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型突发事件的主要矛盾源

一 经济型冲突是当前的主要冲突形式

矛盾源是指引发经济型集体行动产生的利益矛盾纠纷的起因。它是经济型突发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当前，经济型直接冲突引发的社会性突发事件，基本上是利益受损群体与利益获益群体之间的直接冲突。在笔者掌握的230个社会性突发事件的个案中，近50%属于经济型的利益冲突。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研究成果，“经过研究和分析，初步确定在群体性事件中80%以上是关于维权的，另外一些就是社会纠纷、社会泄愤和聚众犯罪。”经济型冲突引发的社会性突发事件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社会风险，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经济型的矛盾源主要有哪些？我们先从信访的角度来看。

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指出了公民上访以及抗议数量集中的八大焦点问题。一是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问题。其中，拖欠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工资、职工下岗失业后再就业困难、基本医疗无保障、社保基金不到位等，是当前群众集体来访中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二是“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主要是反映一些地方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落实不到位，农民负担没有明显减轻；一些村组财务管理混乱、村委会换届选举不规范；一些地方违规征占买卖土地，补偿标准较低且被层层截留克扣，失地农民得不到妥善安置；乡村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干群之间矛盾突出。三是涉法涉诉问题。主要是各类纠纷、不服法院判决等。这类问题积案较多，重复来信来访量大，长期滞留上访的人多，已成为长期困扰各级信访部门的主要问题之一。四是城镇拆迁安置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城镇建设、拆迁等工作中不严格依法办事，补偿和安置不合理，拆迁户不能及时回迁，房地产开发不规范等问题。五是反映干部作风不正和违法乱纪问题。六是基层机构改革中的问题。主要反映一些地方借机构改革增加编制、增添副职，或借竞争上岗收受好处、安排亲友，以及精简分流搞“一刀切”等问题。七是环境污染问题。搞建设急功近利，破坏了生态环境。八是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要求解决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问题。近期此方面人员信访活动较为频繁。这是信访的主要矛盾源。在这些引起冲突的矛盾源中，一、二、三、四、七、八几个问题，均与群众利益受损有关，属于经济型的矛盾纠纷。5年后的一次调查显示，这些矛盾源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当前信访问题最集中的领域是什么？74.5%的人认为是“干部作风不正和违法乱纪问题”，66.1%的人选择“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问题”，接下来依次是“三农问题（57.9%）”、“城镇拆迁安置问题（46.5%）”、“环境污染问题（44.5%）”、“涉法涉诉问题（37.5%）”、“基层机构改革中的问题（30.9%）”。“但总体来看，容易引发农民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土地征用；二是环境污染；三是移民搬迁；四是集体资产的处置。”

当然，信访矛盾源并不等于现实的社会冲突的全部原因。现实中能够引发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矛盾源还要具备一个客观条件，即利益受损群体反映问题后没有得到解决。如果矛盾、问题解决了，事件发展到上访为止，矛盾不会继续恶化到尖锐对抗。当矛盾、问题解决不了，利益受损者就可能采用更加激烈的抗议行动，而不仅仅是靠上访来争取问题解决了。经济型冲突是双方基于密切相关的利益博弈、面对面的一种直接冲突。矛盾源反映的问题越突出，群众利益受损的问题就越大，群众的反映就越强烈。追寻矛盾源，“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于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大局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发现了矛盾源，才能够使问题的解决具有针对性。

二 经济型突发事件的矛盾源

根据笔者掌握的案例，经济型冲突的矛盾源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无序征地引发的冲突

由于经济建设发展需要，我国征用土地进行建路、建厂、建房的需求量特别大，无序征地问题（指非法征地、非程序征地、低价征地）较为突出，成为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个急剧上升的引发社会冲突的矛盾源。征地中如果给被征地者合理的补偿，受到征地影响的人的利益获得了保障，并不会引起矛盾纠纷。但在征地过程中利益由政府、开发商来分享，损失由被征地的群众来承担。对被征地者只给少部分补偿而不能够抵偿他们的损失，那么最终的结局是征一次地就引发一次新的利益矛盾冲突。开发商为了降低成本，在开发之前与地方政府达成了协议，需要的用地往往打着开发区用地、公共项目用地、公益事业用地的旗号，由政府出面进行征地与拆迁，矛盾冲突便直接对准了基层政府。这是基层政府与利益相关群众关系恶化的主要矛盾源。“在2008年的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中，查出以租代征、开发区擅自设区扩区、未批先用三类违规违法案件3万多件，涉及土地330多万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介绍说，2010年，土地督察共约谈地方负责人265人，收缴、追缴各类款项186.26亿元，处理相关责任人8612人。2011年第一季度，违法违规用地行为同比上升3.7%，地方开发区、工业园区擅自扩区、兴建小产权房、违法占地、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和别墅、越界开采矿产资源等现象也有所抬头。从中可以看到，这一矛盾源问题的严重性。目前，农民上访反映当地政府领导侵害农民利益最多的事件是非法征占、租占农民承包的土地，截留、克扣、挪用征地补偿款。

