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学生文化认同机制探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领域的全面转型，也带来了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化。多元利益和价值诉求的声张与市场的激活，打破了传统生活的节奏和形态，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模式，传统习俗日渐销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形态并存的格局开始出现，导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高雅与世俗张力的无序体验，在思想上困惑迷茫，在价值评价和行为选择上无所适从，甚至出现文化价值认同危机。在这样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下，探讨大学生文化认同机制既是一个复杂的命题，也是一个紧迫的课题，将有利于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成长规律。

一 大学生在文化认同中的自觉选择

“文化认同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认同的指标不是人们的自然属性或生理特征，而是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由于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都是后天的和可变的，文化认同也具有相对的可变性……而文化认同的可变性则意味着，文化认同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选择的，即选择特定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可见，文化认同具有明显的自主选择性。其中，选择性自主程度的决定要素，在于人与文化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要求，以及作为文化主体——人的主观认知结构所达到的文化自觉程度。因此，我们要揭开大学生文化认同形成的动力和机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对象性关系”以及自身认知结构的文化自觉中去寻找答案。

“文化世界的客观性的基础不是自然的给定性和唯一性，而是人的主体需要结构和对象的相互关系。”因此，文化认同是多样性、多层次、多重结构的。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文化可以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中渗透着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为物质文化所决定，同时又以一定的精神文化观念作为存在的前提，并在其中凝结着精神文化的因素，而又反过来给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发展以巨大影响；精神文化归根结底为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所决定，但又受制度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并反作用于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这三个部分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构成一个多层次、多侧面、多方位、有机联系的整体结构。对一种文化的认同，又时常表现为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或表层或中层或深层的认同。在这样复杂的对象性关系中，文化认同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则取决于文化认同主体——大学生认知结构中的文化自觉程度。

大学生无疑是文化自觉程度比较高的群体之一。对文化的选择过程，不仅有其特定的目的，而且往往把这种目的转变为所追求的现实目标。一方面，表现为对文化本身价值的判断。尽管他们也追逐时尚，追求物质的满足，但他们更把自己的目光投向自己未来的发展，以独特的视角选择着各种文化，以长远的眼光来评价和接纳文化，注重的是文化发展的生命力和活力，以是否有利于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是否有持续的发展动力作为文化选择的标准，在多元的文化和文化的多层次之间穿梭，汲取其中的养分，形成具有结构独特的文化选择心理。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让大学生体验成就的需要，不能满足大学生发展的需要，而仅仅满足他们生存的要求，就不会真正打动“年轻的心”。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发展的需要将是第一位的，将是他们评价和接受文化的首要标准。这是由他们的特殊人生阶段和角色所决定和要求的。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实现这种文化价值所应付出代价的估计。大学生对文化对象的选择既包括对价值目标的选择，也包括对选择成本的核算。文化对象选择的成本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和多角度的。这其中既包含着获得文化产品所必需的经济成本，还包含着理解、吸收这些文化产品所必需的智力成本、经验成本等隐形主观精神成本，更离不开对选择过程中的时效成本的核算。他们面对种种文化客体进行具体选择时，为了防止将最有效用价值的文化客体漏选，往往将选择时空域尽量扩张，从而达到全面比较和择优选择的目的。但是为了降低和节约成本，又要尽可能地缩小选择的时空域。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大学生文化选择过程中。因此，大学生有时更加愿意选择表现形态明晰、真伪情况易辨、效用价值不难识别的文化方式。如果文化方式形态隐蔽、真伪难辨，效用价值也难以识别，自然就会大大降低学生选择的主动性。从这个视角，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些大学生为什么易于青睐大众文化、流行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主选择性有时也会表现为对文化认同上的内在抵制。在表面看来，大学生并不想也不会同社会认同的文化发生外部冲突，但一个倾向是，“自我实现者更倾向于领悟真实的存在，而不是拘泥于他们自己或他们所属文化群的愿望、希望、恐惧、焦虑以及理论或者信仰中”。当他们所追求的真实存在与社会上文化认同的规范出现矛盾时，他们不会为了迎合多数人的意见而放弃自我，坚定的内心使他们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但社会上的文化认同不是一般的表态，而是一种强大的世俗力量，与这种力量对抗就得承受很大的压力。面对压力，如果大学生有足够的文化自觉，就能够冷静地、客观地面对社会现实，尽管现实中包括他们内在的予以抵制的惯例和习俗，却并不是死板地、僵化地简单从事，而是“能随遇而安，能以变化为乐，能即席创造，能满怀自信、力量和勇气对付他毫无思想准备时面临的情境”。在这样情境下获得的文化认同往往具有强烈的创造特征，有利于推进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这就是大学生为什么总是易于成为文化变革先锋的内在原因和机制。

