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人类的活动总是在观念、思想、理论指导下的行为，经济活动也不例外，它接受经济学的指导。按照《简明牛津字典》的定义，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实用性科学”，也可以理解为“能够指导人们在资源稀缺、竞争激烈的条件下，为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科学”。这一传统的经济学定义暗含着一个不变的前提：“大自然（地球）作为经济活动稳定、可靠的场所，人在其中理性地进行生产和消费。”这一前提还表达了另一层含义：自然被设定为不变的自然、人被设定为“理性”的经济人，两者都不会跨越各自的“设定”并相互认同。然而，事实并没有证实这种前提和设定。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现实正在否定这两个“设定”，大自然变得不稳定、不可靠，人也变得不尽理性，欲望总是超越其限制的边界。呈现的结果是：大自然不断地彰显自身的“稀缺”，而人却总表现出满足得“不够”。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延续了200多年的传统经济学受到普遍质疑，迫切需要新的观念、思想、理论来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许多专家和学者提出了诸如“稳态经济”“生存经济”“零增长的发展”等新的经济概念。不论这些概念和思想是否全面、是否完全正确，但有一点是清晰的：人类必须重新反思对“自然”的设定以及自身需要的合理性与限制，并认同大自然不只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同时也是像“人类需要”那样的目的。绿色经济概念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在其所著的《绿色经济的蓝图》中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他主张从社会及生态条件出发，建立一种“可承受的经济”，并提出将有害环境和耗竭资源的活动代价纳入国家经济平衡表。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报告，将绿色经济定义为“可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的经济”。该报告提出三个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一是实现绿色经济不仅会实现财富增长，特别是生态共有资源或自然资本的增益，而且还会产生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二是消除贫穷和更好地维护及保持生态共有资源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三是在向绿色经济过渡进程中，需要对劳动人口的技能再培训或再教育进行投资。该报告还提出应将全球2%的GDP用于绿化10个核心经济部门，并对绿色投资相比常规投资的效果进行了预测。

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了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该文件充分肯定了绿色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背景下的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可使我们更有能力以可持续方式管理自然资源，同时减轻不利的环境影响、提高资源效益、减少浪费。同时，该文件还提议各国根据国情积极制定促进绿色经济的政策措施。

在国家层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绿色经济就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积极制定了一系列以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等为核心的政策措施，试图通过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经济复苏，并在新一轮全球经济竞争中继续占据优势地位。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谁掌握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谁将主导21世纪”。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资源进口、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等备受全球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舞台上的角色有了更多期待。从国内看，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系统退化的总体态势还是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集中显现，中国迫切需要发展绿色经济。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基于这一背景，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组织长期从事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的专家，在对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全球绿色经济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的生态稀缺性、环境风险、贫困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历经近一年的辛勤努力，形成了《全球格局变化中的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报告共归纳、提炼出如下基本判断：第一，过去20年的人类实践表明，仅有“理念”不足以改变现实，还需要有从理念到现实的实施路径。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发展一直面临有效路径缺失的困境，不仅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自然资产的稀缺性和环境风险日益加剧，而且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在不断增多的约束中已经缺乏增长动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绿色经济”被认为是摆脱经济危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路径，已经进入世界各国政府政策与发展目标的视野。第二，依据全球经济格局演变趋势，全球尚有超过80%的人口将相继步入工业化道路，对全球资源环境的压力将空前增加，且呈持续、蔓延的态势；与此同时，全球还有超过10亿的人口处于极度贫困状态，迫切需要寻求适合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道路。传统工业化模式无法应对生态环境和人口增长需求的双重压力，绿色发展自然而然成为全球性共识。第三，经济发展已从要素驱动为主的阶段转向要素与技术创新并行驱动的阶段，绿色技术创新正成为解决资源环境约束、转变发展模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核心驱动力。新能源技术、“制造业生态化”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战略核心，正在成为全球经济转向的标志和国家谋求竞争力的新潮流。第四，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可计算的物质财富高速积累，与此同时，自然资产的总量、质量与人均拥有量呈快速下降趋势。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生态稀缺性最高的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比较，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更强、生态风险更高。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大幅增加对生态环境的投资，降低生态资产稀缺性和环境风险，刻不容缓。第五，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以绿色能源技术为主的狭义绿色经济，我国的绿色经济具有更广泛的内涵。除了把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作为未来绿色经济的主要动力外，严重受损的生态环境恢复将是我国绿色经济的重要内容。鉴于我国绿色经济发展面临许多障碍和问题，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绿色产业培育与传统产业绿色化等关系，将成为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艰巨任务。

希望本书对于从事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部门的决策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限于我们的知识水平，本书定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更进一步开展此类工作。

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