曾担任县信访局局长的张月辰说，元氏县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土地问题是导致上访的主要矛盾。2004年以前，村民因耕地被占或土地纠纷而上访占总量的40%以上。“产业园的建设、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的建设也加剧了土地纠纷。”许多占地补偿款被乡镇挪用，或分期偿付，为村民上访埋下了隐患。同时，随着石家庄市“退二进三”战略的实施，约数十家化工医药产业转移到元氏落户。大批企业的涌入为当地带来丰厚的利税的同时，给环境也带来压力，企业与村民之间矛盾不断。加上国有企业改制、城市拆迁，2003年左右，元氏县曾一度成为石家庄有名的上访县。高峰时，每年上省进京上访达数百起。

2007年9月，砀山县政府公告，依据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地［2007］ 168号文件批准，征收位于砀城镇于楼村、屈楼村、西城社区、杨楼村、冯园村的集体土地16.5639公顷，其中耕地7.4980公顷。土地补偿和安置费包干4万元/亩，不再给予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于楼村花园村组村民告诉记者，根据批复，征收该组农田为34亩，但政府实际征收耕地95亩，超征61亩。屈楼村信庄村民也反映，根据批复，征收该村民组耕地65.55亩，而实际征收82.99亩。更令村民气愤的是，在村民不同意征地的情况下，县政府居然以每亩52.6万元的价格将这82.99亩土地，出让给了一家房地产企业。信庄村村民告诉记者，由于县政府少批多占土地，群众不愿卖地。为了防止政府强占土地，从2008年9月1日起，村民组成了“护地队”，轮流值班，日夜看守。10月9日，县领导带领防暴警察和城管执法队员约300人，出动多辆警车和推土机，对该村耕地实施强占。村民与城管、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安徽省池州市梅龙村村民因征地矛盾将市长轿车掀翻。

“省里规定一亩田给3万多，政府只给我们1万，2万多强制交养老保险，老百姓才闹的。”梅龙村藕塘组的村民徐少华告诉记者，2010年10月30日，几个村的村民接到征迁通知，11月2日就开始堵路了。“最先是几个老妇女到路上去拦车子，见到人就要反映问题。车子上的人不听，把车子往前开，还拖伤了人。许多村民就跑到梅龙（街道办事处）和（江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去了。”徐少华回忆，那两天，围堵公路和江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办公室的群众少时几百人，最多时达上千人。11月3日正午刚过，一辆牌照为“皖O-00336”的黑色奥迪车突然出现在大桥路口，堵路的人群迅速将该车团团围住。蜂拥过来的人群像喝止其他经过的车辆一样，要求司机和车里面的“大官”出来，“给老百姓一个说法。”然而，无论怎么喊，怎么骂，里面的人就是不出来。失去耐性的人群显然被激怒了，有人高喊“滚出来”，有人给车轮胎放了气，有人直接拿起石头、砖块砸向车头车窗。最后将市长轿车掀翻。

2010年10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重点工程长洲水利枢纽三、四线船闸施工队，拉土到苍梧县实验中学附近空地堆放弃土，龙圩镇林水村等个别村民组织约300人到场阻挠施工。闻讯后，县委、县政府组织近百名官员到场劝说，并组织公安干警维持秩序。个别参与人员不顾劝说，进而围攻劝说的政府干部，并围殴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打烂掀翻警车。据广西梧州市苍梧县龙圩镇林水村村民黎先生介绍，当地政府以发展旅游为由，强行以每亩4.1万元的价格征用全村600多亩耕地，做旅游水系项目和房产项目。因政府不落实相关用地政策，村民集体反对强行征用。

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国家搞建设需要征用土地，为了使失地农民生活有所保障，制定了诸多保护失地农民利益的法规。有些政府领导为了追求政绩，无视国法，不顾农民的长远生计，强行征占、租占、倒卖农民的土地。资料显示，“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接近2.9万亿。而当年所有地方收入加起来是4万多亿，也就是说地方收入中超过一半是土地出让收入。”土地乱象其根源来自吸附在土地上的各种利益链，如土地财政、乱开发、房地产商的囤积土地等。由于层层截留、克扣、挪用补偿，因而农民获得的补偿极低。特别是一些贫困村的村民，土地被征用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对将来的生活无法规划。这就是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事关农民根本生计的问题上，地方政府并没有给农民任何话语权，轻视他们的利益。失地农民为了讨要征地补偿款，四处求助，但遭到推诿扯皮，处处碰壁。而政府过度使用强制措施，伤害了农户的合法利益。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被迫上访或集体抗争。无序征地是引发社会性突发事件中比例最大的矛盾源，已经威胁到了总体的社会稳定，成为最大的社会风险源。