二 文化对大学生认同的内在约束

“认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在大学生文化认同中，“文化本身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一个主要因素……文化是我们身外的东西——它存在于个体之外，而又对个人施加着强大的强制力量。”这种约束力量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以内在的、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域中形成独特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将对身处其中的人们的文化认同形成直接的约束。“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并在特定时代的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就会表现为给定的、带有强制性的规范力量。”

一是表现为文化传承的惯性。文化传承既是特定文化形式和文化模式对文化主体的文化教化和文化强制过程，也是文化主体习得文化的学习过程。具体来说，“作为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文化一旦形成，它一方面对于置身于这一文化之中的个体的生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它像血脉一样构成人的存在的灵魂；另一方面，它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从深层制约着社会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发展”。尽管作为现代人，我们常常忽视文化模式的力量，往往过于专注那些具有功利色彩的具体事物，过于关注可以用感官体验到的消费世界，而对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和周围依旧以各种方式存在的文化视而不见。应该认识到，“在日益平面化、直接化、简单化的现代世界背后，实际上沉睡着或遮蔽着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价值世界、意义世界”。

二是表现为文化适应的超越。文化适应是指一定的文化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针对时代和现实的发展要求作出的调整和创新。既有对原有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巩固和加强，也有对原有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更新、修正、超越等。“文化适应不仅是原有价值体系、心理定式、思维方式的解构，也是新的观念、思想、规则的建构；是传统惯性的消解，也是传统精华的重铸；是社会生活的变革，也是人身心的新生，从而实现文化系统模式的革命与转型。”人一代一代地逝去了，而文化依然活着，以仍然生存着的人的活动而“活着”。这种“活着”不是被动的、僵化的，而是主动、常新的，以创新的精神和现代的方式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新的回应与超越。因此，文化模式通过文化适应获得与时俱进的活力与生命。我们在文化认同中，一方面可以体会到不断自觉的文化精神对历史进程的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可以体会到原有文化模式对人的行为的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

三是表现为文化转型的挑战。“文化模式不仅作为特定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价值体系和社会内在机理而制约、影响、规范着个体的人格、个体的活动和社会的运行，而且还通过文化模式在较大的历史尺度上的变迁，即文明形态意义上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换和更替，更加深刻地、从更高层面上制约、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活动和社会的运行。”在转型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文化冲突甚至文化危机。从历史发展空间来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有着自己传统的价值观，它们对待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有着根深蒂固的观点和认识，由于这些观点和认识存在着较大差异，它们在接触和交往中互相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历史发展时间来看，冲突的焦点往往集中维护或否定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社会地位和存在的合理性上，表现为一种人们习以为常地、自在地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或人们自觉信奉的文化精神不再有效地规范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开始被人们所怀疑、质疑、批判或在行动上背离。因此，在转型时期，原有的文化模式会对文化认同表现出更强的约束倾向，以抵制一些新的文化特质或文化要素介入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活动。

综观之，大学生文化认同受到文化模式的内在制约。通常来说，“文化变化的节奏总体比较缓慢并且跨度长”，但是，“由于外部事件的作用和内部的群体及权力的重新组合刺激了对集体传统的新理解，这种变化在每一代都会发生”。一些既有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等会被人们从文化的意义框架中剔除，一些新的成分会被吸纳和融入，当新旧替换和重塑保持着一种相对平衡的节奏时，文化认同的稳定感和延续感就能得到维系；当社会进入转型期，外部条件的急剧调整加速文化输入——输出的节奏，造成文化体系的结构性失衡时，文化认同就可能得到空前的强调，表现为对既有生活方式的更强烈的依恋和忠诚，这种反应性的热情甚至可能转化为某些极端保守的立场和情绪，如民族主义、族群分裂主义等，给社会秩序带来挑战。

