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代表国家资产价格波动与居民财富配置

（一）美国

1989~2007年美国经济经历了黄金增长期，2000年前后IT泡沫破裂，2000~2007年新的增长周期在2007年底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步入增长的低谷。图3-1给出了1989~2008年美国股票价格指数和住房价格指数的变动趋势。从中可以看出，1989~2008年住房价格指数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比较而言，股票价格指数波动幅度要远远大于住房价格指数，并且在1999年前后和2007年出现两个波峰，2003年为波谷。由于数据限制，美国股票价格指数在2008年末出现新的低点，在2011年美国股市已经恢复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资产价格波动对居民财富的影响，需要结合更为微观的数据进行分析。

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显示，按照2010年的价格计算，1989年美国居民家庭净财富平均为18.59万美元，1998年增长到28.29万美元，到2007年上升到55.80万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居民家庭净财富平均值下降到49.88万美元。

表3-1给出了美国家庭1989~2010年不同分位的财富配置情况。1989~2010年，工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超过60%, 2000~2004年这一比例超过69%，只是在2007年略有下降；金融投资和资本所得在全部家庭收入中占比大约在10%，这两项收入占比之和在1989年为11.6%, 1990~1998年维持在7%左右，2000年前后这一比例重新超过10%, 2004年又下降到历史的最低，合计为6.7%, 2007年占比之和为10.4%。

横向上分析，依据资产规模划分的不同分位居民收入来源也大不相同，资产规模越大，工资收入在收入来源中的占比越低，经营收入和金融资产收入越高。1989年，分位数在90~100的居民工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44.2%，经营收入占比23.0%，金融投资和资本所得收入占比26.4%，转移收入占比1.2%；而分位数在0~24.9的居民工资收入占比78.6%，经营收入占比1.6%，金融投资和资本所得收入占比仅为0.3%，转移收入占比11.7%。1998年，分位数在90~100的居民工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46.7%，经营收入占比26.9%，金融投资和资本所得收入占比20.3%，转移收入占比1.2%；与之对应，分位数在0~24.9的居民工资收入占比85.1%，经营收入占比1.6%，金融投资和资本所得收入占比0.2%，转移收入占比5.8%。2004年，分位数在90~100的居民工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3.0%，经营收入占比21.5%，金融投资和资本所得收入占比16.5%，转移收入占比0.8%；与之对应，分位数在0~24.9的居民工资收入占比82.1%，经营收入占比1.1%，金融投资和资本所得收入占比不超过0.05%，转移收入占比7.2%。2007年，分位数90~100的居民工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46.2%，经营收入占比24.7%，金融投资和资本所得收入占比22.2%，转移收入占比0.7%；与之对应，分位数在0~24.9的居民工资收入占比79.9%，经营收入占比1.8%，金融投资和资本所得收入占比0.2%，转移收入占比8.6%。这一组数字意味着居民的收入结构与资产规模、经济形势有着紧密的关系。股票价格上涨，金融投资的收益增加了居民财富来源，特别对于资产规模较大的居民，其财富增值效应更为明显，反之亦然。囿于资产规模的影响，财富总量小的住户，受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程度小于财富总量大的住户，其收入来源主要途径是工资性收入甚至是转移性收入。因此，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可能加剧不同家庭的收入差距。

然而，基于SCF的调查不能详细了解非金融资产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因此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表3-2根据OECD披露的金融数据对居民财富总量结构进行分析。根据表中数据，总体上看，2000~2005年金融资产在居民财富结构中占比呈下降态势，2006~2010年逐渐上升。2000~2006年经济处于上升通道，特别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促进了非金融资产比例的提高。而2007~2008年，特别是2008年，金融资产占比经历了短暂的回升之后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比值与2003年的40.22%相当。2009~2010年在一系列救市措施的实施下，金融资产结构恢复上升，2010年占比46.64%，为近十年来最高比例。非金融资产中，住房为主要类型，2000年占比40.05%，到2005年上升至48.37%，随后的几年，金融危机使得住房占比不断下降，一直到2010年，当年这个指标比例为37.81%，为近十年来最低水平。耐用消费品在美国居民家庭收入中的比例在2007年前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07~2008年有所回升，到2010年，这一指标重新回到2000年时的水平，达到10.67%。