2．强制拆迁引起的冲突

与征地相关的另一个矛盾源是拆迁，这也是增长最快的矛盾抗议源头。由北京市信访办与零点集团成立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独立观察与对策研究中心，发布了首个城市拆迁系列调查结果，该调查显示，“拆迁矛盾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无论在深度、广度和烈度上都显著高于其他社会矛盾。这一调查针对412名拆迁户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人对拆迁不满是因为对拆迁补偿不满，35.8%的拆迁户报告称遇到拆迁补偿低于市价的问题，14%的拆迁户报告拿到的补偿低于与自家情况一样的其他家庭，9.7%的拆迁户报告到手的补偿与当初合同承诺的不一致。”由于经济补偿不到位，在被拆迁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被拆迁人唯一的手段就是以不搬家的方法来抵抗不公平的征地拆迁。住户可以拖延时间，而开发商却拖不起。作为开发商一旦获得了土地，就要尽快地实现利益的转化，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项目建设起来，转化为商业的利润。他们急迫希望被拆迁人赶快搬走，但他们又不愿意从预期的巨额利润中拿出部分作为被拆迁人的利益补偿。于是通常的做法就是采用暴力手段进行拆迁。其做法是借助于具有黑社会势力背景的拆迁公司，直接采用威逼、停电、停水、殴打、辱骂、寄子弹等野蛮手段进行强拆。

2008年11月初，乌鲁木齐市株洲路新鑫花园小区里突然出现了十几张通知，落款未写单位，但内容很恐怖：如果三、四号楼的住户不搬家，就杀他全家。物业办工作人员说，“整个小区的人都人心惶惶的，特别是三、四号楼的200多户，日夜守在家里，生怕没人的时候房子被人强占。”

有些开发商和黑恶势力勾结，藐视国法，胡作非为，令人心惊，让人胆寒。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报案后警察不立案不追究，无动于衷，让居民没有办法。

濮阳市委宣传部2011年3月28日通报称，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马拐村的24户民宅遭野蛮强拆，该事件系包工头一手策划实施，目前该包工头已被刑事拘留。有媒体披露，3月18日凌晨2时，300余人手持钢管，动用十几台推土机，将濮阳市华龙区马拐村的24户民宅强行拆除。拆迁过程中，正在熟睡的人们被强行架出，手机被夺走，家具和狗等家畜被埋葬，现场惨不忍睹。另据反映，在此次暴力拆迁之前，开发商在没有与24户居民签订任何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已经停电、停水、阻断交通长达11个月之久，并时常进行恐吓威胁，部分居民的房屋被火烧和打洞，使24户居民生活无法正常进行，孩子无法正常学习，大部分居民在被逼迫的情况下搬出。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尚继校以涉嫌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罪刑事拘留。

河北肥乡县大西韩乡杜汤堡村许多男女老少集体跪在杜汤堡村委会（大西韩乡政府临时办公点）大院内，村民们声泪俱下，长跪不起，恳求乡政府停止拆除他们的家园。据村民介绍，2003年肥乡县杜汤堡村村委会集体划批宅基地，村民们纷纷向村委会交纳3500元的宅基地款，可交款两年，宅基地仍迟迟没有划拨给各户村民。2006年村委会又以办宅基地证为名收取各户2500元，并出具了收款单据。随后在没有划分宅基地的情况下，就为42户群众办理了《宅基地使用证》，并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土地证书管理专用章、肥乡县人民政府土地证专用章、肥乡县国土资源局等印章。如今房屋已建好，村民已入住，县委、县政府领导又以建设新农村为由，要强行拆除他们房屋，并称他们的房屋“地证不符”属于“违法建筑”，这一决策让300余名村民面临无家可归，村民们纷纷喊冤，“如果宅基证不合法，为何建房时没人阻拦？现在村民们用血汗钱将房屋盖好，到现在却成了违法建筑，难道让村民们露宿街头？”

合理的、合法的拆迁应该是先谈判，然后安顿好原住民生活场所，再进行合法拆迁。现在地方政府、开发商极其强势，没有耐心与居民沟通、谈判，或动用强制力，或听任开发商与黑社会势力勾结，进行速战速决、暴力拆迁，引发大量冲突。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拆迁的补偿低于当前的房地产的市场交易价格，那居民拿到的补偿金就不足以购置同样面积的房屋，居民的利益就受到了损害。政府创收，房地产商赚钱，居民吃亏，这明显有失公平。拆迁户被逼成了“钉子户”，以自我摧残的极端方式进行对抗，惨烈事件此起彼伏。通常开发商的暴力拆迁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默许，治安部门对于暴力拆迁的态度宽容，将其视为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纠纷，而不是刑事治安问题。在群众受到恐吓威胁时，不立案不追查。要等到发生直接冲突时才会处理，眼睁睁地看着事态扩大。对于开发商赤裸裸的恐怖威胁，公安机关不介入，这在客观上助长了暴力拆迁的现象。实际上，许多地方的开发商之所以非常嚣张，完全是因为背后有政府在给他们撑腰。权力与资本结合的自然结果便是资本更加猖狂，权力更加堕落，民众更加无奈，社会更加不稳定。现在，房地产利益集团利令智昏，眼中只有土地与利益，通过俘获地方政府，公然向公民权益与法治社会挑战，不断激发起新的社会矛盾冲突。

3．失业问题引起的冲突

失业是现代工业社会以来一直备受各国政府关注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以至于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把降低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能。失业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城市贫困群体。因为职业是城市生活中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旦失业，生活的收入来源也就中断，社会地位悬空，失业者群体便成为社会群体序列等级阶梯中的下层人群。当前，很多地方的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有的停产倒闭，无力支付工人工资；少数企业经营者恶意拖欠工资甚至携款出走。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纺织、印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制造业。集体性行动参与者的主要不满有：要求满足他们积极就业的权利；要求得到应支付的工资，社会保险缴纳金，补偿性报酬，提高基本生活保障等。

