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干涉理论:春秋时期的实践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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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三国演义》是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文学巨著。这部书的魅力也许并不在于其文辞之优美、用典之精深,而在于描述了一个时代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宏大场景,展现了当时历史人物叹为观止的权谋智术。与《三国演义》类似的一部历史小说是《东周列国志》。《东周列国志》的故事取材于东周时期的历史典籍,形象生动地演绎了春秋时期诸侯邦国之间的政治斗争。

无论是三国时期还是春秋时期,政治集团之间的折冲樽俎,都是其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这两个时期总体趋势是,中央政权分崩离析,国家由统一逐渐走向分裂。因此,政治集团的割据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主题,政治集团之间的互动明显体现出某些“国家间政治的特征”。例如,三国时期的曹操集团与刘备集团的冲突、春秋时期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冲突行为,在某些方面与近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模式具有一定的类似性。这并不是说古代中国邦国间的政治关系和现代国际关系是完全一样的。我们认为,承认各个邦国共属于“古代中国”在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关于“古代中国”的概念,参见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顾颉刚:《古史中地域的扩张》,载唐晓峰、黄义军编《历史地理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6页;孙玉荣:《古代中国国际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第33页。

同样,在一些学者看来,《春秋》和《左传》这两部重要的中国经典,以编年方式记录了国家的兴衰,对国家通过制衡维持生存、获得保护、相互交流和对外扩张有着十分详尽的描述,均势思想和实践也可从大量关于“霸”“盟”和“会”的记载中看出来。Zhang Yongjin, “System, Empire and the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Cox, Tim Dunne, Ken Booth eds, Empires,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9; E. V. Gulick, “Our Balance of Power System i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4, No. 1,1960, pp. 9-20.具体到春秋时期,有学者认为,当时邦国之间形成的制衡体系与当今国际体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例如,在国家之上,缺乏统治性的最高权威而仅有形式上的最高权威;各国奉行“国家利益至高至上”的原则;“国际社会”的支配性原则是“丛林原则”;普遍道义论沦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倪乐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观念对世界和平的意义》,《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52~153页。尽管这种看法有些偏颇,但强调两个国际体系的类似性仍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

虽然《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里面的很多故事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但这两部书毕竟不是信史,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如果人们希望讨论《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所叙故事的真伪、含义和启示,研究者需要以反映这两个时代历史的主要典籍,即《三国志》和《左传》为主要依据。本书以《左传》为基本历史文本,来研究春秋时期的特定国家间政治现象,即春秋时期各邦国间的干涉问题。春秋时期,干涉是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一种普遍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探讨空间。

在这里,我们仅举一例,以说明春秋时期干涉现象所揭示的许多学理问题。鲁国是春秋时期的显赫邦国,其远祖是周公的弟弟。晋国同样是春秋时期的重要国家,其祖先为与周天子同姓的唐叔。晋文公之后,晋国成为春秋时期权倾一时的中原霸主。鲁国则一落千丈沦为晋国霸权的附庸国家,多次积极参与了晋国主持的盟会。在这种形势下,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晋国发动了对鲁国的干涉。

事情的具体经过是,鲁国卿族叔孙氏的代表叔孙侨派人到晋国的卿族郤犫那里,声称鲁国的执政季孙行父认为晋国的内部已经分崩离析,不值得信赖,季孙行父决定转而侍奉齐国和楚国,为此宁愿冒被灭风险也要背叛晋国。叔孙侨派人对郤犫说,季孙行父谋划这一决定时认为,“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左传·成公十六年》,“蔑,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的《春秋左传》言论均以杨伯峻点校的《春秋左传注》为准。我们对《春秋左传》引言的解释参阅了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 2008年7月第9次印刷;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科学出版社,1959;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7。《左传》中的相关史实参阅了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中华书局,1991;惠栋:《左传补注》,中华书局,1991;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马啸:《左传事纬》,中华书局,1991。叔孙侨此举实际上是怂恿晋国的卿族除掉季孙行父,自己则在鲁国杀掉仲孙氏的大臣蔑,从而为在本国获得执政地位创造条件。结果,这年九月,晋国人拘捕了季孙行父。面对这种情况,鲁成公反对晋国的干涉,派出大臣子叔声伯前往晋国交涉。郤犫想拉拢子叔声伯,先是声称要将鲁国政权交给子叔声伯掌管,后又声称要为子叔声伯获取封地。郤犫开出的条件是,只要子叔声伯不再像季孙行父那样有背叛晋国的念头,则晋国的卿族就会对他“吾与子国,亲与公室”。《左传·成公十六年》。郤犫后来又声称“吾为子请邑”。《左传·成公十六年》。

但是,子叔声伯断然拒绝了郤氏的利诱。在此情形下,晋国大夫范文子便劝说执政的栾武子,仍支持在鲁国获得普遍支持的季孙氏。范文子谓栾武子曰:“季孙于鲁,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信谗慝而弃忠良,若诸侯何?字叔婴齐奉君命无私,谋国家不贰,图其身不忘其君。若虚其请,是弃善人也。子其图之!”《左传·成公十六年》。二君,指宣公和成公。“虚其请”意即拒绝其请。晋国的干涉虽然最终失败,但季孙行父一回到鲁国,立刻放逐了叔孙侨,并与其他卿族结盟。为了缓和晋国对鲁国背叛的担心,季孙行父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与郤犫重申了两国之间的盟约。

上面这个案例存在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晋国的所作所为是对鲁国的干涉吗?在这个案例中,鲁国的卿族前往晋国,谋求借助晋国的力量推翻本国的执政卿族,并且鲁国的请求竟然被晋国的执政者接受了。那么,晋国针对鲁国卿族的强制行为,是否构成了“干涉”呢?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远在春秋时期,究竟须满足何种标准的国家间政治现象,才可被称为“干涉”?

其次,为什么荣享霸权地位的晋国听信鲁国大臣所谓鲁国将要脱离晋国霸权控制的消息,并不问真伪而粗暴地拘捕了鲁国的执政?鲁国作为晋国霸权的附庸,这种身份与晋国所发动的干涉有何联系?由此引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春秋时期的霸权与干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霸权究竟更多地将干涉作为进攻性的手段还是防御性的手段?从客观效果看,霸权国家发动的干涉有何积极意义?

另外,在上述事件的叙述中,出面活动的人物是当时的卿族而不是国君,为什么很难发现晋国君主和鲁国君主的态度?这是否意味着,一国内政情况与是否易于遭到外部干涉有关?卿族政治的影响力与干涉决策是否存在关联,且与干涉所支持的对象有着某种联系呢?在反对外部干涉的过程中,卿族政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简言之,作为春秋时期邦国内政的重要内容的卿族政治与干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最后,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晋国作为权倾四方的强国,何以干涉失败?由此引申出来的是,在春秋时期什么国家影响干涉成败?比如,当时流行的国家间规范,是否能对强国的干涉行为构成某种约束?如果说,春秋时期存在普遍奉行的干涉规范,据此在某种条件下干涉能被当时的历史行动者所接受,从而被认为具有正当性或合法性,那么,其时干涉规范的形成路径与干涉规范的效力有何种关系?春秋时期的干涉规范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干涉的“规范理论”有何异同?春秋时期的干涉规范是否能对当代中国面临的干涉规范方面的挑战提供镜鉴?本书将尝试对上述问题给予系统性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