当前，大学生文化认同正面临着转型的挑战。1978年以来的中国，见证了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疾速调整，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民众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等层面上，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的文化模式依旧发挥着社会活动和个体行为的规范和解释功能，文化的现代性依旧没有生成。更为复杂的是，目前传统的经验式、人情化的文化模式往往披着科学、理性、民主、自由、进步等外衣或各种现代的甚至所谓后现代的文饰而登场。以至于有学者断言：“在今日之中国，既有的知识，无论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或是新近从间接经验中获得的，都不足以帮助人们解答 ‘我（们）是谁’, ‘我（们）在哪儿’, ‘我（们）去向何方’ 的问题。”

（二）文化方式

文化方式是文化内涵和特征的一种外在表现，不仅承载着文化的内在价值，而且本身也是一种传播力量。这种力量往往表现在不同文化方式的传播特点及其张力体验上。

一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主要通过政治宣传和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的阐释而转化为全社会普遍统一的大众话语和文化，从而控制着大众的主导价值取向。市场经济的建构正在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上述社会文化结构，大众层面的文化精神和话语不再直接为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它因而也开始从精英文化和精英话语的控制下游离出来，在消费文化、通俗文化的引导下相对独立地、自律地、多元地流动。与此相对应，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大学生也面临着从精英走向草根的身份困惑，曾经的“精英”标识让当代学生依然怀着解不开的“精英文化”情结，而成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他们，又割舍不了对大众文化的依恋和投入。在文化认同中，“大众文化是由居于从属地位的人们为了从那些资源中获得自己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这些资源也为支配者的经济利益服务……始终是一种关于冲突的文化，它总是关涉到生产社会意义的斗争”。正是这种隐含的力量，成为影响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最常见的文化方式。可以说，“大众文化就像是横向的力将社会拉平，使每个人都有掌控自我和环境的感觉，而精英文化则像纵向的力，形成一个阶梯，每个人都必须不断向上才能获得更大的控制力”。尽管我们还无法准确评价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对学生文化认同的利弊得失，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些力都是双刃剑，如果过度，那么前者就会陷入无序的狂欢，后者则会造成社会的断裂”。

二是时尚文化与传统文化。“时尚是一种外表行为模式的流传现象，表达人们对美的爱好和欣赏，是习俗的变动形态，而习俗则是时间的固定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时尚和传统实际上就是个人衡量自身的尺度。传统指向过去，是对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的追溯和加固，而时尚指向未来，构建和融入新的认同。大学生由于年龄特征使他们不一定是时尚的创造者，但他们总是时尚的追随者，往往是时尚的代名词和风向标，无论是服饰等外在的表现“时髦”，还是价值观念的“前卫”，都在一定程度上书写着“时尚”。然而过去的文化绝不是一个“死人的王国”，它们作为传统总以各种方式发挥自己的影响，从而使大学生常常处于时尚文化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张力场中，经历着过去和未来的拉扯与碰撞。

三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在漫长的文明传承创造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先进文化，它不仅包含着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发展起来的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包含着中国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更涵盖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先进文化。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优势和特质，都具有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成为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沃土。外来文化是大学生文化认同的一种补充、一种拓展，使之更加丰满和辉煌。要立足于强化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强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在强调对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同时，积极引导学生批判性地加以接受，形成文化的理性判断标准。

四是现实文化与虚拟文化。现实文化就是我们能够在现实社会中感受到的文化；虚拟文化是指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在新的空间中存在的文化形式，因它与现实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和交往方式，从而使它具有独特的传播个性。“环境对于个体来说，太大太复杂，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来驾驭，人们一般了解的是经过重构的环境，而人们也是对重构的环境的刺激产生反应。”网络的产生使这种重构从隐喻变成现实，网络虚拟社会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给每个人都提供了成为主角的可能，只要你谙熟网络规则和语言。可以说，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打上了明显的网络烙印。

