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后危机时代亚洲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影响

一 后危机时代亚洲地区经济关系的变化及走势

（一）后危机时代亚洲地区经济关系的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地区经济关系有可能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1）发展中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而发达经济体则有所下降。如图1-2所示，中国经济规模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东盟占世界GDP的比重略有上升，与“亚洲四小龙”比肩，南亚和独联体国家与东盟情况类似，占世界GDP的比重也在上升，而亚洲发达经济体如日本则呈下降趋势，较发达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经济规模占世界的比重几乎在危机前后没有变化。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占世界GDP比重继续保持快速提升的态势，东盟、南亚和独联体国家则保持略微上升的态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尤其是日本占世界GDP比重继续呈快速下跌的态势。

（2）亚洲贸易主要以中国地位上升为主。就出口而言，在1997～2010年，中国对世界出口占亚洲对世界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日本和东盟则呈下降趋势，韩国和南亚则基本上保持平稳态势（见图1-3）。进口方面也是如此，有些许区别的是南亚从世界进口占亚洲从世界进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见图1-4）。

（3）就吸引的外资方面而言，“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吸收的外资占亚洲吸收的外资的大部分。这主要缘于这几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前景较好，且投资环境也较理想。东盟、南亚和中亚地区吸引的外资占亚洲全部吸引的外资的比重较小（见图1-5）。

（二）亚洲各国战略调整的地区效应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仍主要延续危机前的经济发展战略，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发达国家则采取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希望通过产业重构、内外需的调整保证未来有较可靠的经济增长点。上述经济发展战略的延续和变化所带来的地区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视各经济体的经济规模而定。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如中国、日本等，其发展战略的调整，将有可能作为影响地区的自变量而存在，其影响地区的主要路径是贸易、投资和产业转移。日本此次提出新的发展战略主要定位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有可能通过对外投资将本国落后的产业向外转移。中国则有可能作为新的有潜力的消费市场，通过进口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故而大国的战略调整会产生较强的地区政策效应。而小国，特别是发展中小国则主要作为地区因变量而存在，即小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区内大国，其受影响的途径主要包括资金来源、进口、援助等。小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般难以产生较大的地区溢出效应。

（2）视各国解决经济发展瓶颈而定。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其中的关键是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瓶颈，在一定意义上解决瓶颈也就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拉动力。亚洲，尤其是大国如果能够更好地解决经济增长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有可能会对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更积极的正向效应，小国能够解决好经济增长中瓶颈问题同样是对地区的一种贡献。

（3）视区外大国的影响而定。亚洲多数经济体仍处于发展中阶段，经济实力尚不足以抗衡区外大国，更主要的是区外大国如美国和欧盟仍是亚洲诸多经济体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不仅对地区中小国，而且对大国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可略见一斑，即亚洲部分市场来自区外，发达国家消费低迷和不确定性有可能在近中期一直影响亚洲多数经济体的出口，甚至拉低经济增长的水平。

（三）亚洲经济关系变化的走势

上述经济实力所发生的相对变化和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将会对地区经济关系产生诸多影响。

（1）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将主要取决于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而不是发达经济体。过去亚洲经济增长主要受制于区内发达经济体和区外发达经济体，而目前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力的提升将左右亚洲经济增长的水平。在此次危机中亚洲之所以有较高的增长水平，主要贡献来自发展中经济体。

（2）地区经济结构转型也将主要取决于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亚洲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已经相对成熟，调整的空间和余地不是很大。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则尚处于经济结构变动时期，在亚洲经济结构转型中居于关键地位，也就是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转型成功也是亚洲经济转型成功的标志。

（3）地区合作进程也将有可能由发展中经济体来主导。长期以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地区合作进程中一直居于被动地位，包括各种合作内容和领域基本上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特别是区外发达国家的手中。随着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实力的上升，上述局面有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即以服务发展中经济体利益为定位的地区合作进程将取代以服务发达国家利益为主体的地区合作进程，发展中经济体将从地区合作进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当然，由于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实力还不是很强，而且地区合作又受制于多种因素，发展中经济体能否在地区合作进程中实现更大的利益还有待观察。

（4）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实力的提升有利于减弱区外大国对本地区的干预，有利于亚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重要一级。美国和俄罗斯是亚洲区外两个主要大国，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干预是全面的，而俄罗斯由于经济实力的欠缺而更多地以安全领域为主要影响方面。在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实力较弱时期，区外大国对亚洲经济、安全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随着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区外对本地区的影响将有可能减弱，而一个相对独立的亚洲将有可能成为现实。

二 后危机时代中国在亚洲地区中地位的变化

作为加入亚太地区产业分工中人口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后来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地区中经济结构的变动轨迹，也在左右着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1．经济规模（GDP）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占亚太地区GDP的比重有较快的提升，成为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之时，中国并不能被视为地区“经济大国”。尽管中国的人口规模远超过东盟和“亚洲四小龙”，但是中国GDP占地区总量的比重却与它们相差无几，与日本和美国更是相距甚远。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开始向上攀升，从1985年占地区GDP比重的4.8%提高到2005年的10.4%，20年间提高了5.6个百分点，这期间中国GDP占地区比重的提升速度不是很快，不过从2005年起中国占地区的GDP比重开始快速提升，到2010年占比为20%，5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见图1-6）。可以估计的是，未来中国GDP占地区的比重将继续保持快速上升的态势。