2009年7月29日，湖北省大型国有企业武汉锅炉厂上千职工，再度发起堵路抗议，不满厂方将市中心的厂房出售获利，而将工厂搬到郊外，让上千员工面临失业。工人不满厂方欺骗工人，不兑现承诺，以及出售厂房获利，而工人分文未获。7月29日上午，超过一千名职工在武昌区主干道武珞路，向省政府、市政府示威，工人们打着“反侵权、要人权、争生存、保家庭”、“承诺兑现，还百姓出路”等横幅，站在马路中央，令交通瘫痪约3小时。

在佛山市南海东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2011年8月18日下午，工厂突然停电，其后宣布“封场”。晚上工人们听到老板孔泳其已经“跑路”的消息。一天后，公司高层开会，结果让工人们目瞪口呆——老板出走，工厂停工。有1000多名工人债主讨债无门。8月20日上午，一些焦急的公司员工走上公路，堵塞了桂丹路金沙大桥，一度造成交通堵塞。后经劝导，暂时得以平静收场。

失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失业对于个人来说常常是一场悲剧，对社区来说则是造成紊乱和紧张的一个原因，对社会整体而言，则是生产资源的浪费。”就业是基本人权，有岗位才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特别是当失业者是一个家庭中主要的或唯一的收入来源时，失业带来的问题尤其严重，会导致一个家庭的贫困，如家庭关系本身的失和，矛盾增多；子女的自卑感与人际交往的困难；由于在经济地位上的弱势，导致在社会初级关系中处于劣势，在熟人面前抬不起头；如果失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失业者会对政府产生埋怨心理甚至反社会心态。失业导致贫困与严重的心理压力，成为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矛盾源。

4．劳务纠纷引发的矛盾冲突

近年来，由劳资矛盾、集体争议引发的社会性突发事件增速明显。虽然全国对此并没有公开的统计数据，但我们仍可以从间接的报道或研究报告中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据社会蓝皮书报道：2009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68.44万件，涉及劳动者人数29.26万人，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1.38万件，涉及劳动者人数29.26万人。2010年5月17日南海本田工人因工资太低而开始罢工，到5月21日全厂所有1800名工人参与罢工，到6月7日罢工结束，正式员工月最低工资由1544元上调至1910元。4～6月，经海内外媒体报道的就有30多起，影响较大的有：4月24日武夷山竹排工罢工要求享受竹排“返利款”，5月28日兰州维尼纶厂一线工人罢工，6月3～10日日资陕西兄弟缝纫机公司员工罢工要求加薪及改善待遇，6月5日深圳美律电子上万工人罢工。2010年7月，大连开发区爆发了建区以来第三次罢工，有73家企业近7万名工人参与，罢工主要诉求仍在工资待遇方面。据称，对上述罢工，基层工会主席基本上不发挥作用，而政府的工资指导线不仅时间滞后，且脱离实际。据透露，2010年以来，11～49人的一般性集体争议有4000多起，涉及11.8万人；50人以上的重大集体争议有216起，涉及劳动者2.9万人。劳资纠纷涉及的内容包括劳动报酬、加班工资、经济补偿金等。

2010年1月15日，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台资企业联建（中国）科技有限公司（联建科技）爆发2000多名员工大罢工。员工抗议公司长期漠视员工权益并取消年终奖金。愤怒的员工砸毁了公司的大量物品，并与数百名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之后有10余名员工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

2010年10月11日，四川都江堰市胥家镇一灾后安置房项目工地发生劳资纠纷血案，导致讨薪民工一死一伤。第二天凌晨，发生警察拖尸事件，引发工友和市民近万人上街声讨，质疑警察处置不当。直到14日，现场仍有众多工友聚集。

我国工人所面对的窘况，不是什么缺乏权利（lack of rights）的问题而是权利被不当取走（expropriation of rights）的问题。近年来发生于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冲突成了重要的社会矛盾冲突源。劳务纠纷集中发生在私营企业和建筑行业，特别是农民工（peasant laborers）受到的伤害最大。这些工人大部分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带的私人企业或外资企业中。建筑行业由于建筑的周期性，通常是一个建筑项目完成验收后才结算工钱，如果上游环节有一个不顺利，处于最下游的农民工工钱就不能准时领取，在建筑行业大量的欠薪现象导致了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佛山市总工会调查数据显示，企图通过群体性事件维权的人高达45.43%，认为“事情闹大了就会解决”的人有16.34%。如果用非制度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就需要团体的支持，因此同乡会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5．企业改制引发的冲突

我国在“国退民进”产权改革中出现一个重大的负功能，就是国有资产流失或转移导致分配纠纷，激化了劳资矛盾。虽然中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作为国有资产主人的工人，在国有资产改制的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参与权和发言权，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有效保障，改制的代价主要由普通的职工来承担。