居民金融财富主要来自投资基金、人寿保险股权基金以及养老基金的收益，其中养老基金净收益是主要的金融财富来源，其次是投资基金。根据美国金融市场特征，居民一般选择不同类型的投资基金来获得金融收益，主要的投资基金有货币市场基金、房地产基金、债券基金、股票基金、混合基金等。从具体比例来看，首先是股票基金，其次是货币市场基金以及混合基金。共同基金逐渐成为大众化的投资理财工具。美国共同基金行业发达，从1990年到2004年，投资者可以选择的共同基金数目由3079个增加到8046个，共同基金管理的资产由1.1万亿美元增加到8.1万亿美元。从数据上看，居民根据资产价格的变动来调整各个基金的投资比例，较为明显的是股票基金，股票价格大幅上涨的2000年和2006年，股票基金占比达53.72%和56.35%，随着股票泡沫化程度的加深，居民也随之调整股票基金比例。例如，2002年和2008年，居民参与股票基金的比例为40.54%和36.41%（见表3-3）。

上述分析侧重从收入角度的流量进行考察，但是对住房的分析仍然缺乏充分的数据支持。表3-4给出了1989~2007年美国家庭金融资产构成的调查数据。从总量上看，美国家庭金融资产占比在1989~2007年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形曲线。1989~2001年股票市场上涨的周期中，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不断上升，至2001年达到42.2%，随后的IT泡沫、股票崩盘带来金融资产比例下滑至2004年的35.8%。2004~2007年，尽管美国股票市场创下历史的新高，但是居民金融资产比例却没有恢复到2001年的历史高位，可能的原因在于新的经济增长周期是由房地产驱动的，居民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到非金融资产中，从而产生对金融资产的替代效应。金融资产的10个子类中，退休账户和人寿保险折现之和占比较大，并且呈逐年上升态势，1989年两项资产比例合计为27.5%, 2007年这两项比例合计为38.3%；其次是投资股票，与投资基金不同，子类5反映的是居民直接参与股票市场，从比值变化来看，1989~2001年居民直接参与股票市场的比例呈现上升态势，而2001~2007年直接参与股票投资的比例下降到1992~1995年的水平；交易账户可以认定为居民手持现金的比例，1995年以后这一比例为10% ~15%；投资基金仍然是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主要途径，并且这一比例自1989年以来在不断上升，1989年的比例为5.3%，2007年上升到15.8%，约为1989年的3倍，接近居民直接购买股票的比例；其他金融资产如储蓄账户、储蓄性债券、债券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三项比例1989年合计为21.9%，到2007年三项比例合计为8.5%。

表3-5给出了美国家庭非金融资产的构成与演变。同样，较之表34、表3-5可以从更为具体的角度来研究美国居民非金融资产的演变。从总量上看，1989~2007年美国家庭非金融资产占比先下降后上升。在结构上，住宅、其他房产和其他非房屋产权占比合计超过50%, 1989年三项合计为65.3%, 2007年的比值为64.6%，总体上比例变化不大，但其他非房屋产权在家庭非金融资产中的比例自1989年开始陆续下降，2007年的比值为5.8%；自有企业在家庭非金融资产中的比例维持在25% ~29.7%，并且20年间变化不大，只是在2004年略有下降；车辆在家庭非金融资产中占比为4% ~7%, 1989~1995年的比例有所上升，而1995~2007年的比例逐渐下降，2007年这一比值为4.4%。

根据消费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居民的资产组合的最终目标是在生命周期规划下实现终身效用最大化，这意味着在收入、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权衡。表3-6给出了美国家庭的支出明细。我们关注资产价格波动对居民投资的影响，因此就要结合股票价格和住房价格的变化，分析不同年份居民支出中用于投资的比例的变化。表3-6中，用于购房、退休支出、投资和储蓄等明细项可作为居民资产增值的选择。其中，用于购房的支出在1989~2007年维持在4%~6%，比值最高出现在1995年；比较而言，用于退休的支出在1998~2007年比1989~1998年大幅上升，由于退休支出兼具养老和投资的双重特性，因此可以看作居民的投资选择；居民支出中直接用于投资的比例在1989~1995年从8.0%下降到4.2%, 1995年以后下降趋势更为明显，到2007年，直接投资的比例仅为1.6%；居民进行储蓄的比例在1995年以后维持在4%左右。从消费结构上看，居民用于流动性的支出占比较高，其次是教育和购物。总体上看，股票价格的波动促使居民更多选择间接投资来获得增值收益，而住房价格变动对居民住房支出的影响在表3-6中并不明显。