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再加上其人口规模，形成中国有别于地区其他经济体的独特特征。在中国成为目前地区中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的同时，也具有了改变地区经济发展方向的能力和条件，而这一点是其他经济体，特别是经济和人口规模都较小的亚太地区经济体所不具备的。

2．贸易

自中国加入地区分工之后，其在亚太地区贸易中的地位有明显的提升。如图1-7所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进入21世纪前，中国对世界的贸易占亚太地区对世界的贸易比重呈慢速提升的态势，进入21世纪后则开始明显提速，中国对世界出口占亚太地区对世界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10.1%上升到2009年的26.5%，中国从世界的进口占亚太地区从世界进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8.2%上升到2009年的21.3%。中国对亚太地区内部贸易的比重变化也是如此，即中国对亚太地区成员的出口占亚太地区内部出口的比重从1985年的6.1%上升到2000年的12.4%，再上升到2009年的27%，中国从亚太地区进口占亚太地区内部进口的比重从1985年的13.8%上升到2000年的15.5%，再上升到2009年的41.7%。

中国加入亚太地区生产分工链条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的生产能力进入了快速扩张阶段，使得东亚地区“无限”的制造能力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限的消费市场之间的矛盾开始日益突出。

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与东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开始显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也就是在中国加入东亚地区分工之前，美国对来自东亚的产品并没有加以过多的限制，这促使了东亚产品在美国进口市场中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在之后的10年左右时间里保持40%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对来自东亚的产品进口开始处于饱和状态。进入21世纪之后，东亚产品占美国进口的比重开始有所下降，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东亚生产与美国消费之间的矛盾（见图1-8）。以全球产品贸易账户平衡状况为例，近些年来美国是最大赤字国，而东亚成为全球产品贸易的最大盈余地区之一。2006年美国贸易产品赤字规模达到8820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的峰值，而其对东亚地区的贸易赤字就占了一半，达到4200亿美元，2007年达到对东亚的贸易赤字峰值之后开始有所下降（见图1-9）。当全球经济“再平衡”口号提出并将主要矛头指向东亚之后，立即获得了发达国家较为普遍的响应。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调整其对外账户赤字情况，其对世界的贸易赤字有走低之势，但是对东亚地区的贸易赤字占其全部赤字的比重仍在走高，2009年这一比重高达60%以上，比金融危机前又提高了10个百分点，其中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在2010年达到峰值，即2900亿美元。

3．投资

对外投资将逐渐成为中国影响地区经济关系的另一主渠道。尽管中国对外投资尚不足以左右地区投资结构，无法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媲美，但是进入21世纪后，对外投资占比有了较快的提升，2010年对世界投资占亚太地区对世界投资比重的11.3%（见图1-10）。从亚太地区对世界投资的主体结构来看，美国一直居亚太地区投资的主导地位，多数年份在60%左右。日本在进入1997年前后对外投资有所下降，以后一直保持在不到20%的份额。“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有一个快速提升的过程，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其对外投资占比有所下调，大体保持在15%左右。东盟对外投资占比一直较低。应该说，地区对外投资结构变化较大的是中国。截止到2010年，美国对外投资的存量为39082.31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8.1%。

三 后危机时代中国对亚洲地区经济秩序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规模及其在亚洲地区经济中的位置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地区性质，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亚洲增长模式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转型。

第一，作为地区中的大国，中国对地区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引领和主导作用。就亚洲经济体情况而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与经济体的规模有较大关系。由于人口规模对一经济体的内需市场的形成有较大关系，人口规模较大，则经济体具有较大的内需市场潜力，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口规模更是与内需市场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亚洲人口规模与出口依存度有一定的关系，即人口规模越大，贸易依存度越低，反之，人口规模越小，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这些经济体需要通过与外部进行产品、资本等流动，来推动经济增长。因而，是否依赖外需还是依赖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经济体的人口规模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不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亚洲低于1亿人口的经济体往往具有较高的依存度，这些经济体由于难以形成一定的内需市场规模，故而对外需的依赖不可避免，且呈现长期趋势。就此而言，这些“小国”经济很难实现增长模式转型，特别是对于落后经济体，更需要依赖外部市场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人口大国，由于受国内市场狭小的制约，同样需要依靠外部市场拉动经济增长，因而像南亚3国，需要采取出口导向模式推动经济增长。因而从人口规模来看，多数亚洲经济体仍需要继续推进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

而中国的情况则另当别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中低等收入水平阶段，加上庞大的人口规模，其所具有的市场规模和潜力都很大，具备一定的条件向自主增长模式转型，通过调整增长模式可以将对外部市场过高的依赖度降下来。考虑到中国GDP在亚洲经济中的分量，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将不仅仅转变的是其自身的增长模式，也将引起亚洲地区的结构性变化，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亚洲地区增长模式的转型。