2005年7月，咸阳市大型纺织企业天王兴业集团将自己的优良资产剥离出售给香港华润轻纺集团，成立咸阳华润纺织有限公司。9月14日，因为不满咸阳华润提出的新劳动合同，该厂数千名工人聚集在厂区大门表示异议，工厂随即停工。工人静坐持续40天后，于10月24日上午9点40分开始聚集在陇海铁路上，一度造成陇海铁路运输停顿。当日，陕西省省委领导赶到咸阳，聚集的工人很快在政府疏导下散开。据工人称，当时省领导承诺说女性职工可以在45岁内退，并发给原工资75%的薪金（此前这项政策是内退年龄为48岁，内退后只能拿到原工资的60%）。

资产重组本来是为了使国有企业获得新生，结果却走向了工人强烈反抗的一面。在国企改制中，存在着国有资产被低估、贱卖、流失的客观情况，一些地方国企职工权益受损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十几年国企改制阵痛遗留下来的劳资矛盾一再被压抑、积累，一些矛盾已经达到了“临界点”。有的在国企扭亏为盈的时候，私营企业在政府官员的支持下对盈利的国企进行重组和私有化，让私人股东拿大钱，工人拿低工资。有些东北老工业基地有的一家几代人的生计都依靠一个国企，改制使几代人的生计出现困难，矛盾十分尖锐，在劳资矛盾引发的集体行动中出现了暴力化的倾向，已经发生过数起企业高管被杀案。

6．退休保障引发的冲突

在我国，国有企业人员的退休工资与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相比，差距较大，因而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常常会有不公平感。而在一些集体所有制企业与私营企业中，当企业的经营效益不好，工资不能及时发放时，首当其冲的就是退休人员。退休人员的收入本来就比较低，经济承受能力低，一时断了经济来源，马上就会影响其生活。而且他们已经退到社会的边缘，话语权也有限，只能通过集体行为这种形式来发声。

2010年3月2日，近千名退休老人围聚在深圳市深南路市府信访办门口，向信访部门诉求退休金太少，与同级别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差距太大，高工都不如扫地的清洁工。据悉，这些维权老人均属于“中人”群体（1994年8月1日后退休），主要包括深圳蛇口工业区在改革开放时的企业领导、工程师等“拓荒牛”。当日，深圳市社保局相关人士对记者称，暂未听说“中人”维权的情况，目前该事件已有深圳市信访部门介入，退休双轨制不仅是深圳一个地方的事，只是在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据悉，相关“中人”已经准备了提案，欲在两会期间提出。

2004年10月22～24日，安徽省蚌埠市多达1万名退休工人举行示威，要求政府正视退休人士在物价暴涨情况下，面临养老金不足的问题。据安徽省蚌埠市退休工人办事处一名马姓官员透露，蚌埠市的退休工人从周五开始在公共广场及政府办事处集会，示威一直持续到星期日。该官员告诉法新社，“10月22日至24日，许多工人在主要的公共场所集会，人数一度多达1万人。”官员称，“今天早上（星期一），仍有一小撮工人上街示威，不听警方的命令。我听说有好几人被拘留。”他指出，警方下令这些退休工人解散。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观察说，这些退休工人上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拦阻了蚌埠市的主要街道与大道，示威人数增加到“好几万人”。警方和市政府官员拒绝对该事件置评。马姓官员说，蚌埠市六家工厂的六名退休工人领袖日前向市政府和国务院致公开信，要求市政府正视退休人士面临养老金不足的问题，结果引发了这场示威。据透露，市政府前天召开了紧急会议，原则上答应每个月增加60元的养老金，但表示，这必须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退休人士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目前介于400～600元。

退休人员的收入低，经济承受能力差，特别是在通货膨胀较为明显的时期，物价上涨对退休人员群体的生活影响特别大，退休人员更容易产生心态波动。而退休人员无能力与企业管理方博弈，通常会采用集体行动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7．司机负担过重引发的冲突

有些矛盾冲突，具有鲜明的行业背景，如出租车行业。2008年重庆、深圳等地10多个城市都先后出现了出租车司机罢工。由于出租车是具有公共性质的交通工具，罢工直接影响了出行人员的上下班与生活。目前出租车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70%，工会组建率低，职工入会率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等问题相当严重。出租车司机罢工是因为对出租车公司的不合理罚款、租金过高等严重损害其利益的做法不满，罢工针对的是出租车公司。也有出租车司机罢工是由于政府出台的政策规定增加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收入，减少了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因此罢工针对的是政府管理部门。其实，不仅仅是出租车司机，就是其他司机也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司机是境遇相同，组织性较强，行动力也较强的特殊职业群体，因而他们往往很容易组织起来进行抗议。

2011年4月20日，上海货柜车司机和车主在宝山、外高桥等多个港口罢工，抗议油价及各种附加费上涨，工资却未相应提升，要求取消各种不合理费用，否则将罢工5天。另有消息称，浙江宁波港亦有同类抗议，但规模较小。上海货柜车地下联盟20日起发动大罢驶，上千名货柜车司机在宝山区中集集团码头集体罢工并在码头门口堵车抗议，要求取消燃油附加费等相关费用。上海警方出动7300名警员，70辆巴士、警车到现场。司机代表与政府部门官员谈判，官方答应下周一答复，大多司机散去。据了解，上海货柜车业因为近来油价上涨，加上物流公司各种名目杂费，触发今次工潮。有上海港商透露，由于上海海关工资早前调整，职员收入大跌后怠工，拖慢货柜车取柜时间，司机少跑一转，就少赚一次，当然不满。另外，当地货主、运输公司拖欠司机钱的情况普遍，也是事发原因之一。上海货柜车地下联盟一名参与罢驶的司机指出，若当局仍未重视司机诉求，五一劳动节期间，或许会串联其他地方的司机发动更大规模罢驶，引起中央关注介入。