上面讨论了资产价格波动对不同资产规模居民财富收入来源及结构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探讨资产价格波动对不同年龄居民财富收入的影响。这里将资本所得分为房地产、商业和金融三类。此外，如果以1989~2007年美国家庭持有未兑现收益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房地产占比要高于商业和金融投资收益。1989~2007年，房地产收益占总资产比例同样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比值在20%以下；经商所得维持在10% ~15%；而金融投资所得占总资产比例则在5%以下，只是在1998年和2007年前后比值提高较为明显。分年龄段来看，45岁以下、45~65岁、65岁以上居民收益有所差异。45岁以下的居民，房地产所得占总资产比例较低（15%以下），这一比值在2000年前后变化不大，2000年以后有所提高，金融投资收益在1%以下，来自经商的收入在10%左右。45~65岁的居民，房地产所得占总资产比例为15% ~25%, 1989~1998年有所下降，2000年以后恢复到15%以上；经商所得在大多数时间维持在10% ~15%；金融投资收益则维持在1% ~5%，随着年龄的增长，金融投资的收益在上升，在2000年前后和2007年尤为明显。65岁以上的居民，来自经商的收入降低，来自房地产的收益上升，来自金融投资的收益同样在上升，只是在2000年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表3-6中未对居民住房拥有情况进行说明，事实上，拥有住房的居民比租房居住的居民持有更多的诸如股票一类的风险资产，这已经被文献所证实。

（二）日本

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升值造成资产价格急剧下跌，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2002年前后，在国外需求的带动下，经济稍有起色，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以外需为导向的日本经济重新陷入增长的泥淖。图3-2给出了1989~2008年日本GDP指数和资产价格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1994年之后，日本经济呈平缓状态，并且2000年以后经济较之前仍有所下降。与之对应，日本居住价格指数在1989~1995年略有回升，然而1995~2008年并没有太大起色；日本股票价格指数在1989~1992年急剧下滑，1992~2000年前后经历了三个相对平缓的周期，2000年IT泡沫之后，股票价格指数又步入下滑轨道，直至2003年低谷的72.3，之后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增长性恢复，200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股票价格指数重新步入下挫低谷。

日本资产价格的波动对居民资产配置产生一定的影响。表3-7给出了1987~1999年日本住户的财富调查数据。1987~1999年日本居民家庭财富总量从6333.6万日元减少到1999年的4518.4万日元，尽管在1990年居民财富总量有所增长，但在1990~1999年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居民平均金融资产在1987~1990年略有上升，1993年以后不断下降，至1999年平均每户总金融资产为1811.5万元。从资产比例上看，居民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从1990年初的22.8%上升到1999年的40.1%。居民金融资产中，存款比例基本上在40%以上，1999年居民存款占金融资产的比例高达56.6%; 1987~1993年人寿保险占总资产的比例呈上升态势，1993~1999年不断下降，到1999年这一比例为32.1%；居民金融资产中用于投资股票的比例仅仅在7%以下，在1993~1996年股票市场下滑时期，居民直接购买股票的比例下降到4.0%；购买债券的比例除了1987年以外，一直维持在2%左右的水平；其他如信托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比例也较低。与美国相比，由于日本信托基金运营不善，因此居民选择不多。从表3-7不难看出，金融市场的低迷使得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下降，由于风险投资难以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居民偏好于选择储蓄存款这种风险较低的金融产品，居民的总资产和金融资产在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下降。