第二，中国对“标准模式”的过度偏离和反向变化，使其成为亚洲增长模式转型的主体。就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需求结构而言，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未来实现自主增长的变化方向也将不尽一致。

就私人消费而言，除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经济体外，其余11个亚洲经济体消费结构接近“标准模式”，这些经济体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在55%以上（韩国略低于55%）。

就政府消费而言，除日本、韩国政府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接近20%外，其余亚洲经济体均低于15%。不过短期内要提高政府消费水平并不现实，毕竟政府消费规模的扩大与经济发展水平有极大关系，否则盲目扩大政府消费支出不仅不具有可持续性（这次金融危机政府在危机过后普遍采取退出政策就是一个例证），而且容易产生债务危机，也就是说政府消费的扩大需要亚洲经济体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之后才可行，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目前亚洲经济体不宜盲目扩大政府消费规模。

投资占GDP的比重情况则与政府消费相反，除巴基斯坦、中国台湾、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低于20%之外，其他亚洲经济体有较高的投资水平，尤其是中国、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其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30%，基本上是投资主导型经济体。

经常项目占GDP的比重在各经济体的表现不一样，有的盈余水平较高，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有的则赤字水平较高，主要是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出口能力较弱的经济体，如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见图1-11）。

就各经济体需求结构与“标准模式”的偏离程度来看，中国消费水平过低而投资水平过高，使其成为远离标准模式的亚洲经济体（见图1-12）。投资占GDP比重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经济增长。比重过高会挤占其他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导致整个经济生产与消费的失衡。比重过低导致未来经济增长的后劲不足。就世界范围而言，投资占GDP比重为20%左右较适合。由于亚洲是世界制造中心，投资占GDP的比重会略高些。中国是经济大国，降低投资比重不仅对本国，甚至对本地区转向内需都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抑制过快的生产能力扩张，同时向其他经济体转移生产能力来保持整个地区生产增长的速度。因此，中国一方面要调高私人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要使过高的投资水平降下来。

中国对“标准模式”的反向变化也促使其成为亚洲增长模式转型的主体。从亚洲经济体需求结构变化趋势看，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经济体在向“标准模式”靠近，而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在向偏离“标准模式”的方向变化。1999年至2009年期间，2009年人均收入水平高于5000美元的经济体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都有所提高，其中份额提高较大的是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唯有新加坡有所下降；多数人均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经济体的这一比重在下降，其中下降份额较大的经济体是中国内地、印度尼西亚和印度。

政府消费变化情况与私人消费差不多，也就是说，除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外，高收入经济体的政府消费水平都有所提高，其中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提高的幅度较大；而多数低收入经济体的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其中下降份额较大的是菲律宾、巴基斯坦和中国内地，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有所上升。

投资变化则与私人消费变化情况基本上呈相反趋势。对于2009年人均收入高于5000美元的经济体而言，其投资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而人均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经济体中，除菲律宾外，投资占GDP的比重均有所提高，有的经济体提高得更大些，如印度尼西亚、中国内地、越南、印度。

就经常项目占GDP比重的变化来看，人均收入高于5000美元的经济体中，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在下降，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提高；人均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经济体中除中国内地和菲律宾略有提高外，多数经济体尤其是人均收入偏低的经济体经常项目占GDP的比重在进一步下降（见图1-13）。

以上可见，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是存在对“标准模式”的逆向变动趋势的主要亚洲经济体，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其增长模式调整有可能极大改善亚洲地区的需求结构，较彻底改变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动力。

第三，中国与亚洲之间形成的产业分工关系将中国推向亚洲增长模式调整的前沿位置。长期以来，中国在地区中的地位主要是通过贸易和吸引外资等途径获得的，通过贸易和吸引外资投资，中国与地区内主要经济体建立起密切的经济关系，而多年的经营使得中国成为地区利益的获得者，也将中国的利益与地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亚洲地区贸易关系发生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中国对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都呈现逆差，特别是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逆差超过了对日本的逆差，相应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急剧增长。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方面对日本仍是较大逆差，但同时对美国顺差明显较低，贸易顺差几乎全部转到对中国的贸易上来（见图1-14）。这样就形成了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美国为序的产业链和单向的贸易流（见图1-14），中国处于东亚生产链条的末端位置。到2007年，中国在东亚产业链中的末端地位更为明显：一方面，在美国对东亚进口中，中国所占份额从1997年的20%上升到2007年的49.5%；另一方面，在美国对东亚贸易逆差中，中国所占份额在同期从36.9%上升到69.9%。

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及其在亚洲地区中所处的分工地位，使得中国处于亚洲与区外经济矛盾的焦点位置上，更加凸显了其在亚洲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的特殊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实际上不仅仅基于本国经济增长的长期需求，也是出于地区的整体利益需要，成为引领或主导亚洲自主增长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