2010年6月10日上午8时，大理交通运输集团公司除大交集团下属永平县分公司、云龙县分公司和洱源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巍山县客货运输有限公司的客运班线车正常营运外，其余8县市客运分公司均罢运，涉及停运线路23条（含重复线路9条）、车辆513辆。事情发生后，大理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确保大理州客运秩序稳定。据了解，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大交集团与挂靠车驾驶员班线经营权的利益之争。5月25日，州交通局收到大交集团客运车辆驾驶员（车主）的联名申诉书，申诉的主要问题是：1．如果不能挂靠经营，要求大交集团公司按市场价格全面收购现有挂靠经营车辆。2．如大交集团公司不准备团体收购，则应承诺班线经营权属于各汽车经营者永久享有。3．大交集团公司与各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合理、合法，由双方平等协商确定。

郑州市出租车司机个人出资18万至20万元购买的出租车，所有权与经营权却归出租车公司所有。一对开出租车的夫妇因交涉“两权”被打，致一死一重伤。这一事件激化了“两权”矛盾，从2007年7月30日至8月1日，全城10000余辆出租车的“的哥的姐”们，集体停止运营，市内交通陷入有车不能坐的瘫痪状态。事件发生后，虽然郑州市政府迅速做出应对，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平息了各方矛盾，但暴露出的出租车管理体制问题却令人深思。一位熟悉内情的业内人士评价说，个体经营者为了谋生，花费18万至20万元买来的出租车，产权却不能属于自己所有。因为当地许多出租车公司立下“行规”：凡与出租车公司签订挂靠合约的，出租车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这“两权”必须归公司所有。许多车主既无养老保险，又无医疗保险，已把车看作保险底单，如果经营权一旦归公司所有，他们将直接面临生存问题。用出租车司机们的话说，这分明是自己“花钱替别人养儿子”，司机们对于这种带有霸权或垄断性质的不平等条约耿耿于怀，以致爆发出这次不可收拾的全行业矛盾及万余辆出租车停运事件。

出租车行业容易发生罢工，是因为出租车司机群体具有特殊性。（1）人员来源复杂。目前我国出租车司机大多由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原国有出租汽车公司的老职工、原来无正常职业的人员甚至还有一些解除劳改劳教人员构成。其中外来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多。以深圳为例，全市约2万名出租车司机，绝大部分来自于湖南省、江西省和东北地区。这些出租车公司与大多数司机都没有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而只是“承包关系”。司机实际上不是出租车公司的员工，而只是承包出租车公司的车进行运营。（2）社交广、信息灵且负面信息多。出租车业的服务是面向全社会的，其服务的对象也是社会大众。出租车司机每天要接触各行各业、各个年龄阶段的乘客。出租业作为一个服务性行业，一般情况下，出租车司机与顾客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双方是地位平等的陌生人。由于乘客具有匿名的身份，可以畅所欲言，因此交谈的内容可以无所不及，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烦恼，从新闻到绯闻。这种互动也体现在出租车司机群体内部。那些从乘客、广播里听来的信息内容芜杂，以政治笑话、黑色幽默、八卦新闻、街头巷尾的杂谈议论、城市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为主，其中大量的信息是负面消息。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性质，使得他们成了城市里消息最灵通的群体。（3）特殊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形成了某些群体亚文化。我国出租车司机普遍文化水平低，面临相同的外部环境压力以及共同的利益与安全，某一城市或区域内的出租车司机相互之间的认同感是很强的。出租车司机群体内部的互助性也是很强的，若出现紧急情况，不一定会“一呼百应”，但只要通过对讲机联络，其他司机朋友无论相互之间是否认识，都会纷纷前往支援。这是出租车司机群体围绕着职业发展起来的一种群体亚文化。在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中，快速的信息传递是集体行动动员的关键。出租车司机这一职业的工作性质、工作环境以及相应的活动方式使得各种信息的获得渠道较为丰富，信息传播的速度也很快，几乎是车子开到哪儿，信息就传递到哪儿，再加上他们本身就拥有城市快捷的交通工具，遇事反应都非常快。因此出租车群体是一个易于产生集体行动的群体。

8．保护环境引发的公共抗议与冲突

近年来，农村的环境污染事件与城市的环境保护事件频发，由环境引起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增长。而环境安全是人的基本栖息地的安全，是居住环境的安全，涉及整个区域的全体居民，因而居民认同度高，为保卫环境安全容易产生一致性的共同行动。往往只要有人提议，就会产生一呼百应的效应。目前，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明显，各类环保突发事件频发，加上群众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由此引发的社会性突发矛盾也很多。