五是特殊文化符号。卡西尔认为，人运用符号形成文化；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它包括以任何形式通过感觉来显示意义的全部现象。它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它是意义的载体，是精神外化的呈现；另一方面它具有能被感知的客观形式。在符号中，既有感觉材料，又有精神意义，二者是统一不可分的。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开头就讲述了一个与特殊文化符号相关的故事：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一独立的国家。就在之后的两个星期，在莫斯科政府大楼演讲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细心的美国人注意到，从前装饰在演讲台上的列宁塑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挂在墙上的俄罗斯联邦的国旗。但问题是，那面国旗却被挂反了。这就是特殊文化符号的功能。特殊文化符号如表征国家意识的国旗国徽国歌、表征民族意识的图腾、表征民族文化意识的典型人物等，“随着相关的文化价值愈益独特地联结某一事件的个别形态，这一事件的文化意义往往相应的愈益增长”。从而在大学生文化认同中占有独特的、重要的地位。因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持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

总之，文化方式对学生的影响是自发的、潜移默化的，容易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但其影响不是单一的、线性的，往往是复合的、网状的，呈现复杂的交织结构，也因为学习的计算方式和文化方式的不可通约，在此难以对各种文化方式的影响力进行一一排序，只能作一个总体大致判断：首先，现实的、时尚的、大众的或精英的文化对学生的文化认同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其次，民族的、外来的文化在不同的专业、家庭和文化成长背景的学生身上留下的深度和广度会有所不同，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各自的文化倾向和视角，其影响力的排序是不一样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作为文化方式混合体的学生最有可能有所创新。他们既是本民族文化的受益者，也是外来文化的受益者，是多元文化的混血儿，可以站在一个特殊的高度，在人类优秀文化的丛林里自由出入，更容易达到一个新的文化自觉。再次，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是学生成长的社会底色，对学生文化认同影响是客观的、不可忽视的，应该重视并发挥中华民族特殊文化符号的作用。最后，虚拟文化对学生文化认同的影响力还相对较弱，尚处于起步阶段和探索阶段，但其增长趋势不容小觑。当然，如果各种文化方式过度缺乏整合性，可能给学生造成无法忍受的压力，甚至动摇文化认同的稳定性。

三 大学生文化认同过程中的外在调适

（一）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在整个文化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制度’。”“文化是生存方式。这种历史地凝结成稳定的生存方式必须通过特定的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体系，通过社会运行和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而体现出来。”可见，大学生文化认同既受价值引导，也受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制度文化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可以通过社会制度的安排来促进文化整体发展，提升文化品质，增强文化发展的自觉性，从而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制度安排，给支撑这个社会制度的文化以现实的说服力，推进经济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和谐发展，从而增强文化认同的说服力。

（二）学校教育

对于个体而言，大量的科学知识、文化观念、文化价值、人文素养、道德规范、人生态度、世界观等文化内涵的传承主要依赖学校和社会的自觉的文化传承渠道和个体的自觉的学习过程。教育对于大学生文化认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社会而言，教育可以促进形成宽容、理解和尊重多元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形成一个更为丰富同时兼容自我与他人的意义体系，使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学会保持和平，协调互相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和谐共生。在社会生活中，大学生受纵横两重文化关系的制约，即不仅受人类历史文化的影响，而且受现存文化的制约。对历史文化必须通过接受教育来了解、筛选和继承。如果没有了教育，历史文化将在大学生身上断裂，这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体验和参与创造现存文化的过程中，社会提供了充裕的文化食粮，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就一定有接受的理由和必然，他们是在选择中接受和参与创造的，不仅要通过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深刻领会文化的内涵，全面体验现存文化的魅力，丰富和提升文化生活水平，而且要通过教育调整学生与文化的冲突。尤其在愿望与行动偏离社会现实幅度较大时，在受各种思潮的影响而失去理智判断时，更是离不开教育的引导和帮助。正是长期系统的教育让大学生形成了良好的文化选择和内化机制。

（三）家庭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世界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把家庭本位视作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祖先崇拜从最古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的一个主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历来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堂。”在具有浓厚家庭制传统的中国，家庭是一个人产生原始的自我感觉以及形成基本的身份、动机、价值和信念的背景。尽管随着社会经济对人的主体意识的激发，单向文化传承模式悄然改变，传统家庭教育有日渐式微之势。“即使在不久以前，老一代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训斥年轻一代：‘你应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而你却未老过。’ 但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却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但家庭依然对大学生文化认同提供初始的社会底色和心理上必需的安全感、依恋感、归属感。