2000年以后，日本股票市场的起伏加剧，既经历了历史低谷的2003年，又经历了十多年来的新增长时期（2005~2007年），同时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刚刚复苏的日本经济又重新陷入泥淖，2009年处于逐渐恢复过程中。市场的剧烈波动使得居民的财富结构发生变化。表3-8根据OECD公布的数据计算了2000年以来日本住户的资产结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居民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从2000年的23.26%上升到2006年的28.99%，特别是在股票市场上涨的2003~2007年，比例上升较为明显。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后不断恢复上升，至2009年上升到29.39%，为近十年来的新高。在金融资产中，居民通过人寿保险和养老保险获取的投资收益合计占到总资产的25%左右，2004年以前不超过25%，之后上升到2007年的24.83%，增值收益较为明显，2009年这一数值为25.82%；直接用于投资基金的比例与20世纪90年代并没有太大差异。非金融资产中土地占到50%以上，随着股票市场的复苏，这一比例有所下降，到2007年这一比例为48.75%, 2009年下降到47.97%；耐用消费品占总资产的比例维持在8% ~9%，并且变化不大。

（三）OECD其他代表国家

本部分主要对除美国、日本之外的其他六个代表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进行对比分析，审视资产价格变化对这些国家居民财富配置的影响。除特别说明外，本部分资料数据来源为OECD网站。本章的附录中整理了OECD成员国金融财富的配置情况，下文将择其代表国家进行分析。

1．六国资产价格变动情况

图3-3给出了这六个国家1989~2008年经济增长与资产价格的变化情况。与美国、日本类似，这六个国家居住价格指数与GDP指数曲线有较好的拟合，而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要远远大于GDP指数和居住价格指数的波动。比较而言，同处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三类指数的曲线大体相当，GDP指数曲线和居民居住价格指数曲线呈“S”形，这意味着1995~2000年这三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和居住价格要比其他时期平缓；而股票价格指数则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第一次的股价飞涨在2000年前后达到波峰，在2003年落入谷底，第二次波峰出现在2007年，之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迅速下挫。虽然澳大利亚GDP指数曲线和居住价格指数曲线与英、法、德三国有共同之处，但是澳大利亚1995~2000年的曲线变化与其他时期相差不大，并且澳大利亚股票价格指数在2000年前后的波峰并不明显，2000年澳大利亚股票价格指数为94，而英、法、德三国在2000年前后股票价格指数分别为123、134、154。2000~2007年澳大利亚股票价格指数单边上涨，在2007年股票价格指数达134，当然，受金融危机影响，2007年以后大幅下挫。加拿大居住价格指数与GDP指数曲线在1989~2008年逐渐收敛，趋于一致。与前面四个国家相比，加拿大在1995年以前居住价格指数要高于其他四个国家，这意味着加拿大居民居住价格在1989~2007年变动幅度要小于前面四个国家。然而加拿大股票价格指数在2000年之后的上涨幅度要大于2000年之前，这点与澳大利亚类似，但是程度要小于澳大利亚。比较而言，位于亚洲的韩国，除了GDP指数曲线和居住价格指数曲线呈现收敛状外，股票价格指数曲线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众所周知，韩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损严重，因此股票价格指数变动呈现波动频繁的特性。1989~2008年呈现4个波动周期，分别为1991~1998年、1998~2001年、2001~2003年、2003~2008年。其中，第一和第四个周期持续时间较长，并且最近的上涨周期与澳大利亚类似，突破了前期的高点，股票价格指数在2007年为160。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远远大于居住价格指数的波动，资产价格波动对居民财富配置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2．1995~2000年代表国家居民资产配置情况

根据OECD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欧洲国家1995年的人均金融财富在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分别为47915欧元、47364欧元、30649欧元、29794欧元、33072欧元、16017欧元，分别是当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42倍、3.89倍、2.54倍、2.29倍、2.02倍、2.22倍；2000年人均金融财富分别为76841欧元、66434欧元、47372欧元、47062欧元、44331欧元、28989欧元，分别是当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83倍、4.56倍、3.38倍、3.08倍、2.86倍、2.62倍，较之1995年大幅增加，而这一时期恰好是股票价格飙升的时期，因此股票价格上升带来居民金融财富的增值效应较为明显。对比同时期日本和美国的情况，1995年日本居民人均金融财富为56858欧元，是同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3倍；2000年为65534欧元，为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39倍。1995年美国居民人均金融财富为72006欧元，是同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4倍；2000年人均金融财富为103238欧元，为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5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2000年日本每个家庭的金融财富为180967欧元，同期住宅财富为121181欧元，住宅与金融财富的配置比例为67.0%；欧洲平均每个家庭的金融财富为119985欧元，同期住宅财富为105315欧元，住宅与金融财富的配置比例为87.8%；美国每个家庭的金融财富为270986欧元，同期住宅财富为103705欧元，住宅与金融财富的配置比例为38.3%。由此可见，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财富增值效应和配置效应在不同国家差异较大。