浙江省东阳市竹溪工业园区在没有进行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建设化工、农药等污染严重的企业并投入生产，对周围农田的蔬菜、果树生长造成危害，受损面积达3000多亩。在村民多次与有关部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2005年4月，东阳市竹溪工业园区周围13个村约5000余人冲击打砸工业园区内的部分企业，提出“污染已经毁了我们的命根子，我们只能以死相拼”。甚至一些村民在冲突中高喊“宁愿被打死，也不愿被熏死”。

2007年3月，联合105位全国政协委员递交一号提案、揭开厦门市民反PX浪潮的中科院院士赵玉芬，对记者表示“如果确认迁址，这归功于厦门市民”。民众相信，12月5日启动的环评报告公众参与阶段，是推动迁建的最直接原因。那两场座谈会上，接近九成的市民代表坚决反对PX项目上马。6月1日，上万厦门市民曾自发在这里聚集，以游行的方式来表达对一个厦门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化工项目的抗议。即便厦门市政府此前三天紧急宣布缓建决定，并在当地媒体应急澄清传闻，仍未能阻挡住坚忍的市民的步伐。公开资料亦显示，半年中，厦门市政府共收到各类渠道反映的市民意见近万条。“未来海岸”的业主吴玉梅说，“我们给总理写过信，也给焦点访谈打过电话。”

由于市民的环保意识提高，过去对公共事业名义建设的项目较为宽容，但现在也开始苛刻起来。公共项目对全市人民来说无疑是需要的，但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居民来说，可能会形成一定的环境污染（水、电、气、光、声）等，危害他们的身体健康。于是，全市居民的利益与项目所在地居民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这种少数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由过去的少数人的屈服到现在的不断抗争。从发展趋势看，环境冲突还会上升。

2010年1月，备受关注的广东佛山南海区江南发电厂欲建污泥焚烧项目遭“邻居”高明区市民反对一事，再度掀起波澜。24日，广东佛山高明区网友、市民，以及南海区西樵镇市民等自发聚集在一起，以建议当地政府加强西江规划协调、保护并改善西江高明段两岸环境为目的，开展了“戴口罩巡游活动”。此次活动人数达400多人，巡游时，市民高呼“保卫家园、反对污染”等口号，以表达对西江沿岸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期望。

2008年，榆林市榆神煤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作出了《关于东方红煤矿采空区对慕中山村的影响评价》报告。这份报告指出，陕西省横山县韩岔乡3个慕中山村的村民小组正处于东方红煤矿采空区的中心位置，村庄已经处于悬空状态，地面面临断裂和塌陷的危险，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政府决定将慕中山村3个组整体搬迁，但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煤矿和政府给的搬迁费完全不够用，现在还有几百人留在原地。”从2007年开始，村民在向上级反映无果后，便开始阻止煤矿生产，但除了几位村民被刑拘外，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2008年，7位村民代表更是因为阻止煤矿生产，被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赔东方红煤矿130万元“经济损失”。在被证实越界开采煤矿后，东方红煤矿并没有停止生产，直到2010年6月28日白岔村村民阻止后才停止。2010年10月15日，村民继续阻止煤矿生产，警方同样出动20多辆警车，34位村民被警方带走。横山警方在抓捕过程中对外发布新闻通稿称，“横山县公安局负责人表示，东方红煤矿于1996年投入生产，是一家手续齐全，合法生产的民营企业。”然而在陕西省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2010年第三批关闭煤矿名单的通知》中的关闭煤矿清单上，横山县韩岔乡东方红煤矿赫然在列。

对自然资源的不当、违规开发引发的问题，从近年环境突发事件发生率的快速上升中可以看出。“过去10年间，全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上升11.6倍，年均递增28.8%。2005年是历年环境污染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最多的一年，1～7月，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事件中，有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及其要害部门，聚众阻塞交通和聚众滋事、打砸抢烧等过激行为的占30%以上。”“2007年1～9月，全国12369环保热线共接到投诉28万件，受理22.8万件，办结20.7万件。环保总局处理的突发环境事件91起，同比下降30%。”因环境问题有其特殊性，一旦某地产生污染，当地群众的基本生活便会受到影响，甚至无法生存，即使金钱也无法补偿或替代。因此，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对抗程度明显高于一般群体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厦门环保事件后的四年，2011年又出现了大连“8·14”抗议德福公司污染环境引发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反映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我国绿色环保运动开始增长。

9．历史遗留矛盾引发的冲突

有些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政策具有合理性，但随着历史的变化有些政策变得不合理了。在集体上访中“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要求解决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问题。近期此方面人员信访活动较为频繁”。由于此类事件涉及军队的威信，一般国内无法报道，而国外媒体却十分关注这类问题。转业、退伍军人过去的荣耀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黯然失色。特别是当军人面临生存困难时，相对剥夺感日益增加。他们的问题大都集中在社会贡献的承认与经济利益的补偿方面。

2010年4月8日，湖北上千“援越抗美”退伍军人分别上访省市两级政府，要求保障生活福利，以及国家认可过往的贡献。当日上午，有大批曾参加“援越抗美”的退伍军人到位于省会武汉市的省信访局进行请愿抗议活动。据称上午高峰时达上千人，到中午仍未散去。“援越抗美”退伍军人主要要求公开身份、解决生活待遇问题。