（四）大众传媒

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一环，具有全球传播视野的大众媒介在文化认同的生成、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众媒介既是文化的解构者，也是文化的建构者，在改写人们对自我、社会和世界的认知，打破传统和习俗的规范性框架的同时，也在建构和充实着新的传统。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大学生已经成为一个主动的信息消费者，虽然有了较多的选择余地，但仍旧是在现有媒介环境之中作出有限的选择，尤其是对外来文化的了解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众传媒。因此，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信息造就了与真实世界相对应的“虚拟环境”，铸就并强化了文化领域内中与西、古与今、雅与俗的交流、交锋和交融格局。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每一次起落无不与传媒的导向密切相关。如果媒体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能够较好地消除学生文化认同中的模糊思想，澄清认识，形成正确、合理的文化心理。反之，则会加剧学生文化选择中的矛盾和冲突，造成文化心理的混乱和偏差。

（五）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被视为能够影响他人政治、经济与思想行为的群体。尤其在网络化背景下，快速发展的意见领袖群体更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身份制衰落，知识社会逐渐形成，企业用人制度改革，以及大学生文化所具备的独特功能，促使当代大学生领袖群体逐渐崛起，并分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思维敏捷、善于发现、乐于分享自己的见地与智慧，并且将引导社会公众的思想发展和文化进步作为自己的志业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崛起，大学生意见领袖呈现出来源平民化、领域广泛化和传递网络化特征。在他们的推动下，大学生群体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参与越来越多，尤其网络中诞生的大学生意见领袖正以难以想象的精神品质引导中国社会的舆论走向和价值抉择，引导着大学生的文化品位、文化消费和文化行为，并长期影响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判断，影响大学生文化心理和行为。因此，无论是从国家的事业发展战略上还是从大学生群体的命运考量上，大学生意见领袖在大学生文化认同中的重要作用都将不容忽视。在文化选择中的价值观塑造和引导无疑是大学生意见领袖的核心任务之一。“少数人作为责任主体背负着拯救中国的责任，背负构建现代中国思想的责任，责任理念嵌入现代中国思想的版图，嵌入 ‘少数人’ 的精神世界。”

（六）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文化认同具有群体的特殊意义。一方面，从社会思潮本身看，它是社会意识的特殊运动形式，是对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存在作形而上的思考，外化为特殊的文化形态，它的支撑点是学术派别的思想理论，“具有群体性、政治性、现实性、重复性、可引领性的特征”。当今社会思潮几乎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生态、道德伦理等各个方面，因其内容的丰富性，关注问题种类的多样性，审视视角的新颖性，分析思路的创新性，对于思维活跃、求新求异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桌丰盛的精神文化大餐，无疑开阔了大学生的文化认同视野，拓宽了分析问题的思路，提高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另一方面，从社会思潮传递过程看，一般是从知识分子到大学生，再到社会群众。大学生是社会思潮传递的重要一环，是社会思潮重要的、具有特殊能动性的受众群体。“不管是对内容的选择还是对接受途径的选择，当代大学生在选择接受社会思潮时都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性、明显的综合性和较大的从众性。”一些政治信仰不够坚定、分辨能力不强的大学生，会因之感到苦恼和困惑，并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产生怀疑和否定。

总之，从认同机制上看，“文化认同意味着对于一整套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接受，以及归属感、安全感和平衡感的获得，这些为生存所必需的感受既源于地域、血缘、种族等自然—生理条件，也受到语言、物质遗产、大众媒介等社会—文化机制的影响，是文化主体的自然品格与神话、历史叙述、媒介表征等符号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学生文化认同既具有一般特征，又因自己特殊的人生阶段、年龄特征、社会责任和认知结构而展现出文化认同的多端性、多重性和非线性的复杂结构。面对多元利益和价值诉求的符号生成与多样文化的汇聚，面对文化领域全面转型中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高雅与世俗的碰撞，应该充分认识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复杂性，深入把握特点，自觉遵循规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引领大学生文化认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