3．2000~2009年五国居民财富配置情况

下面对2000~2009年OECD代表国家居民资产配置情况进行分析。根据OECD网站公布的数据，本书整理了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五国住户资产结构，分别见表3-9至表3-13。

总体上看，考虑住房和土地在内的居民资产配置比例，与先前仅仅研究居民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有较大差异。非金融资产在居民财富配置中居主导地位，比例超过50%，在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这一比例超过70%。这意味着如果研究资产价格对居民财富配置的影响，住房价格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表3-9给出的是2000~2009年英国家庭财富配置结构演变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非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2000~2007年英国股市呈“V”形走势，因此影响到居民的财富配置。从表中数据不难发现，英国居民用于投资基金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不超过4%，并且200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2%左右的水平；股市下跌的2000~2004年，居民用于投资基金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之后的股市上涨时期，这一比例有所上升，然而即便到2007年股市新高时期，这一比例也仅为2.31%，低于2000年时的财富配置比例；2008年股票市场下挫，居民用于投资基金的配置比例更是出现新低，仅为2.02%。比较而言，居民用在兼具养老和投资功能的人寿保险股权基金的财富要比投资基金高出很多，2000年配置比例为38.22%，是投资基金的10倍多；2000~2004年的股市低迷期，居民用于人寿保险股权基金的配置比例随之下降；其后股票市场复苏的2004~2007年，这一比例有所上升，但也没有达到2000年时的配置比例。在非金融资产中，住房占总财富的比例除了2000~2001年低于50%以外，其他年份均超过50%；与股票市场相反，2000~2004年，居民用于住房的财富比例逐年上升，2004年这一比例为57.06%，也就是说，居民财富中超过一半的资产配置到住房上；2005~2006年用于住房的财富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在2007~2008年，这一比例又有所上升。对照之前对英国资产价格波动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居民在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上的考虑，与股票市场的涨跌起落密切相关，住房则是居民调整财富结构的不二选择，多数年份占比在50% 以上，2009年这一比例为54.79%。

表3-10给出了2000~2009年法国家庭财富配置比例变化情况。与英国不同，法国居民配置在非金融资产上的比例更高，最低时期的2000年，比例为76.36%。尽管2000年以来法国资产价格波动与英国类似，但是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选择却大不相同。在金融资产中，人寿保险股权基金仍然是首选，其次是投资基金，然后是养老基金。法国居民配置到人寿保险股权基金上的财富比例是英国的一半左右，而投资基金则高于英国，特别是在2004年之前，用于投资基金的财富约是英国居民的2倍。从时间上看，法国居民用于投资基金的财富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即便2004年以来股票价格上涨，下降趋势仍没有改变；用于人寿保险股权基金的财富比例在股票市场下滑的2000~2004年有所下降，随着市场的复苏，这一比例有所提高，但是在2007年这一比例仍未超过2000年时的水平；用于养老基金的投资则维持在2%以下的水平，并且变化不大，200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01%。在非金融资产方面，用于住房和土地的财富配置比例走势相反，2000~2004年，法国居民配置到住房上的财富比例不断下降，但总体上维持在40%以上的水平，相反，用于土地上的财富比例则从2000年的22.87%上升到2004年的38.57%; 2004年以后，法国居民用于住房上的财富比例继续下降，2007~2008年这一比例略微回升，用于土地上的财富比例则逐渐上升到40%以上。总体上看，法国居民更加偏好于非金融资产的投资。