“援越抗美”军人是个较为特殊的群体，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与越南战争爆发后，中国秘密派出数十万穿着便衣的战士到越南参战。但时至今日，“援越抗美”仍未解密因而至今不便公开身份，这为参战人员带来身份困扰，使他们在政治上不能享受荣誉，经济上不能享受待遇。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有同样经历、贡献的人实行了不统一的两种政策。“援越抗美”军人在与抗美援朝等军人比较时产生相对剥夺感。为此不少人多次上访、申诉。类似的还有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下放工人、下放城市居民、下放知青等历史遗留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因政策而留存农村，当这些人年老体弱，生存出现困难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获得适当的经济补偿。他们中的有些人不断向各级党委、政府、人大、调解委员会、信访办公室以及媒体机构提出申诉，以期引起重视。我国存在诸多特殊历史时期特定人群利益受损的矛盾源，但因涉及当时的社会政策，特别是相当数量的人群，解决问题的难度较大，使这些矛盾源始终存在，使特定群体持续地进行着争取利益的行动。其中相当数量人员成为老上访户。

10．库区移民的矛盾冲突

我国每年要建设大量的水电站，涉及数百万的水库移民。而移民要从祖祖辈辈、土生土长居住的家乡搬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谋生，这就涉及家庭财产、经济利益、生活习惯等许多问题，在心理上有一种天然的抵抗情绪。如果简单粗暴地要求农民迁移，在利益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会引起农民的激烈抗争。

2004年9月21日，工程施工方在四川汉源县万工乡挖取工程用料，遭到闻讯赶来的上万名农民的阻止。此事后来被当地官方定为“9·21”事件。10月27日，众多农民以为大坝已经开始截流，赶到施工现场静坐，据几位在现场的农民说，到现场静坐的农民至少有5万人，多则有近10万人。10月29日，汉源县县城全部罢市，另有汉源二中、汉源四中学生上街游行。其间，汉源县县政府玻璃被砸坏。

三 零散的矛盾源

引发经济冲突的矛盾源还有许多，有些并不是因为群体性的利益受损，而是个体的利益受损引发的。在社会生活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团体之间的许多矛盾纠纷，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或者法律来解决，而是依照聚众闹事的方式来解决，这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也十分大。

有的人将集体行动当做谋取利益的博弈手段。为了一己私利人为地挑动群众闹事。

徐州市丰县首羡镇李堂村是李堂煤矿矿物运输的咽喉要道，李堂村村长蒋某对煤矿公司的矿物运输权觊觎已久，他想组建运输公司承揽这项业务。2009年6月，蒋某召集同村刘某、商某、杨某、渠某等6名干部，共同组织利用村民闹事企图强行获取李堂矿业公司的煤炭运输权。他们以每天20元的报酬雇用村民200余人，将村民组织聚集在矿业公司门口，分发棍棒、弹弓和刀具等器械，煽动村民阻止公司车辆、人员出入，谩骂围攻公司干部职工，并焚烧破坏门禁设施，向院内发射弹弓和砖块，中断企业运输经营长达四天，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至2010年3月，7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落网。

企业职工为了工资、福利待遇较多地采用罢工外，一些学校的教师也采用罢课的形式。

2010年9月28日，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撤县改区，此前一直流传改区后所有教师都会涨工资的消息，但是，9月28日方案公布，高中教师没能与该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和公务员一样涨工资，不满在10月12日爆发，最早是铜山中学的高中教师停课，然后几乎全区高中教师都集体停课。

有些特殊行业也采取集体行动要求解决问题。

2007年7月29日20时许，桂林市有400余人自称是导游的人员，聚集在市政府大门口，引起群众围观，阻断了市区部分交通路段，影响政府正常工作。尽管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现场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疏导工作，但他们仍然不选代表，不听劝返。在现场教育劝返无效的情况下，依据《信访条例》第16、17、18、20和47条之规定，为维护正常交通和工作秩序，22时50分，由信访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将所有聚集上访人员带到信访接访点（桂林市中心职校校园内）接访，交通恢复正常。

目前，“职业医闹”群体已经产生，他们往往与产生医疗纠纷的患者家属互相利用，通过在医院门前聚众静坐、拉大条幅、摆设灵堂，甚至将死者或伤者抬到门诊大厅等方式，向医院索取高额赔偿，他们再从中分红。这个特殊的人群目前已呈现职业化发展趋势，对医院的正常秩序造成巨大危害和冲击。

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一起医疗纠纷，上饶县董团乡董团村一游姓农民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殴打医生，干扰了正常的医疗秩序。事情发生后，2011年5月31日上饶市人民医院100余名医护人员到市政府信访局上访，要求惩处“医闹”。为此，上饶市政府高度重视，分管领导率领信访、卫生、公安等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对医疗纠纷展开调查，分清责任后进行了处理。同时，对为首的打砸人员采取了必要措施，对医患双方进行了初步调解。

在中国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当前经济型突发事件的矛盾源远不止这些。上述的矛盾冲突源，只是当前主要的、频发的经济型突发事件的矛盾源，这些受到利益伤害的群体，成为当前社会中最不稳定的群体，是经济型社会性突发事件中行动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