关系》）等为代表的社会学派；②以南博（《日本人的心理》）、土居健郎（《娇宠的构造》）等为代表的心理学派；③以柳田国男（《日本人》等）为代表的民俗学派。在这三个学派中，前两个学派在“日本人论”研究界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而民俗学派则很少被视为日本人论者，甚至有人将其排除在“日本人论”之外。究其原因，其一是其代表人物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之父”，其学问是“土著人的学问”。民俗学一度被认为是一国民俗学、“日本单一民族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柳田国男甚至被批评为日本“单一民族”“神话”捏造者；其二是柳田基于民俗学的日本人论研究，是以“他者”与“自我”的对比为背景，站在“自我”立场而建构日本人论的“自我”视角，这与本尼迪克特和中根千枝等基于“他者”和“自我”的对比而建构日本人论的“他者”视角不同。然而，要真正究明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和民族性特质，就需要搞清日本人是一个怎样的族群，沿袭着怎样的生活习俗，置身于怎样的社会组织，有着怎样的思维模式和情感取向，心灵深处又持有怎样的信仰。而要做到这些，仅靠基于“他者”视角和旨在“他者认同”的日本人论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同时研究日本人基于“自我”立场和自我视角的、旨在自我认同的“日本人论”，才有可能最接近真实地刻画出日本人的真貌，而要达成这一目的，基于民俗学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孙敏博士的《日本人论——基于柳田国男民俗学的考察》一书，将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纳入“日本人论”的视阈，从民俗学角度，有血有肉地描绘了日本人的真实形象，清晰透视了日本人的国民性和民族性特质，今将出版，实乃可喜可贺。

该书是孙敏在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通过两年多的辛勤补充修改和精心打磨完成的，从考博转向日本文化、确立选题、赴日考察、收集资料、撰写修改到付梓出版，历经九年多岁月，可谓“十年磨一剑”。常言道“慢工出细活”“天道酬勤”，与迄今国内此类著述相比，该书的建树和值得称道之处颇多，主要列举以下几点。

首先，作者直接将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纳入“日本人论”的视阈，以“不如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进入柳田基于日本人“自我”立场而建构自我认同的语境，从民俗学角度来解构其“日本人论”，并在其过程中阐述作者本人的日本人论。这较之基于文化人类学的“他者”视角和“他者认同”的日本人论，不仅更有利于透视和揭示日本人的真貌和民族性特质，而且使日本人论中旨在自我认同的民俗学“认祖归宗”，实现了日本人论本来应有的“两个车轮走路”，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其二，作者基于民俗学角度解构柳田国男的“日本人论”，是通过考察论析柳田旨在建构日本人形象的传统生活、社会组织、民俗信仰等的相关言说，以及其“新国学”的日本民族国家论进行的。这不仅有利于阐明柳田学关于日本人生活模式的共性、共同体意识和民间神道信仰的特征以及其民族国家观的本质，而且弥补了迄今日本人论拘泥于以诸如“耻感文化”“纵式社会”“娇宠心理”等一两个关键词而把握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简单化、片面化缺陷。

其三，作者为从深层究明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和民族性特质，虽然采取了投入柳田国男旨在“自我”认同的日本人论语境，但又能从中跳出来，基于中国学者的“他者”角度，以主位研究法与客位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柳田自我认同的日本人论进行了理性客观的定位与评价。既肯定了柳田日本人论的学术价值及其对近现代日本人主体性身份建构和民族文化认同所发挥的作用，同时又指出了其所具有的较强的意识形态性和天皇崇拜、阶级调和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的倾向，表现出了作者将“他者”认同与“自我”认同相结合的日本人论立场。

其四，该书的理论建构是很坚实的，但让人更为称道的，是作者在解构柳田国男日本人论的过程中，不是从理论到理论、概念到概念，也不仅仅依据柳田国男的文本进行阐释，而是以历史语境为参照，将在日进修进行田野调查和走访柳田古迹的亲身感受和资料、照片一并融汇到了著作之中，使日本人论这一骨感的学问变得有血有肉，具体而形象，大大提高了作者言说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综上所述，孙敏博士的《日本人论》可称是一部“基于民俗学的‘日本人论’解构”。众所周知，中国自戴季陶85年前撰著《日本论》、蒋百里66年前发表《日本人》以来，日本学研究界虽然出现了大量关于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特质的著述，也有不少诸如《解读日本人论》等评论日本人论的编译著作，但专门从民俗学视角进行研究并以《日本人论》命名的著作尚未得见。从这种意义上讲，这部书的问世，可说填补了这一领域的一个空白。我想，当年写“日本论”时呐喊“再不肯做研究工夫……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的戴季陶，如果看到后人有此著作问世，也肯定会感到有所欣慰。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我期待着孙敏博士志存高远、继续奋进，不断结出日本学研究的新硕果！

以此为序。

刘金才

2013年5月于关西大学南千里国际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