表3-11给出了2000~2009年德国家庭财富配置结构。从数据上来看，尽管德国居民用于非金融资产上的财富比例要低于法国，但是总体上仍然在70%以上的水平。从金融资产配置上看，德国居民首选人寿保险股权基金，比例维持在10%左右，并且在2000年以来变化不大；投资基金和养老基金方面，比例差别不大；用于投资基金的财富比例与股票市场价格波动并没有太大联系，而用于养老基金的财富配置在2000~2004年股票市场下滑时期略有上升，2004~2007年这一比例超过6%。在非金融资产中，用于住房的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基本维持在40%以上的水平，并且逐年略有下降；用于土地的财富比例则略有上升；表3-11同样给出了居民用于耐用消费品上的财富比例，这一比例要高于任何一种金融资产所占比例，尽管从时间序列上分析该比例逐年有所下降。综合来看，德国居民财富配置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要弱于其他国家。

表3-12给出了加拿大2000~2009年家庭财富结构变化情况。我们在分析加拿大资产价格变化情况时注意到，1989年以来加拿大住房价格波动较之英、法、德三国要平缓，同时股票价格也没有呈现欧洲国家较为明显的“V”形，而是在2000年IT泡沫破裂之后的两三年内下探，之后步入一个上涨的通道，并且持续到次贷危机发生之时。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看加拿大家庭财富配置变化情况。从数据上看，加拿大居民用于非金融资产的比例过半，并且逐年上升，从2000年到2008年，比值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非金融资产中的住房占比高于土地和耐用消费品，住房和土地的收益呈上升态势，至2008年，来自土地的资产比例与住房所占比例差距缩小，而耐用消费品占总资产的比例始终处于下滑通道。在金融资产中，养老基金收益超过投资基金和人寿保险股权基金，养老基金收益占金融资产收益比例与股票价格涨跌相关，自2000年开始，养老基金收益占比高于20%；加拿大居民金融资产中来自投资基金的收益也超过两位数，2000~2003年收益比例呈下滑态势，随后这一比例重新上升，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投资基金收益比例下滑至10%以下，2009年这一比值为9.29%。人寿保险股权基金与其他养老金计划收益占总资产比例合计不超过10%，并且近些年有所下滑。

最后对澳大利亚的数据进行分析，具体数据见表7-13。从对澳大利亚资产价格变动的分析可以看出，2000~2009年澳大利亚资产价格尤其是股票价格上升态势好于其他国家。反映到居民的财富结构中可以发现，澳大利亚家庭用于非金融资产的比例在70%以上，在股票市场低迷的2000~2004年，这一比例不断上升；随着股票市场的复苏，比例有所下降，2007年居民非金融资产收益占总资产的比例为74.32%，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比例仍然很高，2009年这一比例上升至75.98%。非金融资产中的土地收益要超过住房收益，2000年以来，该部分收益占总资产的比例在41%左右，最高的2008年达42.29%；非金融资产中的住房收益则维持在20%以上的水平，并且呈逐年下滑趋势；耐用消费品的下滑则更为严重，从2000年的6.24%下滑到2009年的4.53%。在金融资产中，来自养老基金计划的收益占比高于其他途径，股市低迷的时候，该项比例曾下降到18.53%，随着市场的复苏，逐渐提高到22.80%；和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家庭来自人寿保险股权基金的收益比例较低，并且逐渐下降，2009年该项指标占比仅为1.24%。

大体上，金融财富受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要大于非金融财富，尽管居民通过养老基金和人寿保险股权基金参与金融市场的行为较为普遍；非金融财富中的住房兼具投资和消费的双重属性，因此在总资产中占比较大。值得注意的是，非金融资产中土地收益日益显现。和2000年以前的数据相比，这里的分析综合考虑了非金融资产收益的情况，但是由于缺乏更为微观的数据，难以看出代表国家近些年直接参与金融市场的状况。

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居民的财富结构，表3-14给出了全部OECD国家1995年、2000年、2006年金融财富组成情况，来进一步证实上述分析的结论。综合来看，1995~2000年，股票市场表现强劲，美国、意大利、瑞典居民持有货币和存款的比例下降，部分国家下降比例超过40%。股票等金融资产的比例大幅上升，股指上涨带来居民财富的增加。这一时期，欧洲国家和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的比例大幅上升，占比在13%左右。2000~2006年，居民持有货币和存款的比例较上一时期有所下降，股票市场泡沫破裂使得居民偏好投资储蓄来降低风险。这些变化充分说明，资产价格波动对居民财富配置会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