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陷阱

头几年，企业家、秘书处、前线团队都急于吹糠见米，没有时间和空间去理解同行者。企业家有过大山大海的经历，难得来处理几个从业者的不满。秘书长全国满地跑，联系和发展会员，要为协会张罗出一个足够大的社会舞台。总要有台子，还要给执行理事会交出像样的项目和报告，没有考虑几个小孩的抱怨。团队成员认为，秘书处就是忽悠企业家的，而环保是为老百姓，要真做保护，那才是真正的公益价值。秘书处自己有一大摊子企业家要想做的事——国际交流、科研开发、全国青国青城绿色领导力培训、资助项目、发布生态奖，阵势很大，哪有工夫把阿拉善前线的事弄清楚再向企业家沟通。有的企业家看着这忙来忙去的秘书处，还指望他们成为环保的专业人员，就怕都成了企业家的秘书了！

整个SEE生态协会急于拿出可以向社会展示的成绩。虽说各方在环保公益的道德理念上有认同，但在操作层面各执己见，又各自忙着赶自己的路，不去端详对方。这是陷阱之一。

秘书长认为自己夹在企业家和团体之间，副秘书长认为自己夹在团队和秘书长之间，都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而企业家认为：我们出了钱，你们还搞不定。秘书长认为，这北京办是整体运作的协调，阿拉善只是项目执行团队。北京办和企业家都没有感受到前线团队问题的紧迫性。

团队要面对几个工作面：项目点工作一天不能落下，地方政府、媒体和北京办的要求，企业家的问责。他们要为整个协会拿出可公之于世的报告来，要回应企业家对不种草不种树的质疑，还要快速复制。团队连续几年忙于沙漠中的项目，疲惫不堪，没有休假，没有喘息之机，没有时间和资源做人力资源养护；问题汇报了不理睬，问题不解决还不让投诉。

有意思的是，企业家在民主选举自己的理事会，治理自己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阿拉善十六七个嘎查项目点上的农牧民也在自己选举产生自己的生态项目管理委员会。他们坐在简陋的、灯光灰暗的场屋里讨论奶台牛场建设，在梭梭林沙子地里讨论生态保护区的村规民约。他们上百次地讨论和争论，推翻又从来，相互制衡，给足时间，互相听取。他们是沙漠里的邻里乡亲，共同拥有这片沙漠，因此乡亲邻里之间不能伤人，要友好相处。有不同意见，谁也不能说：不同意你就走。这里是他们的家，是一个家和很多家组成的家乡。达不成一致的意见就再开会，牛场的会足足开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开始酝酿买牛，讨论哪条牛腿是我的。他们海选产生管理委员会、监事会，缓慢地学习，获得建设牛场的信息，选择养牛还是养鸡，还是养猪，还是种苁蓉。他们要获得市场消息，还要学习技术，要与政府沟通，边想边讨论边干。保护不好，干不好，他们自己要承担后果，这是社会性的学习和试验，就如鸡舍设计不好，不通风，结果鸡很容易生病。

这是在地域内实施民主的区别吧。企业家可以不再回来，团队成员来了又离开，扔下项目不做了，但社区里的老百姓必须达成理念共识、决策共识、行动共识，否则他们没有办法去共同保护自己的家园。如何治理有共同道德理念而没有共同利益的公益组织？是陷阱之二吧！

同一个公益组织有太多人的梦想，在社会道德召唤下，陷入神往的梦幻的状态，又各自坚持用自己的理念塑造同行者，而拒绝被同行者塑造，各自只讲自己的道理。为此，杨利川在考察后，即刻在报告中指出并建议：项目组具有较好的专业训练，他们身上具有可贵的理想主义、草根精神、生态理念和严格的行为准则，但也暴露出一些对主流社会中企业家、商业行为和政府行为的排斥心理。

……应在现代化潮流中创造和谐与公平，把社区生活与工商主流结合起来，实现NGO团队与企业家们的对接。这种企业家和专业队伍的有机结合，可能恰恰是我们SEE生态协会的核心竞争力。为此，秘书处项目组与理事会之间应加强互动沟通。大部分企业家是在社会责任和环保理想之下出资加入协会的，激情之下仍有必要更多了解公益活动和环境保护的具体理念与运作模式，加强对环保事业的深层次理解。

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还是被离开了。秘书长留下一句话：“由理念而聚合，为理念而吵架，因理念而分手。”

本土企业家搭起生态保护的平台，社区内生式得到老百姓和政府的接受，协会短短四年就成绩斐然！但它太年轻了，中国的NGO也太年轻了，需要时间审视公益之路如何铺垫，但愿我们给自己一点时间，走慢一点！